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 | 張友發
編輯 | 姜妍
CODA
在最近上映的電影《獨一無二》裡，導演王沐將CODA（Children of Deaf Adults，聽障家庭中的健聽孩子）的素材變成了一個更具備家族史意味的故事。
這部電影此前已經有了兩個版本，分別是原版法國電影《貝利葉一家》和美國翻拍版《健聽女孩》。故事的核心圍繞一個聽障家庭中聽力正常的女孩展開，也是就是所謂的CODA。作為家庭傳譯員的女主角，為了追逐音樂夢想而與面臨困境的家人產生的衝突，成為故事的張力所在。
《貝利葉一家》和《健聽女孩》在豆瓣分別收穫了8.4分和8.6分的高分，後者更是獲得了2022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這既證明了CODA的故事具備被不斷講述的價值，也給《獨一無二》的本土化改編帶來了挑戰：是幾乎等比例翻拍，還是試圖尋求突破？
《獨一無二》顯然有著更大的改編野心。這個故事最開始吸引王沐的核心在於家庭，而這個故事結構和CODA的特性讓他看到了家庭題材合適的載體，他告訴介面文化，“因為家庭是社會最小單位，是一個能以小見大的載體。”
內部存在權力劃分的家庭空間，成為一個講述故事的重要支點。在這次的改編中，王沐最大的改動在於將原本橫向的故事變成了一段縱向的家族史，章宇所飾演的叔叔，有著和女主類似的擔任聽障家庭傳譯員的經歷，但他選擇了決裂和出走，兩代CODA的選擇與經歷，形成了一種對照。
對家族文化脈絡的內部挖掘，讓這個故事變得更具東亞家庭的底色。透過新的故事線加入，王沐也試圖將CODA的處境詮釋為家庭內部兩種文化的對抗，“這種文化對抗是持續的、永恆的，會一代代傳下去。”
而在新的主線故事加入後，原本電影中女主的音樂夢想線被有意弱化，故事最終停在了女主前往北京尋找音樂夢想，而不是像其他版本那樣實現了在音樂考核中的逆風翻盤，王沐說，“我不覺得生命力一定要靠成功的結果來體現，而要靠勇敢地走出去。”
希望與聽障人群平等對話
介面文化：你是什麼時候接觸到這個專案？
王沐：2023年我看到法國版《貝利葉一家》，就覺得很有意思，思考能否進行改編，當時美版《健聽女孩》應該還只有預告片。
介面文化：吸引你的點是什麼？
王沐：人物關係很有意思，對於文藝類敘事作品而言，人物關係可能是最重要的，拍電影也是在拍人物關係。
我一直很喜歡並關注家庭題材。因為家庭是社會最小單位，是一個能以小見大的載體。看到這個題材時，我才知道聽障家庭中聽力正常的孩子，是兩代人無法溝通的極致外在表現，很適合作為承載內容。
此外，一個人如何找到自我也很打動我，這也是我們改編過程中很看重的，我們的改編可能和原來的兩個版本不太一樣。
介面文化：有了法版和美版之後，你當時覺得這樣一個故事能在中國落地嗎？
王沐：那段時間很巧，我接觸了一些聾人戲劇工作坊。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獨一無二》的聯合編劇，她還是女性監製，帶領著一群真實的聾人，這些聾人年齡各異，也都不是專業演員，對他們進行培訓，讓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最後呈現出一臺舞臺演出。
我全程從側面關注著，也結識了裡面很多朋友，這些朋友在不同階段還來幫助我們進行劇本排練。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它是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故事，能在中國落地。
介面文化：《貝利葉一家》和《健聽女孩》中的角色職業分別是農場主和漁民，當來到國內，幾個主要角色的職業設定是怎麼做的？
王沐：之所以把主要角色的職業設定在餐廳，是因為專案前期我去過宋莊一家以聾人為主要群體的餐廳。餐廳老闆是經常拍攝聾人題材紀錄片的導演，我們聊了很多，他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經歷、拍攝紀錄片的故事以及見過的人。在那個餐廳我獲得了很大慰藉，覺得這個環境很棒，就想融入到電影中，所以把角色家庭的職業屬性改成了經營餐廳。
這樣的設定會更有市井氣，也充滿蒸汽騰騰的溫度。因為餐廳大部分服務人員都是聾人，來自五湖四海，所以第一稿劇本寫的是群像戲，餐廳裡有各地來的聾人，他們面臨不同處境，還共同幫助這一家人保住餐廳。但很快我就捨棄了這個方向，重新聚焦在這一家人身上。
介面文化：改變方向是擔心太發散了嗎？
王沐：我覺得在現在這三個聾人身上就能承載收集到的素材和觀察到的情況，不需要讓眾多角色不斷出現，讓電影看起來像是在單方面關懷他們。我更希望電影與他們是平等對話，以平視視角呈現，所以最終聚焦在爸爸媽媽和哥哥這一家三口，他們身上有不同影子，能透過我們前期的採風瞭解到不同的處境。
我們經過調查和採風之後發現，新一代的聾人選擇空間更大，不再單純只能幹苦力或者做收入微薄的工作，他們也能有自己的特長，比如我認識專業做攝影師的聾人，還有從事手工製作、奢侈品維護的聾人。
介面文化：這也是你說的“更平視”的感覺。
王沐：確實如此。而且除了這些，角色還有一條核心線，即一個聽障男孩向聽力正常的女孩追求愛情。我覺得這是一種勇敢的表現，他沒有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在愛情面前，他認為人人平等，追求愛情的態度也是平等的。
介面文化：這樣改動擔心會減弱故事的衝突感嗎？比如原故事裡，女孩的家庭設定更貧困，更需要被女孩拯救。
王沐：我覺得一個故事在不同環境裡應該有不同的基調。在我們的環境裡，如果是過於底層、苦難的貧困家庭，反而會影響我們對故事的理解和看待方式，可能會讓我們的視角變得片面。
介面文化：是不是也考慮到不能消費弱勢群體的苦難？
王沐：這一點我肯定是有考慮的。我看過一本類似官方教材的書，裡面對聾人群體的定義是將他們看作一個民族，而非特殊群體，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具備民族的一些特徵。
這本書給我很大啟發，讓我意識到我們不應該站在所謂特殊群體的角度去看待他們，“特殊群體” 這四個字本身就帶有一點傲慢。
介面文化：電影有兩處靜音鏡頭，一是音樂表演時，一是剛開始爭吵和與顧客交流時，可能比美版的靜音鏡頭更多。
王沐：這兩處是比較顯著的，爸爸扶琴鍵和喇叭的時候也有一點靜音處理。第一次出現靜音設計，是要凸顯媽媽這個角色能看懂唇語，因為看懂唇語是聾人群體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這個場景裡體現的他們對世界觀察單向度的觀察和執拗，也造就了媽媽眼裡不容沙子的性格，因為聾人常被說成是騙子，這對他們來說是很敏感的詞彙，所以喻延沒告訴家裡人自己去錄歌，回來後媽媽才會那麼不高興，這是有文化根基且前面有鋪墊的。
對於音樂方面的考量，從一開始我就更希望音樂是能夠讓聾人感知到的。我觀察到很多聾人家庭會去KTV，把音響開得很大，跟著震動跳舞，雖然聽不到旋律，但觸動是一致的，他們跳舞的節拍也和正常人一樣。
一些音樂節以及聾人蹦迪活動，聾人都會用用新裝置綁在身上接受音樂訊號，裝置會震動。比如媽媽跟喻延跳舞時，她握著小音箱能感受到震動並跟著跳舞。聾人是可以享受音樂的，雖然享受的不是具體音符和旋律，但情感是一樣的。
所以電影裡喻延原創的這首歌相對複雜一些，不像原來兩個版本只是抒情表達，它容納了家裡人的聲音，希望是家裡人一起參與完成的。那一段蒙太奇取樣回來後，更偏電子舞曲，低頻震動更強，所以父母和哥哥扶在喇叭上時能感知到震動。我希望親人能夠感知、觸控到音樂的形態，這是很大的突破，所以在那裡我們也做了一點主觀化處理。
越親近的人有時越無法好好說話
介面文化：電影比較大的改編是叔叔喻志成（章宇飾）這條線，有形成兩代人對照的感覺，創作上有何考量？
王沐：我們在創作時一直在思考他們遇到的最大沖突是什麼，也嘗試寫過拆遷等矛盾，但我覺得一味橫向展開矛盾，反而會偏離重點。當縱向去看他們長期存在的問題和代際鴻溝時，才發現這才是他們真正的矛盾、衝突和苦難，所以有了喻志成這個角色。
喻志成也是個苦命人，他的父母、哥哥都是聾人，家裡只有他一個健全人。但他們那一代的裂痕沒有得到友善修復和溝通，他用決絕、撕扯的方式離開了家。其實他內心很想回家，只是不知道以什麼方式回去。
這體現了中國人的一種現象，越親近的人有時越無法好好說話，只有在對簿公堂或彌留之際才能交流。從喻志成身上能看到聾人家庭的代際掙扎，也反映了整個華人社會的普遍現象，比如黃建新飾演的父親在彌留之際才好好說話，喻志成在法庭上才理解，而喻延也在這時明白了當初父親推開弟弟，是不想讓女兒也被束縛。
介面文化：感覺給故事加入了家族史的脈絡。
王沐：這確實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困境。社會層面的困境當然有，但聾人群體現在已經比以前改善了不少，殘聯工作也在努力保護他們的權益。更多的是他們內部兩種文化的對抗，就像家裡突然多了個外國媳婦兒一樣會有衝突。這種文化對抗是持續的、永恆的，會一代代傳下去，因為聾人不會消失，聾人文化也不會消失。
介面文化：在做兩條故事線時，如何平衡兩者間的關係，是否擔心會互相沖突或喧賓奪主？
王沐：我們刻意弱化了女主追逐音樂夢想這條線。如果過分強調音樂線，更多是講給聽力正常的人聽的。我所理解和認同的世界觀，不是那種成功學式的要勵志站在世界最高點、成為萬人敬仰的觀念。我更認同像電影中音樂老師對喻延說的那樣：“喜歡，就大膽去做。”考不上又能怎麼樣？你出去看看，買張票，報個名去看看。這能怎麼了？我覺得每一個普通人都有權利去做這樣的嘗試。
這可能和我自己的經歷有關，我不是電影學院出身，也不是很早就確定自己要做電影。但我認為，並非不能去想自己拍電影這件事，實際上任何合法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去做，這是公平的，這也是一種生命力的展現。我不覺得生命力一定要靠成功的結果來體現，而要靠勇敢地走出去。
這也迴歸到我們影片的主題，主角要做的很簡單，就是勇敢地走出去，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
介面文化：聽起來似乎把這種和解的方式，從個人的向外追求轉向家庭內部的和解或重新認識。
王沐：這樣可能會更深沉，更像我們每一個家庭普通家庭都會遇到的問題。
關於女主音樂夢想，一開始我也想是不是遵循以前的模式，讓她的夢想很清晰，一定要成功、有明確結局。但我看了一個關於北京一個打工子弟學校的紀錄片，一個音樂老師在學校組了合唱團，老師挑了兩個有天賦的女孩，其中一個準備充分去了某音樂學院的考場。後來沒考上，原因是在考場等老師時摸了下鋼琴，老師進來批評了她，這門課給了零分。
看完這個紀錄片，我覺得女主的音樂夢想不是要改變人生，而是為自己做一次選擇。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做的，很多小孩這輩子都沒有做出過自己的選擇，她已經比很多人勇敢了。她不需要天賦多高，也許到考場也會因為摸鋼琴得零分，也許那些老師還是會傾向從小在附中長大的人，但這些都不重要。現在的年輕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價值。
介面文化：這很像從一個歐美故事變成一箇中國的家庭故事。電影開頭和結尾都有音樂這條線，且庭審部分是比較激烈衝突的，擔心觀眾在觀看時有中斷感嗎？
王沐：只要每個演員的表演是統一的，從來沒有離開過角色，就不會存在這種問題。而且觀眾對電影的觀看經驗比較豐富，可能不是那種“我帶著一個預期來（看電影）”，比如只想著看喜劇之類的。觀眾的接閾值很寬，他們更願意以包容的態度去接受這個故事。
介面文化：電影中女主在社會和家庭中處於相對邊緣或半邊緣狀態，在本土化落地時如何表達這種狀態以及有什麼思考。
王沐：有一句話能說明這一切。兩場戲相互呼應，章宇對女主說不要被家庭束縛，跑出去。但跑出去意味著脫離原生家庭。女主也有掙扎，是跑出去還是回到家庭。
真正自主的方式不是跑掉斷親，也不是封閉在家庭裡，而是成為家庭與外界的橋樑。在法庭上，女主回答章宇時表示願意成為與世界溝通的橋。
我還看過一本書，有趣的是，假設聾人生活在水裡，普通人生活在岸上，那女主就像兩棲動物一樣。正是因為女主這樣的身份，在影片中她能寫出那樣的歌曲，明白要用這種方式讓父母感受到情感。我覺得這是女主的特長和追求，源於她的原生家庭等因素。
票房和商業有時讓電影偏離本質
介面文化：從你的首部作品《溫柔殼》到《獨一無二》，主題都對準邊緣人群或特殊人群，這是你一貫的創作興趣，還是巧合？
王沐：我覺得拍電影或寫故事，一定要找到作者本人與作品之間的情感共鳴或連線點，剛好這兩個故事都能找到，這就是一種延續。但我始終沒有把他們完全當作特殊群體去拍攝，因為單純從 “特殊” 這個角度去拍，並不是什麼值得推崇的事。
介面文化：你在表現特殊人群時，如何進入他們的內在視角，找到能真正打動人的點？
王沐：感性一點，當感性到一定程度，會覺得那個人是你的朋友了，你也喜歡這個人。對我來說沒有那麼多技巧方面的工作，我也不是專業科班出身的職業導演，只能憑藉一些自己感性的東西去作為一個發動機。
介面文化：這部相對來說是標準商業片，在表達市場化需求上有哪些變化？
王沐：主角不是是聽障人士，這是讓更多觀眾容易進入的角度。拍完《溫柔殼》時，很多評論和同行說他們最能共情的是白客的角色（精神受困的人群家屬）。但這部出發點不是家屬心態，而是用普通人視角看特殊群體。
介面文化：在武漢拍攝出於何種考慮？這幾年還有其他電影也在武漢取景。
王沐：武漢煙火氣足，人們生命力旺盛，更重要的是武漢湖多、江多、橋多。橋在影片中有重要隱喻，起到連線作用，在外景很多地方都出現了橋，這是一種常見的象徵。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張友發，編輯：姜妍，未經介面文化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