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子衿
編輯 | 山谷
美編 | 黃山
微信編輯 | 侯麗
1885年的一天，一位幾近絕望的母親帶著被瘋狗咬傷的兒子約瑟芬（Joseph Meister）來到一位化學家實驗室的門口，哀求他救救自己的孩子。化學家很猶豫，因為他畢竟不是醫生，他對狂犬病毒的研究也仍在實驗階段。
但為了不眼睜睜看著小男孩送命，他決定為約瑟芬打下第一針。之後的10天裡又陸續為他接種了十幾針。在一個接一個暗夜裡，化學家焦慮得徹夜不眠，密切地觀察著男孩的病情。終於，男孩轉危為安，健康如初。訊息傳開，舉世震驚。這位化學家就是巴斯德，而約瑟芬也成為了第一名接受狂犬病疫苗注射的臨床案例。
巴斯德在實驗室。圖片來源：網路
在免疫學領域做出卓越貢獻的巴斯德被人們敬為英雄，疫苗的研製與推廣也成了全人類的福音，人口預期壽命大幅提高。
但面對這項偉大的事業，有商人卻動起了歪腦筋。一百多年後的中國，曾經的“救命針”成了“送命針”。
本月15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釋出了關於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違法違規生產凍幹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據悉，這次疫苗事件是由長春長生內部員工的實名舉報才得以曝出。
19日，長春長生的母公司長生生物披露了另一起問題疫苗事件處理結果，在2017年10月的國家藥品抽檢中，該公司生產的百日破疫苗（預防百日咳、白喉、破傷風）被檢出效價指標不合格，按劣藥論處。也就是說，即便打了這樣的疫苗，也無法抵禦相應的病原體。更聳人聽聞的是，這25萬支疫苗在檢驗不合格後，仍被運往山東銷售。
22日，國家藥監局查明，該企業編造生產記錄和產品檢驗記錄，隨意變更工藝引數和裝置。
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的違法行為，擊破了社會信任的底線，幾十萬孩子陷入病毒侵襲的裸奔狀態，無數父母陷入巨大的恐懼之中，不少人在社交媒體上曬出孩子的接種記錄。他們孤立地吶喊，卻看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被不安籠罩的人們將矛頭對準了黑心企業和利慾薰心的企業負責人——他們想必深知中國疫苗系統的問題所在，利用監管漏洞實現飛黃騰達。而事實上，鋪開疫苗研發推廣的歷史就會發現，如果沒有醫療市場化，如果醫療藥品沒有和金錢掛鉤、進而流入私人的口袋，眼下關於疫苗的蠅營狗苟就不會有滋生的土壤。
疫苗，它本可以是希望之光，在而今的市場化醫療體系下卻成了恐懼之源。
疫苗發明之前的黑暗時代
實際上，在疫苗發明之前，人類在疾病面前度過了漫長的如履薄冰的歲月。
據估計，18世紀歐洲死於天花的人多達1.5億，按30%病死率推斷，感染過天花的人數高達5億。在更早的時候，天花由歐洲殖民者故意傳播給美洲毫無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幾乎造成印第安人滅絕。在中國，民間也曾流行一句俗語：“孩子出過疹和痘，才算解了閻王扣。”描述的就是麻疹和天花肆虐的年代。
中國古人就曾發明透過接種人痘來對抗天花病毒的方法。早期人痘接種，使用的都是病癒後人身上的的痂，人們把它叫“時苗”。清代醫家俞茂鯤在《痘科金鏡賦集解》中曾提到：“種痘法起於明隆慶年間，寧國府太平縣，姓氏失考，得之異人丹徒之家，由此蔓延天下。”
“痘衣法”接種人痘。來源：百科解密APP
後來這種接種方式陸續傳入了歐洲和其他地區，這使得18世紀後半期，天花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初步遏制。但這種原始的疫苗始終在安全性上存在很大的風險。
18世紀末，英國醫生詹納（E.Jenner）利用牛痘病毒，發明了可以抵抗天花的牛痘疫苗。牛痘疫苗安全可靠，接種風險大大降低，一經問世，很快在全世界廣泛使用。為人類抵禦天花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但直到19世紀末，人類才逐漸掌握了疫苗的研製技術，標誌性事件之一即是本文開頭提到的，巴斯德成功研製出狂犬病疫苗。
可以說，疫苗是人類偉大的發明，而人類真正開始享受這項福祉，其實也不過一百多年的時間。
20世紀開始，疫苗不斷成熟並被持續推廣，在人類醫療實踐中扮演了越發重要的角色。1979年，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天花病毒已從地球的自然環境中被徹底剷除，人類消滅了天花，全球範圍內停止普種牛痘。徹底消滅天花病毒是人類應用疫苗的偉大勝利，同時，更多種類的疫苗被生產出來，給予人類全方位的保護。
中國改革開放前的疫苗普及工作
從中國的現代史來看，20世紀中期，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衛生和疾控工作受到空前的重視和發展。
建國初期防疫工作的重在加強預防。1949年10月，察哈爾省發生鼠疫並蔓延至張家口，由於鼠疫的死亡率高且很難迅速治癒，因而加強預防接種就成為當務之急。剛剛成立的中央防疫總隊作出反應，撲滅了鼠疫疫情，到11月4日疫區即無新病例發生。
透過預防接種疫苗，鼠疫得到有效控制。人民日報當時報道稱：
1951年1至6月全國鼠疫發病人數共447人，較去年同期發病人數降低了78%，各地對鼠疫的治癒率也較去年提高了20%。
除了鼠疫，天花也是重點防疫物件。1950年春季，全國範圍內開展了種痘工作。為了鞏固防疫效果，《政務院關於發動秋季種痘運動的指示》明確要求：
“各級人民政府對於今秋的種痘運動應加以重視……各級行政機關應從上加以領導、督促和檢查，並於事後總結，於本年十二月底以前逐級呈報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種痘應一律免費，不得向受種人收取任何費用。痘苗、人工、衛生材料等費，均應由各級政府負擔”。
10月12日，中央衛生部發布《種痘暫行辦法》，規定嬰兒在出生6個月內即應種痘，屆滿6、12、18歲時再各複種一次，同時要求全國人民普遍種痘。1949到1952年間，衛生部門即種痘5億多人次，到1952年，種痘工作的效果開始顯現，全國1952年比1950年天花的發病率減少了90%。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宣傳畫。來源：網路
建國初期防疫工作取得的卓越成效既得益於疫苗的研發和相關接種政策，也離不開當時醫療衛生建設的進步，而這一切都是在國有化的醫療體制下平穩推進的。
首先，基層衛生組織建設成就顯著，這為疫苗的推廣奠定了基礎。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做出了《關於健全和發展全國衛生基層組織的決定》，要求有計劃地健全和發展縣級衛生院，初步建立和健全區一級的衛生所，在工礦企業單位和城市街道建立基層衛生組織。
到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面已有改觀。
在城市，工礦、機關、學校也普遍建立了醫院或者醫務室。大中城市在街道都建立了街道醫院、門診部和紅十字衛生站等。免費的疫苗和近在咫尺的醫療設施，讓疫苗接種觸手可及，也讓疫情的控制變得相對便捷。
此外，當時的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全國上下廣泛參與，這也為遏制疫情傳播創造了環境。
在“動員起來，講究衛生”的號召下，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大家自己動手改變衛生狀況和加強防疫工作，充分發揮了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地位。
這一運動甚至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重視。1952年5月，國際科學委員會在我國各地進行實地考察後指出，這樣規模的衛生運動是人類有史以來所未有的，且該運動已經發生了作用，使得由於傳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發病率大大降低了。
衛生環境建設受到群眾廣泛參與，而疫苗的研製和生產則均是國家行為，企業幾乎沒有機會從中獲得私人利益。
新中國成立後，在接收原民國中央防疫處和西北防疫處的基礎上，擴建和新組建了衛生部六大生物製品研究所，分片包乾六大行政區的流行性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負責疫苗的研究和生產。
1959年，昆明成立了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主要研究生產脊髓灰質炎疫苗。建國初期還有一個大連生物製品研究所，後來被撤銷。建國後的六大研究所包括：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留意這個名字）、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蘭州生物製品研究所、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和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
醫療市場化和醫藥國企資產的流失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經濟改革的推進，市場的髒手很快觸及醫療系統，製藥公司自然未能倖免於難。在企業改制中，疫苗的生產製造也從國家行為變成了部分商人牟利的手段。
自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一些企業和地方開始摸索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如醫療費用定額包乾或僅僅對超支部分按一定比例報銷等手段，這些辦法總體呈現出一種由公費醫療向自費制度的過渡。
與此同時，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加速進行，一部分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轉變為私營。這其中，成立於1992年長春實業（也就是現在的長生生物）就是由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出資1500萬元並向職工募股而設立的，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佔長春長生總股本的50%。
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是長春生物的大股東，身為長生所財務處處長的高俊芳得到重用。根據長生生物財報，1994年起，高俊芳就一直任職長春長生總經理。長生生物還稱，是高俊芳帶領長春長生成為疫苗行業的領先者。
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參股長生生物。來源：天眼查
在長生生物擔任總經理後的第2年，當時就已經上市的長春高新出資775萬收購了長生生物19.38%股權，成為長生所的大股東。在當時，無論是長生生物、長生所還是長春高新，都是國有性質。
但是，到了2003年，長春高新竟然決定賣掉長生生物這塊優質資產。而出售的物件即為時任長春高新副董事長，長生生物董事長高俊芳。
2003年12月16日長春高新董事會透過決議，擬全部轉讓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長春長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9.68%的股權，每股轉讓價格為2.4元。國有資產就這樣以極低的成本流入了私人腰包。
醫藥市場化的迷思
無論是醫療的市場化，還是藥企的私有化，都意味著醫療機構從福利性定位中解脫出來，將其視為單純的民事主體這乃是醫療市場化所必需的。理由很簡單，醫療機構作為民事主體，必須與政府完全脫離，不能再從政府那兒獲得撥款，而是要像其他市場主體一樣“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否則就會有損於市場公平的基本理念。
但是，這裡有一個不言自明的預設，那就是作為平等主體一方的患者，在醫療市場化以後，必定會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去夠買醫療服務。
而事實是，面對不斷升高的醫療費和日益集中的醫療資源，民眾逐漸淪落到“看不起病”，甚至是“不敢生病”的地步。
2005年7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醫改研究報告指出，“當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問題，其消極後果主要表現為，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和衛生投入的宏觀效率低下；現在醫療衛生體制出現商業化、市場化的傾向是完全錯誤的。人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不斷激化。”
這一現象早在十幾年前就初見端倪，卻未能得到及時的控制，而今愈演愈烈。2016年，居民個人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比重的30%，2016年以前，我國醫院次均門診藥費佔比和醫院人均住院藥費佔比逐年增長。
雖然，在國務院頒佈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定中我們可以看到：“醫療機構以救死扶傷，防病治病，為公民的健康服務為宗旨。”但醫療改革後，作為市場主體的醫療機構首先要考慮的也是在競爭環境下自身的生存，而不是其所固有的倫理職責。
2010年，《中國經濟時報》發表山西疫苗亂象調查報道，引起喧然大波。
完全遵循市場規則執行的醫療機構，在經營的過程中自然不願做賠本的買賣。當患者遇有需要急救醫療，但又無力支付醫療費用時，醫療機構就會拒絕對患者提供醫療服務，或者強行中止對患者的治療。而醫院在市場化的過程中，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就很難避免亂收費、拿回扣甚至是乾脆“以藥養醫”了。同樣道理，疫苗的生產和銷售過程中，也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間。
市場機制不是解決疫苗問題的明路
今天我們面臨的“疫苗之殤”，出路在何方？
一些人選擇國外的疫苗，甚至產生了“疫苗出境遊”的潮流。根據某知名旅遊平臺的統計，出境打疫苗、癌症篩查、試管嬰兒、美容微整形已成為主題旅行的四大新藍海，2017年平均收客增長均在300%以上。
然而，這終究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一來，只有少數人擁有財力支付出國打針的高昂費用；二來，這些被我國中上層寄予厚望“發達國家”也同樣曾在疫苗問題上“爆雷”。
1955年，美國出現嚴重疫苗安全事故，加州伯克利的卡特製藥廠在製造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時候，因在用福爾馬林滅活相應病毒時不夠徹底，導致疫苗中出現活體病毒，而在安全測試中該問題未被發現。最終，在接種疫苗的12萬名兒童中，4萬人染病，113人終生癱瘓，56人患上了麻痺型脊髓灰質炎，5名兒童最終死亡。
卡特藥廠大量生產的疫苗。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無獨有偶，相似的事件也在英國和日本發生過。
20世紀70年代，因為倫敦爆發百日咳疫苗不良反應，導致英國接種率狂降了一半；而日本的情況更為嚴重，因為疫苗的不良反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選擇接受疫苗接種。這使得一些傳染病死灰復燃，在英國，每10萬人中突發百日咳發病的人數由1個人上升為200個人。日本則爆發出現1.3萬多病例。
疫苗醜聞讓公眾對疫苗的信任掉下冰點，同時引發疫苗者的大規模抗議、訴訟，這些國家的政府部門付出了重大的經濟代價，在壓力之下，於之後的數十年中出臺了多項監管規範，以加強對疫苗研發和生產的監管。
但是，不改變市場機制，僅僅呼喚政府的監管就足以解決今天中國面臨的疫苗問題嗎？
在市場化已經全面鋪開的今天，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似乎只有呼籲透過政府監管和立法手段進行強制，要求醫療機構和藥企履行公共職責，規範藥品生產流程。然而，這種與資本盈利性相逆的強制手段，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達到目的？當市場將救命藥與金錢掛鉤，逐利的醫藥企業豈會因為幾項規定就善罷甘休？而我們又怎能奢望市場化後的醫藥機構繼續對社會的弱勢群體履行其人道精神？
當我們認識到市場化、私有化才是假疫苗悲劇的始源，那麼在民眾團結起來要求醫藥生產、供應鏈透明化的同時，充分重新思考這些有關生命的疫苗、醫藥的所有權問題，才是關鍵。
參考文獻
果殼網：“疫苗接種，打還是不打？”，2013年6月
楊文利：“從建國初期的衛生工作看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宗旨體現”，來源，國史網
人民日報：“全國防疫工作獲重大成就兩年來各地已無大的疫病流行”，1951年9月23日
李德全：“三年來中國人民的衛生事業”，1952年9月27日，載人民日報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新中國6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版
陳亮：“醫療市場化的實踐與研究”，《衛生軟科學》，2002年2月
歐運祥：“醫療市場化失敗後的法律和倫理思考”，《醫學與哲學》，2006年1月
每日經濟新聞：“罰款之後是法網！國家藥監局：立案調查長生生物，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2018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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