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有些老幹部在延安的窯洞裡又哭又鬧，有一些則神情恍惚，目光呆滯，還有一些人瘋瘋癲癲，嘴裡說著胡話，時而哭時而笑。
這些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情。
關於延安整風一直有一種錯誤說法，這次整風運動是毛澤東透過整人的方式在黨內確立權威，打壓政敵的清洗運動。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經歷如此所謂的“殘酷”的運動後，我黨卻煥然一新。
那個先是被國民黨像案板上的魚肉一樣大肆屠殺，後又被迫走上兩萬五千里長徵的黨，變成了在解放戰爭中打得國民黨丟盔卸甲，後又在抗美援朝中把美國人逼上談判桌的黨。
而開頭所說的那些又哭又鬧的老幹部，他們當中的好多人之後又在中共黨內擔任要職。
就連王明和博古這兩位，所謂“延安整風主要整治物件”，也在1945年4月23日的中共七大上進入了中央委員的名單。
要想弄清楚這一切，要先從共產國際對我黨的控制說起。
以便搞明白我黨是如何從為蘇聯利益而革命的共產國際的分支，變為後來獨立且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一、共產國際的控制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一聲槍響，列寧領導的布林什維克黨的戰士們，頂著從波羅的海吹來的刺骨的寒風，向聖彼得堡冬宮發起總攻，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蘇俄成立之後，周圍的資本主義國家立即警覺起來，他們擔心共產主義的思潮會滲入到自己的國家，於是1918年十四國聯軍陸續圍攻蘇俄，當時的北洋政府也參與其中。
而蘇俄為了應對這樣的情況，也想出了自己的應對辦法，其中一個便是，成立共產國際，支援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革命，讓周邊國家自顧不暇。
而共產國際表面上說要求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要遵從於共產國際的指示，但行動上實際是將蘇俄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
自建黨以來，我黨被蘇聯長期操控，甚至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窒息的地步，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很久，
中央軍委作戰科科長伍修權在回憶錄中提到：“每次擬定作戰計劃，都要先譯成俄文發往莫斯科，等克格勃軍事顧問修改後再執行。”
有次，因擅自調動兩個連阻擊日軍，他被王明當眾訓斥“目無國際紀律”。
毛澤東後來也邊抽著煙邊對美國記者斯諾感慨：“我們頭上頂著兩座大山，日本人的槍炮和莫斯科的電報。”
而經濟控制就是共產國際控制我黨的手段之一。
任何組織都需要大量的經費來維持組織的運轉，我黨初期的經費其實就是共產國際援助的
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我黨一旦有不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的傾向，共產國際便會縮減對其的各項支援，以此來達到控制的目的，當時中共黨內的活動和經濟開支都要上報共產國際。
1930年代初期，上海中央分局的經費需每週向莫斯科報賬，連購買油印機的預算都要獲得遠東局批准。一切行動也要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才能進行。
當時蘇聯寄希望於國民黨和共產黨能夠聯合打擊北洋政府，於是要求共產黨要全力幫助國民黨，聽從於國民黨的命令。
因此，我黨想要真正獨立，首先就是要完成經濟上的獨立。
二、第一次獨立嘗試
1924年，一個參加了共產黨的國民黨的候補委員，因為受到上司的排擠，一氣之下告病從上海回老家休息。
回家後卻發現老家農村的農民們，自己組成了農會，農會里人人平等，還把地主的財產沒收，反抗一切剝削者。
當時在他老家農會的成員超過百萬。看到農村的革命如此紅火，這個共產黨員的心裡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
若能發動廣大農民，就能另闢一條革命戰線，還能逐漸解決我黨的經濟問題。
於是這個年輕人經過三個月的實地勘察和走訪，寫了一篇名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報告。
這個年輕人名字叫，毛澤東。
本以為為黨找到了新的革命路線的毛澤東，卻在1926年的漢口，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吃了個大憋。
在會議上，毛澤東慷慨激昂地講述著他在湖南農村的所見所聞，結合那份報告，向大家認真地分析發展廣大農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也許是出於對同志的尊重，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陳獨秀一直沒有打斷毛澤東。
當毛澤東講完後，會議室裡就只剩下炭火被燒得噼啪作響的聲音。
接著，陳獨秀帶著一絲疲憊和不耐煩用手指輕輕拍了拍放在桌上的“聖旨”，一份來自共產國際的電報說道：“同志們，我們黨現在最重要的任務，是完成共產國際給我們的指示，維護與國民黨的合作，任何過激的農民運動都是不可以的。”
這時毛澤東用手使勁地拍了拍桌子上自己所寫的那份報告說：“獨秀同志！湖南農會已發展到百萬之眾！農民要田地要武裝！這是攔不住的革命之火啊！”
這時黨內另一位領導人張國燾插話說：“可是農民運動已經被武漢方面（武漢國民政府）多次抗議！太過火了！”
就在毛澤東正準備反駁時，陳獨秀緩緩站起身來，對著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道：“潤之，作為黨員，你應該以大局為重。若是這個農民運動導致聯合戰線的破裂，這個責任，誰負的起。”
陳獨秀又轉身來對著在場的眾人說道：“這次會議的決議已定，一切群眾運動必須要服從國民黨的指揮。大家若沒有其他意見，就散會吧。”
會議的記錄員將此話用筆記錄在乾淨整潔的宣紙上，然後小心翼翼地整理好，像一個藝術品一樣儲存起來。而毛澤東的那份還沾著泥點的報告，就只是靜靜地躺在桌子上。
年輕的毛澤東本想發動廣大農民建立根據地，可換來的卻是共產國際“聖旨”的降維打擊，但這樣的打擊可不是最後一次。
而經濟控制，也只是共產國際操控中共的其中一隻手。
三、共產國際的第二把武器
1931年，井岡山根據地在毛澤東指導的土地革命和經濟政策下發展的非常好，一片欣欣向榮的場景。
此時的毛澤東，依靠自己的獨門秘籍“打土豪分田地”，不光得到了民心，還完成了在經濟上的獨立自主。
當時的瑞金蘇區有多繁榮呢？在我們印象裡，紅軍戰士的生活條件都是較為艱苦的，但主要是當地的地理環境導致的。
實際上紅軍戰士相比於當時其他軍閥和國民黨計程車兵，要富有的多。
根據劉伯承元帥的《劉伯承軍事選文》中記載，四川一個軍閥的兵，一個月能領六元六角，但長官還要剋扣百分之二十，所以士兵只能拿到五元三角。而廣東軍閥的一個二等兵，一個月是十元零五角，但經常扣餉不發。
紅軍一個戰士一個月的軍餉有20元，並且在紅軍的隊伍裡，不允許欠餉，也不允許軍官剋扣，一切都要是公開的。
這樣的軍隊，戰鬥力自然也強，在1930年到1931年，打退了國民黨三次合計共60萬大軍的圍剿。
經濟獨立後，共產國際對我們的經濟威脅也就大不如從前了。
然而，一個有能力脫離共產國際的共產黨，一個不為了蘇聯利益而為了本民族利益而革命的共產黨，是斯大林不願意看到的。
雖然蘇區經濟獨立，但共產國際卻還有第二把武器，來繼續對中共的控制。
1931年時第一次國共合作早已破裂，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迫害也愈演愈烈，中共中央在上海早已呆不下去了。
於是中央開始計劃搬到毛澤東建立的瑞金蘇區。
當時的中央早已在第六屆四中全會上換了領導人，陳獨秀被共產國際認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要為大革命的失敗負責。
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干預下，他的得意門生王明，成為了中共中央的領導人。
和中央一起來到蘇區瑞金的，還有當時中央盛行的左傾教條主義，與共產國際的指示。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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