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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診，一個新興的職業，
近年來，需求量井噴。
這項看似貌不驚人的服務，
背後藏著老齡化、都市獨居、
喪偶式育兒等多種困境。
老人、異地就醫者、寶媽、產婦，
難以獨自應對複雜的看病流程，
需要陪診員陪伴。
獨居的都市白領，
若要做胃鏡、小手術，
需要他們充當“臨時家人”。
還有不想被人發現的抑鬱症患者，
則需要他們，幫忙問診、買藥。
陪診員牛森森推著病人去醫院做化療
與此同時，陪診的爭議一直存在。
他們和黃牛、藥代有什麼區別？
如何甄別他們提供的醫療資訊的準確性？
我們聯絡上多個城市的一線陪診員，
“這一行不光是跑腿這麼簡單，這也不只是一個生意，
很多家屬都不及我們用心。”
撰文：洪冰蟾
責編：倪楚嬌
在成都做陪診的周娜，明顯感覺到人手吃緊。
“以往都是病人通知我哪一天的號，我就哪一天去服務，現在反過來了，問我哪一天能塞一趟陪診，再按照我的時間去掛號。”
周娜（左）和同事正在陪診
相似的情況發生在各個大城市。
在昆明，打給李亮的諮詢服務電話就沒斷過，他和3個同事一個月完成了200多單。
在上海，1月中旬牛森森最瘋狂的一天，接了8單，跑了4家醫院，從呼吸科到腫瘤外科再到精神科。要知道，一天跑4單，就足以讓同行大呼腳力驚人，極限操作了。
根據企查查資料，我國目前現存陪診相關企業1428家（僅統計名稱內含有“陪診”）。過去三年裡，平均每年成立300家。而在2021年和2020年，這個數字是21和20家。
一個比較直接的影響是，2022年各個城市疫情的管控都很嚴格，去醫院的流程十分曲折，很多人出不了門，只好請陪診帶著自己的醫保卡去醫院，跟醫生視訊通話問診，再開藥取藥。
於是，代取藥在春節前成為需求最旺盛的業務。
劉福鑫創下了連續10天，每天為4到5位病人取藥的記錄，其中50%是老年人。“當時很多老人的家屬也倒下了，何況過年前本就是配藥高峰期，有慢性疾病的話一般會備2-3個月的藥。”
劉福鑫（左三）去醫院代取藥，在排隊等叫號
牛森森去龍華醫院急診室，等號間歇去取藥，多執行緒工作
上一波感染潮下，陪發熱病人去醫院一直是一個難題。醫院人滿為患，感染源混雜，陪同病人的家屬，也很快會成為病人。
牛森森曾陪一位80多歲的阿姨去急診，她感染以後引發了哮喘。按照當時的情況，病人掛完號，平均5個小時才能見到醫生，見完醫生，得等3個小時才能輸上液。漫長的等待，有時比病症本身更難捱。
等號等多了，牛森森練就了精確估算時間的能力。他讓阿姨先回家休息，他則在現場等號，快輪到了，再喊阿姨過來。家屬主要負責從家到醫院大門的路途，醫院內的事情，都放心交給了牛森森。
患者在等待區休息，陪診員完成取號簽到繳費手續
另一個急需陪診員的人群，是異地醫療的大病患者。
牛森森曾接到了一個求助。一位40多歲的乳腺癌病人，一個多月前，從安徽來上海做化療，租了一間1500元的群租房。沒想到，她和房裡的病友接連陽了。好不容易陽康，可以做化療了，弟弟從工地趕來陪護，結果他開始發燒，怕傳染給她，只能走了。
“很多人是到了窮途末路，實在一點辦法也沒了，突然發現有我這種工作，就馬上叫我來陪。”
周娜在給客戶“翻譯”醫囑上看不懂的部分
陪診的門檻並不高，沒有完全對口的專業，從業者的背景各異。如果要講共性的話，他們中的一部分，曾經歷過家人看病難的困境，在一遍遍去醫院照顧病人的過程裡，被迫對人世間充滿最多生離死別的地方熟悉起來。
周娜之所以做這一行，和她媽媽的去世有關。她以前在央企做管理，媽媽突然確診了腦癌。“醫生打來讓我去見最後一面，慢慢地，媽媽手上有了泥，再後來，手上沒了溫度。那種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媽媽離開後，她看到很多人面對生病的老人，那種茫然失措的樣子，於是決定辭職，做養老服務。為長期臥床的老人助浴，去得勤了，她發現“老人看病，是很具體的一個事情。”
根據2023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人口的14.9%。按照聯合國的標準，我們已經步入中度老齡化社會。
周娜曾去過一個90歲的老人家裡，開門的是她70多歲的女兒，為了照顧臥床的媽媽，她兩條腿的韌帶都拉斷了。帶媽媽出門看個病，是天大的難題。
即便是腿腳靈便的，仍難以一個人承受看病的流程。周娜舉了個複雜的案例：先找醫生開處方，再去醫保視窗，再去交費視窗，交費分醫保、自費、精神類、西藥、中藥，然後把所有票收集起來，打成彩印，去不同地方的視窗蓋章，再到不同地方的藥房拿藥，核對每個藥對應的用法，盒子上沒寫的又跑去問醫生，再確認社保的報銷是否成功，最後給病人寄出快遞。
“我們年紀輕，走得快，熟悉路線，都需要跑3個小時，換作老年人的話，一天都在裡面不停地走。”
疫情期間的就診須知，對老人來說，理解起來不容易
陪診服務，最基礎的，是用陪診員的時間換病人的時間。更專業的部分，是利用資訊差，減少試錯成本。
“陪診不光是跑腿，有很多看不到的工作。很多人得了病是一頭霧水的，該掛哪個科室？專家周幾坐診？同一家醫院有不同院區的話去哪個？醫院附近哪裡可以停車和住宿？我們接觸得多了，會給一些建議。”
而最深，也最難觸及的部分，是撫慰。
周娜遇到過一個黨齡70年的老兵，脾氣倔得很，父子關係冷若冰霜。“兒子陪著來，但兩個人說不了一句話就要吵架。”老兵把電動輪椅開得飛快，兒子坐在很遠的地方，周娜就在後頭追，問他要不要喝水，想不想去廁所。
等待的間歇，老兵跟周娜講自己過去的故事。他說：“他們都不要聽我說話，家裡沒有哪個人能像你這樣輕言細語。”看完病以後還給周娜發自己的獎章、全家的合影。“這個老人家就是缺乏陪伴的，這種缺失，不光是在醫院裡面。”
周娜覺得中國的病人，尤其老人，嘴巴都很硬，心裡又裝滿恐懼。到醫院的那一刻起，針頭、消毒水氣味、叫號廣播、突然消失的鄰床，每一個細節都在撕扯病人的精神防線。
所以，一個好的陪診員要注意一切的細節。
病人打屁股針、脫衣服做檢查的時候，確保簾子被完整拉上了，然後退到外面等。
溝通話術要小心斟酌，“你是不是得了某某癌？”“你哪裡還很痛嗎？”這些話不能說。“有的病人喜歡打麻將，就跟他說，你胡牌前說什麼吉祥話，上了手術檯就在心裡默唸。”
有時，陪著和媽媽年紀相仿的阿姨陪診，周娜會有一瞬間的恍惚，她在心裡偷偷喊：“媽媽啊，我太想我的媽媽了。”
和醫院裡的人溝通，也是陪診工作的一部分
職業陪診，也給一群想要躲在暗處的人，提供了方便。
牛森森幾乎每天都跑精神衛生中心，“我是做了這一行，才知道原來那麼多人有心理上的問題。”
“回頭客很多，每個月都會來找我。”因為部分處方藥被嚴格控制數量，很多人選擇定期把病歷和醫保卡寄給牛森森。
他印象最深的一個客戶是醫生，“他跟我說，知道我可以幫忙取藥，他一晚沒睡著。他自己是醫生，特別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情況，會叮囑我快遞盒上不要出現藥的名稱和宛平南路600號的地址。”
之前上海疫情期間，牛森森的工作一天沒停，“基礎疾病，社群還好幫忙配，但精神疾病的就沒辦法，找我的人裡95%都是這種情況。”他們中有心智障礙的兒童、遭受過校園暴力的高中生、焦慮症和躁鬱症發作的白領……找到牛森森的時候，要麼已經斷藥多日，要麼絕望地站在彈盡糧絕的懸崖邊。
早上七點，牛森森在上海兒童醫學中心門口等客戶
另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群體是，寶媽、做產檢和做人工流產的女性。陪診的存在，一部分替代了缺位的男性角色。
有一個江蘇的寶媽，孩子得了風溼性關節炎，一年找了牛森森11次，“她跟我說，老公即使陪著來，也就是做司機，幫不上忙，你在的話我很有安全感。”
周娜正在陪做人工流產的女性
人工流產，必須要家屬陪同，來找陪診的女人都是孤身一人。
周娜陪過一個姑娘做人流，當時因為疫情，男方訂不到火車票回來，“找到我們的時候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樣，七尺男兒在電話裡哭。”
手術當天，姑娘揹著一個空包，早飯沒有吃， “她很內向，對這個事情完全不懂，什麼都沒準備就來了。”在手術室外等的時候，周娜給她買了術後用的衛生巾，然後去暖了一杯牛奶。“出來以後，她就受不了了，站不起來，坐不下去，我就抱著她的頭，讓她躺在椅子上睡一會。”
周娜也見過那些僅僅是物理到場的男性家屬。
她在手術室外面陪其他人，看到一個姑娘出來，兩條腿開始交叉走路，然後撞在地上。周娜一下躥起來去扶，看到姑娘的老公一米八幾，竟然還站在邊上打電話。“我一下冒火了，衝他吼，小夥子你電話可不可以先掛一下？”
“那時候我就在想，親近的人也不一定真用心，搞不好還沒有我們用心。”
牛森森在租輪椅，他會在碰面前確認是否要輪椅，這項服務不加價
像牛森森和周娜這樣成熟的陪診員，有些時候，近乎一種“臨時家人”的角色。
然而微妙的是，陪診員絕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家屬，有一些檔案，他們沒資格簽署，醫療上的任何一個決定，他們無權為病人做出。
甚至逢年過節，他們都會恪守一種不言自明的行業默契，不主動聊天，不發祝福語。“就好像醫院說歡迎再來一樣。我發工作的朋友圈，都會分組家人朋友，怕人家覺得不吉利。”牛森森說。
一個最直接的問題便是，病人不到場的情況，幾乎每個醫生都會先確認，來的人和病人什麼關係。“最近幫小朋友陪診多，我一般會說：醫生，我是她/他舅舅。”牛森森說。
為什麼不如實告知？他擔心醫生不接受他這個職業，誤以為他是黃牛和騙子。
有一次碰巧，他服務的三個病人竟然看的是同一個醫生，他就當著醫生的面，依次撥通不同的影片電話。醫生起了疑心，問他怎麼回事。他現場編了一個人物關係網路：我是a的鄰居，b是a的親戚，c是b的病友。
在藥店幫患者買藥
路過沙縣小吃，幫患者買晚餐
作為一個新興職業，混雜的灰色地帶，並非不存在。有些陪診員會收到患者的訊息，賣不賣藥，賣不賣號，甚至問能不能拿到殯儀館的號。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的邊界很曖昧。
對從業者的資質稽核也沒有標準，大家的背景又魚目混雜，有的是陪診機構裡上了培訓課，有的在抖音上發一則人在醫院的小影片便開始接單。而陪診涉及到的，又多是個人資訊、錢、藥物，兩邊都有不安全感。病人擔心支付了服務費，陪診員到時爽約不來。陪診會擔心自己墊付了大額藥錢，病人又不想要那個藥了。
陪診員的工作常態，一手電話回覆訊息，一手單據，同時盯著叫號屏
抖音和小紅書是陪診業務拓展很重要的介面。上面點贊過萬的幾條影片都在講述這個市場多麼如火如荼，一線陪診員輕輕鬆鬆月入幾萬，好似挖掘了一個財富神話。
我們詢問了幾位入行半年以內的新手，平均每天2-3個客單的飽和狀態下，一個月拿到手在1.2-1.5萬不等。像牛森森這樣入行3年的陪診員，客源穩定，客單價“是平均水平的3-4倍”，收入自然更高，足以養活一個家庭，但他也經歷過一個月只開工一次的冷清時候，“到了2022年才逐步好起來。”
陪診員的年齡層分佈從80後到00後，有的機構全員90後，其中不乏國內外名校的畢業生。專業相關性高的是護士轉行，也有完全沒關係的職業轉行來的，比如99年的李亞迪以前從事旅遊業，95年的劉福鑫幹過房地產，80後的揚揚以前在4s店，70後的李亮開跑腿公司。
饒是每週都要去腫瘤醫院，看到滿屋子人都戴著帽子，牛森森還是會有隱隱的酸楚和不安。
他們和病人的關係，有時候也會逾越單純的客戶與服務者關係，成為朋友，彼此關心，產生情感上的連線。
2022年夏天，一個從內蒙古來上海看子宮癌、卵巢癌的阿姨找到牛森森。阿姨下飛機就胃痛，開始吐，牛森森給她買了胃藥，帶她去看急診。“到診室門口，她痛得問我，能摟著你的胳膊嗎？我說我身上很涼，你趴在我腿上休息一會。”
阿姨回到內蒙古後，還時不時發訊息給他，兩個人相談甚歡，阿姨要認他做乾兒子，喊他找她玩。這也是唯一一位，他會在節日問候幾句的客戶，會主動說，如果再來上海看病，他給她租個房子，或者住他家都可以。
後來他才知道，阿姨已經得了7年卵巢癌，她早去北京看過，知道已經沒有什麼藥可以用了。幾個月後，牛森森的微信彈出阿姨的訊息，是她女兒代她發的。“我愣了很久，知道她已經不在了。”
看完病，牛森森送病人回住處
陪診員揚揚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3年前她陪一位30多歲的山東女孩去宣武醫院。女孩突然失去了說話能力，說不出完整的句子，因為要做加強CT，必須有人陪同，就透過抖音聯絡了揚揚。
女孩被確診為重度肌無力。這3年，她一個人留在北京邊打工邊看病，活得很艱難，沒有足夠的錢，也沒有北京醫保。揚揚很同情她的遭遇，兩個人年紀相仿談得來，一直保持著聯絡。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她突然給揚揚打電話，說她陽了之後呼吸困難，能不能幫她聯絡一個醫院。第二天揚揚帶著她在北京城裡跑了一整天，終於找到一家能收治的醫院，“但是說情況特別複雜，後續至少得20萬。”女孩手裡只有5萬，就給姐姐打電話湊錢，揚揚聽姐姐的意思 “挺那個什麼的”，就去跟醫生商量，有5萬可不可以先住進來。
揚揚把她送到住院部之後，醫生馬上開始上呼吸機，搶救女孩時，丟給揚揚一句話，她一隻腳已經踏進鬼門關了。
“她現在已經出院了，跟我說，你聽聽我說話的聲音，是不是挺好的？她特別感謝我，說在北京還能有一個人關心自己。我們的關係好像不是普通的客戶，反正就是，我為她感到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