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瀟越，紀錄片導演。
拍紀錄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幾年的觀察，去給一個人的人生蓋棺定論。這其實是非常囂張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時候都是有轉機的，但是一個影片必須要有結束，這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但或許，接受找不到一個更加積極正向的結尾，就是拍攝這部影片對我來說最大的意義。這是對一個理想主義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看見世界，看見我
2025.4.12 杭州
大家好，我叫秦瀟越，是一個紀錄片導演。但很長時間裡，我都對這個身份沒有太多認同感。我走上這條路，還要從傳說中的世界末日講起。
世界與我
2012年12月21日，瑪雅曆法的最後一天，我在上海的街頭採訪陌生人。我問他們，如果今天真的是世界末日，你的人生有什麼遺憾嗎？如果有，是什麼阻礙了你去做這件事？我希望以此來鼓勵人們面對內心真實的渴望。
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我有多在意別人的理想，我只是希望自己可以生活在一個理想被鼓舞的世界。
那時，我剛剛大學畢業，即將踏入社會，心中總有一種莫名的恐慌和深深的迷茫。身邊的朋友好像都生活得不開心，做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為了一個很遙遠的、所謂的安穩，早早地放棄了更多的生活可能。
我不願意讓自己融入一個好像大家都不是在過著自己理想生活的社會。這讓我感到害怕。
好在世界末日的採訪，給了我信心。我發現，拍攝並不可怕。相反，鏡頭好像有一種魔力。有鏡頭的存在，我才有勇氣直白地問出那些看起來非常天真的問題。而鏡頭前的那些人，好像也更加認真地對待這些問題。
鏡頭給我打開了一個重新認識世界的視窗。“世界”不再是一個宏觀又抽象的詞，它變成了一個個具體的人。
初次感受到拍攝的快樂後，第二年夏天，我又一個人坐火車環遊中國，想去看看更多陌生人的故事。我想了解是什麼讓他們過著現在的生活，他們的理想又是什麼。我把這當作踏入社會前的一次社會調研，也期待在這趟旅行之後，能夠更加清楚，自己到底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一路上，祖國的大好河山給予我視覺上的刺激，陌生人的故事則給我精神上的鼓舞。我拍到了火車售貨員、揹包客、乞丐、按摩的技師，這些平時和我的生活不太會有交集的人，都在鏡頭前向我敞開心扉。
印象深刻的第一個人，是我在廣州火車站遇到的一位76歲的乞丐。
每次看到乞討的人，我都不知道要不要給錢，因為不確定怎樣才是正確的。特別是有些職業乞丐，難以辨別。但他跟別的乞丐不一樣，沒有吆喝，也不賣慘，只是坐在那裡。
第二天又在同一個地方看到他，我鼓足勇氣上前，準備跟他聊一聊。當我舉起相機的時候，他身後的人全都散開了，但是他非常鎮定，用方言來來回回說了好幾遍他是如何成為一個乞丐的。
年輕的時候，他把田讓給弟弟，對方承諾給他養老，可是等到真老了，承諾卻沒有兌現。他一氣之下就出來討飯了，一路從山東走到了廣州。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討飯也是一件這麼有骨氣的事。
我問他，有沒有遇到過假的乞丐？他說沒有，有的人家裡有子女還出來乞討，是因為問誰要錢都不容易，與其低聲下氣，還不如自己出來討飯。
困惑我多年的問題得到了解答。即便是處在一個誰都瞧不起的處境，那也可能是他當下最有尊嚴的活著的方式。
第二個印象深刻的，是我在去昆明的火車上遇到的一個售貨員。那天我臨時改簽，就搬到了他們工作人員車廂的隔壁。早上起來，他看到我在吃一個夾了火腿腸的麵包，他說：“你這個麵包還挺特別，一定很貴吧。”我就對他產生了好奇。火車到站後，我們約了拍攝。
他告訴我，他剛二十出頭，跟家人斷絕了關係，一個人從曲靖跑到昆明打工，做了各種各樣的體力活，但都學不到東西，前段時間才終於面試上火車售貨員的職位，穿上了一身帥氣的制服。
他的理想是開著自己造的飛機，去世界各地看一看。我以為他說的是飛機模型，但是他說自己有這個聰明才智，去造一架真正的飛機。
我聽得有點愣住了。那愣住的幾秒鐘，我害怕他覺得我在嘲笑他，就繼續跟他對話，瞭解到他念了一年高中，發現自己的眼睛近視了，於是自作主張輟學，也因此跟父母產生了非常大的矛盾。
他出來了才知道，城市和農村的差異這麼大，人和人的差距也這麼大。
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害怕眼睛近視就輟學，這非常離譜，但回過頭來想，他可能只是在保護他開飛機的夢想。因為在他的概念裡，近視了就沒辦法當飛行員，他沒有意識到可以透過考大學走出農村，實現理想。人生就此走上了另一個岔路。
離開的時候，他讓我幫他在火車站門口的金牛雕像前拍一張照片。他說，這個牛就像奮鬥的他一樣。他的名字叫吳卓淵，這是他給自己改的名字。
這兩個月的旅行構建了我的生活信念感，世界向我呈現了一個全新的精神面貌——不論人身在什麼處境、什麼年齡、什麼行業，他的內心深處都本能地有著對於理想生活的嚮往，哪怕生活曾經辜負過他。
我給這個片子起名叫《世界與我》，因為我覺得世界是所有“我”的合集。只要每個人熱愛生命，就是在創造美好世界。
旅行結束後，我好像也更加明白我要過一種什麼樣子的生活。我要用影像這種最有感染力的傳播方式，去激發大家內心本就存在的對於理想生活的渴望，去熱愛自己的生命。
其實我並沒有學過影像製作，面對大量的素材，有點不知所措。等到影片真正完成，已經是2015年年底。四十幾分鐘的片子，毫無技術可言，全是情感。
但在2016年，我收到了全國各地100多個放映申請。只要對方有一個投影儀、有組織放映的能力，他就可以向我申請免費的放映。我希望尋找自我的故事，可以在全世界各地生根發芽。
我也積極地參與映後的活動。相信理想的信念在一次次的放映中被不斷地提起、放大。有一次，我甚至看到我的海報跟賈樟柯的海報放在一起。我對我自己的未來也充滿了期待。
理想的背面
但老天好像在跟我開一個玩笑：你這麼喜歡鼓舞人家去追求理想，那我就給你安排一個被困在極度現實裡的人，讓你知道理想的背面是什麼。
《世界與我》在上海的一次放映，我認識了一個觀眾，他叫房君睿。等所有觀眾離開後，他走到我跟前，告訴我他的理想是做文物修復，但是一直沒有找到與此相關的工作。任何他感興趣的博物館、拍賣行，都需要更高的學歷。甚至，他去做其他普通工作，也很難做滿三個月。
於是，他整日鬱鬱寡歡，跟兩隻貓，還有他的父母，蝸居在上海市中心一個三十多平的老公房裡。
▲ 房君睿一家三口
他有一點口吃，臉脹得通紅想要表達，但是又表達不清楚的樣子，讓我很想了解他的內心世界。我想，或許我可以拍一個喜歡做文物修復的上海青年追尋自己理想的故事，說不定還能幫他找到理想的工作。
沒想到第一次到家裡拍攝，就遇到了父子兩人在鏡頭前爭執。
兒子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情緒非常低落，有時甚至連起床的動力都沒有。他把全部精神寄託放在買書上，家裡的書多得連多站一個人的空間都沒有，父親卻覺得他買書又不看，實際上是一種逃避。
對於一個沒有多少拍攝經驗的導演來說，是會被這架勢給嚇到的。我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就矗立在家庭矛盾的暴風眼裡。但此刻，我已經無處可逃，鏡頭無意識地記錄著。
當第二次我到家裡拍攝，又遇到更加劇烈的衝突時，我不知道還要不要繼續。很明顯，這不會是一個我所期待的，因為理想而被救贖的故事。
房君睿的爸爸曾經也鼓勵過他去追尋自己的理想。他花重金讓兒子報了一個上海有名的文物修復大師的課程，碗是課程裡要修復的作業。房爸爸指著修了一半的碗說：“如果你真的喜歡文物修復的話，這個碗早就修好了。”
▲ 房君睿修復到一半的碗
於是我也順著他的話說：“那我們下次就等你把這個碗修好了再來拍。”本意是想要鼓勵他真的開始為理想做些什麼，但是他好像一眼就看穿了我。
他說：“你是不可能透過我拍一個勵志故事的。”
如果一開始就知道這不是一個勵志故事，那麼是否還有記錄的必要？這是當時困惑我的一個問題。
與此同時我還發現，房爸爸也視這次拍攝為一個重要的表達機會。他急於讓兒子看清自己的位置，不要對理想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他說，“我要過有意義的人生”這些都是不著邊際的話，有幾個人能過有意義的人生？
這句話他是跟房君睿說的，卻像是一記耳光打在了我的臉上。鼓勵大家追求理想並沒有錯，但此刻它像是一句廢話，誰不知道理想好呢？
房君睿落寞地坐了下來，但是又充滿期待地看著我，他問：“你覺得我爸爸說得對嗎？”
我一時語塞，不知道怎麼回答他，甚至想要找個洞鑽進去。但如果這個時候臨陣脫逃，那麼我在《世界與我》裡建立的生活信念感就此崩塌，我想要透過影像去傳遞人性真善美的遠大志向，也將不復存在。
這個時候，房君睿說：“如果你願意拍的話，我願意把我的故事講給你聽。我們就像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只是那時，我們都覺得自己才是釣魚的那個人。
▲ 房君睿父親和房君睿
可能大家會好奇，拍紀錄片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我覺得拍攝是一種誘惑，無論是對導演而言，還是對拍攝物件而言，你就是被一種誘惑在牽引著往前走，做不了太多理智的判斷。
當生活裡多出了一個鏡頭，所有人都急於在鏡頭前證明自己。
房君睿的爸爸為了讓兒子有所覺悟，在鏡頭前做最後一搏。房君睿的媽媽不認同他在鏡頭前數落兒子的做法，因為對於一個內心非常脆弱的人而言，這可能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於是她也加入了戰鬥。一家三口經常在鏡頭前吵得不可開交。
作為旁觀者的我，情緒也並不穩定。房君睿多次在鏡頭前要輕生的宣言，讓我很害怕真的拍到令我後悔一生的畫面。我開始道德審判自己，覺得可能是我的拍攝加劇了他們的家庭矛盾。嚴重的時候，晚上我會做噩夢。
我退縮了，畢竟，我好像沒有必要讓自己捲入這樣的漩渦裡。
停止拍攝後，我去遊山玩水，也給自己找了一份工作。但不論是工作中做的影片，還是旅遊影片，都讓我覺得無關痛癢。好像生命真正的奧義，就藏在那些逃脫不了又難以突破的關係裡。
我重新審視那半年拍到的素材。做一個勵志故事的預設被推翻，一個真實的故事彷彿就要向我發出吶喊。我決定接受挑戰，放下全部的預設，讓鏡頭帶領我，去探索一個真實的故事。
但在此之前，我給自己做心理建設：並不是我造成了他人的痛苦，而是鏡頭讓痛苦多了一次被看見的機會。
再次進入房君睿家，已經是八個月後。
這次，我瞭解到，房爸爸的父輩曾經是上海的買辦，房君睿的爺爺做著黃包車公司的生意，房君睿媽媽的祖上也在上海經營龐大的油漆產業。但是突如其來的社會動盪，讓這兩個家族都漸漸沒落了。
房君睿的爸爸從小就喜歡畫畫，但因為政審沒過，與上海美術學校擦肩而過。他一直沒有放棄過畫畫，雖然二十多年都在做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但人才可以流動之後，他總算找到了在醫院做美工的工作。
▲ 房君睿的父親在作畫
這段經歷成為他口中的勳章，也曾用來鼓勵房君睿堅持自己的理想。而房君睿卻從這段家族記憶裡窺探到，他原本可以過上富足的生活，於是對現在的生活更加不滿意，怨天尤人，覺得自己生錯了時代。
這次拍攝，他的身邊還多了一個來自教會的朋友，楊光。他時常來家裡探訪房君睿，一聊就是兩三個小時。
我們的拍攝，終於不再只是無止境的家庭紛爭，而是上升到關於生命的探討：哲學層面的、宗教層面的、社會制度層面的、家庭層面的。一個人在人世間走一遭會遇到的各種困惑，都透過他們的一問一答被表達出來。
▲ 房君睿和楊光在家聊天
這是整個拍攝我最享受的階段。鏡頭好像給了我一個上帝視角，我看著他困惑，看著他痛苦，同時也期待著他會不會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當生活中多了一個鏡頭，多多少少都會讓人覺得自己與眾不同。有一天，房君睿跟楊光說，他覺得是天主把我跟楊光派到了他身邊，幫助他走出困境。拍攝本身似乎成為了一種改變的力量，讓所有的人都期待著未來會有所不同。
在這個昏暗逼仄的空間裡，母親永遠在廚房裡忙碌著，電視螢幕上滾動播放著國際新聞。房君睿和楊光會討論特朗普，討論臺灣問題，討論西方自由民主，討論人的慾望，討論孟子的反叛精神……
但是兩年過去了，那個碗還在那裡。我開始擔心，拍攝給他帶來的不是希望，而是慫恿他對未來有了不切實際的期待。
▲ 房君睿父親在看國際新聞
我一直在等待一個更加積極正向的結尾，但四五年過去，碗沒有修好，他的生活好像也看不到更大的變化。我決定結束這個片子，不能再等了。
當我吞吞吐吐地告訴房君睿，拍攝可能要結束了，他有些詫異，思索了一會兒，問：“你想要透過我表達什麼呢？”
我提醒他：“一開始你就告訴我，這不會是一個勵志故事。”
如果他一開始就知道這不會是一個勵志故事，但他還是同意了拍攝。這是為什麼呢？我覺得，人是寧願痛苦被看見，也不願意被忽略的。
這對父子其實都非常地孤獨，鏡頭給了他們非常強的存在感。在拍攝的過程中，在一次次的噓寒問暖中，房君睿肯定也想象過，人生會不會就此改變。而我像是一個劊子手，讓故事就停留在那裡，告訴他，你說得沒錯，你的人生不是一個勵志故事。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心理過程。
最後一次拍攝，房君睿再一次提到他覺得未來沒有希望，前段時間又打了自殺救助熱線。就連他最喜歡的這個教會的朋友，也不能夠給予他真正的內心的幫助。但這次，我斬釘截鐵地告訴他：“我必須要走了。”
影片的結尾，就是我慢慢地從這個家中退出，像落荒而逃一樣。房君睿看著防盜門慢慢地被帶上，鏡頭裡的他好像矗立在一個由家編織的牢籠裡。
理想主義者的自我教育
在這個故事裡，導演好像得以全身而退，但其實鏡頭外的我心理壓力巨大。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處在自我質疑裡，覺得花了這麼多時間，做了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沒有人會看這個片子。即便有人看，可能也會怪罪我，覺得我在消費他人的痛苦。
更可怕的是，我發現我的內心狀態正在無限地接近房君睿。我這麼多年剪不好這個片子，就像他這麼多年修不好那個碗一樣。我跟父母的關係也變得越發緊張。
當一個人變得充滿戾氣、怨天怨地，歸根結底都是在怨恨那個沒有實現理想的自己。
我父母曾經也想過讓我放棄，給了我兩個靈魂拷問：如果你真的熱愛紀錄片，為什麼會做得這麼痛苦？如果你真的擅長紀錄片，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把這個片子做出來？
這個片子成了我的碗。
拍紀錄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幾年的觀察，去給一個人的人生蓋棺定論。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囂張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時候都是有轉機的，但是一個影片必須要有結束，這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但或許，接受找不到一個更加積極正向的結尾，就是拍攝這部影片對我來說最大的意義。這是對一個理想主義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當所有人都鼓吹一個英雄式的勵志故事時，痛苦就不被重視，甚至彷彿不曾存在過。而我們當中大部分人其實都是房君睿，都曾經在理想和現實的差距裡，迷茫、痛苦、掙扎。
紀錄片雖然記錄的是他人的故事，但拍攝的過程，也是一次審視自己生命的機會。
那個在《世界與我》裡鼓勵大家去追尋理想的我並沒有錯，只是在拍攝房君睿的過程中，我意識到：人並不能獨立地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理想不能按照你的意志被執行，是因為你不僅僅是你自己，還存在於社會關係和家庭關係裡，三者相互作用，才成為了現在的你。
這部講述上海普通家庭一家三口的故事，叫《巢》，2023年獲得FIRST最佳紀錄長片，跟隨FIRST去了很多地方。
很多觀眾看完之後跟我說，在片子裡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上海的一次放映結束後，房君睿一家去到了映後現場。房爸爸說：“為什麼這麼多人會來看這個片子？是因為它真實。”
這一刻，我內心的石頭才落了地，也慢慢開始接受自己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的身份。但是我變得小心，不再張牙舞爪地去慫恿別人追尋自己的理想，只想要給大家呈現更多不同的生命可能。
2022年，我開始了一個新的專案，叫《去哪安家》。它是一個系列片，講述的是離開大城市，去小地方生活的人。
起因是我在網路上看到了一篇關於年輕人花5萬塊錢到鶴崗買房安家的報道。鶴崗這個北方邊境小城，被塑造成一個“躺平聖地”。我帶著好奇心去實地探訪了幾個真實的移居到鶴崗的人，做了一個《在鶴崗安家》的短片。
沒想到這個十幾分鐘的短片在網路上得到了非常多的評論。在我的鏡頭裡，這些移居的人不再是媒體報道里的“社會Loser”，低房價只是給了他們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他們身上真正打動人的，是非常頑強的生命力。
移居的關鍵詞不應該是“躺平”，而應該是“勇氣”。是勇氣，讓這些人的故事那麼振奮人心。
這是沙溪一個非常有辨識度的樹屋，住著一對夫妻和他們的兩個孩子。
Luna曾經在上海做幼兒美術教育，小珂非常熱愛音樂，曾經在麗江開酒吧。他們在上海生活一段時間後，計劃開著房車去流浪。但突如其來的孩子，打亂了他們全部的計劃。最後，他們在沙溪這個有風的地方，開了一個染坊，停留了下來。
詩和遠方的生活並不像我想象中那麼地浪漫、自由。我們抵達的第二天，就碰到這對夫妻鬧矛盾。
我們和一些客人的到來，讓小珂非常地興奮，晚上喝酒聊天到了凌晨，早上酒瓶子東倒西歪。Luna說了幾句，小珂不為所動，轉頭跟朋友抱怨說：“結了婚就是會受控制。”
到了晚上，Luna終於忍不住，跑到閨蜜面前哭了出來。她說，我們拍的是《去哪安家》，但是她的“去哪安家”從來不是跟隨自己的心願。不論是之前在大理生活，還是現在搬到沙溪，一直都是追隨小珂。她不能理解，為什麼自己付出了這麼多，最後還要被冠上“控制他”的罪名。
▲ 《去哪安家》裡的Luna
看來生活裡的一地雞毛，不會因為搬去了一個浪漫的地方而消失。逃離只需要一時的勇氣，但是真的在一個地方住下來，建造一種屬於自己的生活，需要面臨更大的挑戰。
《去哪安家》其實是《世界與我》十年後的再次出發，它們都是想要讓大家去想一想：什麼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不同的是，《去哪安家》帶著我全新的對於世界和拍紀錄片的思考，它儘可能剋制去主張某種主義，只用鮮活的人物故事呈現更多生活的可能。
紀錄片與我
拍紀錄片常常容易讓人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好像我們在關注一個弱勢群體，急於給予世界一個答案，去解救勞苦眾生。
但我覺得，拍紀錄片對自己的意義永遠要大於對他人的意義。其實是這些真實的鮮活的人物故事告訴我，世界是什麼樣的。
在探索世界的同時可以表達自我，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雖然在商業的可持續性上還有待探討，但是我的生命體驗已經被大大地拓寬。
在這樣的生命體驗變成一個個作品的時候，它就具備了跟更多人產生共鳴的可能。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創作者，也會被大家看見。
謝謝大家！
策劃丨YXQ
剪輯丨大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