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直”不僅體現在體態上，也體現在性格里。“我父親性格特別耿直，他總說自己問心無愧，面對任何事情，不會突破自己的底線。”
文丨新京報記者 李照
編輯 丨陳曉舒
校對 丨陳荻雁
劉貴祥的後腦勺有一塊疤痕，隱隱突起。外孫女胡靜雅記得，自己幼年時趴在姥爺懷裡玩耍時，總會好奇地摸摸這塊疤。劉貴祥晚年時期，胡靜雅為姥爺理髮，剃刀推過，疤痕嵌在白色的發茬之中，若隱若現。
那是日本兵毆打留下的痕跡。1937年，日軍攻入南京城，7歲的劉貴祥目睹了父親與弟弟死於日軍手中。年幼的他被送去大校場做苦工，做工期間，一個日本兵揮舞木棍，狠狠砸向他的後腦勺。
戰爭給他留下過極大創傷。家人回憶，生前劉貴祥看《南京！南京！》，淚流滿面，他說真實的歷史遠比電影慘烈殘酷。晚年時，為了避免情緒波動，他不再接受採訪，很少參加紀念活動。
5月3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釋出訊息，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劉貴祥於2025年5月2日去世，享年95歲。
在屍體堆裡憑藉牙齒辨認父親
1930年，劉貴祥出生在天津一個殷實的大家庭裡。1935年，父親劉鴻賓拖著一家老小來到南京投奔親戚。劉鴻賓是習武之人，因為出色的身手，他很快被警備司令部選中，在丁家橋國民黨部擔任消防隊隊長。
那時候父親劉鴻賓的月俸不錯，劉貴祥因提前接受過私塾教育，轉學到南京後很順利被跳級錄取。這原本是一個家庭遷徙異地並紮根的故事，卻因為戰爭被完全摧毀了。
1937年，時局吃緊，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劉鴻賓原本可以隨其西遷，考慮到還有一家老小，孩子普遍年幼，他選擇了留守南京。
日軍攻進南京城那天，劉貴祥一家躲在家裡，為了應對日本兵縱火，父親劉鴻賓在八仙桌上蓋溼被子，一家人躲在桌下。當時全家住在五所村，附近民居都是連片草房，火勢越來越猛，很快燒到了劉貴祥的家裡，劉貴祥的小弟弟被燒傷。
情急之下，家人從屋子裡跑了出來。十幾個日本兵端著槍把老百姓往村裡的水塘趕，還在襁褓中的小弟弟本就被燒傷，一遇水很快就不行了。
當時，常年習武的劉鴻賓從火中搶救出家裡祖傳的鴛鴦寶劍，試圖反抗日本兵，但冷兵器最終難敵火器，劉鴻賓被當場槍殺，倒在塘邊的堤岸上。
和劉鴻賓一同被槍殺的還有同村多名青壯年男子，剩下的幾乎都是老弱婦孺，整個村莊陷入混亂。劉貴祥的母親裹著小腳，又患有白內障，全家沒有拿主意的人，後來村裡人組織起來集體逃難到下關的一個難民區。
在生前接受採訪時，劉貴祥回憶，逃難路上到處都是屍體，他們住的難民區裡有很多竹棚子、紅十字旗幟，每天靠救濟的稀飯度日。可即使是在難民區，也並不安全，日本兵時常進去抓人、拖婦女，有小女孩也被拉去強姦，有時這些暴行甚至就發生在牆邊。
在下關難民區住了兩個多月後，住在泥馬巷的表哥來找劉貴祥，將他們帶進城裡，安置在升州路陡門橋的難民所裡。
劉貴祥的大女兒劉志瑛告訴新京報記者，劉貴祥曾提起，他的小腳母親帶著自己去屍堆裡找過父親劉鴻賓的遺體。那時候屍體幾乎腐爛了，無法辨認，味道很大，他們只能挨個扒開牙口看，劉鴻賓有一口整齊的小米牙，劉貴祥憑藉這個特徵找到了父親的遺體，在附近草草掩埋。
不到10歲的劉貴祥成為家庭的經濟來源，他被日本兵送往大校場機場做工，工錢是一斤米。在做工期間，一個日本兵用木棍狠狠砸向他的後腦勺，留下了一塊終生疤痕。
劉貴祥從大校場逃了出來，他和妹妹被送進了孤兒院，十來歲的姐姐早早許配人家，整個家庭分崩離析。後來，妹妹也在孤兒院因病去世。接二連三的變故，劉貴祥幾乎哭瞎了一隻眼睛。
劉貴祥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他始終筆直地站著
胡靜雅是被姥爺劉貴祥拉扯大的，童年記憶裡，姥爺時常和她提起在孤兒院那段時光。孤兒院是軍事化管理，劉貴祥被選為童子軍，每個童子軍會配備一根小棒子，外出時負責指揮交通，保護小朋友的安全。女生如果頭上長蝨子，會被剃光頭髮。最讓劉貴祥痛苦牴觸的是，孤兒院教授日語課，他恨透與日本有關的一切。
在巨大的時代陰影之下，孤兒院的體育課是劉貴祥唯一能感受到的童年快樂。“我姥爺盪鞦韆特別厲害，可以蕩一個整圈。”胡靜雅說，劉貴祥一度為此自豪。那時候他還不知道，他未來的妻子也是圍觀盪鞦韆的小朋友中的一員，並對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成年後經人介紹相識戀愛後，同齡的二人發現，他們經歷過相似的苦難，有著共同的經歷，最後走到了一起。
戰後的日子，劉貴祥去木頭廠當過學徒做木工。老闆見他識文斷字，教他做賬，交給他九個店鋪管賬。木頭廠倒閉後，他成為新街口老郵局的郵遞員，騎著一輛老式腳踏車穿梭在南京市區的大街小巷。
再後來，劉貴祥入伍當兵。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他被整編到南京市公安局某派出所，後來又被整編入南化武警部隊，1953年集體轉業之後，劉貴祥留在南化化工建材廠，成為一名供銷計劃員。
大女兒劉志瑛回憶，父親劉貴祥一年到頭都在全國各地出差。“偶爾一個調令，就要從東北一路南下廣州，在火車上一層層脫掉棉襖外套，到廣州就只剩下短袖。”每當劉貴祥出差歸來，就是孩子們最雀躍的時刻，父親帶回天南海北的土特產，有時候是山東的煎餅，有時候是南方的水果。
劉貴祥總是很忙，通宵工作為了提神，他養成了煙不離手的習慣，一晚上就可以抽完一兩包煙。1972年，他的肺部被查出一個空洞，已經鈣化，到了不得不動手術的程度。
那次手術幾乎切開了劉貴祥半個胸腔，拿掉了兩根肋骨，縫了十幾大針。劉志瑛說，很多人動完手術後，因為疼痛容易佝僂駝背，而當過兵的劉貴祥無法接受自己七扭八歪的體態，在術後他堅持軍人之姿挺直腰背，哪怕疼得滿頭大汗，劉貴祥從不哼唧一聲。
這種“直”不僅體現在體態上，也體現在性格里。“我父親性格特別耿直，他總說自己問心無愧，面對任何事情，不會突破自己的底線。”劉志瑛說，父親的性格得罪了一些人，“都說搞供銷的發家致富啊很花心啊，有調查組去查他個人作風，什麼都沒查到。”
劉貴祥始終筆直挺拔地站著，直到1978年，妻子突發腦出血去世，這幾乎擊垮了他。劉志瑛回憶，父母感情恩愛，母親的驟然離世，讓劉貴祥一夜之間白了頭，此後幾十年他未再婚，獨自撫養四個孩子，為丈母孃送終。也是從那時候起，十幾歲的長女劉志瑛早早當家，承擔起幫助父親照顧家中弟妹的家庭責任。
劉貴祥的書房，筆記型電腦仍然放在桌上，生前他每天都會上網。新京報李照 攝
日本不都是壞人，壞的是日本軍國主義
晚年的劉貴祥與大女兒劉志瑛生活在一起，名義上是女兒照顧父親，但劉志瑛說，父親生活完全能自理，反倒自己像是被照顧的一方。
九十多歲的劉貴祥保留著部隊的自律習慣，他每天六七點早早起床，把被子疊成豆腐塊，做好早飯等女兒起床，洗過曬乾的衣服他會按照顏色和季節收納整理，就連他的攝影集郵愛好，都透著一絲不苟。
在家人心中，劉貴祥是一個有生活情趣的人。年輕時他買了一臺紅梅相機，還把一個房間改裝成暗房，用來沖洗照片。家裡有一本珍藏的相簿，收納了劉貴祥從童年起不同時期與家人的黑白照片，整理得十分細心考究。
胡靜雅從櫃子裡端出劉貴祥的“寶貝”，不同材質的毛主席像章，每一個都是劉貴祥親手用透明膠貼上固定，他收納了幾大盒。
劉貴祥的晚年生活平靜且幸福，可胡靜雅還是能感受到，戰爭給姥爺帶來了嚴重的創傷後遺症。她記得多年之前，帶姥爺去看電影《南京！南京！》，劉貴祥淚流滿面，喃喃說真實的歷史遠比電影慘烈殘酷。他永遠無法忘記武定門的屍臭味兒，那時他距離那些層層疊疊的屍體不過百米遠。
每當回憶這些往事，劉貴祥的情緒都很難平復，年過九旬後他不再接受採訪，也幾乎沒有參加過紀念活動，曾經有一次赴日的反戰宣傳活動邀請他，劉貴祥也拒絕了，他情緒激動地說，“我寧可去馴狗，也不會訓他們（日本人）！”
幾年前，重孫女去日本旅行，回國後受到同學的嘲笑，委屈的重孫女找到劉貴祥傾訴，劉貴祥摟著她，語重心長地寬慰她，“日本不都是壞人，壞的是日本軍國主義。”
胡靜雅如今是一名教師，她經常在課堂上講述姥爺的故事，勉勵下一代不忘歷史。2023年，胡靜雅成為第二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接過證書的她像接過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所有人都清楚，隨著登記在冊的倖存者逐漸凋零，講述歷史的接力棒交到了他們手中。
只是，胡靜雅和家人都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麼快。
5月2日那天中午，胡靜雅的丈夫還和姥爺打過電話，電話那頭劉貴祥的聲音聽起來精神不錯。到了下午，劉貴祥感覺到了不適，劉志瑛為他測血氧，發現下降得厲害，立刻撥打了120。
救護車的醫務人員上門時，劉貴祥意識清醒，行動自如，在家上完廁所後，他囑咐女兒帶上速效救心丸和平時愛吃的奶疙瘩——那時，他還以為只是一次平常的住院。
然而到醫院後，他的情況急轉直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輕輕捏了捏重孫女的手，似作道別，然後，心電監護儀回落成一條直線。
劉貴祥去世後半個月，家裡仍然到處都是他的痕跡，好像他從未離開。陽臺上有他栽種的花草，客廳裡停放著他的電動輪椅。書房是劉貴祥一天之中最常待的空間，書桌上擺著一臺筆記型電腦，筆架上懸掛著幾支毛筆，書櫃上是與重孫女的合影相框。他喜歡在電腦上玩紙牌遊戲，寫寫毛筆字，以及仔細地記錄自己的血壓和天氣預報。
坐在空蕩蕩的家裡，劉志瑛有時候感到恍惚。以往她回到家裡都會喊一聲“爸，我回來了”。年過七旬白髮蒼蒼的劉志瑛覺得，父親在的時候，自己無論多大年紀都好像還是孩子，可現在，書房裡再也沒有了父親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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