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特別懷念一篇小學課文《盲人摸象》。這篇課文的大意是幾個盲人摸象，摸到鼻子說大象像個水管，摸到腿的說大象像個柱子，摸到耳朵的說大象像個蒲扇，摸到尾巴的說大象像根繩子。
小時候每次讀到這篇課文，我都會嘲笑這些盲人，但是現在我不會了，因為包括我在內，很多時候看待很多事情，都是在盲人摸象。
舉個例子，如果我們很久沒上網，突然有一天看到一則新聞，說以色列對加沙狂轟濫炸，造成了數萬平民傷亡，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兒童，這個時候我們內心的天平一下會倒向巴勒斯坦。
但這時我們突然又看到一則新聞，說10月7日哈馬斯突然對以色列發起襲擊，造成了很多參加音樂節的猶太人傷亡。這時我們內心的天平，又會倒向以色列，覺得是哈馬斯先動的手。
我們剛倒向以色列，這時又看到新聞說，10月4日，數百名猶太人在以色列軍警的保護下，衝擊巴勒斯坦聖地——阿克薩清真寺，於是我們內心的天平可能搖擺到了巴勒斯坦一邊。
但這時，有人又扒出來很多哈馬斯的黑料，說哈馬斯經常用人肉炸彈突襲以色列目標，我們可能會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有可能再次傾向於支援以色列。
但一研究歷史，又發現以色列才是現代恐怖主義的鼻祖，就是靠暴恐建國的，以前這片土地全是巴勒斯坦人的，我們會重新審視以色列。
結果又有人說，猶太人兩千年前就在這裡建國了。可話音沒落，有人插嘴說猶太人其實也是外來戶，3000年前這裡是迦南人的家園，猶太人恩將仇報、背刺恩人是祖傳技能了。
透過巴以衝突的案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瞭解一個人、一個組織、一件事情，必須要從更大的時空視角，才能有更為準確的認知。
所以古人為啥強調，讀史既可以明志，也可以明智。而偉大教員也說過，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多瞭解一點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才能正三觀。
但一個問題出現了，只要好好研究了中國近代史，你一定會成為迷上中國共產黨，迷上偉大教員。因為黨史到處是波瀾壯闊的長篇小爽文，比武俠小說、穿越小說、諜戰小說都精彩。
當然，作為創業人士，也一定要看黨史，因為中國共產黨畢竟是空前的很可能也是絕後的全球最牛創業團隊，CEO和高官，那一定得研究偉大教員了。
這個最牛團隊，在中華民族最絕望的時候挺身而出，把一手爛牌打到了極致。為啥說那是中華民族最絕望的時候呢？蛋總用八個字概括——國事糜爛，民生凋敝。
國事糜爛，昨天已經說了。一代梟雄袁世凱團隊，被日本人逼得差點簽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最終還是簽了前十四條——《民四條約》）。
不籤不行啊，因為日本人在1915年5月7日下了最後通牒，限時48小時答覆，不答覆就出兵揍你。陸軍總長段祺瑞評估說：最多能扛三天。戰鬥力還不如哈馬斯。
孫中山團隊也不行，出於統戰需要，我就不多說了。只說一點，1912年1月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簽署的第一份外交文獻《宣告各友邦書》，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承認列強特權，償還一切賠款。
蔣介石團隊的黑料，我昨天說了他目睹濟南的五三慘案不管不問。中日都全面開戰了，他還在克服各種困難，老老實實賠償日本庚子賠款。
但咋說呢，蔣介石對外雖然軟弱，但畢竟沒有投降，比汪精衛強多了。汪精衛叛國投敵影響有多惡劣？畢竟他頭上的光環可多了，關鍵是二號人物投敵，對抗戰勝利的信心打擊是巨大的。
汪精衛影響力太大了，所以他投敵叛國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集團，帶走了國民黨20多位中央委員和50多位將軍，你看當時我們民族有多麼危險。
不過汪精衛投敵之後，心情很不好。一方面，他發現日本人沒有承諾的那麼好；另一方面，被人看不起老有人擠兌他，比如王克敏。
最令汪精衛鬱悶的是，被人看不起還不是因為當漢奸，而是漢奸中也有鄙視鏈：王克敏就鄙視說：你憑什麼當主席（偽主席），你才投靠日本人幾年？論如何伺候日本人，你還得管我叫一聲前輩！
國事糜爛如斯，民生也凋敝不堪。舊中國人民頭上有三座大山，其實身邊還有四大死亡威脅：瘟疫、荒災、土匪和戰亂。
舊中國新生兒死亡率是20%，也就是平均五個孩子要死掉一個。紅軍到達陝北之後，發現那裡的衛生條件極差，新生兒死亡率超過50%。
過了出生關之後，接下來就是各種瘟疫的侵擾，天花、霍亂、鼠疫、百日咳、麻疹、腦膜炎、小兒麻痺等等。說那時中國人“生得隨機、死得隨意”毫不誇張。
封建社會，中國人過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平時最多趕趕集，能出縣的都是極少數。當時的中國，被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了大門，人員的流動性增加了，病毒傳播速度和傳播範圍都猛增。
這個很容易理解，比如非典那會兒，從廣東傳到北京，坐火車得一天一夜。但是新冠的時候，坐高鐵坐飛機那就快多了，一天一夜就能從美國傳到中國。
病毒的傳播變快了，但是舊時中國的醫療條件、衛生意識和防疫措施都還跟不上，各種病菌病毒如同到了大型培養皿上，可以說一輪接一輪，造成了大量死亡病例。
人類於1907年發明了預防結核病的卡介苗，目前可以說是百分百接種，但解放前只有少數大城市有接種服務。到新中國成立時，全國總共才接中了不足一萬卡介苗（7500人）。
1932年的霍亂大流行由上海爆發，一共蔓延了23個省，據當時統計受疫者為2000 多萬人，死亡人數不計其數，反正未經治療的霍亂死亡率高達40%。
據統計，民國年間僅傳染病造成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疫情就達59次之多。其中1932年的霍亂，光陝西省就奪走了20萬條生命。
躲過了瘟疫，還有荒災。整個民國期間，死亡萬人以上的荒災有75次，10萬人以上的18次，50萬人以上的7次，100萬人以上的4次。
1920年的旱災，覆蓋了華北五省絕大部分地區，成片的土地顆粒無收，農村經濟崩潰，五千萬農民淪為難民，全國至少餓死50萬人，其中河南就餓死了30萬人。
賣兒鬻女、易子相食、舉家自戕時有發生。1930年，甘肅某地稅務機關檢查行李，發現包裹中有人腿，公差嚇了一跳，然後把人給扣下來進行審問。
結果當事人的回答令人垂淚：本人子女之肢體，若不自食，亦為他人所食。因為當年甘肅大旱，婦女兒童的肉，家居當飯菜，外出當乾糧。
1931年的水災，被認為是人類有記錄以來破壞性最大、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自然災害（400萬人死亡），列為全世界十大自然災害事件之首。
水災發生時，當時的國家元首常凱申在幹嘛呢？在忙著剿共，他說：“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計其他”。
常凱申倒是把鍋甩給了老天爺，公然宣稱：“天然災授，非人力所能捍禦。”
1931年7月，蔣介石來到南昌，親任總司令指揮30萬大軍進行第三次大圍剿，期間又丟了東三省。為了剿共，蔣介石還挪用了50萬救災善款，宋子文更狠，以軍費的名義挪用了1000萬。
除了荒災，還有戰火。抗日戰爭，中國軍民的總傷亡是3500萬人，而辛亥革命後的軍閥混戰，以及國共內戰，總傷亡也在2000萬人以上，合計至少5500萬人。
中國的封建小農經濟其實很脆弱，國外的資本主義一進來，這邊很多農民就破產了。我們小學都學過一篇課文，叫《多收了三五斗》，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對小農經濟的降維打擊。
1932年中國糧食豐收，但是糧價卻大跌。豐收的同時，日本、美國向中國大量傾銷糧食。所以奇怪的現象出現了，即使豐收了，交了租之後收入反而不及災年。
舊中國全國都是軍閥混戰，而打仗都是要燒錢的。這些錢都要從老百姓頭上徵收。所以民國萬稅不是一句空話。為了徵稅，以至於鬧出了三局爭糞的鬧劇。
為了多收軍費，各地陸續解禁了鴉片，而且不種還不行，每個縣都有死任務，必須種夠多少畝。比如直係軍閥治下的河南，大縣要求至少15000畝，中縣12000畝，小縣10000畝。
西南F4，都是種煙大省。鴉片氾濫有多嚴重，我們舉個例子。鄂豫皖的四方面軍的紅軍到了川北，發現沒有兵源可以補充，因為當地的人無論貧富，只要是男的個個都是煙鬼。
最終沒辦法，只好找那些煙癮小一點的，弄進來再戒。實在沒有男人的話，只好找女人來頂替，紅四方面軍這才有了那麼多的女兵。
一部分人迫於生計，上山當了土匪。全國有多少土匪呢？毛澤東曾估計，中國的土匪有兩三千萬，佔當時中國總人口的5%。其實土匪越來越沒出息，啥都搶，包括鹹菜疙瘩。
有人說1927年~1937年，是民國的黃金十年，經濟發展很快，但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如果硬要說存在，那是官僚資本主義（買辦）的黃金十年，民族資本主義步履維艱。
煤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遇到困難，求助宋子文，宋子文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最後聘請中統陳果夫陳立夫的人擔任總經理才逃過一劫，讓渡了大量股份。
1934年，榮氏兄弟遇到危機，被實業部長陳公博看上，他想據為己有，不過沒成功，是因為財政部長孔祥熙出手了，他也看上了。1936年又被宋子文看上了。所以為啥榮毅仁投了共，連大資本家都痛恨四大家族。
蔣介石也可以說是蔣大炮，1927年他決定弄箇中央鋼廠，自己親自督辦，宋子文和孔祥熙多次協調，但由於重工業不掙錢，於是扯皮扯了七年，1937那邊連院牆都沒建起來。
當時的中國，很多人連夢都不敢做。1932年底，著名的《東方雜誌》，向全國各界人士發起了“新年的夢想”徵文活動，這個活動本身也是很悲壯的。
林語堂說的很可憐：我現在不做大夢，不希望有全國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國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無苛稅、換門牌不要錢、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樂業的淨土……
嶺南大學教授謝扶雅坦誠地表達了自己的悲觀，他寫道：不久將來的中國，顯然要走入兩途——不是被日本獨佔，便是國際共管。
巴金說得更乾脆：我看不見中國的未來，有一個時期我甚至相信中國是沒有未來的。
可以看出，大家連夢都不敢做了，有的做的甚至是噩夢。而到了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不少民國的精英分子陷入了巨大的悲觀情緒中。
更有民族失敗主義分子四處鼓吹中日力量太過懸殊，中國是打不贏這場戰爭的，主張“和平救國”，為此還成立了一個“低調俱樂部”。
這些人個個都是大知識分子，由胡適領銜，包括陳布雷、陳立夫、陶希聖、周佛海、高宗武、顧祝同、朱紹良、梅思平、羅君強、張君勱。
胡適被譽為近現代最負盛名的學者，學貫中西，是“精英”們眾口一辭稱讚的“自由主義”領軍人物，也被認為代表了那個時代民族的“良知”。
1935年，胡適主張放棄東北三省。他致信民國政府，建議“承認”偽“滿洲國”。1937年，胡適為蔣介石設計對日妥協方案。
胡適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他還認為“再戰必亡”，因此他堅決反對對日作戰。把程潛氣得在會議上罵他是漢奸，主張應該逮捕他。
而陳布雷，則是國民黨黨部的秘書長、總統國策顧問，蔣介石頭號文膽，起草了大量文稿，包括對日妥協的檔案。
總之，無論是民國精英的悲觀的夢想，還是“低調俱樂部”，都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絕望。絕望之中，有人選擇了自殺殉國，以喚醒國民。
1903年陳天華寫下了《猛回頭》《警示鐘》。這文章你讀一讀，就能感覺到他的心在滴血。
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計中藏。
法蘭西，佔廣州，窺伺黔桂；德意志，膠州領，虎視東方。
新日本，取臺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分疆。
這中國，那一點，我還有分？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
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制我，眾漢人，拱手降洋。
然而1905年底，極度痛苦中的陳天華寫下了《絕命辭》，然後來到了東京灣，一步一步走向大海深處而自戕，年僅30歲。他的《絕命辭》令人淚崩，全文比較長。
其中有一句寫出了他蹈海自戕的原因，照這樣下去，中國可能十年後亡國。與其死於十年之後，不如死於現在。現在死了，起碼還能讓大家有所警醒。
陳天華蹈海之後，引起了巨大震動。他的親密戰友姚宏業得知之後，痛斷肝腸，但最終他決定繼承好友的遺志，回國辦學興國，透過教育喚醒更多的國人。
然而辦學過程中卻困難重重，遭到政府的百般阻撓，求助各界又無望。1906年3月27日，姚宏業在上海效仿陳天華憤而投江，希望以自己的死喚醒國人。
陳天華的另一位老鄉楊毓麟是一位實幹派，曾經組織暗殺過慈禧、滿清出洋考察五大臣。然而多次失敗對他打擊挺大的，後來他被迫流亡到英國。
在英國遠隔重洋，依然心繫祖國，還跟汪精衛一起密謀暗殺過攝政王載灃，為他們提供炸彈。1911年4月，他得到黃花崗起義失敗、革命黨損失慘重的訊息，決定蹈海自戕於利物浦的海灘。
蹈海之前，他留下遺書，託好友將留學數年積蓄130英鎊中的100英鎊轉寄黃興作為運動革命經費，其餘30英鎊轉寄其母，以報養育之恩，為最後之反哺。
陳天華、姚宏業、楊毓麟並稱蹈海三烈士。其實因為國事糜爛而自戕的，何止這三個人？清末官員、學者、北洋民政部的梁濟，1918年在積水潭投水自盡。
他自投水自戕，也是因為對國事沉淪感到無奈，希望喚醒國人。他的遺言：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
國學大師王國維，1927年6月2日在頤和園的昆明湖投水自盡，遺書開頭就透著悲憤：五十之年，只有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那個時候的中國，的確是水深火熱，絕望到令人窒息。但是在這樣的絕望中，有人卻從中看到了希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毛澤東。
你不得不承認，有些人從小就格局不凡。1910年，長沙爆發了搶米風潮。為什麼，因為1909年夏天湖南洞庭湖地區遭遇了特大水災，而長沙衡陽又發生了旱災，晚稻歉收。
而有一個17歲的年輕人親眼目睹了這一切：飢餓的災民為了生存哄搶米店，開槍鎮壓。憤怒的饑民又火燒衙門，清政府調兵鎮壓，帝國主義也派來十多艘軍艦幫忙。
這個年輕人就是毛澤東，被搶的米中有一車就是他們家的。他不但不生饑民的氣，回到了韶山沖的家中之後，竟然跟族長作對，把藏在毛氏宗祠的糧食弄出來散給饑民。17歲啊，我們17歲在幹嘛？
1921年參加完一大他回到老家後，立刻開會動員所有家人參加革命，並讓毛澤民對家產作出處置：房子可以讓給人家住，田地可以讓給人家種，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一筆勾銷……
就這樣，毛澤東一家人在他的帶領下，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中國革命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充滿了各種艱難險阻，也走過了很多彎路，付出過很慘痛的代價。
正是因為中國革命的各種挫折，證明了他的主張是最正確的。最終在以他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帶領下，中國人民只用了28年就走出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第一天就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兩年就解決了娼妓問題，三年就根絕了鴉片，四年就肅清了匪患，同時還痛揍了聯合國軍，八年就打下了工業化的底子，十一年就消滅了天花，二十一年就幹出了兩彈一星，六十年就追到了世界第二……
然而為了中國革命，為了新中國，毛澤東散盡家財不說，一家人可以說是前仆後繼，先後有八位親人成為烈士……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們要永遠緬懷他的豐功偉績。謹以此兩篇文章，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30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