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半年，因為北京陡然攀升的房租，金枝姐感到自己被這座城市推到了邊緣。

對於北京的租客們來說，2017年底開始的寒冬似乎還沒有過去。2017年12月，通常是租房淡季，但僅僅是12月那一個月，北京的平均房租就漲到了82.28元/月/平方米，環比上漲了4.8%，同比漲幅則達到了17.68%。到了今年7月，單平米月租金漲到了89.5元，意味著40多平米的開間月租要3600元左右，80多平米的兩居室月租要7200元左右。那件事似乎讓廉價的租房變得越發供不應求。

發生在金枝姐身上的情況似乎更加嚴重。十幾年剛來北京打工，金枝姐在郊區住的農民房才幾十塊錢，雖然之前每年也都有漲，但都在承受範圍內，直到去年。

“就是去年大千退的那一次，200多的房子‘咔’一下子漲上去，現在我們租的那個房子漲到了1500。說實話，還沒有250的那個大。”

並非她一個人在遭遇這些。金枝姐在朝陽區一家大公司做保潔，此前做過保姆、建築女工。她說，許多家政工姐妹們也正在遭受高漲房租的洗劫，有的甚至不得不搬到順義甚至燕郊。這一場劫難，正在讓大量城市中低收入者陷入了各種兩難。

2017年11月，凜冬在一場大火之後突襲而來。北京城郊的許多村子釋出通知，騰空出租公寓和出租大院的“所有房屋”。

金枝姐住在北京東北郊的上辛堡村。“這一帶據說要蓋一個什麼大型遊樂場，相當於從來廣營這頭到京密路這一頭，這麼長的距離全部都拆了，那有五六個村子，都不小。”

金枝姐難以倖免。通知下來沒幾天，金枝姐家來了幾個聯防隊員，翻箱倒櫃，收走了金枝姐家裡的電暖。北京冬天的夜，冰刺著腳心，身子蜷縮成一團，實在住不了人。如果還想要留在北京，她需要想個法子熬過這個冬天。

該去哪落腳呢？廉價的賓館已經爆滿，城邊村那些“合法”的出租屋一下子供不應求，坐地起價。去朋友家借宿？距離太遠。去家政公司睡大通鋪？無法按時上班。還可能因為物業接到通知據點被查，等於自投羅網。總不能回家吧，“老家啥也沒有，回去能幹啥。”

躲去公司“蹭暖蹭睡”是金枝姐權衡之後的決定。當時，金枝姐在一家化妝品公司做保潔，公司租的是民宅，客廳跟臥室打通，放了二十張桌子。她打算磨蹭到大家都下班，關好門窗，拉好簾子，借公司的廚房做點東西吃，甚至可以利用公司的淋浴衝熱水澡，到十點和著大衣坐在椅子湊合一宿。如果不被人發現，理論上她可以一直住下去。至於她的丈夫，在工地打工，可以去工地宿舍“蹭暖”。金枝姐跟丈夫商量後，雙方達成一致，打算開始長達數月的“兩地分居”。

但麻煩的是，當時正值雙十一和雙十二期間，公司整理訂單和物流資訊的工作量增加，經常有人加班。她擔心有人向老闆“告密”，她的“蹭暖行動”就會因此破產，甚至丟掉工作。

果不其然，金枝姐的行動沒多久就暴露了。她經常“賴著不走”，引起了經理注意。有幾個小夥子也來問，“王姐你咋還不走？”金枝姐不好意思說了實話：“我家‘冷’，我在這蹭暖蹭網。”所幸，經理理解金枝姐不易：“王姐你不走，給我們做點宵夜吃吧？”金枝姐說，“要我給你們做飯也行，得要有東西。”經理說，“沒問題。”拿出幾百塊錢給她。金枝姐去就近的超市買了食材，做了幾道拿手菜，經理和員工們吃得滿嘴油花。

知道實情後，大夥都願意幫金枝姐瞞著老闆。他們雖是白領，但也都是北漂，那陣子，整治的事情同樣也挑起了這群人的不滿情緒。何況金枝姐平時為人開朗豪爽，跟他們相處的很好，他們願意幫她。幾個小夥子擔心金枝姐睡得不舒服，從老闆辦公室搬出三個大木箱，拼成單人床給金枝姐睡覺用，天矇矇亮又趕過來，把木箱搬回老闆辦公室。

週末公司不能住，金枝姐拿了臺小太陽回家取暖，“心始終提著，晚上睡覺都哆嗦，擔心夜裡有人砸窗戶，有的姐妹就這麼被嚇回了老家。”

“老這麼下去，也不是事兒”，春節回來，金枝姐決定找個“靠山”。來到費家村，金枝姐尋思：“拆遷肯定不拆人村長的房子，烏泱泱一片都是，誰敢動啊？！” 於是她租下了費家村村長名下的一個房間。

房子空間很逼仄。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靠門就是張雙人床，一張單人床架在上面，堆著過冬的衣服、被褥、電暖，塞得滿滿當當，堆成一座山。金枝姐愛學習，“原先那家化妝品公司老闆人好，給我發了套學習用具”，“但實在沒地方”，木桌上擁擁擠擠立著衣櫃，還放著檔案盒、收納盒和筆筒。

電風扇響得起勁，屋子仍然熱得慌。廚房兩塊方磚大小，金枝姐側著身子進去，殺了一個瓜，切成無數小塊，滿頭大汗，放在摺疊方桌上。家裡沒有冰箱，要是有朋友來吃飯，買多了就只能倒了，“怪可惜的”。鍋碗瓢盆，炒鍋蒸鍋，樣樣不少，但廚房太小，沒有施展的空間，“饞的不行”，就包頓餃子，快三個月就吃了一頓。

條件比以前的更差了，但金枝姐想著這回是“安全”了。畢竟，作為村委會核心人物之一的村長掌握著對“非住宅”界定的權力。可是，房租漲了六七倍，去年才兩百塊錢，今年已經漲到一千五。

房租陡漲，金枝姐急需要找一份足夠她支付房租的工作。不過，來自河南、已近50 的她卻遭到了歧視。“家政公司不給‘老人’好好找活，現在也有年齡限制，都要48週歲以下的。”家政行業還有表示“河南的不要”，因為部分家政公司和僱主認為他們“好吃懶做”，另外，“河南育兒嫂夥同男友賣掉僱主嬰兒”的舊新聞也給河南家政工的入行豎了一道牆。

最終，金枝姐藉助熟人網路，獲得了一份大樓保潔工作。現在住在費家村的新房，金枝姐每天要騎四十多分鐘的腳踏車到9公里左右之外的公司上班。工資是這樣計算的：每天工作八小時，時薪25元，兩個結薪日之間，工作天數按20天計，月入可以達到四千。然而，金枝姐有時候卻無法按時、足額地拿到這筆錢。

金枝姐掛名在A家政公司，作為勞務派遣在Y大廈做保潔服務。Y大廈每天會向A公司付清勞務費，而金枝姐的工資由A公司月結。然而，A公司管財務的家政老師卻囤積家政女工們的薪酬，拿去購買基金、股票等短期理財產品，當股票被套牢，她就想各種辦法拖延或者剋扣員工工資。這種情況已經發生兩次。覺察到有貓膩的金枝姐抗爭幾次無果，最終稱要將她的秘密公之於眾，才要回工資。

欺負金枝姐的還不止公司。 “二房東太厲害。電費一度一塊五。”金枝姐談起二房東就氣憤，“上次我給二房東微信轉房租和水電費，錢轉過去，他回‘你還差我四塊錢。’他說是手續費。我問他，‘一千塊錢手續費就一塊錢，怎麼就四塊錢？’他說，‘不給我交就滾’。”

金枝姐氣不過，打算租期一到，就收拾行李搬走。金枝姐吁了一口氣， “去年搬了兩三次家，搬傷了，下個月又得搬。”但再往城外遷，租金或許會便宜，但每天的通勤可能會又長又貴。金枝姐又要重新權衡。

金枝姐曾經跟人合拍過一部紀錄片《野草，野草》，回顧過去的自己過去十多年城市的流亡和反抗。

“待在家裡早餓死了，幸好來了北京。” 金枝姐06年出來，原先在老家棉紡廠做工人，廠子倒閉了，跟丈夫一起做點小生意，收點果子、麥子，倒手賺點辛苦錢，一天也就三十。孩子上學要錢，苦日子看不到盡頭，就來北京找機會。

來到北京之後，她就從來沒有安定過。初來乍到，沒錢租房，金枝姐找了份住家保姆的工作，沒幹兩天，就被僱主辭了，理由是“嫌她長得磕磣”。金枝姐覺得受到侮辱，就去了工地。拖一口鍋，拿一個碗，幾件爛衣服，就住在工地上，跟著工地到處漂，省下租房的錢。但女工在工地上畢竟少見，免不了受男工人“欺負”，在背後被議論些 “有的沒的”。長年勞作，金枝姐有副壯實的身體，做工比男工人要強，寡言少語，日子久了，再沒聽到那些閒言碎語。

因為一次險些喪命的意外，金枝姐才離開了工地，去家政公司掛了名。過了幾天就找到一戶人家：“從河北來的小老闆，掙了點錢。”金枝姐住家照顧小老闆他媽。老太是國企的退休工人，像個大姐姐一樣照顧她。“他們家是二居室”，金枝姐跟老太住主臥，孫女住次臥。孫女上大學，偶爾才回來，金枝姐跟老太一起上街買菜，做飯，嘮家常。每週金枝姐回家，老太都要金枝姐帶著“肉啊、蘋果還有蔬菜”。

沒過兩三年，老太去世了。“好不容易找到說話的伴兒，沒了。”金枝姐有陣子緩不過來，不想照顧老人了，但孩子吃飯用度都需要錢，又央求家政公司給找家合適的。

不是所有的僱主都友好。有一回，她被公司派去照顧一家中產精英家庭的高齡老太，一次老人摔倒頭蹭了皮，老人卻汙衊是金枝姐打傷，知道實情的兒女們拒不付金枝姐工資，金枝姐向家政公司、公安、司法求助，都沒有成功。

就在那段時間，北京水、天然氣和交通價格不斷上漲，“好多姐妹活不下去，都回去了。”周圍沒啥朋友了，金枝姐沒人說話，冬天的夜，“老有股子邪風，整個心都要凍住了。”

金枝姐想換個人多的院子住，她騎著單車，挨個村莊找電線杆上張貼的招租廣告。最後留在上辛堡。“房東老太人好，月租250，不收水費、衛生費，電費一度一塊，每個月也就三百多一點，冬天不過四百塊。”拆了之後，老太也不想搬走，“住得好好的搬什麼家？說賠四五百萬，感覺是挺大的數字，但買個房子就沒了。”

如今，金枝姐的女兒已經出嫁，兒子快奔三了，老兩口在老家買了套房子，打算給他結婚用，住在1500月租的京郊小屋裡，每個月還三千的房貸，每月只能攢下一兩千。但如果回了老家，沒活兒幹，所有的壓力都會又成為重擔。

在北京多艱苦，她也不能回老家。

金枝姐來北京的200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經1600萬，流動人口近500萬。洶湧的人群從全國各地湧入北京，期待著奧運火炬在鳥巢點燃，相信北京會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而釋放出來的經濟紅利將惠及那些提早抓住機遇的人。像他們一樣，金枝姐和叔也期待著北京會給自己的生活帶來另外的可能。

兩年後的四月，北京奧組委推出主題曲《北京歡迎你》，街頭巷尾到處都是“北京歡迎你，有夢想誰都了不起，有勇氣就會有奇蹟。”同年，近八十萬的外來人口，帶著對未來的美好想象來到這座“奇蹟之城”。

201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透過城市功能疏解、產業結構升級和佈局調整，促進人口有序遷移與合理分佈。”次年，北京市各區開始陸續清理地下室，“基本上不住人”。

2014年，北京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流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同年，北京市政府首次提出人口增速明顯下降目標。

2015年，北京市提出疏解非首都功能，進行產業升級，最佳化空間結構。

2016年，北京市朝陽區政府“拆Q Teng褪3650萬平方米，拆除違法建設1340多萬平方米”。

2017年底，一場大火在京城開啟了一場Teng褪的風捲殘雲。金枝姐的十多平租房正在其中之列。

錫灰色天空被銅線分割，荒地上停留著拖拉機和收穫機，這是《野草，野草》中的場景。租約到了，在城市辛勤開墾十二年的金枝姐，一直渴望像野草一樣生根，只是城市不再歡迎她。

儘管如此，她並不想離開。“原來沒啥打算，活一天算一天，‘蹭活’著唄。” 但幾年前，她從姐妹那裡瞭解到為家政工服務的社工機構鴻雁之家，金枝姐感覺“跟她們在一起玩，好開心。”在那裡，“文盲”金枝姐學會了拼音、識字、寫作，學會了電商基本操作，現在夜裡金枝姐靈感來了，就趴在書桌上寫字。她看見了許多為窮苦人做事的人，她也想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

北京已經有她數不盡的“親人”，任何一種粗暴都無法打斷她的生活，日子一點一點往前挪，野草們固然遭受冷風侵襲，但千萬棵野草抱在一起，便能相互取暖，自會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