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塞里爾和法比安這對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家族世代在當地擁有不少土地，而如今，他們因城市改造被徵收了總面積超過3200平方米的七塊地。他們憤怒地指出，當局給出的賠償金“低得令人髮指”：一平方米僅26歐元，甚至其中一塊地只值16歐元，而這已經是“比原先10歐元/平方米稍有提高”的報價了。
更讓人心寒的是，這樣的徵地並不是頭一遭。自他們祖父輩起，一代代人都經歷過類似的土地被徵收的命運。他們親眼見證自家農田被徵用後變成了道路、住宅區和超市。“這就像是我們家族的一場噩夢，一次又一次重演。”法比安說。
而這一次，他們不再選擇沉默。“我們的土地在市場上能賣到四五百歐元每平方米，而政府卻只給我們20多歐元。我們不想再繼續‘拱手相讓’了。”他們強調，他們擁有位於徵地範圍外的土地，可以對比看出差價之大。
他們聘請了擅長征地案件的巴黎律師斯科託（Christophe Scotto d’Apollonia），一起發起法律訴訟。他們指出，同類型、緊鄰的土地在市場上售價高達400歐元/平方米，而政府僅給出遠低於市價的補償。“這不是市場行為，而是行政劃定的結果。”斯科託解釋說，一旦被劃入所謂“未來城市開發用地”（zone AU），儘管這些地塊已接入水電等基礎設施，在法律上卻被認定為“不可建地”，因此價格也被人為壓低。
他們提出的一個核心疑問是：為何與現有居民區僅數百米之遙、甚至“能看到教堂屋頂”的地塊，會被劃定為不可建？對他們而言，這是“不公平的行政劃線”。
這不僅是金錢的問題，也關乎生活與情感。
一位名叫阿爾諾的居民在1998年買下一塊1000多平方米的地皮，本想著等經濟條件好轉後蓋房安家。但多年之後，當他終於有能力建設時，卻被告知該地已劃入開發區，不再允許建房。“我30歲買的地，如今我50歲還住在公寓裡，錯過了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光。”他說。他的故事，是許多被徵地居民的縮影。
而政府給出的賠償，只考慮“確定的、直接的經濟損失”，並不包括精神創傷。“法律不考慮你和這塊地的感情紐帶，也不考慮你失去多少夢想。”斯科託律師指出。
另一位居民若澤的父親擁有一塊一直種菜的地，也被納入徵地計劃。若澤感嘆，這片地是他們家庭重要的精神寄託，承載著無數回憶。而如今，這一切即將失去，僅值26歐元每平方米。
儘管他們理解城市規劃的必要性，但對賠償金額的極度不滿仍讓他們決定“奮起抗爭”。“我們不是反對城市發展，但不能以這種方式踐踏百姓的權益。”他們說。
這場徵地風波並非個例，僅2024年的一份徵地檔案就列出了200個受影響的地塊業主。而斯科託律師指出，有超過50%的居民在最初就接受了政府提出的價格，因為看上去“3000平方米乘以10歐元=3萬歐元”，似乎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這卻為後續徵地設下了“低價範本”。
當被問及賠償金額為何差異巨大時，律師指出，這涉及到司法判決中由多個因素共同決定，包括兩方律師提供的市場對比，以及政府財政官員的意見。而這個所謂的“政府代表”，在國際法中屢遭批評，因為他同時扮演“價格建議者”與“納稅人利益維護者”的雙重角色，本質上構成對被徵地者的“不公平待遇”。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開發商“Aménagement 77”則表示，所有價格均是依據法院先前判決確定的基準得出，他們“並沒有惡意壓價”。而且，依據法律，徵地價格以DUP（公共利益宣告）生效時的市場價為準，換句話說——按照2011年的市場行情計算賠償。
城市規劃方解釋稱：“我們並沒有從任何家庭手中徵收住房，只是開發閒置地。”但他們也承認：“我們理解居民的不滿，但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公共利益。”
市長克里斯蒂安·普盧馬爾（Christian Plumard）也表示，政府在徵地前已嘗試協商，但由於程式已推進多年，最終只得走上法律路徑。“我們試過所有能用的法律手段來協商。我們知道有人不滿，但我們也盡力讓許多居民在協商中達成協議。”
不過，斯科託律師指出，這些達成協議的“50%”中，許多人是因為“不瞭解法律程式”、“年事已高”、“沒錢打官司”才被迫接受。而在政府內部，卻可能存在一種預設觀念：認為這些地塊業主在“謀求暴利”，從而導致判決偏向徵收方。
“但真正的問題是，徵收方並沒有動機給予合理賠償，因為他們有預算壓力。”他說。
“這不僅是金錢的鬥爭，更是為了家族的尊嚴與未來。”居民們強調。儘管前路漫長，他們仍誓言為自己的土地奮戰到底。
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