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全新生產要素，資料要素特有的乘數效應、賦能效應與共享效應能夠驅動企業高質量發展。資源配置層面，資料要素能助力企業決策與生產效能的雙重提升；要素獲取層面，資料要素價值釋放能為企業借力資本賦能鋪路架橋；監管端治理層面，資料要素能助推企業外部監管與治理模式創新。
資料要素的基本概念與特徵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構建以資料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釋出《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資料正式增列為我國第五大生產要素，同時明確提出要加快培育資料要素市場。隨後，《關於構建資料基礎制度更好發揮資料要素作用的意見》（“資料二十條”）、《企業資料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資料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關於加強資料資產管理的指導意見》等政策陸續印發，標誌著資料要素已經深入我國經濟的各個方面，並對傳統的經濟執行機制和企業發展模式產生衝擊。根據統計資料，2023年我國資料生產總量達32.85ZB，帶動數字經濟增加值同比增長7.39%，並貢獻了60%以上的GDP增長。這不僅彰顯了資料要素在現代經濟中的巨大潛力，也充分體現了資料要素在國家經濟結構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從定義看，資料要素是指在商品或服務生產中，為了獲得經濟利益而投入使用的資料資源，是按特定生產需求對資料進行收集、處理、加工後提煉出的有效資訊、知識及產品，本質上是對經濟活動投入的資料資產的概括。從特徵看，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四大要素相比，資料要素展現出鮮明的差異性。首先，資料要素具有虛擬性和非消耗性，即資料可以反覆使用而不被消耗；其次，資料要素的使用具有較高的即時性和依賴性，且能夠產生低複製成本效應；最後，資料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規模經濟性和強外部性等特點，使其在經濟活動中具有獨特價值。從功能看，資料要素能夠促進長期經濟增長。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和內生增長理論，資本、勞動力和技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相應地，我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也與資本積累、人口紅利、技術創新密切相關。在傳統生產要素特徵改變、經濟增速換擋回落的背景下，資料要素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兼具產品與資訊雙重屬性，能夠透過交易流通獨立創造價值，乃至與其他生產要素深度融合產生乘數效應，推動我國經濟邁入“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資料”五元論的新發展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資料要素與資料資產是不同維度的概念，易被混用。資料要素屬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生產要素的範疇，是特定經濟主體開展經濟活動的一種投入資源；資料資產是根據IASB（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財務報告概念框架及會計準則對資產定義的擴充套件，是企業合法擁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貨幣計量且能帶來直接或者間接經濟利益的資料資源。資料要素和資料資產在基本概念上有差異，但在功能上相輔相成，共同促進我國資料資源優勢轉化為國家競爭優勢。
資料要素驅動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制
微觀企業的高質量發展與宏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密切相關，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側面。聚焦微觀層面，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判斷標準是多維度的，涵蓋產品服務、資源配置、技術水平、運營效率、管理水平、業績表現、社會責任和企業聲譽等因素。其核心內涵是以新質生產力為推動力，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為導向，不斷強化企業競爭力，促進產業結構最佳化升級，從而為股東、員工、投資者等各利益相關方持續創造價值。在實現路徑上，企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兼顧“發展”與“質量”兩個方面。發展是指企業價值創造的規模和可持續性，質量側重於企業所創造的價值的優劣程度；單說發展不講質量易導致粗放經營，企業規模不斷增長但投資者回報無法有效提升，長此以往，企業會嚴重依賴於體外輸血，甚至喪失造血能力。
作為驅動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資料要素從經營端、融資端、監管端同時發力，為企業發展提供新動力和新方向（見圖1）。具體而言，資料要素驅動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特殊性體現在三大層面。
第一，資料要素不同於其他生產要素的最大特點在於可以作為獨立產品存在且具備自增值屬性。企業可以透過不斷挖掘和利用資料來提升其內在價值，進而在資料產品的交易流通中持續獲取經濟收益，這種自增值的特性使得資料成為企業長期發展的可持續動力源。
第二，資料要素能夠與勞動力、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結合產生乘數效應，推動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帶來降本提質增效的經濟效益。同時，資料要素的價值釋放會隨著資料資源入表程序加速，為企業增輸金融血液，支援企業的長期發展與資本運作。
第三，資料要素的應用場景極其廣泛，在大資料、區塊鏈、雲計算、人工智慧等底層技術支撐下，資料要素驅動的知識生產將賦能企業內部的生產、經營、營銷、管理、研發等環節以及外部監管，提供精準的資訊支撐和決策依據，從而推動企業全方位的高質量發展。
經營端：資料要素助力企業決策與生產效能的雙重提升
第一，資料要素在推動企業決策機制完善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使管理層經驗主導型決策逐步向資料驅動和經驗輔助相結合的綜合決策方式轉變。這一轉變的關鍵在於資料要素提高了資訊準確性和決策過程科學性。一方面，以資料要素為基礎的資訊整合系統的廣泛應用，簡化了內部資訊傳遞層級，顯著提升了企業內部的資訊透明度和傳遞效率，能夠有效緩解由資訊不對稱引起的資訊摩擦和代理問題，為管理層戰略決策提供準確、全面、客觀、可靠的前瞻性資訊。另一方面，資料要素可以揭示資源供需的深層次邏輯和規律，為企業決策提供科學支援，使管理層能基於資料分析而非直覺進行決策。此外，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也使得大規模自動決策以及人與AI協同決策成為可能。
第二，資料要素能夠透過資訊挖掘、人才吸引和協同創新，極大地提升企業的生產效能。從全球競爭的角度來看，資料要素已成為企業競爭力提升的關鍵資源。在生產層面，資料要素不僅能為企業提供詳盡的市場資訊，還能提高演算法預測有用知識組合的準確度；與業務流程融合，可以引導企業選用最優的生產技術來提升產品質量，提高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在運營層面，資料要素能夠幫助企業精準描繪客戶畫像，把握市場動態，尋找最佳商業模式、營銷模式；還有助於最佳化供應鏈管理和庫存配置，減少資源浪費，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產品交付速度，實現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的協同作業和整個產業鏈的高效運作。在組織管理層面，資料要素驅動知識生產能夠吸引更多高技能人才，推動企業人力資本戰略性調整。隨著人力資本結構加速升級，企業可以更好地發揮智力資本價值。數字技術與高技能人才的精準匹配能產生知識外溢和技術擴散效應，推動“微笑曲線”由底部向兩端轉移。在技術創新層面，資料要素的發展有助於打破資訊孤島，提升企業與外界的溝通效率，激發企業間跨行業、跨領域的協同創新，實現知識、技能、資訊等資源的共享與流動。這種協同創新不僅能夠避免重複投資和資源浪費，還能大幅縮短研發週期、降低研發成本、提高研發效率。產品和技術的持續創新將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堅實的支撐，推動傳統產業向高階化、數字化、智慧化、綠色化方向轉型，最終提升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和資源配置效率。
融資端：資料要素價值釋放為企業借力資本賦能鋪路架橋
第一，資料要素為部分企業在借貸過程中的“信用不足”和“弱擔保”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為企業高質量發展帶來融資便利。
長期以來，由於資訊不對稱所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傳統的銀行信貸體系常常存在信貸配給行為，在涉及高風險的成長型企業，特別是技術密集型且研發風險較高的科創型企業時更是如此。這些企業的盈利前景和投資價值難以僅憑傳統財務資訊準確評估，此外，由於缺乏固定資產抵押品，加之高技術投入、高人力資本投入、輕資產的特點，這些企業的融資問題更加難解。
資料要素流通和資料資源入表意味著企業有一定可能產生新的質押物，即以資料資產向銀行提供質押擔保並獲得貸款。一方面，資料資產具有較高的通用性，相比無形資產，可以作為更靈活的質押品。根據資產專用性理論，資產專用性與債務融資成本正相關，因此通用性較高的資料資源入表後有利於降低企業債務融資成本，提升其信貸融資能力。另一方面，銀行提供貸款時比較關注企業可擔保資產的償債能力，而資料要素市場的發展、活躍和成熟能有效解決資料資產流動性不高和變現困難的問題，提高資料資產作為抵押資產的清償價值，減少不完全契約的負面影響。例如，2023年10月，浙江溫州大資料運營有限公司將“信貸資料寶”確認為無形資產，成為國內有公開報道的資料資源入表第一單，並透過質押融資獲得378萬元授信，接近入表價值的4倍。
然而，要充分發揮資料要素的功能，關鍵在於對資料資產價值的準確評估。這依託於資料要素市場對資料資產市場價值進行統一和標準化，並提供公允定價和交易保障，其前提是資料資源入表。根據《企業資料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透過確權估值，企業可以將資料資源轉化為資料資產，以無形資產或存貨的形式完成資料資源入表，然後再將資料資產產品化並定價，顯性化資料要素的市場價值。由此可見，資料資源入表是促進資料要素合規流通、廣泛使用，進而實現其乘數效應和放大功能的關鍵環節，繁榮資料要素市場需要持續推進資料資源入表工作。
統計發現，2024年三季報中，共有53家A股上市公司實現資料資源入表，總規模約10.93億元，分別佔總資產的0.00018%到3.81%；分列報專案看，36家公司將資料資源確認為無形資產，合計3.95億元，23家確認為開發支出，合計4.83億元，4家確認為存貨，合計2.15億元；分行業看，計算機行業實現資料資源入表的公司數量最多；分屬性看，民營和國有企業數量接近。非上市公司方面，城投公司和類城投企業資料資源入表活躍，截至2024年9月30日，國內有38家城投公司（含城投下屬公司）、72家類城投國企、16家民營企業披露了資料資源入表情況，部分憑此獲得銀行授信。
第二，資料要素對於提高上市公司股價資訊含量和降低股權融資成本有積極影響，有助於重塑企業的市場估值。
一方面，根據訊號傳遞理論，企業透過向市場傳遞難以模仿的資訊，能夠有效緩解資訊不對稱的問題，減少市場摩擦，提升投資者對企業的關注度。隨著資料要素“1+N”政策加速落地，以及資料資源入表工作的穩步推進，A股市場“資料概念股”開始湧現，這些公司的股票價格在投資者情緒和市場資金作用下被推高，形成明顯的資料要素行情。另一方面，就數字產業化程度較高的企業而言，增披資料要素相關資訊不僅能向資本市場傳遞其生產經營狀況和未來發展前景的資訊，還能展示其積極響應國家政策的良好形象，從而對企業聲譽、投資者關注度及股票流動性均可能產生正面影響。在實踐中，這類公司較多分佈在電子元器件及裝置製造、通訊及雷達裝置製造、軟體開發、資訊科技服務、計算機制造等科創型行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在信貸配給影響下，這些企業往往更需要借力資本市場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以加速新質生產力形成。此外，資料資源入表企業也可能成為投資方，透過將資料資產轉化為企業股權的創新方式獲取投資收益。
監管端：資料要素助推企業外部監管與治理模式創新
除內在驅動外，企業高質量發展也離不開外部約束，特別是有效的監管引導機制，而資料要素的發展恰恰有助於推動構建企業外部監管新模式。
第一，資料要素為監管部門帶來了向數字化、智慧化轉型的契機，強化對公司經營管理、資訊披露的外部約束，不斷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與傳統監管不同，數智化監管以資料為基礎、演算法為核心、算力為支撐，利用區塊鏈、雲計算、人工智慧等金融科技手段重構監管流程。資料整合和演算法分析使得監管部門能即時掌握企業的財務資料和經營狀況，有效穿透企業的股權結構和投資結構，從而在風險監測預警及行為糾偏上更加及時。此外，以資料要素為基礎的數智化監管還能夠解決過去分散監管、人力監管、實地監管等造成的效率低下和監管盲點問題，實現對企業合法合規行為的全面監管。
第二，資料要素的應用促進了監管的協同效應。依託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海量資料資源、豐富應用場景等多重優勢，監管部門能夠建立以平臺為支撐的全流程資訊共享平臺，實現跨層級、跨部門、跨區域乃至跨國別的協同工作，打破資訊壁壘，然後在整合各類監管力量的基礎上，更好地應對複雜的市場環境和快速變化的企業行為。此協同機制在有效降低監管成本的同時，還能夠強化監管資源與監管任務的適配性，避免重複監管和盲目監管，並透過改善監管工作透明度和公正性，為企業發展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推動資料要素驅動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建議
資料已被正式認定為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之外的第五大生產要素，能夠從經營端助力企業提升決策和生產效率、從融資端緩解科創型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題、從監管端強化公司治理的外部約束，從而多維度地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但在實踐中，資料要素仍處於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挑戰與機遇並存。可以考慮從以下兩個方面發力，進而推動資料要素成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
第一，加快培育資料要素市場，持續深化資料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無論是資料要素還是資料資源，其優勢轉化均離不開資料要素市場平臺。透過對資料要素的多次交易和充分競爭，資料要素市場能夠為企業資料資產提供量化可考的市場價值和估值參考依據，使企業對自身資料資源的合理價值形成理性預期，有效推進資料資源入表程序。當前，資料要素市場建設仍處於起步階段，市場活躍度和交易規模較低。因此，為加速資料要素市場化程序，首先，要全面推進資料流通體系一體化建設，繼續推動建立標準化、國際化大資料交易所，充分發揮政府部門在推動資料要素市場發展中的引導和保障作用。其次，要加大技術投入，超前佈局資料基礎設施，推動資料安全、隱私保護、加密傳輸等核心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確保資料交易、跨境流動的安全性和合規性，防範資料洩露和濫用風險。最後，還要進一步完善資料要素市場的服務配套體系，最佳化交易流程，降低交易成本，引入第三方機構參與資料要素的價值評估與爭議解決，提升資料要素市場的公信力。
第二，持續開展資料要素的制度創新，探索建立涵蓋資料要素產權保護、估值定價、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多個方面的制度體系。資料要素作為新型生產要素，較之其他生產要素存在產權歸屬不明、難以量化、流通交易不暢等問題，且與基於財務資料、以現金流貼現為主的傳統估值體系也不相適應，因此需要在制度層面加大創新力度。產權保護方面，要加強規範資料資源的登記管理和確權機制，出臺一系列法律、法規對資料產權的結構性分佈加以明確，強化對資料侵權行為的法律追責。估值定價方面，要加大資料要素估值方法的創新力度，如產學研協同創新，探索形成科學、合理、規範、統一的資料要素估值定價體系，同時針對不同的商業模式、成長階段和行業特性制定細化標準，而非簡單依賴市場主觀判斷。流通交易方面，要健全資料要素交易的安全標準指引，建立動態評估機制，即時監管市場主體的交易行為。特別是在資料跨境流動上，既要積極推動跨境交易便利化，更要加強資料跨境流動的安全監管力度。收益分配方面，要推動構建科學合理的資料要素收益分配激勵機制，保障市場主體按貢獻度參與分配，重點解決資料的初次定價與價值再創造的收益分配問題，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這些制度層面的機制創新將吸引更多參與方加入進來，推動資料要素的交易和流通，進而促進資料要素市場做大做強以及資料要素價值的進一步釋放，為企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文章來源丨《清華管理評論》
關於作者 | 史學智：管理學博士，中國證監會博士後；陽鎮：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陳勁：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蘋果公司講席教授，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內容來源：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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