商偉:明天的學術界會怎樣,要看你們以什麼方式來塑造它

中國語言文學全球博士生論壇 · 學術總結
商偉:在中國語言文學全球博士生論壇閉幕式上的發言
商偉
北京大學中文系1978級系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杜氏中國文化講席教授。
疫情之後,國內大學重新啟動學術會議,包括博士生論壇,今年就有好幾起。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這一次規模最大,而且是名副其實的全球博士生論壇。為了這次會議,中文系上上下下,調動了多方面的人力與物力的支援,包括我們看不見的幕後的組織與安排。一切都辦得井井有條,盡善盡美。在這裡我自告奮勇,代表所有的與會者向北大中文系,中文系的杜曉勤主任和程蘇東副主任,以及參與論文評議來自北大和世界各地的同行,主持會務工作的全體同學們,表示最誠摯、最衷心的感謝!
我這次是作為北大中文系的校友來與會的,因為我從1978年到1988年這十年的時光是在燕園度過的。幾乎四十年後,能夠在這裡看到中文系年輕的博士生,還有來自世界各國和各地的同樣是生氣蓬勃的青年學子,我感到十分親切,也非常欣慰。杜曉勤教授在昨天的開幕式上說,學術界是屬於你們的。所以,北大中文系為大家創造了這樣一個機會,讓未來的主人在這裡提早見面,相互結識。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回想我們自己的求學經歷,除了跟老師學,還有一條很重要,那就是向同學學習,是同學之間相互學習。無論是在北大還是出國留學,都是如此。我的同學中分別來自不同的科系,從英語系、宗教系、藝術史系和屬於社會科學的社會學系和人類學系。在當年的情形之下,關於這些領域中的知識,最初就是這樣得來的。所以,學習不只發生在課堂上,也發生在課堂下,發生在同學與朋友之間。而與你保持交談關係的的那些同學也在他們各自的領域中與你同步成長,甚至有可能成為你的終生朋友。這是學術生涯最富於獲得感,也最令人珍惜的一部分。今天的學術屆也有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我們也不時聽到有人抱怨。但明天的學術界會怎樣?這恐怕要取決於你和你的同學和朋友了,要看你們以什麼方式來塑造它、改造它,讓它變成你們喜歡的樣子。
我們這次會議的一大特點,在於它是一次國際會議。中國語言和文學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國際性和世界性的學術領域。所謂國際化和全球化,當然意味著中文學術界要具備國際視野,借鑑和回應(包括批評)國外漢學界的著作與動向。同時,這也意味著海外漢學同樣要借鑑和回應中文方面的學術成果,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名副其實的國際化和全球化。這才是一個健康的學術生態。

中國語言文學全球博士生論壇閉幕式現場

在這方面,我們年輕的一代有條件也有可能比從前做得更好。國內的博士生不僅接受了不曾中斷的、全面的學術訓練,而且在外語,尤其是英語和日語的閱讀方面,也基本上不存在障礙。而國外的博士生,包括歐美和來自其他國家與地區的博士生,除了具備閱讀中文的能力,在口頭交流上也比他們的老師輩更加自如。且不說國外大學的許多博士生原本就來自國內和其他地區和國家,在中文學術界接受過本科和研究生的訓練。他們可以在雙方的交流與溝通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這一交流還不限於漢學家,或中國語言文學的研究領域。我們在國外讀博的同學,除了中國文學或語言的科目之外,每個人還至少會在中國之外的學科中輔修一箇中國研究之外的領域,取決於這位同學的興趣和博士論文的方向。近些年來,國內赴歐美留學的學生,也越來越多地進入中國研究以外的領域,從藝術史、古典學、哲學,具體到地區與國別的領域,包括中古英文,也包括全球史和環境史這樣的新興學科。他們中的很多人,或許會在將來的某一個時刻,回過頭來從事中國話題的研究。這是一個很被看好的勢頭,至少我個人很看好。讓我想到了20世紀上半葉的情形。
這兩年來因為對古典戲曲感興趣,我注意到民國年間的中國留學生到歐美學習戲劇,當然主要是歐美戲劇和戲劇史。而他們本人在出國之前,就對中國戲曲頗有造詣。因此,他們常常在比較的視野下,對中國戲曲發表了一些富於洞見的看法。例如,他們相當準確地注意到中國戲曲與歐洲戲劇之間不存在對應關係,而且事實上出自完全不同的表演體系。他們指出,中國的戲曲演員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在演戲,而且是演給觀眾看的,這與歐洲戲劇,尤其是現實主義戲劇的第四堵牆和完全認同於人物的體驗式表演是完全不同的。之前的中國文人也對戲曲做過深刻的理解和描述,但他們無法想象中國表演藝術之外的表演體系是什麼樣子,因此也難以參照歐洲戲劇傳統而對中國的戲曲傳統做出如此明確的描述和說明。昨天的開幕式上王博教授說,所有的自我認識都離不開比較和參照。這一比較和參照有時未必總是自覺的和正面展開的,但是一個人如果只知道拿著鏡子照自己,那是絕對不可能認識自我的,因為只有參照別人或他者,才有可能獲得對自己的最基本的認知。同樣,一輩子只讀《紅樓夢》,也註定是讀不懂《紅樓夢》的。
話說回來,1924-25年期間,就有這樣一批中國學生的,來到了哥大學習戲劇,包括余上沅,還有趙太牟,熊佛西,和聞一多。聞一多當時在美國學習繪畫藝術,但也到紐約了,跟他們在一起看戲、學戲,爭論有關戲劇的問題,同時也編戲、導戲。自編自演的一齣關於楊貴妃的戲,叫《此恨綿綿》。後來他們去波士頓巡演,謝冰心還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配角。我後來發現,余上沅當初到美國留學,家人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攻讀政治學。但他到了美國,就把政治學忘到腦後了,一門心思鑽研起戲劇來了。說來湊巧,他們當年就住在International House,雅號萬國公寓。它就在哥大校園旁邊,現在每次我從這裡走過,就多了一層親切感。整整一百年前,這裡住著一批充滿了活力和想象力的中國留學生,他們在樓裡的小禮堂中演戲。回國以後,他們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創辦中華戲劇改進社,發起國劇運動,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頁。
與一個世紀前相比,我們今天的條件已大有改進,而且我們有高度國際化的漢學和中國文學研究作為依託和憑藉。而他們那個時候,海外漢學還是一個很小、很狹窄的領域。他們在美國討論中國戲曲,完全得不到學術界的支援,一切都靠自己從頭草創。這也正是為什麼說我們今天有足夠的理由,在這個和幾乎其他所有的領域和學科中,都應該比他們要做得更好。
因為說到國際中國學研究的比較和參照的視野,我提起百年前的這批年輕人。他們在當時的條件下,敢於在大問題上說話。當然,有時他們說的話也不免有些大而化之,或難免一概而論。我們今天的情況不同了,不可能不借助已有的學術成果,不論是中文還是英文的。我們因此可以做到更細緻、材料也可以收集得更全面。二手材料多了,就不再是無所憑藉,但憑藉弄得不好也有可能束縛住我們的視野、思路和手腳。我們常常說要小題大做,但並不是所有的題目都有大作的潛力。小題小做,就事論事,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長期積累下去,結果也頗為可觀。這是一種描述性和歸納式的做法。但是有時我們或許也要從具體的現象出發,上升到更高的層次上,討論一些更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這也是我們不能不經常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而作為回答,我們不能不著手做一些理論正規化方面的工作。
在昨天開幕式的主題報告中,吳曉東教授以風景研究為題,介紹了歐美學界圍繞著“風景”而建立的各種不同的研究正規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富於啟示性的例子。此類研究正規化具有規範性,為我們對相關話題的討論提供了一個路線圖,告訴我們如何從一個問題引出另一個問題,又在這一過程中如何與其他的理論正規化相互協商。我們固然未必要藉助這些正規化,而且也不一定非要跟它們對話不可。我們可以不理睬它們,但它們卻有可能將你的做法歸類,將你的相關研究納入其中。因此意識到它們的存在,為什麼存在,試圖解決什麼問題,對於反省我們自身不言而喻、也不加深究的理論前提,是大有益處的。沒有任何一個正規化是全能的,各有利弊得失。在某一個正規化之內被視為合理的解釋,從另一個正規化的角度來看,或許就不成其為解釋,至少不是有效的解釋。我們在進入研究之初,就應該對此保持自覺。
最後我希望也祝願我們在座的諸位,能夠成為快樂和有獲得感與成就感的學人。學術生涯難免寂寞和艱苦的探索,也難免困惑與煩惱。但我剛才說過,學術生涯也會收穫友情與溫暖。在經歷了許多的困擾與不如意之後,也終會迎來一個水落石出、豁然開朗的瞬間。在這一刻,你會發現,你已經不是在那裡生拉硬扯、絞盡腦汁地拼湊證據,而是這些證據從四面八方匯合起來,向你靠攏。它們在對你發出呼喚,而不是你在那裡徒勞無益地“千呼萬喚不出來”。有了這樣的時刻,有了這樣的體驗,你為之所經歷的苦惱和困惑都得到了加倍的補償。這也就是開幕式上彭玉平教授所說的那個瞬間,不是我去尋詩,而是詩來尋我。胡適曾經說過:“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二者能否相提並論,姑且另當別論。但對於發現者來說,從思考、求索和發現中所得到的快樂,都同樣是巨大的,是可以相比的。祝願我們年輕的朋友們,在你們今後漫長的學術道路上,能不斷地收穫發現的喜悅和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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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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