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的一天，我接到編輯的資訊：杭州電報要關停了，你要不要跑一趟？
我在網上找到這條新聞：杭州地區電報服務將從2025年5月1日起全面停止。杭州電報業務停運後，北京將成為國內唯一保留髮報業務的城市。
電報，很少出現在生活中的兩個字，但是看到編輯的訊息，我還是心頭一動——即便是沒有發過電報，我也知道這是一個時代印記在消逝的訊號。
“跑一趟”，指的是從上海到杭州。幾乎沒有猶豫，我回復：太巧了，我一週前剛搬來杭州，可以去。
你好，我要發電報
4月23日，一個週三，我乘地鐵來到杭州電信武林廣場營業廳。
這是一個非常現代的營業廳，有兩層，靠近馬路的一面是一排明亮的落地窗。在營業廳的大門口，巨大的招牌上寫著“數字生活體驗中心”。
我既沒有想到這個營業廳這樣大，也沒有想到來發電報的人這樣多。
進入一樓，是一個“大平層”，沒有分隔的房間，寬闊敞亮。不同的手機品牌展示著最新的機型，隨處可見當下標誌的科技關鍵詞：5G、千兆、雲……當我對上前詢問的業務員表明要發電報後，她很熟練地指了方向。
直走，走到頭，再左拐，上扶梯，來到二樓，就來到了處理電報業務的區域。
恍惚間，像是從我熟悉的世界穿過，邁入媽媽年輕時熟悉的世界。
也許是近幾個月發電報的人都非常多，營業廳準備了不小的地方，有四張小圓桌，每張小圓桌提供四個座位。發電報的人在這裡落座，拿一張電報單子填寫內容，再拿一張《中國電信杭州公司電報業務通告》，需要在上面籤個字。
《通告》主要是告知目前由於發電報的人實在太多，電報的時效會受到影響，上面寫道：“為保障您的緊急通訊需求，建議優先選擇電話、視訊通話等即時通訊方式。”
現場的工作人員也在大聲提醒我們，今天（4月23日）發，至少要等一個月才能收到。
這並非有意勸退，而更像是知情同意。從開闢這片地方提供給電報業務，到多名工作人員現場輔助，都能看出來杭州電信對站好電報最後一班崗的誠意。
在每張桌子上，有填寫的示例，並寫明可以收電報的地點，分別是浙江、安徽合肥、山東、北京。是的，只有這四個地方。如果需要發電報去其他地方，只能手動轉寄出去。
說得再主觀一些，當我站在這裡，不會有自己是來湊熱鬧、添亂的感覺，因為在場填寫電報單子的每一個人，都不是真的需要發電報，而是想送電報最後一程。
杭州這座城市，早在1883年就已經開通電報業務。但在這次因為業務終止而爆火之前，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幾乎被遺忘。
1947年，杭州市電信局電報房 ｜ 圖：中國電信
上世紀八十年代，民用電報業最後的巔峰時期，僅杭州武林營業廳就有40多名營報員。1988年，浙江省全年電報業務量達2012.3萬份，武林廣場電信營業廳，每晚都有很多人通宵排隊發電報。另據錢江晚報給出的資料，杭州當年全年收發電報的數量是194.85萬份。
那篇報道名叫《杭州最後的電報房，還有5位報務員在堅守》。沒有紀念的人流，彼時的報道清晰記錄了電報業務曾被遺忘到何種程度——記者到營業廳，說要發電報，營業員聽聞頗感驚訝。報房的報務員稱，平均下來一個月能有一份電報。
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初期，電報的鼎盛期沒有持續多久，轉折很快到來，更先進的通訊裝置接踵而至，BB機、大哥大、逐漸普及的固定電話，再到手機。漸漸地，電報被人們遺忘。只有無線電愛好者出於情懷，或者老人出於習慣在特殊的日子拍一封電報。
去年底，一個尋找電報的影片點燃了年輕人的熱情，人們紛紛來到杭州武林廣場電信營業廳體驗發電報。到了這個時候，距離2013年那篇報道過去11年，報房的專職電報員只剩一人，名叫任宏。
任宏本就將在今年12月退休，其後很難有接替者。《南方都市報》報道，他所在的“中國電報微信群”中，只有全國各地11名在崗、離崗同事。
也是在去年年底的影片中，任宏曾給發報人打電話，稱電報裝置壞了，只能手動錄入內容並列印。當被問及裝置什麼時候能修好時，他遺憾地表示，零件太老了，修不好的機率更大。
這個資訊，也在杭州武林廣場營業廳今年初的公告裡得到印證：“電報業務是一種低速資料通訊業務，早已被更為先進便捷的通訊工具所取代。現有電報網裝置已超過涉及使用年限，已無法正常收發電報。從2025年5月1日起我公司將全面停止杭州地區電報服務。”
至此，更多的人湧入杭州電信局發電報。我也將成為其中一員。
武林廣場營業廳是處理電報業務的地方，在這裡，電報將會被接收、核對、收費，然後傳到惠興路的報房。我只能想象，此時此刻，任先生正在那裡繁忙地發報。
媽媽的電報
在發電報之前，我打算先問一下家裡的長輩，他們關於電報的記憶是什麼。
但是拿起手機，我想起奶奶爺爺早都已經不在了，父親也在今年春節去世，能問的人真的不多了。
好在媽媽告訴了我不少鮮活的過往。
媽媽說，她1985年從老家去烏魯木齊讀書，上郵電學校。大多數時候，和家裡的通訊是由長途電話完成的。打長途，要去營業廳，在櫃檯等待，長則一個小時。普通人家裡是不會有固定電話的，打去姥爺的單位，聽那頭喊人：某某某，你的電話，快來！
發電報並不便宜，而且能承載的資訊有限，只有很著急的時候才會使用。
她只發出過兩種電報。第一是錢花完了，“斷頓兒了”，拍一封電報給我的姥姥姥爺，只三個字：“速匯款。”第二種是發給異城戀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爸），只兩個字：“速來。”兩三天之內，他就出現在我媽宿舍樓下了。
後來，我媽去了我爸的城市吐魯番，兩個人結婚、生女。她進入了當地的郵政局，做核對監督的工作。
那是90年代左右，郵政和電信剛分家，還在一個院子裡。每天，郵政櫃檯會有人來電報匯款。電報匯款最大的特點就是快，郵政匯款寄到口裡（新疆人對嘉峪關以外地區的統稱）比較遠的地方需要十天半個月，而同樣的距離，電報匯款只需要四五天。
中午下班前，所有電報匯款單彙總到她所在的核對監督組，而後送到同院的電信樓裡。
媽媽對報房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只記得裡面的業務員很多，有電報機滴滴嗒嗒的聲音，有巨大的打字機的聲音。她大概知道原理，這邊將文字轉成“秘密訊號”，發給收報地，收報地再解碼，重新轉成文字。
媽媽聽到的“巨大的打字機”的聲音，很可能來自機械式電傳打字機。而所謂的“秘密訊號”，則是“四碼電報”。
電報的歷史說來話長，但1837年是必須要提到的年份。
在這一年，同時有兩個人“發明電報”
。一個是英國人查爾斯·惠斯通發明針式電報機，另一個是美國人塞繆爾·莫爾斯發明了只需一根線就能傳送資訊的電子電報。
除此之外，莫爾斯還有一個重大貢獻，是由訊號點、劃、空三種狀態的組合來對應字母和數字的編碼系統（實際出自其助手，此處不展開），被稱為“摩斯電碼”。
最早的電報需要電線來傳輸訊號，也就是有線的。其中針式電報是電流沿著電報線傳送，產生電磁力，將針形指標移動到列印列表上方的位置。而另一種為電樞系統的，也就是莫爾斯這一派，電流啟用電報發聲器，發出咔嗒聲。這個咔噠聲即為摩斯電碼。也就是一端將資訊轉為摩斯電碼（咔噠聲）傳送，另一端再解碼摩斯電碼、還原資訊。
電報的發展非常快，電線密密麻麻地在大陸上穿行，形成電報網。1850年的海底電報電纜，更是溝通了英國法國，實現了水底電報通訊。
1871年，中國首條電報線路出現，那是由英國、俄國及丹麥敷設，從香港經上海至日本長崎的海底電纜。彼時清政府強烈反對，但丹麥的公司執意將線路引至上海公租界，並於是年6月3日開始收發電報。
隨後幾年，清政府也開始自主敷設一些線路，但都是用作軍事通訊用途。
1873年，第一部漢字電碼本《電報新書》出現，總共收錄了6800個常用漢字，每個漢字對應四個阿拉伯數字。如此一來，就可以用摩斯電碼傳送中文了。在此基礎上，經過多次改良，最終形成了中國通用的“四碼電報”。如“0375”是“再”，“6015”是“見”，連起來就是“再見”。
隨著時間的推移，電報在這片土地上也逐漸從軍用、商用向民用蔓延。1880年9月，我國第一個電報總局在天津創立。1881年12月28日，天津至上海長途電報線竣工，全長1700多公里，沿線七個局棧同時開通電報，成為中國大陸第一條電報幹線。這一天，也成為中國自辦電報業務的起點。
之後，義大利人古列爾莫·馬可尼又在1894年發明了無線電報，這是第一種無線電波通訊方式。我們印象中戴著耳機聽摩斯電碼，再滴滴嗒嗒發電報的場景，大多出現在戰爭電影中（如《永不消逝的電波》），收發的就是無線電報。
實際上，這種收發電報的場景可以說是過於古早了。20世紀初，電報機的手動操作就逐漸被電傳打字機代替，用打字的方式直接拍發和自動收錄電文。電報員不再需要精通摩斯電碼，經過比從前簡單得多的訓練即可上手（當然了，中國的電報員因為要熟記“四碼電報”，開局就是地獄難度）。
到了50年代，首款國產電傳打字機BD055被研發出來，並迅速成為中國五六十年代通訊業務的主力機型。到上世紀80年代末，這臺純機械的電傳打字機累計產量已達3.44萬部。
BD055型電傳打字機（中國電信博物館館藏）｜圖：中國電信
後來，電報裝置又經過了幾次更迭，由機械式電傳打字機，到電子式，再到智慧終端。
2013年，錢江晚報發表的一篇探訪杭州報房的報道中，曾紀錄當時在役的電報裝置：發電報的電腦是上世紀90年代的，效能最多也就在486的水平，用的還是 DOS系統，沒有圖形化操作介面。
報道中說，現在發電報，只要把漢字人工翻譯成阿拉伯數字，然後輸入電腦，再透過電報伺服器傳送到收報地的報房就可以了。
聽起來很複雜，總結一下就是：
最初的電報是將文字轉為摩斯電碼，發到接收端，接收端解碼摩斯電碼，恢復成文字（也就是大多數人印象裡“發電報”的樣子）。實際上在民用電報領域，電報裝置幾經更迭，早已不需要報務員如此費勁的“聽譯”報文。但這端發訊號、那端收訊號的原理不變，從這端到那端，用電波咻一下傳遞過去，比火車、輪船之類的送信方式都要快很多。至於從前一個人給另一個人發電報，有時候要幾天才能拿到，是因為接收地接到電報後，還需要列印封裝，以郵寄的方式投送給接收人。
他們的電報
把逐漸飄遠的思緒拉回杭州電信武林廣場營業廳，即便現場已經準備了十六個座位，即使這是工作日的中午一點鐘，我還是不得不站著等位。
大多數正在填報的是年輕人，少數幾位中老年顯得熟練很多，同桌的年輕人時不時就向其請教。
我的旁邊站著一位也在等位的年輕女孩。她在杭州讀大學二年級，聽說電報要關停的訊息之後就決定也來發一封電報。我問有沒有想好發什麼，她的回答出乎意料：“想好了，要給自己發‘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這句話出自毛澤東，是她決定要來發電報的時候，突然在腦海裡蹦出來的。但是想了想，又很合適。
她覺得自己總在幻想外面世界的複雜和就業市場的緊張，搞得很焦慮，所以要“丟掉幻想”。而“準備鬥爭”，則是擺在面前急需決策的行動，她並不喜歡自己所學的財會專業，在糾結要不要轉專業到中文系，這意味著要多花一年的時間。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確實不像古早電報（比如我媽媽發出的“速匯款”、“速來”）那樣字斟句酌，卻也不像我以為的那樣隨機。
我一直在等一位先生同桌的空位。先生看起來和我父親的年齡相仿，和其他人都不同，他面前有好多張電報單子，在至少半個小時的時間裡，他一直在非常專注地填寫。
終於在他對面落座，旁邊一位看起來也是大學生的男孩時不時向他請教，看得出來，他胸有成竹。當被問到發了多少封、為什麼發這麼多的時候，他言簡意賅地告訴我：“八封。發著玩的！”
當他終於填寫完成，整理出八張要交給業務員的電報單子，又將若干張捲了卷放進口袋。那是他的“草稿”，一來填寫不一定一次成功，二來也是留作紀念，三來下次來還可以直接用。
後來我知道，這位先生的確和我父母差不多大，今年56歲。他不僅經歷了電報繁榮的年代，還是一名無線電愛好者，俗稱“火腿（ham）”。
“年輕人不是懷舊，是體驗，我們的確是來懷舊的。”
在我的詢問下，他努力在記憶中翻找印象裡最深的電報。片刻之後，他告訴我，印象最深的電報有兩封，一封是在外地上學時，聽聞發小的奶奶去世，心下很難過，專程去拍了唁電。另一封是在已經參加工作之後，彼時電報已非必須，但是一行人出差時聽聞喜事，還是專門拍了賀電回單位。
這次他來杭州出差，要待一個月，就專門來發幾封電報。其中四封發給同齡的朋友，兩封發給自己，兩封發給孩子。
在給朋友和自己的電報中，先生這樣寫道：
“某某：資訊科技飛速發展，電報下架在所難免。謹以此，致敬曾經的歷史，留下時代的記憶。”
過去發電報是一種略顯奢侈的通訊方式。
今天發電報，一個字0.14元，即便告訴你收報人的地址資訊和發報內容都計算在內。你八成還是會覺得，聽起來價格低廉。
但實際上，這個價格，從1992年起就沒有變過。
想象一下，你在1992年，即便正文只發三四個字，收報人地址資訊也儘量省字，全部文字控制在20字以內，依然要花費兩元多，夠買四公斤大米。如果是寄信，則只需要貼一枚8分郵票就萬事大吉了，隨便你寫幾頁紙，只要能塞得進信封就好。
也因此，那個時候只有在特殊情況才會去拍電報。如匯款、接站、生孩子了、有人去世等緊急事件，或者是弔唁（唁電）、恭賀（賀電）這樣需要正式一些的情形，抑或需要留下書面證據的溝通。
即便是必須要發，也會為了省字無所不用其極。如用“甥”字，表達“家裡生了個男孩兒”。
在杭州發出最後的電波
我也開始填寫電報單。
看著手中的單子，我意識到我並不能在2秒之內搞清楚要怎麼做。
這是一張白底淡綠色墨的紙張，經過一番苦思冥想（並向先生請教），我終於搞懂抬頭有報類、發報局名、字數、日期等，都不必管，只需在下方綠色的格子裡填寫收報人的地址、姓名和電話，以及我要發的電報內容。
一個格子一個字，一個字0.14元，收報人資訊也收費。
“從杭州發出最後的電波”，我寫了這樣一句。後來覺得，這不夠“復古”，要是寫“紀杭電停”就好了，味道更正。
填寫完畢並且在《通告》上籤了字之後，就該去旁邊的小房間提交了。
房間裡只有一個業務員，他負責檢查和收費。那位先生拿著八封電報單進入房間，直接導致房間門口排起了隊。
走進小房間將電報單子遞給業務員時，我才突然想起，還需要身份證和零錢，這才慌忙翻包尋找——上次同時用到這兩樣東西還是上次。在來之前，我專門去自動取款機取了一百元。還好杭州營業廳的服務非常好，可以找零。
營業員數了數，一共30個字，在計算器上現場按，總計4.2元。然後找給我四張二十元，一張十元，一張五元和幾枚硬幣。
我驚喜地發現，這些紙幣都是我沒有見過的新版。尤其是十元，泛著綠光，和印象中水泥灰色的樣子大有出入。
也許是今天的體驗使然，我甚至在想，會不會有一天紙幣也會消失，就像民用電報終將退出歷史舞臺一樣？
杭州和北京對電報業務的堅守，在全球範圍內已經算很久的了。
1982年，電報在英國消失；2006年，Western Union放棄在美國的電報業務；2013年，印度終止電報服務。2022年12月31日，德國郵政停辦電報業務。
對電報業務終止的惋惜態度，不僅是中國人所特有。印度2013年傳出電報終止的訊息後，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向電信部長髮送了數百封電報，懇求他挽救這項服務。
在國內，電報業務並非全國性突然終止，而是像燈一盞盞熄滅，這也讓對電報的惋惜一直沒有被點燃（直到現在）。
不少省份的電報業務就是在近幾年正式終止的。如2019年元旦時，上海最後一個公眾電報業務受理點柳林路電信營業廳停止受理公眾電報。2021年4月1日，廣西停辦電報業務。
至於我的媽媽記憶中的新疆電報業務，我甚至無法查詢到確切的終止時間，只是知道一定已經在過去的某一刻悄無聲息地終止了。大西北網2015年的一篇報道稱，當時烏魯木齊只有一家營業廳還可以處理電報業務，營業員稱10年都發不了一封。
在杭州停辦電報業務後，北京是國內僅剩的還能為我們發電報的地方。北京聯通西單營業廳的工作人員告訴我，杭州停辦的訊息也讓北京的需求量明顯增多，4月10日之後，每天都有七八十人來發電報。
工作人員還為我展示了電報“樣張”，從顯示效果上來看，也不像是傳統電報機的手筆。
光明網曾在報道中說：“中國聯通西單營業廳為使用者受理電報業務，將收集的業務資訊轉派到電報大樓後臺，由後臺透過來報機打印出電報，並按本市或外省分類進行封裝投送或轉發外省。雖然過程已不再依靠傳統電報碼機，甚至多數終端裝置早已老化或停用，但傳統的電報封套和報文保住了電報作為‘正式文字’的獨特意味。”
其實在當下，發電報的過程也許並非“純正”。杭州明確表明“電報組網損壞”。很多人在網上曬出的收到的電報，不管是由北京發出還是杭州發出，都和幾年前的電報顯示效果有比較明顯的差別，更像是word列印。
我第一次得知這個訊息的時候不免嘀咕，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為什麼還要來發電報？
此行之後我不再糾結於我的資訊是否真的經由電波傳送，或是油墨到底是怎麼列印上去的。因為就發件人的體驗來說，我的體驗，和三十多年前媽媽的體驗是近似的。而我的資訊，也真的會被送到報房，就像媽媽多年前拿著電報匯款的檔案送到隔壁的建築。
在報房裡，杭州最後的電報員，會一字一句輸入我的“來自杭州最後的電波”、大二女孩的“放棄幻想，準備鬥爭”，以及那位先生的紀念與囑託。
對於最後的紀念來說，也許這就夠了。
後記
在成稿時，杭州的電報業務正式進入倒計時，工作人員強調，雖然收報的時效無法保證，但只要是五月一日前往的，都會安排發報。此外，根據網友的分享，武林營業廳將位於二樓的電報點挪到了一樓，並分出了比此前更大的區域。看來營業廳已經做好了在最後時刻承接巨大客流量的準備。
而當我撥打北京聯通西單營業廳的電話時，也發現接電話的營業員對電報業務很熟悉，耐心地解答我的問題。如果無法當下解答，還會加我的微信，承諾幫我確認後給予答覆。所以在北京的朋友也可以安心前往。
現在，杭州的電報服務已經正式關停，但電報作為一種莊重而嚴謹的高速傳遞檔案的形式，還是會在每年春晚帶著各國元首發來的新春祝福，如約而至。
1991年，倪萍在春晚朗誦賀電。
作者：乃娥
編輯：翻翻
封面圖來源：作者
Gu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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