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昆西負責任治國研究會網站5月5日發表文章稱，美國的“戰略競爭法案”是危險的對華“冷戰宣言”。作者是該會東亞專案主任邁克爾·斯韋恩。全文摘編如下：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最近批准的“戰略競爭法案”構成了對中國一份事實上的“冷戰宣言”。這項法案是由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羅伯特·梅嫩德斯和首席委員詹姆斯·裡施共同發起的。該法案4月15日提出，後來在4月21日外交關係委員會進行的最後審定中，又換成了一個此前未對公眾透露的更長的版本。
充斥極端妖魔化言論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宣稱，該法案提供了一個罕見的兩黨合作的重要契機，可以將其併入舒默和託德·揚帶頭提出的另一項兩黨法案。但是，這種兩黨合作建立在一種危險的觀念之上，即與中國之間的零和、全面和系統的戰略競爭應當成為美國政府的國內、外交和防務政策的組織原則，如果可能的話對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為了證明這種單一關注點的合理性，“戰略競爭法案”——幾乎毫不關注證據——將中國描繪成當前和未來對美國、盟國和全球利益來說所謂最嚴峻的威脅，並認為這種威脅體現在從社會和政治秩序到經濟增長、全球規範和軍事安全等各個領域。
該法案在每一部分都重複了華盛頓如今對中國最極端的妖魔化言論，認為中國致力於透過一切可能的手段獲得主導地位並削弱西方國家（以及幾乎所有其他國家）。
相比之下，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則被描繪成所謂“無辜受害者”，就好像國家之間根深蒂固的安全困境在不斷深化的中美對抗之中沒有任何干系一樣。
此外，在整個檔案中，美國的安全和福祉被認為完全是由對北京的威懾或抗衡努力得來的，這些努力包括增強美國的軍事、經濟和技術力量。
但該法案卻沒有提到有必要向北京保證，美國的新實力不會被用來威脅中國最重要的利益。如果沒有這種保證，該法案的許多政策變化將只會導致中國採取更多反制措施。
從該法案所謂的初步“發現”中可以看出對中國不加掩飾的敵對立場的思想框架。該法案充斥著對中國政策和行為的令人吃驚的、斷言性的陳述，這些說法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事實記錄。
美國不安全感的產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從根本上否認與中國共存的可能性，這種有關中國的冷戰式斷言削弱了雙方管控經濟和軍事競爭以避免出現上述結果的能力。
“戰略競爭法案”在許多領域對中國的看法是極端的，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在為其步履維艱的經濟增長尋找一個外國威脅作替罪羊，證明美國人由此產生的不安全感和挫敗感是正確的。兩大政黨都表現出了這種對中國的妖魔化，這也為加強許多政治家所希望的所謂兩黨合作提供了方便的工具。
凡此種種體現了華盛頓在崛起的中國對美國和世界來說意味著什麼這一問題上的新“共識”存在著最嚴重的錯誤。以如此直白和充滿敵意的方式描述中國構成的挑戰，並提出如此極端的政策解決方案，將進一步強化美國的盟友和友邦的擔憂——美國正致力於與中國展開一場你死我活的冷戰，從而降低與他們進行大為需要的協作的機會。
國會議員和拜登政府應該不僅拒絕“戰略競爭法案”中對中國的妖魔化措辭，而且還應當拒絕其中最過分的、自討苦吃的提議。相反，他們應該就如何對待中國提出一種更平衡、更以事實為依據的方式，這種方式不僅反映威脅和挑戰，而且反映中國的崛起給美國和其他國家帶來的機遇。“戰略競爭法案”可能為華盛頓的所謂兩黨合作提供了一個機會。但它無疑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5月17日發表題為《美國在加沙影響力今非昔比》的文章，作者是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全文摘編如下：
中東再次上演似曾相識的一幕：巴以爆發新一輪衝突，一切與以往一樣悲慘而又令人熟悉：又一輪猛烈衝突、平民傷亡引發媒體風暴、世界各地上演示威活動、各國競相充當調停者引發外交混亂，美國政壇再次因華盛頓應做何反應爭吵不休。
▲5月19日，抗議者在約旦河西岸城市納布盧斯附近參加示威活動。（新華社）
說到最近的加沙戰爭，美國可能犯了兩個錯誤：第一，忽視了這場衝突是巴以關係中某些既定事實的反映；第二，低估了中東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正在改變巴以競爭的前景。
巴以仇恨這一事實並沒有改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衝突發生在1920年，此後，雙方一直保持著時而平靜、時而衝突的關係，其間還舉行了多次無果而終的和平談判。當前的衝突很可能會遵循以往模式。衝突會慢慢平息，實現某種形式的停火。
第二個不變的現實：巴以衝突延續了100年，和談也談了100年。談判代表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兩國方案”、“一國方案”、與約旦甚至與約旦和敘利亞結成邦聯的方案，無論哪一種都未能實現。亞西爾·阿拉法特接受了1993年《奧斯陸協議》所提的“兩國方案”，但巴勒斯坦輿論存在分歧。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對“兩國方案”的支援度持續下降，但至今還沒有任何現實的替代方案。
第三個不變的現實是，競爭是不對稱的。巴勒斯坦人的力量源自他們的忍耐力。即使在流亡和失敗中，巴勒斯坦人也拒絕默默無聞。抵抗的意志和動員國際輿論的能力是巴勒斯坦的主要優勢，哈馬斯在最近一輪衝突中有效地運用了這些力量。以色列的核心優勢——國家建設加上技術、軍事和情報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展示。以色列人可能讓巴勒斯坦的抵抗徒勞無功，但無法讓他們消失。巴勒斯坦人可以無限期延長衝突，但他們無法達成其政治目標。
這三個因素導致衝突延續，也切斷了政治解決出路，但中東的變化帶來了其他變數。現在判斷這些變化能否開闢新的和平之路還為時過早，但新的現實正在改變這場衝突的態勢。中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正在急劇衰落；伊朗和土耳其成為重要參與者；華盛頓正在努力減少軍事參與。這些變化使以色列與包括埃及和海灣大部分國家在內的保守阿拉伯國家集團形成了戰略同盟。該同盟削弱馬哈茂德·阿巴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勢力，導致哈馬斯和巴勒斯坦運動的其他激進組織進一步向伊朗靠攏。
伊朗和土耳其已經取代阿拉伯世界，成為巴勒斯坦抵抗運動最重要的盟友。排除其他因素，當前的加沙戰爭實際上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一場代理人戰爭。這場戰爭的另一目的是，檢驗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是否會激怒阿拉伯國家的輿論，迫使阿拉伯國家政府放棄與耶路撒冷聯合反伊朗的同盟。
與此同時，華盛頓的影響力已今非昔比。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支援《亞伯拉罕協議》，從根本上是出於對美國聯盟價值不斷下降的擔憂——而不是對賈裡德·庫什納政治才能的追捧。美國過去的軍事援助只有一小部分是給以色列企業的，現在，這些資金越來越多地用於美國企業，但以色列人對拜登政府削減軍事援助幾乎不放在心上。同樣，巴勒斯坦人也不相信，美國會強迫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定居點問題上讓步。因此，不要指望華盛頓，巴以之間的百年戰爭不會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