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田靜。
不知何時起，網路上颳起了一陣詭異的“純獄風”。
刑滿出獄的人，成了浪子回頭的典範。
強迫賣淫、性侵等重罪，都成了流量密碼和榮譽勳章。
他們轉型做起網紅，搖身一變成為勵志偶像。
一有質疑，粉絲們便會上前維護：“憑什麼不給別人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這樣的“純獄風”，還是算了吧
我在某書上，遇見了一位不一樣的“哥哥”。
他大大方方表示自己剛刑滿出獄，準備創業，還曬出自己的“釋放證明書”。
△天郎哥哥的釋放證明書｜圖源：小紅書
做自媒體，則是為了“記錄生活”。
在自我簡介中，他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重獲新生”、自尊自強的“好男兒”：
「我不會接受別人的施捨，會用雙手，靠能力撐起這個家。」
「我為年輕的錯，付出了代價。人生在世，孰能無過。」
△天郎哥哥的某書已經搜查不到｜圖源：小紅書
評論區，是一片歲月靜好的和諧聖光。
有人安慰他，“不要灰心，好好做自己，加油！”
△評論｜圖源：小紅書
有人用理想寫詩，“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去追逐屬於自己的光，做好自己。”
△評論｜圖源：小紅書
彷彿面對的，是一個不畏世俗、衝破枷鎖的英雄人物。
儘管滿口“改過自新，重新開始”，這位哥哥卻從未說明自己犯下的是什麼罪。
根據他曬出的資訊，有人發現，他在2017年因為強迫賣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十個月。
△天郎哥哥的刑事裁定書｜圖源：北大法寶
根據刑事裁定書，他和同夥曾把一個未成年女孩騙到湖北某省。
為了讓她乖乖接客，用暴力手段不斷毆打，打到聽話從命。
在他如今的悔過心路歷程裡，有對父母的虧欠，對自我的規劃。
但我唯獨沒看到對受害者的歉意。
截至發稿，“天郎哥哥”的賬號已經被封禁。
但這樣的“純獄風”流行，並非個例。
前段時間，就有“強姦犯轉型當網紅賣衛生巾”的事件曝出。
當事人名叫黃貴，網名“尋親男孩今晚有沒有哭”。
最開始，他是以“尋親”噱頭走紅。
這篇長文自述，如同一枚感情飽滿的催淚彈，讓他收穫一票同情，斬獲12萬粉絲。
△圖源：抖音
1995年生的他，從5歲起，就開啟了顛簸流離的生活。
被拐賣、轉賣，在三、四個收養家庭間流轉。
養父母的打罵，同學的欺凌，讓他早早輟學，交上一幫狐朋狗友。
酗酒、打架，最終誤入歧途，進入「社會大學」接受再教育。
這個社會大學，指的就是監獄。
而黃貴當年，是因為持刀強姦而入獄。
△黃貴的刑事判決書｜圖源：網路
受害人當時也不過15歲，期間多次勸阻、反抗，仍舊遭到了侵犯。
服刑完畢的黃貴重回社會，發現養父已經去世。
他來到深圳，拿到了一份主播的工作，做起了直播帶貨。
因為粉絲多為女性，他乾脆賣起了衛生巾、內衣洗液、護膚品，趁機賺一票。
△網友的整理曝光｜圖源：微博
但最讓我驚訝的，不是他可疑的“尋親故事”，不是他偏貴的商品定價。
甚至也不是他轉頭用從女粉這裡賺來的錢，在夜店豪橫地叫上40個女孩陪酒。
△黃貴的瀟灑開銷｜圖源：抖音
而是強姦犯身份坐實後，仍舊力挺他的人。
有人寬慰他，“坐過牢的，都是有本事的人”，彷彿他犯下的不是罪行，而是值得崇拜的義舉。
還有人甚至認為對黃貴的討伐不公平，言之鑿鑿“受害者也有責任”，女孩應該感謝“被上了一課”。
△黃貴的評論區｜圖源：抖音
這段過去，似乎沒有對黃貴產生任何影響。
他繼續更新日常、直播帶貨，願意買單的仍舊大有人在。
△黃貴的評論區｜圖源：抖音
對於這樣荒誕的“純獄風”，我不僅感到荒誕，更感到憤怒。
性罪犯輕鬆翻篇，重啟人生，在賽博世界招搖過市。
我很難想象，那個受到侵害的女孩，看到輕鬆和過去告別、直播事業做得紅紅火火的黃貴，以及這些高唱讚歌的評論，會當作何想？
“強姦犯，就不該有人權？”
在網際網路上，確實還有不少轉型做網紅的刑滿釋放人員。
因為這行門檻低，且“服刑”二字也自帶流量。
2018年，四川綿陽曾有一位“最美詐騙犯”。
這個叫卿晨璟靚的女孩，因為長相漂亮，隨著警方一紙通緝令走紅全網。
△警方釋出的通緝令｜圖源：網路
她曾是一名“酒託”，與同夥作案金額高達140萬。
2020年11月，卿晨璟靚出獄，成了一名“網紅”。
她在當地公安部門的邀請下，拍攝反詐宣傳影片，為的是起到警示作用。
△反詐影片截圖｜圖源：網路
她的動機很簡單，並非為了致富，而是想洗心革面，做一些事回饋社會的幫助。
當然，因為爭議，警方未再和她合作。她也沒有繼續當網紅，而是做起了小生意。
刑滿出獄者，始終是個飽受爭議的群體。
不可否認，在當下社會，“留案底”幾乎是他們人生路上，一塊難以移開的絆腳石。
按照法律，有期徒刑是明碼既定的刑罰，懲罰的是過去的所為，而非空白的未來。
而服刑完畢，似乎為過去，已經劃上了一個句號。
但在實際生活中，“罪犯”的烙印始終不會消退。
他們可能在就業、婚戀、租房等事項上，受到歧視。
我並不想將刑滿出獄者一棍子打死，將他們與普通人嚴格區隔，呼籲嚴刑峻法，無差別剝奪罪犯的一切權利。
但我更不想鼓吹“浪子回頭金不換”的陳詞濫調。
罪行有輕有重，案由各不相同。
有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亦有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
而性犯罪，就屬於重罪中極其特殊的一種。
因為它的本質，是一種性別剝削，是對女性的物化，也是伴隨一生的創傷。
性罪犯受到寬容、追捧、輕而易舉地一鍵重啟人生，無疑是對受害者的一場集體凌辱。
重新開始，不是一筆勾銷
有人可能會說：都是服過刑的，為何要對性犯罪區別對待？
因為性犯罪，是個再犯機率很高的犯罪類別。
一項研究曾統計中國2006年至2016年近萬例性犯罪者樣本，發現他們再次實施犯罪的機率為12.8%。
△強姦、性侵兒童、組織賣淫等性犯罪的再犯率統計｜圖源：新浪新聞
為了降低性犯罪的再犯率，有的國家已經實行額外的監控手段。
比如韓國，就從2008年開始，要求刑滿釋放的強姦犯佩戴“電子鐐銬”。
這其實是一種定位裝置，它在經過學校、居民區等特定區域，會發出聲響。
既能掌控對方的位置和狀態，又能對普通人起到警示作用。
在英國，則有從業禁止，限制性犯罪者從事所有教育行業和社會福利行業。
受到限制的，還有出行自由。在加拿大，有過兒童性侵案底的人，不得進入校園。
在美國和韓國，性犯罪者的個人資訊甚至可以公開，人人皆可查閱。
這些措施，確實對降低性犯罪有所作用。
被“區別對待”，這些強姦犯痛苦嗎？
當然。
之前韓國有一檔新聞節目，採訪了這些佩戴電子鐐銬的性犯罪者。
有人哭喊，自己就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甚至不敢告訴妻子”。
有人表示，“想自殺，這樣活著不如死了算了”。
△新聞採訪截圖｜圖源：網路
但我卻很難有所觸動。
受害者摔碎的人生況且難以縫補，性罪犯的“自由人生”，又如何成為一個正當權利呢？
法律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服刑完畢，並不總意味著審判的徹底結束。
我發現許多性犯罪者口中的「重新開始」，並非是真正的認知錯誤，改過自新。
他們悔過的，更多是自我為中心式的顧影自憐，希冀的是與過去一筆勾銷。
印度女權主義者潘迪曾經採訪過100個強姦犯，想找到犯罪的根源。
△潘迪｜圖源：網路
她驚詫地發現：這些人，不過是“搞不懂什麼叫性同意，意識不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強姦”的普通男人。
除了四個人表示懺悔，大多數人仍舊在為自己的罪行找藉口，甚至矢口否認。
而其中一個表達悔恨的49歲男人，曾性侵過一個5歲的小女孩。
他想到的補救措施，令潘迪大感震驚：
「我覺得很抱歉，我毀了她的生活。她現在不再是個處女，就沒人願意娶她了。但我會接受她的，等我出獄後我就娶她。」
我在國內的社交平臺上，也看到一些“強姦犯後來怎麼樣了”的分享。
大多數人出獄後，娶妻生子，工作養家，過上了正常生活。
與之相對的，則是受害者搬家、改名、掙扎，嘗試擺脫過去的陰影。
潘迪在採訪結束後，得出一個結論——
每個人都覺得強姦犯是個人出了問題，而他們是這個社會的一份子，這恰恰說明我們的社會出了問題。
國內一度流行一個非常讓我不適的“強姦梗”——“三年血賺，死刑不虧”。
這種觀念支配下的寬恕，難道不是一種縱容嗎？
當性不是一種尊重，而是剝削、利用，是金錢可以補償的錯誤，是能夠用時間輕易一筆勾銷的過失。
那麼我們對於安全感喪失的恐懼，那些被損害、抹去的女性姓名，又該何處安放？
關鍵詞
罪犯
社會
強姦犯
受害者
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