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08

本文字數：9191，閱讀時長大約15分鐘

作者 | 第一財經彭曉玲

57歲的苗族女人阿包，在27歲被拐賣那年，第一次產生要寫點東西的念頭。

那天早上8點多，火車徐徐停靠在貴陽站。下車後，聽到熟悉的嘈雜聲音，她才敢確信真的回家了，終於逃離一場劫難。她想，要把經歷寫下來，等兩個年幼的女兒長大後給她們看，“知道我那些日子是怎麼過的”。

阿包只上了兩年學，不知道如何下筆。她的全部精力都花在與寫作毫無關聯的謀生上：幼年開始幫家裡幹活，婚後掃廁所、掏糞、搬水泥、賣菜，在醫院做保潔、重症監護室做護工，搞家政，最多的時候一個月奔波在20多戶人家。

靠著一雙指關節被磨得粗大的糙手，阿包全力託舉兩個女兒讀了大學。大女兒生孩子後，為了讓她安心創業，阿包又幫忙帶了兩個外孫好幾年。

直到2018年阿包50歲，寫作念頭才被意外啟用。作家、大學教授潘年英病得嚴重，希望阿包能照顧他一段時間。他們很多年沒聯絡了，再次見面，彼此經歷了人生幾度秋涼，阿包的丈夫也生病去世，都有恍如隔世之感。阿包說起過往，潘年英傾聽時發現，“一點也不亞於一部嚴肅的人類學田野志”。

受到鼓勵的阿包，從2021年開始，花了一年多時間，用微信的語音轉文字功能，完成個人史的口述，再逐字謄寫出來。今年1月，她的第一本非虛構作品《阿包》出版。

“包裡給”，帶刺的名字

鄉村公路像長蛇一般，在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縣的山區裡蜿蜒，從縣城出發，要開一個半小時的車才到盤槓村。這個離縣城最遠的寨子是潘年英的老家。寨子很小，沿公路兩邊的空地或者依山腰而建，只有幾十戶人家。

繫著火紅圍裙、戴著袖套的阿包從廚房迎來。她抹了點桃紅色口紅，個子不高，身材豐腴，笑起來細紋在眼角延伸，眼睛細細彎彎，臉上帶著些天真。2024年潘年英從湖南科技大學退休後他們再婚，這幾個月，阿包和潘年英都住在寨子裡。

盤槓村，這個離縣城最遠的寨子是潘年英的老家。這幾個月，阿包和潘年英都住在寨子裡。彭曉玲拍攝

阿包認識潘年英，不是因為虛無縹緲的緣分，而是貧困。1968年，她出生在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縣固魯村一個苗族家庭，叫李玉春，苗族名字是“包裡給”，一種長滿刺的植物，在貴州冬季的山野裡隨處可見。這個名字似乎也是她此後荊棘滿布的人生道路的某種隱喻。

8歲那年，阿包的人生長出第一根“刺”。母親得了氣管炎沒錢治去世，留下四個未成年的孩子。9歲爸爸再婚，繼母又帶來四個孩子，“舀飯都是排隊，動作快點才有飯吃，晚了就沒有了。” 阿包童年的基本底色是飢餓，她的身高也只長到一米四幾。

到了孩子們報名讀小學時，繼母說，女孩要幹活，男孩才能去讀書。阿包求學的門一下就被關上了。12歲時，還是想上學的阿包，打聽到一學年學費2.8元，以為只要自己交夠學費，繼母就會同意她上學。每天做好家務，她挖紅薯藤、草藥，採茶，拿著賺到的錢悄悄去學校報了名。

讀二年級時，繼母又表示反對。阿包想讓她同意，更加勤快了，每天早上6點起床幹活，完了才餓著肚子去學校。

三年級開學那天，爸爸也出來阻攔。當初為了家庭，他放棄凱里市公安局的工作回到農村。爸爸流著淚告訴阿包，要是家裡個個女孩都上學，他負擔不起。懂事的阿包從此不再去學校。

就算很多人幹活，家裡生活依然艱難。18歲時，阿包被介紹到貴陽親戚家做保姆，這樣至少可以吃飽飯。“皮膚很好，活潑可愛的小妹妹，大大咧咧，不像有些人比較拘謹。”直到現在，潘年英還記得對阿包的最初印象，當時他大學畢業沒幾年，在貴州省社科院工作。

18歲，阿包來到省城貴陽，給表姐帶孩子。那時候，她自己看起來也是個孩子。受訪者供圖

阿包在潘年英家帶了兩年多孩子，1988年離開。沒多久，連男朋友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的阿包，在別人的介紹下懵懵懂懂地和大她18歲、離過一次婚的煤礦工老趙結婚，那年她20歲。

2004年，雷山縣政府搞苗年節活動，場面很隆重，阿包帶著丈夫和兩個女兒回去玩。到了現場發現，“潘哥”竟然坐在主席臺第一排，他已經成了作家、大學教授、地方名人。阿包大方過去打招呼，潘年英給她留下聯絡方式。

等到2018年他們第三次見面，變成潘年英主動。“我用了‘排除法’，覺得只有找阿包。”那一年他處在人生最低谷，腰椎間盤突出壓迫神經，痛得坐臥不是，“生不如死”。但他卻因為種種原因無人照顧，知道阿包在醫院做過護工，就撥通她的電話。

被人販子拐騙到河北

那年冬天，在貴陽高鐵站的出站口，阿包看到人潮湧動中，潘年英拄著柺棍，一步一步艱難挪出來。十多年倏忽過去，他變得憔悴、消瘦，人也蒼老了很多，“我的眼淚就掉下來了，我說，天嘞，潘哥，你怎麼病成這個樣子了嘛！”阿包聲音清細溫和，語氣隨情緒起伏，話音後面黏附著豐富的感嘆詞。

“我的感覺也是滄桑，歲月在她身上的痕跡是掩飾不住的，臉黑了嘛，變胖了嘛，已經成一個大媽了嘛。”潘年英也很唏噓。他說，那一刻想起《紅樓夢》的最後，賈府被抄家了，賈寶玉出家了，遇到被拐賣的史湘雲時的那種蒼涼，“原來大家是一家人，現在一看，淪落天涯”。

阿包大女兒在小區租了一套房子辦晚託班，恰好有一間空餘的臥室，阿包就安排潘年英在那裡住下。她照常給學生們做飯做菜，有空就去照料潘年英的生活和身體。認識幾十年，兩人終於有時間閒談，自然說起很多往事。

1995年前後，阿包過得最難。因為“超生”，除了兩張床，她家的東西幾乎都被搬走了，還欠下800元罰款。為了重新把日子過起來，阿包去貴陽市區打零工。沒想到這次命運的“刺”把她扎得更傷，遇到人販子，被拐騙到河北，以3500元的價格賣給一戶人家。

所幸那家人知道阿包結紮了沒有生育能力後，除了嚴加看管，對她還算不錯。他們說，只要她給老趙發電報，老趙寄錢過來賠償損失，阿包就可以回去。不久，兩個穿制服的人上門來問阿包，要不要回去。人生地不熟、又沒和警察打過交道的阿包不知對方身份是真是假，害怕又被拐賣，惶恐中拒絕了。訊息傳回貴陽，老趙以為，年輕的阿包像當地一些對貧困生活不滿的女人一樣，撇下孩子走了。

20歲這一年，阿包嫁給了一個比她大17歲的煤礦工人老趙（1989）。受訪者供圖

自那以後，貴陽就沒訊息傳來。整日以淚洗面的阿包只有自己解救自己。一個多月後，在鄰居大媽的暗中指點下，阿包趁著趕集賣花生的機會終於成功逃跑。又經過一個多月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和輾轉，她才回到家，“生活真的是……旮旮角角、點點滴滴都在把我逼”。

這段被拐賣過程的整個經歷，阿包第一次詳細說起，包括老趙生前都不知情。按照當時的觀念，老趙對阿包還算可以，沒有家暴和辱罵，只是兩人忙於生計，很少交流，“他也沒多少文化，沒問你在那邊苦不苦——其實他的話也多嘢。”說到這裡，阿包的語氣多少還是有點委屈。

有時，阿包邊講邊流淚，潘年英也跟著垂淚。他大她5歲，老家天柱縣和雷山縣直線距離只有一百多公里，他家寨子在山區，條件甚至比阿包家更差。人生早期的幾年，他們成長環境高度相似，但最後，命運卻呈現巨大的分化。

“幸運。”潘年英不假思索地概括。他是長子，三個姐姐也沒機會上學。在小學考初中、初中考高中兩個關鍵時刻，他的分數兩次被少統計，都被非親非故的老師及時發現而得到糾正。最終，潘年英順利繞過一座座命運分水嶺，憑藉天資、勤奮和堅韌，在1980年考上貴州民族大學中文系，成為寨子裡走出去的第一個大學生。

潘年英鄭重告訴阿包，她的人生值得記錄。聽到這裡，阿包彷彿看到1995年春天那個早晨立下的寫作決定在重新向她揮手，“我說好嘛，我來說，你幫我寫”。

這些文字是寫作嗎？

2020年，潘年英提出和阿包一起生活，兩人回到潘年英任教的湖南科技大學。穩定下來沒多久，阿包看著潘年英總有忙不完的事，覺得他肯定沒時間幫忙寫人生經歷了，就自己行動。

她去超市買了一本2塊錢的信箋紙，等到晚上外孫女苗苗和潘年英睡了，按照大女兒小菊教的方法，用微信語音轉文字的功能，說60秒左右就暫停，轉成文字後再謄寫。展開紙，拿起筆，阿包一想起此生所有的苦難皆始於8歲失恃，眼淚就啪嗒啪嗒滴，信箋紙都浸透了，“越掉淚越記得住，我就是有一種信心，今天晚上把它整完”。

潘年英說，一般寫作者會先醞釀主題、搭框架、收集素材，阿包的寫作完全是情緒和經歷的自然流淌，“她沒覺得寫一本書很難，這種無畏是一種本能或者說性格，來自於長期底層生活的磨礪”。

第一本信箋紙快用完的時候，潘年英無意間看到了阿包寫的內容。字雖然有些歪斜，但整體比較好認，事情過程也敘述清楚，“她天生有種講故事的能力，一講起來沒完沒了，有很多細節，線索清晰。如果她有文化，經歷可以寫十本書。”

阿包正在寫她的第三本書。彭曉玲拍攝

只是阿包不會使用標點符號，紙上密密麻麻。全部寫完後，潘年英花了一個多月時間斷句、分段，再找人列印文稿。除了有些不懂的地方叫阿包重新做了補充，他沒改任何文字，“我最初的設想是把阿包的經歷作為素材，寫成一部像《活著》的長篇小說。但阿包的講述有她真實的語氣，無法被代替的價值，講一個前工業社會的人來到現代社會所遭遇的困境，寫的不僅是自己，也是一個群體。”

不過，這種直白的寫作風格，讓書在出版過程中遇到挫折。有編輯以文字過於口語化為由拒絕，有編輯想叫潘年英重新潤色和調整。他都拒絕了。後來，樂府文化創始人塗塗看到書稿。他出版過知名非虛構作品《秋園》，但無論是寫作風格還是作者的家庭情況、文化程度，阿包和《秋園》的作者楊本芬都完全不同。

“籤這本書的第一天，我就面臨著一個問題：這本書值得出版嗎，它的開頭像人生流水賬一樣。一個只上了兩年學的文盲，她對著手機講出來的這些文字，是寫作嗎？我的答案是，‘是’。”塗塗在豆瓣上這樣寫道，“並不是每一個輟學的孩子，都會努力靠自己去賺出那兩塊錢的學費，並不是每一個不認識字的人，都會為寫不好自己的名字而羞愧，並不是每一個人在50歲的時候，還會為自己沒能堅持上學而嘆息”，“她絕不僅僅是訴苦，在苦之中，一個人可以這樣活著，活出尊嚴。人類有口頭文學的傳統，而阿包是天生會講故事的人”。

出版前，潘年英擬了幾個書名，最終塗塗選了《阿包》。

兩個女兒都讀了大學

看完《阿包》，小菊才真正瞭解母親。

“從小媽媽給我的印象就是勤快努力，永遠都在上班。”她身材和阿包很像，畫著眉毛和眼線。那時家裡經濟條件拮据，姐妹倆都沒讀幼兒園，從小跟著阿包賣菜，中學時幫忙做家政，這些經歷鍛鍊了小菊的社交能力，她看起來自信而有親和力。

阿包被拐賣時小菊6歲，她的記憶裡還留下一些片段。她記得那時快過年了，帶著4歲的妹妹送阿包去坐公交車。臨走前，阿包拿出兩張2毛錢的紙幣叫她們買糖，“媽媽上班去了，掙錢來給你們買新衣服穿。”結果左等右等阿包沒回來，老趙還把前妻叫來當家，小菊第一次感到恐懼。

“我跑回來了”，後來，阿包只給小菊講了這麼一句，爸爸、奶奶也閉口不提。看到《阿包》裡的敘述，中文系畢業的她才明白何謂“字字泣血”，“當時就哭得稀里嘩啦”。

除此之外，那天下午，在阿包做住家保姆攢來首付的貴陽家裡，說到阿包和過去的生活，小菊臉上始終是平和或者愉悅的表情，“從小到大，我們家給我的感覺就是，雖然經濟條件差點，但是過得很踏實很開心很幸福，爸爸媽媽吵架都很少”。

她的印象中，爸爸憨厚老實，平時比較沉默，家裡一來親戚朋友，喝了酒就成話癆，“反反覆覆吹牛”。媽媽性格雖然急躁，但樂觀開朗，再苦再艱難都是自己消化，從不把情緒遷怒到女兒們身上。這種家庭氛圍下長大的小菊有安全感，完全沒有網友們喜歡傾吐的“原生家庭創傷”，母女關係也很親密。

“我什麼話都跟她說，包括初中有男生追我。” 那時，小菊在礦上子弟中學讀書。那是一個非常大的礦區，流動人口多，家屬區離婚率不低。每個週末，阿包從貴陽下班，提著大包小包的菜一下公交車，就看到路邊茶館裡坐著一些穿漂亮裙子、蹺起二郎腿打麻將的女人，“我心裡面想，我的天，她們是人我也是人，我為什麼那麼苦那麼累？”那種環境下，很多家庭都疏於管教子女，學校風氣也不好。

阿包告訴小菊，如果對方成績好，兩個人一起促進學習也可以，“但是你好好讀書，考到更好的學校，說不定認識的男生更好。”多年後，學了教育心理學的小菊一想起這番話，就由衷佩服阿包超前的教育理念，“她沒說你必須怎麼樣，而是給你分析，讓你有主見。你說這些觀點她哪裡曉得的？”

小菊說，其實那時她已經知道要好好讀書了，“想逃離這個地方”。她的自驅力來自週末跟著阿包去貴陽婦幼保健院的醫生們家裡做家政。阿包在醫院保潔做得好，很多醫生就叫她去做家務。忙不過來的時候，她帶著女兒們一起去，小菊第一次接觸到完全不同的階層。與侷促雜亂的工人家屬區相比，醫生們的家寬敞明亮，有的是三室一廳，有的住別墅，足足4層，屋頂還有花園。他們的傢俱也好看，一看就物質條件優渥。

更讓小菊觸動的是，她意識到彼此之間的認知鴻溝。“當時我覺得，衛生就是自己打掃，怎麼還要請人去做？我不理解為什麼要花這個‘冤枉錢’，只是覺得有錢真好。”小菊感受到知識產生的力量，也明白只有好好讀書，才能脫離礦區，像醫生們一樣過有體面的生活，“不然永遠也不可能買得起人家的那些東西”。

2005年，小菊考進貴陽市一所高中，後來考到凱里學院。2011年，阿包小女兒高考，她成績差一些，只考上大專。阿包自責說，原因在於她長期不在家，孩子沒有得到很好的監督和管理。不管怎樣，她們也是礦上家屬區裡少有的、兩個女兒都讀大學的家庭。

人是可以改變的，需要機會

“阿包如果運氣好，讀過書，甚至比我們都強。”潘年英說。當初，很多人反對他們一起，覺得差異太大。有雜誌寫他們的稿子，用了“教授丈夫”“文盲妻子”這樣的對立標籤，溫和的潘年英很不高興，希望對方刪除這些措辭。

潘年英舉了很多例子來佐證自己的結論。阿包跟著媽媽學刺繡，沒幾天就會了。七八個教授、博士都啟動不了的取暖器，她三下五除二就弄好。簡單指點幾下，她拍出來的照片就“像模像樣”，還跟著學會了無人機操作。

潘年英總結說，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的一面，當擅長的一面產生價值，就得到社會認可。“以前阿包做各種零工，就算有價值，也是最低的價值。”《阿包》這本書的出版，是對她能力和社會價值的最好認可。

晚年的阿包回到故鄉，已經沒有人認識她（2024）。受訪者供圖

“人是可以改變的。”潘年英加重語氣強調，這需要機會，加上人本身的素質。所謂的素質，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文化素質，而是一個人最應該有的、最本質的品質——善良、真誠、勤奮，在他看來，這些阿包都具備。所以她寫第二本書《姊妹》的時候更自在，更善於描述細節，表達也更好。現在，她的第三本書已經寫了一半。

“她更柔和了。”小菊認為，媽媽的改變離不開潘年英的精神支援。當初，潘年英從湖南來貴陽的時候，小菊不介意阿包去照顧他，“這是她在給別人創造價值，保姆也是非常光榮的職業。”後來，得知潘年英想讓阿包做老伴，小菊反而擔憂起來，“她是否低人一等在我看來都是次要的。我在意的是，她會不會因為和潘叔叔沒有話題，一天到晚很無聊，精神上是枯萎的”。

“從我媽媽身上，我學到的是一定不要靠別人，要靠自己，所以我的婚姻觀、價值觀、人生觀，也是比較積極向上的。”大學畢業後，小菊在貴陽的培訓機構當過老師，後來創業辦晚託班，巔峰時期有三個點，託管了四五十個學生，還提供補習服務。“雙減”政策出臺後，業務才收縮了。

小菊悉心培養兩個女兒，給她們讀繪本，帶去學畫畫、跳舞。週末和節假日，一家四口去露營、釣魚、爬山、自駕遊。瞭解到興義的高考成績比貴陽還好，小菊果斷把好不容易辦起來的晚託班交給別人打理，在興義買了個160平方米左右的學區房，舉家搬遷。“那裡有興義八中，所有的娃娃都憑個人實力考進去，每年考清華北大的高分全部都在八中。”哪怕今後孩子與名校無緣，她覺得也盡了力。

不過，小菊說自己不是“雞血家長”。她更關注教育新趨勢，“國家雙減政策下來之後，還有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後不需要花錢補課補起來的人才。”在教培行業工作多年後，小菊也在尋找轉型，想做自媒體，把對教育的思考做成各種課程賣給家長。

“有文化的靠文化，我沒有就只有靠勞力，做一分得一分。”阿包這樣總結自己的艱難謀生。對小菊的現狀，她是發自內心滿意，“有知識，是搞教育的，用腦子掙錢”。

“我算是參透了教育的本質。”小菊說，她會在課程裡告訴家長，現在AI這麼發達，非要給娃娃補課，不如讓他們學主持、表達，“真正與別人共情，學會察言觀色，聽絃外之音，有換位思考能力、交流能力”。看起來，這些和以前她跟著阿包賣菜、賣隱形吊帶中學到的能力很像，但又不一樣。小菊說，這才是20年以後最火、最值錢的行業需要的。

未來如何與這些新行業從容共舞，並在兩代人的竭力攀爬下，再往前邁一步，則是阿包家第三代女性要探索的人生新課題。

《阿包》

阿包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樂府文化/果麥文化 2025年1月版

對話《阿包》作者：我一輩子沒讀到書，否則也會有好工作

日前，第一財經前往貴陽市，採訪了阿包的女兒小菊。又在潘年英老家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縣盤槓村，見到阿包。

阿包愛哭愛笑，性格溫和爽朗樂觀，說話樸實，不會說任何大道理，採訪就像拉家常。

一生歷經重重苦難，阿包沒有“出走的決心”，處處為家庭著想，她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和人生哲學。

記者在潘年英老家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縣盤槓村見到了阿包。彭曉玲拍攝

哭好了，就樂觀了

第一財經：你一直想寫東西，現在書出了，心願實現了，什麼感受？

阿包：出了就出了嘛，他們評價我好也好，不好也好，就由他們了。感謝潘老師，他真的是我的一個恩人。這個年代好，有手機語音，對我來說也很方便。

以前我邊寫邊想，從幾歲到幾歲，記性特別好。我8歲就沒媽，還帶一個妹，我妹又小，非要纏著我。又想到爸爸找的後媽，把所有吃的都鎖著，我從小就吃不飽，越想越深，眼淚一直淌。這本書喊我重新看一道，我都不想看。

第一財經：那現在心情好些了嗎？

阿包：書寫好後，心裡的痛苦減少了。我在貴陽書店參加書展（記者注：其實是新書釋出會）的時候，一個大姐說，所有60後的人都苦，只是各人苦得不一樣。我想想，我還是好，遇到潘老師，終於把這一生的苦難全部都寫出來。哪怕書賣不出去也好，可以給我兩個姑娘看，外孫女也可以看。我沒文化受苦受難了，她們看了好好學習，年齡大了也可以學是吧，學到東西教她們下一代。再下一代又可以好好讀書，好好做人。

第一財經：潘老師和你女兒小菊都說，你性格很樂觀。為什麼會這麼樂觀？

阿包：可能就是潘老師講的，我們苗族人有種細胞，哭好了，就樂觀了。以前我去搞衛生，遇到那種三番五次說我做得不好、態度也不好的人，回來我就慢慢想，其實我這個人做事從來不馬虎，每家都是一樣做，要是挑剔我，證明你這個人眼光不好。那這個月做完，我就不做了。

第一財經：生活壓力大的時候，你也不對孩子們發脾氣？

阿包：你發脾氣真的沒用啊，還把她們得罪了。

第一財經：一輩子吃了很多苦，有沒有很絕望的時候？

阿包：（1995年）我被人販子拐賣了，自己想方設法逃跑回來。那幾個月我不在，老趙（記者注：阿包前夫，2012年生病去世）以為我不回來了，就喊他前妻來。我說我辛辛苦苦回來，肯定一家人都高高興興，沒想到是那種情況。當時我就想，礦上有炸藥，我去找兩顆炸藥，把我們三個人全部炸了。幾天後他叫前妻走了，給我說，“既然你回來了，就好好在家，好好帶娃娃”。

“你腦筋沒得我多”

第一財經：你怎麼看之前的婚姻？

阿包：以前小，稀裡糊塗就嫁人，之後一門心思想著怎麼才能掙錢養娃娃，幾十年從來沒得戀愛的感覺。

第一財經：對老趙是什麼感情？

阿包：不放心。他血壓高，每天都吃藥，我打工離開他三四天，我就怕他去外面喝酒了血壓高，一個人睡覺有什麼也不知道。他得直腸癌去世的，最後的時候我都在照顧他。其實老趙來到這個世界上也很不容易，他的命也跟我一樣不好，8歲的時候爸爸就去世了，有四個兄弟姐妹，媽媽一個人帶他們長大。

第一財經：現在呢，你和潘老師有談戀愛的感覺嗎？

阿包：現在和潘老師兩個，我們覺得還……（記者注:說到這裡，她哈哈哈地笑）。這種感覺是潘老師一個拍電影的朋友說的。我說，你怎麼看得出來？為什麼要這樣說？原來有一年秋天，學校黃葉遍地，我捧起黃葉扔到天空，叫潘老師給我拍一段影片，我發到抖音，那天他剛好看到了。

阿包和潘年英在老家。彭曉玲拍攝

第一財經：那和潘老師一起開心嗎？我聽說，他提出和你一起的時候，也有人反對，說你們之間差距太大，但潘老師覺得人和人之間是平等的。你自己覺得是不是？

阿包：玩的時候，開心的時候，肯定是平等的。仔細想來不平等，他是一個作家、教授，我就是一個平民老百姓。除了這一點，我覺得沒有啥不平等。我一輩子沒讀到書，如果我讀書的話，肯定也會有好工作，也和他差不多。

說實話，有時候我講他，你出那麼多書，其實腦筋沒得我多。

第一財經：為什麼這樣說？

阿包：他在貴陽的時候，出門要坐公交車，都是我帶。他這個人很老實很耿直，沒有真真假假那種（虛偽）。誰看不起他，他就縮，不去鬥爭。我肯定（要去），我在醫院上班那麼多年，遇到的人有好也有壞。我就是沒文化，但我打工見世面多，所以這一塊比他靈活點。

有時候真的，做個人真的難。我開始到潘老師家的時候，他們家人根本瞧不起我，認為我圖他的錢。說實話，我跟潘老師這五六年，我們節約得很。他每天晚上的洗腳水都是我打的，女兒那邊我還不太好意思講，怕她們說我。

女人都比男人苦得多

第一財經：兩個女兒讀小學的時候，你還讓她們學英語，怎麼會有那個想法的？

阿包：那時小菊讀三年級，小女兒讀一年級，家屬區裡有個老師教小孩英語，每人每月30塊錢。我也不曉得這個英語到底是什麼，但是我看到人家娃娃在學，我說你們就去學。

她們小的時候，我沒錢讓她們上幼兒園。那時我去市場批發菜在礦上賣，每次賣好菜回去，要路過一個幼兒園，小菊就站在鐵門外看裡面的孩子跳舞。她說：“媽媽你找到錢（記者注：西南地區方言，意思是賺錢）的時候，你給我交錢，我在裡面可以跳舞。”我說“好的好的”，心裡唰地就軟下來，一個人悄悄掉眼淚。我的娃娃和人家的不一樣，人家是雙職工，家裡就更有錢。我們家老趙的工資只夠基本生活，別的開支都是我去賺。所以我每個月再苦再累，都要交那60塊錢，讓她們學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