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4日第8版，《中國青年報》的第一個“攝影專題”版。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曲俊燕 | 文
1995年1月4日，《中國青年報》第8版整版刊登了攝影專題《駕駛證——社會的另一種文憑》，生動展現了20世紀90年代遼寧大連的學車熱潮。作者為時任大連日報社攝影記者王大斌，編輯是中青報原攝影部主任賀延光。
中青報“攝影專題”版面就此開啟，每週一期，以8幅左右的照片並含短文的形式講述一個新聞故事，成為國內報紙攝影專題版的頭一份。此後，國內多家媒體紛紛推出攝影專版，刊登成組照片報道。
《中國青年報》重檢視片表達早有傳統。在1995年“攝影專題”創刊號之前，《中國青年報》曾用多種形式進行照片的編排呈現，經歷了從“畫刊”到專題報道的發展過程。
從1951年《中國青年報》創刊起的頭十年，成組照片的形式常常在報紙上出現，但沒有特定的版名。這一時期的圖片內容在主題上多為宣傳性質，也出現了少量即時性較強新聞組照。漫畫、油畫等美術作品常常整版刊登。
1961年起，攝影作品有了固定的陣地——“美術與攝影”版。除了刊登美術作品賞析、名家介紹、評論外，還發表成組新聞照片，以及關於攝影的散文、漫談、科普性文章，整個版面圖文並茂，搭配手寫的藝術字版名，文藝氣息濃厚。這一版名持續至1982年底。
1983年到1991年，版名改為“攝影之窗”，是副刊的一部分，攝影開始作為獨立的體裁佔據整版。版面內容多種多樣，經常釋出攝影比賽訊息，刊登獲獎照片、攝影評論、讀者來信等，是以紀實照片為主、圖文結合的“大雜燴”。
1986年，一組拍攝即將奔赴前線計程車兵與未婚妻在站臺上灑淚惜別的組照《出征》受到廣泛關注，攝影師是潘科和侯登科。讀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一派認為哭哭啼啼有損士氣，另一派讚賞軍人的真情流露。“攝影之窗”版面上，圍繞《出征》的讀者來信和評論刊登了近半年。這次大討論深刻影響了後來攝影專題版面的發展。
1992年到1994年，畫刊專頁更名為“瞬間經緯”，致力於深度報道的專題攝影亮相併成為主角。此外，還設有推出攝影界新人的欄目“尖尖角”，介紹中外佳作、配以短文的“佳作賞析”，以及精選大型影展優秀作品的“展廳”。但這一時期的專題攝影，仍然是和其他內容“拼盤”。
1961年-1994年《中國青年報》攝影版名的變化。這一時期的刊頭都經過精心設計，作為版面內容的一部分，力求每一期樣式都有變化。
1995年，“攝影專題”版正式推出，攝影版從一個月一期進化到一週一期，辦報思路上有了根本性的轉變，用紀實攝影和過去的“大雜燴”區別開來，用一個專題深入講述一個新聞故事，這背後是應對報業市場化轉型和接受讀者檢驗的決心。
2002年，“攝影專題”版名簡化為“攝影”，形式又豐富了起來，國際、國內的好照片，世界新聞攝影比賽賞析，平常人的身邊事，都在這塊版上得到呈現。在逐步的發展中，一個版上只有一個專題的慣例確定下來。
2019年起，為順應日新月異的新媒介與新思維，攝影版名變更為“微光”，承載以攝影專題為主的更廣義的觀看。
時光荏苒，如今我們已站在AI時代的潮頭。今年是中青報“攝影專題”版創立30週年，我們重新遇見創刊號的作者王大斌與編輯賀延光，一同回望彼此結緣的故事，暢談對攝影專題的實踐與思考，追問攝影記者與圖片編輯在當下的使命。
創刊號
1994年12月27日，在最後一塊“瞬間經緯”版上，當時的中青報攝影部7名成員刊登了《新年致友人》一文，向全國各地“拿照相機的朋友”公佈了兩個重要訊息：報紙擴至每日八版，圖片需求增加，且每週將推出一個攝影專題，號召大家踴躍投稿。其中對於攝影專題的界定，是“以8幅左右的照片並含800字的短文形式，多情節多角度地向讀者講述一個新聞事件或一種社會紀實或一種民情風俗的故事”。
時任攝影部主任賀延光在該版面的寄語中說：“凡人小事也有動人的故事。”這成為後來中青報攝影專題的一種基調。
1994年12月27日《中國青年報》8版攝影專刊“瞬間經緯”版上刊登了《新年致友人》。
20世紀90年代新聞業蓬勃發展，機關報走向市場化經營，國內報業競爭激烈。如何充分發揮視覺的優勢，使攝影報道符合讀者的要求，成了攝影部最重要的任務。在幾次開會研究並徵求了攝影界的意見後，“攝影專題”版在這樣的時代與行業背景下應運而生。
每週刊登一期新聞分量和畫面質量兼備的攝影專題，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除了讓本部門的記者放開手腳拍攝外，為了保證質量，約稿也要走在前面。當編輯手上湊夠了三四個成熟的專題後，第一期才有了發出來的底氣。
“大連學車族”專題組照部分照片
1993年2月，大連姚家考場。機動車移庫考試（俗稱樁考）前，考官宣佈考試紀律。王大斌/攝
1993年1月，一天早晨，大連山道溝考場擠滿報名參考的學員。王大斌/攝
1993年1月，大連姚家考場。在這裡不僅要學駕駛，還要學維修。王大斌/攝
1992年12月，大連山道溝考場。冬季考試經常會遭遇惡劣天氣。王大斌/攝
1992年12月，大連山道溝考場，心情緊張的學員在雪中等待考試的到來。王大斌/攝
創刊號的作者王大斌從1992年起就開始關注“學車熱”。在大連寒冷漫長的冬天，他與學員們一同站在姚家考場的寒風中接受駕駛培訓。這是一個剛剛修建完工、裝置尚不齊全的大型培訓場地，教練車是清一色的大解放卡車與簡易的北京廂貨車。這些老舊的車輛經常“趴窩”，培訓中，學員還要跟著教練學習車輛維修。儘管那時人們購車條件尚不成熟，但駕照的未來價值已經顯現，來自四面八方的學員跑到駕校門前排起了長龍，以不菲的費用接受長達3個月的駕駛培訓。
當時，王大斌已經在大連日報社擔任了10年攝影記者。他敏銳地從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捕捉到這個小切入點：“一群懷揣理想的追夢人在氣候惡劣的冬季，來到城市邊遠角落打造自己的夢想，學員的精神追求與時代高度契合，特別適合影像記錄與視覺表達。”
歷時一年多，王大斌完成了“學車熱”的專題拍攝，期間寫下了近萬字的拍攝筆記。這篇專題頗具時代特色的新聞價值和生動的畫面，與籌備中的“攝影專題”版的要求不謀而合。
“攝影專題”版創立以來，題材涵蓋十分廣泛，其中不乏一些當時的“敏感”角度。在能力範圍內，編輯部儘可能地將有價值的社會問題呈現給讀者。賀延光堅信“屁股要坐在讀者那兒”，把質量放在第一位，才會既贏得讀者，也贏得攝影師的信任。
守候微光與賀延光、王大斌的對話
（內容經過編輯）
賀延光
中國青年報原攝影部主任、圖片總監，
曾任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副會長。
退休以後是自由攝影師。
1968年赴黑龍江插隊5年；
1973年在北京基層工廠6年；
1979年在北京團市委工作2年；
1981年在北京青年報當記者2年；
1983-2011在中國青年報工作。
王大斌
現任遼寧省攝影家協會顧問、
大連市攝影家協會名譽主席。
1982年畢業於遼寧大學歷史系，
同年畢業分配至大連日報社任攝影記者。
作品先後在海內外20多種報刊雜誌發表，
代表作有《駕駛證——社會的另一種“文憑”》
《針灸門診》等。
發表散文、特寫、通訊和攝影評論
以及出版專著累計達20萬字。
2020年榮獲第十三屆中國攝影金像獎。
攝影專題版的創立，對於當時的新聞攝影界、中青報攝影部和您個人而言，分別意味著什麼？
賀延光：專題能更深一步地發揮圖片本身的力量，而且拍攝專題的過程，對攝影記者的思維、技巧都是一個提升。對有志於紀實攝影的人，它是一種推動，對攝影師本身是個挑戰。（中青報攝影專題的）契機作用是大家比較認可的。
對於中青報攝影部本身來說，是顯示實力。一個是你想到了能做到，第二，能吸引那麼多的攝影師，這種凝聚力也不是一天兩天能做到的，和長期以來與關注中青報的攝影師建立了密切聯絡關係非常大。
當然對我個人來講，算是做了一件事吧。我們推出來的第一個報道也確實是社會上的一個熱點，而且畫面拍得很有意思，故事講得也很生動，所以這一炮就算打響了。我做這個事的時候，也沒有想到後來那麼多的報紙都搞攝影專題。
當時攝影部如何與外稿作者建立聯絡？
賀延光：我跟咱們攝影部的同志講過多次，沒有作者，就等於沒有讀者。如果沒有一大批作者給你供稿的話，等於我們辦的報紙沒有人看。
當年，北京各報業的攝影記者每個月都來中青報6樓禮堂聚會，一起討論業務、唇槍舌戰，有時多達100多人，業務氛圍還是比較濃的。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誰拍得好就用誰的，如果我們拍得不如別人，那一定要用別人的。因為多數讀者是不太關注作者是誰的，他關注的是你報道的內容，所以“質量第一”的原則，多少年來在中青報攝影部大家還是比較一致的。
曾經有一個地方作者拍攝青藏線上運輸兵的艱苦工作，給對口媒體投稿受了冷遇，專程進京來，灰心喪氣地來到中青報攝影部，我們也不認識他，一看照片覺得不錯，幫他改了改，他人還沒走就馬上見了報，中午還請他吃了頓飯，他很感動。
中青報當時搞了5屆“全國十佳新聞攝影記者”評選，每次投稿的才100多人。為什麼人少，因為要看你這5張照片的整體水平，難度是相當大的。我後來發現，誰入選過這個比賽，誰在簡歷裡一直都寫“曾經被評為全國十佳攝影記者”，大家都認可這個比賽的公正性和嚴肅性。
所以中國攝影界很多人都和中青報感情很深，就是因為這裡給大家提供了一個陣地，誰有本事，誰就可以在這兒發揮自己的才幹。
1995年3月1日《中國青年報》攝影專題《四胞胎兩歲了》。錢捍/攝影報道
1996年2月13日《中國青年報》攝影專題《奔赴玉樹雪災區》。柳軍 張林/攝影報道
創刊之初，您對“攝影專題”這塊版有什麼樣的期望？您希望向讀者傳遞怎樣的拍攝和編輯思想？
賀延光：我們特別在意照片攝影語言的表達，因為攝影專題一切都是要以你的畫面能不能講故事為準的。好的攝影師、一般的攝影師和差的攝影師，差別在哪？就差在一口氣。一個細節不一樣，照片馬上就不一樣。第一，你觀察要敏銳，第二反應要迅捷，再一個，尤其要對這個事情的背景有了解。
我一直在講畫面、畫面，不是說題材重要，就一定會出好照片，重要的題材和好照片，是兩個概念。我們和文字記者不一樣的地方，人家是拿筆，我們是拿照相機來描述資訊，所以第一要準確，第二要生動，既準確又生動，做到是很難的。我們不能保證每一次報道都能達到這個水準，但是作為攝影師來講，這是你追求的一個方向。你必須時刻要想：我照片拍好了沒有？因為我們乾的是這行，這行有它的專業性，只有照片拍好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在當時做整版攝影專題，面對的阻力和挑戰都有哪些？
賀延光：我們報道面是比較寬的，影響比較大，很多人覺得不能報道的，我們都報道出來了，但所謂挨批評的時候還不算多。當時我們最大的挑戰還是覺得好稿少。報社也有壓力，有的副總編輯值班的時候，老抱怨沒有好照片，一有好照片，眼睛就放光。
再就是要杜絕拍假照片。我們說老同志拍假照片可以原諒，為什麼？那個社會形態從上到下就是那樣，他有責任，當時的社會也有責任。但假照片是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如果我們現在為了迎合什麼，故意去製造這些東西，那就是你個人的責任。
還曾經碰到過這樣的矛盾，記者埋怨總編室把照片給“槍斃”了。抱怨多了之後，我是不太高興的。不見得說是你每次都犯規了，應該從別的方面找找原因，照片的報道角度、文字有沒有問題，是你委屈呢還是本身就應該“槍斃”？大家在這種氛圍裡邊，業務慢慢地都提高了不少。
您擔任攝影部主任期間，對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都有哪些要求？
賀延光：
我一直跟攝影部新來的記者講，我們不能忽視文字。我有時候送稿子，那些夜班的文字編輯，一看照片都是皺眉頭，因為文字說明總共一二百個字，得讓人家改來改去。有的攝影記者文化不高，使很多人心裡邊看不上攝影記者。
有一次開會，記者部的一個老主任郭梅尼跟我說，小賀啊，你要兩條腿走路。就是不光要拍照片，文字上也要下功夫，我就把這話記下了。我經常看我們文字記者寫的東西，研究他們那些好稿是怎麼出來的。
我們反而對新人的攝影技術多高沒有太多要求。2003年我們出了一套招聘編輯、記者的試卷，裡邊就幾道有關攝影技術的題，分值都不高，考的主要是一些社會常識、生活常識。我們要求攝影記者的文字能力、英語水平都很高，尤其是一個人出差的時候，光有照片是不夠的。
拍專題，到現在很多人也不會拍。照片羅列在一起就是一個專題？不是。它的角度、故事情節應該是有變化的，鏡頭也應該有變化，這樣才能讓讀者讀起來像一個故事。
我們在沒到現場之前，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以前有新記者問過我，出差要怎麼拍啊，我說我哪兒知道怎麼拍，我不在現場。但我會告訴他們，要特別注意拍攝的這個人物和其他人物的關係、和環境的關係，要記錄那些意料之外的細節。所以在採訪過程中，你總要繃著神經的，因為不是他在給你表演，而是你在捕捉。偶然發現的一些細節，可能正好對你敘述這個新聞故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絕大多數作者接觸的都是凡人小事，可是搞攝影的人往往有個錯覺：我沒有拍到好照片，是因為沒有碰到重大事件。這個不對。我當了這麼多年攝影記者，真正碰到的重大事件也沒有幾次，絕大部分都是平常人平常事。你能不能從平常人平常事裡把新聞挖掘出來、生動地表現出來，這才是本事。
大家到攝影部來都願意當記者，為什麼呢？記者太容易出名了。但是我的感受是，十個好記者好找，一個好編輯難找。編輯就應該比記者的知識、文化、眼力、功底更強。我們辦攝影專題，就是要求編輯比記者更強，才能辦得好。
一個好的記者，好的編輯，我覺得拍照不能停了。“矛盾百出、故事百出”，正是拍照片的好時候，對有心人來講，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機遇。不同的人在同一個環境下，會獲得不同的結果，你有什麼樣的準備就有什麼樣的收穫。
在您拍攝的專題當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賀延光：當年“非典”發過兩個專題。其中一個專題，大照片是在一個病房裡，醫生護士把胸透機器推到病床上來給病人檢查，這個病人後來去世了。家屬覺得我暴露了病人的面目、表情。尤其是他的女兒，據說後來看了這個報道，哭了一夜。
這張照片上醫生、護士、儀器都挺大，病人很小，我拍攝時還考慮到不要暴露病人的資訊。但是我非常理解，別的讀者看不清他是誰，但是他的女兒一眼就能認出來，這是她爸爸。你的畫面再小，一個姿勢、一個背影都可能被他最親的人認出來。後來我和當時的文字記者專門拿著水果到這個病患家，看望他的愛人，表示慰問。對方看我們很有誠意，也沒有過多地指責我們了。
還有一篇，叫《秀蘭醫生鬆開了我們挽留的手》。我拍的時候就比較講究了，主要是身上那些管子和病患露出被子的一隻手。第二天早晨，他們家裡又來電話了，說要到報社，我以為家屬又來投訴我了。結果來了之後，家屬非常感謝我們的報道，說透過報道瞭解了丁秀蘭去世的具體情況，最後還要我們把拍的所有照片都給他。
2003年5月12日，丁秀蘭躺在北京地壇醫院的病床上，接受MARS血液淨化系統救治。5個半小時後，這位曾搶救過許多非典患者的人民醫院急診科副主任，被非典奪走了生命。賀延光/攝
2003年5月6日《中國青年報》第4版攝影《SARS病房》。賀延光/攝影報道 晉永權/編輯
和《SARS病房》“大背影”照片同一病房的，還有一個計程車司機，我每天都去看他。有一次我進去，不知道為什麼，他給我豎了一個大拇指。我想可能是兩個意思，一個是他自己戰勝非典的信心，另一個是他在表揚我。到現在我也弄不清究竟是什麼意思。
後來，紀念SARS多少週年的時候，我又發出來，他的侄子看到了就聯絡我，說他們一家當年死了4個人，突然又看到了叔叔生前最後這麼一張照片，非常感謝我，問我能不能把他叔叔最後的情況再介紹得詳細一點，我把我知道的情況都告訴他了，還給了他地壇醫院宣傳科人員的聯絡方式。
包括汶川地震那張照片，父親揹著死去的孩子回家，今年春節孩子的媽媽還給我發微信問過年好。
這幾件事，不是說我拍的照片如何如何好，而是我的工作能讓當事人的家人這麼信任我。事情過了這麼多年了，人家還記著你，比你得什麼獎可重要得多。
如果現在讓您再策劃一期攝影專題，您想做什麼內容？
賀延光：如果我在北京，我想拍各種各樣的大學生、研究生，拍他們畢業以後幹什麼。年輕人的變化是社會上最根本的變化。
您的作品在國內外眾多媒體釋出過，相較之下，您認為《中國青年報》的平臺性質和編輯理念有何獨特之處？
王大斌：地方媒體記者的作品能夠登上國家級媒體版面，是一種榮譽，也是一份業績，因為媒體的宣傳會提升本地的影響力與知名度，作者也會因此獲得有關部門的獎勵。
那時沒有網路，組稿、投稿只能依賴編輯與作者的通聯關係並郵寄完成。《中國青年報》非常重視通聯工作，對我攝影的專業發展與走向影響至深。我喜歡這張充滿朝氣的報紙，更喜歡採編人員對新聞的敬業精神。當年攝影部主任賀延光和攝影採編人員對新聞產品的精心打造，以及對地方作者的傾心呵護，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從事新聞攝影工作40餘年，您拍攝過大量攝影專題，並著有《專題攝影入門》一書，您在專題攝影上有哪些重要的思考？
王大斌：攝影之難，難在選題，而選題之難，難在深入、難在發現，好的選題預示著成功的一半。現實常常是這樣，普遍的場景往往會淹沒發現的價值，許多具有時代特色的社會現象會在你面前一閃而過，能否抓住機遇全憑自己的能力與功底。
在“學車熱”專題拍攝中，我放下記者身份，以普通學員的視角來觀察體驗駕駛培訓的過程。這組照片後來還被《中國故事》大型專題攝影圖書收錄，編輯篩查發現，當時拍攝“學車熱”的專題作者全國僅有兩位，一位來自北京，一位來自大連。
王大斌的部分代表作
30年後的今天，攝影已經和開車一樣，成為人人都能掌握的技能。如今短影片、直播等碎片化影像形式深入人心，AI生成圖片易如反掌，專題攝影這樣的深度內容生產備受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您認為攝影師和圖片編輯應該做出哪些調整，以更好地記錄這個時代？
王大斌：新媒介不僅改變我們的影像，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我也嘗試著新媒體的製作與釋出，從2018年開始，我學習製作併發布短影片逾千條，用紀實風格拍攝一些社會活動類與生活類的短影片。
如今人們更加註重表達自我的認知與感受，人人都是釋出者，人人都是受眾。但主流媒體仍有不可撼動的地位，其專業性、權威性與可信度依然領先。競爭是不可避免的，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發展的失衡或許加速行業的新舊轉型。人工智慧時代的到來將直接顛覆傳統行業與手工技術，還有人類的固有思維。人類的未來是一幅難以描述的圖景。
賀延光：用短影片報道新聞是一個趨勢，是受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歡迎的，我認為跟著這個潮流走也是正當的。我有異議的地方在於，不該讓攝影記者兼影片記者。因為工作方式、思維方式完全不一樣，拍影片的人是要從頭到尾拍連續畫面，搞攝影的人所有精力都是在等待捕捉那個生動瞬間。很難讓一個攝影師既拍好影片，又拍到很棒的照片。要把攝影這一門經營好，已經需要耗費一生的精力了。
對紀實攝影來講，我認為AI不構成威脅。AI在攝影這方面會有所發展，比如說我給一個指令，讓它把照片（後期）做得更好，或者在查詢照片時更輕鬆，在創意作品上也是有作為的。但它唯獨和紀實攝影是兩碼事。AI越是以假亂真，真實生動的照片越珍貴，所以真正搞攝影的人不應該因為AI的出現來動搖自己，它只能逼著你把照片拍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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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與你一起記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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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李崢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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