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疫苗是怎麼在清朝流行起來的?|商周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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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圖源:pixabay
撰文 | 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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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收藏,買的東西各種各樣,其中就有線裝的古書。之前在網上覓得一冊《引痘新法全書》的清代手抄本,這是一本關於如何接種牛痘(天花疫苗)的著作。做為一名免疫學學者和科普作者,我欣喜地將它買下、研讀、做筆記,還忍不住在此與大家分享。

01
《引痘新法全書》的由來

自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在1796年發明牛痘接種術後,這一人類醫學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在十年內就傳遍了全球。1805年,也就是清朝嘉慶十年,葡萄牙商人從菲律賓將牛痘引進到澳門。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外科醫生亞歷山大•皮爾遜開始為當地人開展接種,這就是中國牛痘接種的開端。
為了推廣牛痘接種,皮爾遜撰寫了一份關於它的英文宣傳小冊,由精通漢語的托馬斯•斯當東成中文,在廣州商人鄭崇謙的資助下以《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為題成書出版,後來還被翻譯並引入到日本和朝鮮。
但這本中文世界第一部關於牛痘接種的著作並沒有造成什麼影響,更為當時中國民眾所知的,是十二年後由中國人邱禧撰寫出版的《引痘略》。
邱禧是皮爾遜的學徒。1805年冬季,天花在廣東地區流行。為了應對大量的牛痘接種需求,皮爾遜培訓了幾名中國助手,其中就包括邱禧。在從皮爾遜那裡學成並獨自開展牛痘接種十年之後,邱禧根據自己的實踐寫成了《引痘略》一書,並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自費出版。
和《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收到的冷遇不同,《引痘略》一經問世就收到的歡迎,在成書後的近百年裡再版了五十多次。這些不同的版本有過不同的書名,包括《引種牛痘方法》、《引種牛痘紀要》、《引痘方書》、引痘秘書》、《引痘新書》、和《引痘新法全書》等。
這部手抄本的原書,就是清代道光年間出版的《引痘新法全書》。其中的內容除了邱禧的原著《引痘略》外,還加上了不同時期的幾篇序跋,這兩者都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資訊,即科學的精神還沒有抵達中國的時候,人們如何面對疫苗這一科學的產物。

02
精美的中醫包裝

關於牛痘接種術的核心內容,即如何獲取和儲存牛痘種苗、如何實施接種以及如何判斷接種是否成功,邱禧的《引痘略》基本上完全引自於皮爾遜的《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引痘略》之所以在傳播上完勝後者,主要是因為邱禧為牛痘接種術加上了一箇中醫的包裝。
這一點首先體現在書名上:“種痘”vs “引痘”。
皮爾遜用的是“種痘”,意思是接種後所出的痘的根源來自外部,即所接種的牛痘液中的某種物質。
邱禧用的是“引痘”,意思是接種後所出的痘的根源來自內部,牛痘接種只是把它從身體裡引了出來。
牛痘接種後出現的皰瘡是病毒和人體免疫系統共同作用的產物,換句話說是外因和內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表面上來看,“種痘”和“引痘”所分別側重的外因和內因都稱得上正確,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種痘”所側重的外因—即牛痘病毒—沒有問題,但“引痘”所側重的內因指的卻並不是人體的免疫系統。邱禧在《引痘略》中對此有過清晰的描述:
“痘之為毒,受於先天,感於時氣,散於經絡。男女交感之會,先天胎毒,既有淺深。”
也就是說,邱禧認為天花的病原是一出生時就有的,是一種胎毒。這並非邱禧自己的想法,而是傳統中醫的觀點。根據這一理論,接種牛痘的目的就是將這種胎毒引出來,所以邱禧將它命名為“引痘”。
類似的中醫包裝,還體現在具體的接種部位上。
關於接種的部位,皮爾遜在《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中有繪圖說明,即上臂外部大約中間的某個位置,需要在左右上臂各接種一處。另外還強調劃破皮膚時宜淺不宜深,並指出這是接種成功的關鍵。
在他的《引痘略》中,邱禧同樣強調了“劃破皮膚時宜淺不宜深”這一接種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接種位置上,他卻做了不同的表述:
取牛痘之漿,種人兩臂消爍、清冷淵二穴。”
為了讓人理解這一點,邱禧還繪製了牛痘接種穴位示意圖。
《引痘新法大全》中的接種穴位示意圖
邱禧之所以把穴位和接種位置聯絡起來,還是基於他的中醫思維。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樣,他認為天花源於胎毒、受於先天、感於時氣、散於經絡,所以穴位是最好的將胎毒引出的部位。另外,邱禧還提到了兩性在兩隻手臂接種順序上的區別,提出要“男先左,女先右。”
現在我們知道,這樣的中醫化的接種方式就是一種畫蛇添足。在新中國後,天花的接種就不再拘泥於穴位,比如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福建龍巖,小臂就成了常見的牛痘接種的部位 (見下圖)
福建龍巖地區一位1967年的牛痘接種者(攝影:黃巧娘)
牛痘接種的中醫化,同樣體現在接種後的護理上。
牛痘接種十分安全,有時需要護理的是因為抓撓等原因而在接種部位導致的一些小麻煩。在《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中,皮爾遜推薦使用的是一些化學成分明瞭的藥水和藥膏,用來控制皰瘡的潰爛和過度的紅腫。
《引痘略》則不同,邱禧先是用一句話介紹了英國人的辦法:
“外洋原有藥水藥膏,治此立效。因不能常得,故不錄。”
也就是說雖然英國的藥物效果很好,但在當時的中國很難得到。於是邱禧採用了中藥來進行護理,而且還為這些藥方取了動聽的名字。比如應對痘損破濃水不止的“綿蘭散”和“卷舒散”;護理痘頭潰爛的“灰草散”、“白龍散”和“豆灰散”;處理痘潰爛留血不止的“敗毒散”;治療痘破不能合口“生肌散”;以及對付餘毒紅腫的“三痘散”、“必勝膏”和“如意膏”。
最後,至於牛痘接種的作用原理,邱禧同樣引入的中醫的思維。
在皮爾遜的《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中,沒有任何涉及牛痘接種原理的文字。做為牛痘接種的發明人詹納,自1796年發明牛痘接種術至1823年去世都在從事疫苗的推廣工作,但他也沒有在天花疫苗的作用原理上發表過任何的觀點,原因是他自己對此一無所知。
就是在當時世界科學中心的歐洲,也是等到詹納去世的半個世紀後,等到科學界知道了病原微生物的存在,才開始陸續形成了一些不成熟的關於疫苗作用原理的假設。而這些假設真正走上正確的軌道,則是要到十九世紀末,原因是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的進展以及抗體的發現。
這離詹納發明牛痘接種術已經過去了近一個世紀。
但邱禧不同,他在1817年出版的《引痘略》就提出了牛痘的工作原理:
“蓋牛土畜也,人之脾屬土,以土引土,同氣相感,同類相生,故能取效。”
利用中國傳統的五行學說,邱禧找到了一個一勞永逸的“答案”。但邱禧不知道的是,當時詹納所用的牛痘中,其實有一部分是馬痘。對於不在五畜中的馬,不知道他又將如何自圓其說。
雖然邱禧往牛痘接種術中摻入了中醫的元素,但幸運的是他對這一發明的本質沒有去做任何的改變。如果將牛痘接種術比喻成一個珠寶,邱禧就是為它量身定做了一個精美的中醫盒子。因為這個盒子的精美,讓《引痘略》在傳播上遠遠超過了《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

03
實踐效果的力量

牛痘接種術是英國的發明,對於鴉片戰爭之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清代的中國來說,這是一種不值一提的“夷技”。而且牛痘的來源是牛,將牛身上的毒液接種到人身上,這也是一個大忌。
但牛痘接種術卻在清代的中國生存了下來,而且牛痘接種點遍佈了整個的中國。其中主要的原因,並不是邱禧製作的那個美麗的中醫盒子,而是牛痘接種這個珠寶本身無可爭議的實踐效果。
這一點,從這部《種痘新法全書》中不同時期的序跋中就可見一斑。
邱禧自己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成書時撰寫的序言中,就有過這些描述。首先提到的是他個人的經歷:
“予少時未出天花,洋醫為予種時年三十二歲。今已十有三年矣。”
這裡說的是他自己之前沒有得過天花,三十二歲時由皮爾遜接種,之後十三年也都健康。當然這只是個例,不能拿說明問題。不過邱禧接下來描述的他親手接種的大量人群,就比較有說服力了:
“經予所種小兒不下萬千,皆根基長養,以至娶妻育子,不能悉數。即如南城寶谷曾大中丞,年近六旬,難於得嗣。前開藩吾粵時,舉一子。命予為種痘,隨手奏效。蒙贈‘勿藥有喜’四字匾額。其他所種,萬無一失,人所共知。”
“萬無一失”並不是一種誇張的說法,牛痘接種安全有效,不像人痘接種那樣有讓人患上天花病甚至死亡的風險。而那個“勿藥有喜”的四字牌匾,既是患者對邱禧的致謝,也是漢語對天花疫苗的最好的概述和讚美。
除了邱禧在《引痘略》中的描述,這部《引痘新法全書》手抄本還帶有從嘉慶到同治年間不同時期的序跋,其中也多次提到了牛痘接種術令人折服的效果,這包括道光七年湖南秋潭人周純熙撰寫的《洋痘釋疑》、道光辛卯年湖南湘潭人、曾任江南道御史的黎光曙撰寫的《堅信洋痘說》、道光十四年湖南淥江人羅如錦撰寫的《引痘明辨》等。
而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則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湖南衡山名醫吳珍儒所撰寫序言中提到一個案例。這個案例如果放到科學昌明的今天,也堪稱一項不錯的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丁亥孟夏中旬,邑有麥園邑庠生蔣之雋會同族眾生四十餘人,延儒點種。因暑熱渴洩,僅點二十三人。其餘未經點種之小兒,次年皆為天行傳染。毒重點苗百倍,醫人無計可授,父母束手待斃,遭此劫者男女九人。先年已點之小兒,與傳染之眾生同床挨苗不染,加苗吹鼻不發。人皆心服之。蔣亦好善樂施,捐金刊版于衡州之書肆。”
大意就是在1827年的衡州,讀書人蔣之雋邀請吳珍儒醫生為40名當地兒童的牛痘接種。但因為當天天氣太熱,只接種了其中的23人。第二年當地天花流行,那17名沒有接種的兒童全部得了天花,而且其中有9人還為此失去了生命。而那23名接種了牛痘的小孩卻完全相反,生活在同一環境種卻無一感染。
在這樣黑白分明的結果面前,所有的人都信服了牛痘的效果。組織者蔣之雋還慷慨捐資,將《引痘略》一書在衡州出版刊印。這個例子也很好地解釋了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麼《引痘略》能夠一版再版,長盛不衰?
除了刊印的書籍,手抄本的問世同樣和牛痘接種的實踐效果有關。比如關於這本《引痘新法大全》手抄本的由來,手抄者於浩就做了這樣的說明:
“張君聞聽此語,遂索其書,展本閱之,果元妙無比。欣然攜書以歸。命餘抄錄。至引種之期,己之孫女延錢君批點,果按日起脹、按日長水、按日灌漿、按日結靨、按日落痂,與書中所載不差毫釐。於是張君蓄苗養漿專司其事,五期之際,已引種二百餘人矣。”
按照文中交代的關係,張君是於浩的義叔,是當地一名頗有名望的中醫,善於痘疹的治療。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城裡聽說了牛痘接種術,便要來了《引痘新法全書》一書,閱讀後覺得精妙無比,於是請義侄於浩抄寫一本。同時他也引進了牛痘痘苗,在自己的孫女身上先種,成功後他便成為了當地專門接種牛痘的醫生。
總之,正是因為牛痘接種術的安全有效,讓親自實踐過的相關人士由衷地折服。這些人接下來成為了推廣牛痘的中堅力量,他們建立了大大小小、遍佈全國的接種點,同時還致力於牛痘接種書籍的刊印和傳播。
遺憾的是,雖然牛痘接種在民間展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卻沒有得到大清皇家的待見。一個可以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清代的皇室就沒有開展牛痘的接種。做為這一漠視的結果,同治皇帝在19歲時染上了天花,並且為此失去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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