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笛教授在成都尋麓書館與讀者分享了“袍哥的世界”這個主題。自2018年10月《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一書出版以來，“袍哥”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引起的討論也很多。這次講座，王笛教授講了袍哥的世界是怎麼回事，以及怎樣從傳說和故事中去發現歷史。以下內容根據講座整理。
講座現場
今天講袍哥，有的人手裡已經有拿著《袍哥》這本書了。今天講的內容有的來自於這本書，有的是我在袍哥研究過程中的一些思考，也有一些是書出版後針對讀者的一些反應的說明。因為袍哥的世界已經過去了，袍哥作為一種組織，作為一種社會團體，已經消失了半個多世紀了，今天再來了解袍哥，有很多問題還很難解決。
先講資料的問題。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袍哥，有關他們的資訊，實際上好多是包括了傳說。所謂傳說，就是沒有辦法用歷史資料來論證到底在歷史上存在過沒有，因為傳說可能是口頭的，從這個人傳到那個人，或者說從這一代傳到下一代，其中有很多是臆想的成分。
那麼怎樣從這些故事和傳說中去發現真正的歷史？我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作為一個對袍哥長期關注的學者，要經過仔細的分析，仔細的思考，最後來做出回答。但是在這裡我也得承認，其實歷史一旦成為了過去，就過去了，當我們今天要想重建這個歷史，並不是說歷史學家無所不能，可以根據過去的記載或者實際考察，完完整整或百分之百地去找回已經消失的歷史。所以有言在先，我覺得這個是不可能的，我只能這樣說，我今天所講的或者是這本書中所寫的，無非是我幾十年蒐集的資料中所得到的結論。
講座現場
為什麼說幾十年呢？因為從1980年代起，我就關注袍哥問題了，持續蒐集資料。為什麼到去年才出了第一本書？因為它非常困難，在早期我自己也困惑，到底什麼是傳說，什麼是故事，什麼是歷史。終於完成了這本書，但我從來也不敢宣稱這就是袍哥百分之百準確的歷史。
這裡我的目的就是要給大家說，實際上現在我們認識袍哥還存在相當大的侷限性，還有很多問題有待於解決，還有待於新資料的發掘，還有待於新的方法的使用，然後我們所寫的關於袍哥的歷史才越來越接近袍哥歷史的本身。但是我仍然要說，哪怕盡了這麼大的努力，哪怕是蒐集了豐富的資料，但還是非常有限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1950年袍哥就完全消失了，七十年的時間，真正留下來的東西其實是歷史本身非常小的一個部分。
我手裡面袍哥的資料，幾百萬字，這幾百萬字的資料聽起來很多，但我們知道袍哥在中國的歷史上存在那麼長的時間，有那麼多人的參與，參與了那麼多的政治活動，在地方上那麼活躍。所謂幾百萬字的資料，相對於歷史本身，仍然是不夠的。我所做的研究，無非就是根據現成的、有限的資料，來進行我的解讀。
《袍哥》這本書出來以後，由於出版社宣傳得比較到位，真的是火了一陣。其實我寫《袍哥》的初衷是給學者看的，儘管我儘量寫得有面向大眾的趨向，但中間實際上還是涉及關於專業的一些思考和討論。但媒體在宣傳的時候，片面地把袍哥作為一個消失的江湖，而非歷史，讀者好像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像讀小說那樣引人入勝。在目前這本書的情況下，我覺得其實更多是滿足了學術界對它的期望，但是不是受到大眾的認可？實際上我覺得沒有完全達到這個目的。所以你們在翻開這本書之前一定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如果你說是讀一本歷史書，看袍哥是什麼樣子，這樣可以；但如果你要抱著讀一本跌宕起伏、引人入勝閱讀小說的態度來看，肯定會失望的。這個是前言。
下面講故事。
這個故事在《袍哥》這本書裡沒有寫。這是一個什麼事情呢？在1917年，有一個老外寫了一封非常長的信給《東方雜誌》。
1925年的《東方雜誌》
《東方雜誌》是清末創辦的，一直到1948年，可能是當時中國最主要的政論性雜誌，資訊量很大，發行量也很大。這封信講了他個人的經歷，後來《東方雜誌》就把這封信發表出來了，信中（他）沒有披露自己的國籍，也沒講是從哪個地方來的，他自號“浪跡天涯客”，說辛亥革命以後一直在四川。我們知道辛亥革命以後四川的局勢非常不穩，各個地方軍閥、督軍互相爭鬥。這個老外想到局勢不穩，各方面軍事力量的較量，賣軍火就是最好賺錢的路子。所以他在四川就賣軍火，而且他的四川話說得很好，穿的是中國人的衣服，可以說他算是一個“四川通”。
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當了很短暫時間的大總統，之後他和袁世凱達成協議，孫中山說我把位子讓給你，你逼清帝退位，就讓你當大總統。所以袁世凱就任了大總統。但是到1915年年末，他宣佈復辟帝制，這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護國戰爭。從雲南到四川，新一輪的混戰爆發，四川實際上是護國戰爭的一個主要戰場。仗一打起來了，在四川的外國人就紛紛逃跑，但是“浪跡天涯客”卻認為是機會來了，因為越混亂他的軍火生意越好。他說他到了川東，從重慶順流而下。不過他沒有提到底到了哪一個城市，但他提到了熊克武佔領的城市，查資料的話，那就是重慶。他不外乎就是從重慶往下順著長江往下走，就是那些沿長江城市涪陵、豐都、萬縣、雲陽、奉節等地。他說他到了一個城市，由於他要做生意，需要當地袍哥的庇護，所以他開始和袍哥來往。漸漸的和當地的袍哥就熟了，有一天他半開玩笑地說：“我想參加袍哥，行不行？”當時他自己覺得是不可能的，因為袍哥是秘密組織，不可能接受一個黃頭髮、高鼻子、白皮膚的洋人，這是他自己的描述，但他感到吃驚的是，袍哥說我們商量一下，並沒有一口拒絕。後來袍哥通知他：我們公口商量同意讓你加入袍哥。公口又叫“碼頭”，就是袍哥組織的總部。就是這樣，這個洋人加入了袍哥，當然是有一定的條件的。袍哥後來通知他參加入會儀式，對此他有特別詳細的描述：在某個月黑風高的晚上，他被帶到一個地方——這個城市的西門，這個洋人描述的細節非常有意思：他進了大廳，看到袍哥的成員成四方型站著，然後二管事朝四方的人以手勢行禮，他說管事的手呈“拉弓狀”，這些細節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他說這些袍哥左手按胸口，右手握拳伸出，大拇指朝上還禮。每個參加袍哥的人，要從最底層幹起，而且必須要有兩個介紹人。
透過這個儀式，（他）就加入了袍哥。因為是洋人，他不能參與袍哥的決策，不能干預袍哥的任何事情，只能作為一個榮譽成員。作為交換，這個洋人的提升不用像一般的袍哥成員一樣，從最底層往上幹起，上升要根據做的貢獻，在袍哥當中的業績，榮譽成員可以越級提拔，結果他一步一步往上升，最後竟然升到大爺的位置。
袍哥公口的等級是按仁義禮智信排輩的，他所屬的袍哥組織屬於“仁”字輩的，如果遇到其他袍哥的公口的大爺，比如對方是“義”字輩的就要向他行禮。雖然他只是榮譽袍哥，並沒有實際權力，但他描述說他可以到處遊走，如果他要到其他地方去，下鄉或到其他城市，可以先由他的管事發一個“名刺”過去——“名刺”可以叫介紹信或者名片。“名刺”發過去，那邊就會回禮，他就可以到處遊走，而且得到非常好的接待。
這個洋袍哥還講了一件事情，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有一次，他到了一個小鄉鎮，非常小，他覺得這麼小的地方應該是沒有公口。結果，他說剛剛還沒有坐定，就突然闖進來一個人，馬上跪下，說：“救人一命！”他問什麼事情？這個人匆匆忙忙把他帶到一個茶館，茶館外面站的是荷槍實彈的袍哥。他進茶館以後，發現已經黑壓壓地坐滿了袍哥，而當地公口的舵把子坐在前面。由於這個洋袍哥是“仁”字輩，比當地公口的舵把子輩分高，舵把子給他行尊禮，安排他到前面坐下，才開始審判。
這時押進來一個袍哥，赤裸上身，腿已經被刀刺得鮮血淋淋。據洋袍哥的觀察，這個袍哥受的傷應該不致命，但看起來有點嚇人，只站了一會兒地下就流了一攤血。問這個袍哥犯了什麼事情？當地的袍哥大爺說這是他們公口的管事。管事一般是三爺，三爺的實權其實是最大的。龍頭即大爺，又叫舵把子，二爺是軍師，三爺才是坐鎮公口或碼頭指揮一切的，掌握調兵的權力，財政的權力。所以當地的大爺對這個三爺是非常重視的，但這個公口的對手出高價要買這個大爺的人頭，而這個三爺經不起高額金錢的引誘，就尋機刺殺大爺。按照袍哥的規矩，對這種背叛行為必須嚴逞。
審判結束，大爺拔槍出來，要一槍擊斃三爺，洋袍哥力勸，求他放三爺一馬。洋袍哥的地位比較高，結果大爺決定給洋袍哥一個面子，最後是決定把三爺驅逐出川省，永遠不準回來。這算是比較仁慈了。
關於這些細節，在這封信當中描述得非常真實，所以說這個可以算是真實的歷史記載，而不能說它是傳說。這是洋袍哥的親身經歷，他沒有必要像寫小說一樣寫一封信，他也不想表露身份，洩漏資訊，用了筆名“浪跡天涯客”。這種資料給我們提供了關於袍哥非常好的記載。
好吧，下面我來講一講傳說。
說到袍哥，就不能不提到哥老會，其實袍哥就是四川的哥老會，袍哥出了川就稱為哥老會，不過在雲南、貴州也有很多地方稱袍哥。實際上，袍哥散佈在長江沿線的七個省，有著廣泛的基礎。
哥老會的起源大家都說不清楚，歷史學家也說不清楚到底是什麼時候形成的，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包括大家都比較熟悉的金庸的《鹿鼎記》裡面，韋小寶的師傅陳近南。按照《鹿鼎記》的說法，陳近南是天地會的創始人，最後是被鄭克塽殺死的。陳近南給韋小寶說自己的真名其實叫“陳永華”，而“陳永華”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陳永華，福建人，父親是進士，清軍1644年入關以後，他父親自殺了。陳永華就參與了鄭成功的抗清，成為鄭成功非常得力的謀士，協助鄭成功收復臺灣，提議鄭成功經營基地，在臺灣發展教育，興修水利，發展經濟。1662年鄭成功去世，去世之前把他的兒子鄭經託付給陳永華，相當於是託孤，輔佐鄭經。
金庸在《鹿鼎記》還提到另外一個人，叫“馮錫範”。馮錫範當時是鄭經的侍衛首領，他和陳永華鬧不和，排擠陳永華，後來陳永華就不得不辭職，於1680年在臺南去世。按照《鹿鼎記》的描述，如果陳近南是陳永華的話，那陳永華的武功是很高強的，但根據歷史記載，陳永華根本不會武功，是一個儒生，而且他是自己病死的，死在臺南。在《鹿鼎記》裡陳近南是被鄭經的兒子、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殺死的。小說中的故事和歷史變成了錯綜複雜的關係。更麻煩的問題在關於哥老會、袍哥以及天地會的資料中，還真有陳近南這個人，但不叫陳永華。資料裡說，陳近南被鄭成功派到四川的雅安，康熙九年，即1670年，在雅安開了“精忠山”。什麼叫“開山”？就是袍哥成立一個公口，就稱為“開山堂”。所以按照袍哥自己的資料記載，陳近南是第一個把哥老會傳到四川的人。本來是準備聯合吳三桂發動起義、反清復明的，但是陳近南發現，雖然吳三桂反清，“卻是為己，不是為明”，陳近南“大失所望”。結果被一個四爺告發了，陳近南不得不逃跑，就逃跑到湖廣的白鶴洞，所以後來他又稱為“白鶴道人”，由此精忠山的英雄們便散夥了。
說到袍哥的起源，就不得不提到郭永泰。郭永泰是四川永寧人，根據郭永泰自己的說法，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在福建遊歷，有一天晚上歇在一個漁民的家中，看到米缸上擺著一本書，上面印的是《金臺山實錄》，封面還蓋了一個章，是“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印”。他一看，這個不得了，因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就是鄭成功的封號，那《金臺山實錄》應該就是鄭成功留下來的。他問主人這是從哪兒來的，主人說我父親很多年以前從海里打撈上來一個密封的鐵盒子，揭開一看，裡面就有這本書，還有一個玉石印章，還有幾件其他的器物。主人家說自己不識字，不知道這本書寫的是什麼。郭永泰說自己願意花了一千錢（大概一兩銀子）把這個書買下來。又問印章在哪兒？主人家知道這個印章很值錢的，儲存得也很好，郭永泰說自己願意花十兩銀子把這個印章也買了下來。這些都是郭永泰自己講的故事。他在1848年就把《金臺山實錄》整理印行了，稱之為《海底》，又叫《江湖海底》，或《金不換》。為什麼叫《海底》？因為這個鐵匣子來自於海底。“金不換”則表明其珍貴程度，給金子也不願交換。根據《江湖海底》的說法，鄭成功退到臺灣以後，將其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於1661年在臺灣金臺山明遠堂開山立堂，開始了秘密結盟，之後把陳近南派到雅安，去開拓這個組織。到清軍攻克臺灣的時候，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為了免於秘密被發現，就把這些早期的文獻《金臺山實錄》封到了鐵匣子裡，沉到了海里。按照郭永泰的說法，漁民把這個鐵匣子打撈起來，又被他發現了，再買過來將其重新整理出版。
《江湖海底》
天地會也有類似的故事。問題是《江湖海底》的這個說法，我們沒有辦法證實，萬一是郭永泰自己編的呢？我們怎麼證實哥老會、天地會真的和鄭成功有關係呢？歷史學家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沒有找到直接的資料。作為歷史研究者，一定是有多少資料說多少話。
那我是如何看待傳說與歷史的關係的呢？我感興趣的還不在於到底哥老會是不是鄭成功在1661年臺灣金臺山開山堂留下來的，其實我更感興趣的是為什麼袍哥或者是哥老會他們要把自己的歷史和鄭成功聯絡起來？為什麼要把他們的始祖說成是鄭成功？其實這後面有很深刻的歷史原因，這是我們歷史學家應該分析和解決的問題。
我認為，這些故事反映了他們的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就是反清復明。因為鄭成功是反清的英雄，那麼就把這個組織的歷史和鄭成功聯絡起來，這實際上是一種身份認同，相互認為是兄弟，這樣有利於組織的發展，有利於號召民眾，而且給自己以信心——我們的創始人是英雄，可以打著他的旗號不斷擴充。
下面讓我們進入歷史。
在19世紀以前沒有明確的哥老會的記載，但在郭永泰印行《江湖海底》之後，19世紀下半葉關於哥老會的資料越來越多。我花了30年的時間去翻閱檔案，尋找證據。在康熙年間的資料裡是看不到這方面的文獻的，但到了乾隆時期，可以看到的記錄越來越多，到了道光咸豐年間這種記載更多，這是不斷發展的過程。
從檔案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什麼？比如說在川東，清政府會抓所謂“燒會”的成員。在19世紀的檔案中都稱為“燒會”，為什麼叫“燒會”？我想可能是因為一旦結盟就要燒香祭拜，所以稱為“燒會”。一旦香點起，大家舉行儀式，就說前面所說的“四方禮”，任何參加袍哥的成員，都要經歷這樣的過程，每一次被提拔都要行四方禮。“浪跡天涯客”也提到這個過程是要完成的。
要發展這個組織，就必須要有根據，這個根據是什麼呢？就是“號片”。比如說，要在川東發展，最高可以拿一千張（或者稱一千“方”）“號片”，然後下去找自己信任的人，發給他們，比如給某人一百方“號片”，然後他把自己的這一百方“號片”又傳下去，給十個人，每人十張，就有點像今天搞的傳銷一樣。發展到了一定的規模，就可以成立一個公口。清政府抓了好多人，口供裡總是說這樣的故事：我是在哪裡又碰到了哪個人，那個人交給我了好多張“號片”，我便找了某某些人“燒會”……清地方官的報告也經常說從某人身上搜出了多少張“號片”，等等。當時他們不叫袍哥或哥老會，而叫做“哥弟會”，在組織中的稱呼不是按照年齡而是按照資歷，也就是說年紀大的人可能要稱比他年紀小的人為哥。這樣的組織是分散的，並沒有形成金字塔式的結構，沒有一個控制一切的總部。19世紀中葉以後，類似這樣的各種組織，從文獻中的記載越來越多，這就是歷史。
我在大學做學術報告的時候，會特別強調一點：檔案也不能全信！因為並不能說檔案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實的，為什麼？首先在清朝的時候，這些被抓起來的所謂“燒會”的人，如果他們不招供，就要被用刑，屈打成招，想問什麼他就答什麼，也可能亂咬，咬了一片，咬出很多人。其次，地方官要報政績，上面一紙命令下來，說最近“燒會”、“哥弟會”在你們轄區活動很頻繁，要限期解決，自然地方官要想辦法應對上級。這些記錄都留在檔案裡了。對這些檔案怎麼判斷和篩選？這就是為什麼研究袍哥困難會很多，不是說拿到檔案，就像是揀到籃子裡就是菜菜，可以隨便使用的，還需要透過其他的資料進行分析、印證，甚至用更多的方法去考慮怎樣使用這些資料。
說到資料，就一定會說到使用資料的方法問題，就一定會提到一個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他在西方影響非常大，近些年他的主要著作也翻譯成了中文。他提出一個觀點，叫“傳統的發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就是說我們好多所謂的傳統，並不是過去就存在的，而是現代人自己創造的。根據霍氏的觀點，就可以比較容易地解釋郭永泰的故事，其實我相當大地傾向於認為不是郭永泰發現的《金臺山實錄》，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寫的，或者他的團伙寫的，或者他根據當時流傳的一些江湖故事再創作的。當然我也不能完全百分之百地肯定我的猜測，因為中國歷史也是很複雜的。說不準哪一天，在臺灣、福建或者四川，突然開啟一個墓，結果發現真的《金臺山實錄》呢？《金臺山實錄》原件已經看不到了，上面的印章也可能是偽造的，偽刻一個“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也不是什麼難事。為什麼《金臺山實錄》原件和章找不到了呢？哥老會的解釋是，由於天平天國戰亂這些東西散失了，但現在我們沒有辦法證明這些說法。
of
tradition），就是說我們好多所謂的傳統，並不是過去就存在的，而是現代人自己創造的。根據霍氏的觀點，就可以比較容易地解釋郭永泰的故事，其實我相當大地傾向於認為不是郭永泰發現的《金臺山實錄》，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寫的，或者他的團伙寫的，或者他根據當時流傳的一些江湖故事再創作的。當然我也不能完全百分之百地肯定我的猜測，因為中國歷史也是很複雜的。說不準哪一天，在臺灣、福建或者四川，突然開啟一個墓，結果發現真的《金臺山實錄》呢？《金臺山實錄》原件已經看不到了，上面的印章也可能是偽造的，偽刻一個“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也不是什麼難事。為什麼《金臺山實錄》原件和章找不到了呢？哥老會的解釋是，由於天平天國戰亂這些東西散失了，但現在我們沒有辦法證明這些說法。
郭永泰的故事確實表示了他們怎樣看待自己的歷史，而且歷史事實也是在郭永泰的《江湖海底》印行以後，哥老會才到處開山堂的，這些是有記載的，是可以看得到的。《江湖海底》也記載了，比如說郭永泰在1848年在永寧開精忠山，後來顏鼎章開大峨山，李雲久開青城山，胡文翰開九成山，張聯弟開華陽山，彭立山開回龍山，彭煥如開飛龍山，李煜清開巍峰山，等等。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全川幾乎山堂林立。
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因是保路運動，成都是保路運動的中心，當時要修川漢鐵路，西方人也想修，但知識分子和改良人士認為鐵路不能讓給外國人修，我們要自己修。在1904年，清政府同意讓四川人自己修這條鐵路，併成立川漢鐵路公司，四川很多人都買了川漢鐵路的股票，從上到下，到一般的平民，做小生意的，甚至乞丐，都覺得這是一個愛國行動。結果到1911年，清政府反悔了，說川漢鐵路公司要收歸國有，由中央借外債修築鐵路，引起了全成都甚至全川的反對，民眾跑到當時的省政府那兒請願，結果那時護理四川總督趙爾豐下令開槍，導致三十幾個人死亡。成都人民公園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就記載了這段歷史。成都慘案發生以後，袍哥也從各地向成都聚集，這是有歷史記載的，清軍在城內，袍哥在城外。辛亥革命中袍哥扮演了一個主要的角色，結果四川宣佈獨立，成立四川軍政府。袍哥口號是反清復明，這是最好的推翻清王朝的機會，袍哥為推翻清王朝，立下汗馬功勞。袍哥在辛亥革命以後進一步的大發展。
下面我們來看看怎樣找尋歷史的細節。
我研究袍哥的脈絡越來越具體，從金庸的小說，到郭永泰編輯的《江湖海底》，再到我後來寫《袍哥》用的沈寶嬡的調查資料。如果你看過我寫的《袍哥》這本書，就知道我所用的基本資料就是一個叫沈寶嬡的大學生的調查資料，1945年她到成都郊區一個叫“望鎮”的地方調查，之後寫了這份調查報告。
沈寶媛
沈寶媛當年的學士畢業論文
沈寶媛的調查報告當中，有一個袍哥首領叫“雷明遠”，這份調查報告是真實的記載，但“雷明遠”的名字不是真實的，是為了保護他們的隱私而改了名字，地名也是改過的。
為什麼沈寶媛的這個調查報告引起了我的關注？是因為1939年的一樁兇殺案。當讀到袍哥首領雷明遠殺女的時候，我非常震驚，當時我在想如果是我寫一本書，把殺女的事情放到第一章，一定能引起讀者的注意。現在來看是成功的，所以“騙”了不少的讀者，翻開一看，剛開始還可以，怎麼後面都是歷史分析了，並不是想象的那麼精彩。跟可以發揮想象的小說不一樣，我的每一句話都得受歷史資料的制約。
我要使用沈寶媛的這份調查報告，首先要確定“望鎮”到底是什麼地方。這個時候，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基本功就體現出來了，需要透過文獻記載來考證，還有就是研究地圖。在調查報告中，沈寶媛其實是有描述的，比如說“出西門過北巷子”，成都人知道“北巷子”的，這個地名現在還在。但北巷子不在西門，而是靠近北門。我當時想是不是沈寶媛搞錯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燕京大學才搬遷到成都，沈寶媛不一定熟悉成都，有可能把方位搞錯了。根據燕京大學的各種記載，說1945年的7月，剛好就是沈寶媛到望鎮的時候，7月中旬燕京大學往派學生到龍泉驛和金堂的姚家渡兩個地方去實習。龍泉驛首先被排除了，因為不管是出西門也好，北門也好，去龍泉驛肯定是走東門或南門。在很長一段時間，金堂的姚家渡都是我認為最有可能的地方，結果最後還是否認了。經過了一系列嚴密邏輯的考證，我認為望鎮是成都的崇義橋，現在崇義橋已經被列入四川省重點文物保護物件。雖然我不是考證學派，但是考證有時是必須的，像晚清很多考證學派，到現在很多影響還很大，考證是歷史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考證不是我研究的主要方式，但考證的過程我原原本本地寫在《袍哥》這本書裡了，是要告訴讀者我不是憑空判斷的，是一步步推出來的。比如她說“出西門過北巷子”，我從地圖上真的發現了出了西門城門以後有兩條小路，當時成都是六七百條街，要找還是很難的，結果是出西門沿著城牆往北有一條小巷子叫北巷子，出西門往南叫南巷子。沈寶媛出了西門並不是往西走，而是往北走，然後一步步推論，考證後認為望鎮就是崇義橋。有一位書評者說，這個有點像老吏斷獄，在偵查一個案件一樣。
當然，除了沈寶媛的調查，我還從各種歷史資料、檔案和其他記載，基本上重建了四川袍哥的重要的方方面面。比如袍哥的組織結構，我剛才也提到過，建立袍哥組織又叫“開山堂”，其組織的總部又叫“公口”，又叫“碼頭”。內部一般分為八個等級：大爺叫“龍頭大爺”、“舵把子”；二爺基本上是軍師；三爺是管事；沒有四爺，有一種說法是陳近南雅安開精忠山的時候，四爺背叛了，當然也有另一種說法，說“四”和“死”諧音，不吉利，還有“七”和“截”近音，也是忌諱。所以上四排一般是指大爺、二爺、三爺、五爺（分紅旗五爺和黑旗五爺，黑旗五爺管外，紅旗五爺管內），然後下四排就是老六、老八、老九、老么。
在《江湖海底》裡，有口令、旗幟、排陣、會場佈置等資訊，袍哥開會或舉行儀式會場呈四方形，人們站在四方的，前面提到的洋人“浪跡天涯客”也描述過。如果拍電影或連續劇，裡面袍哥們開會是站成其他形狀的話，那就是違反事實的，所以搞文藝創作也要有真實的細節為支撐。
參加袍哥組織的人的分佈是非常廣的。從上到下，上到知識分子、軍隊、政府，最有名的就是張瀾，民國時當過四川省省長、成都大學校長，他是大袍哥。社會最底層的有農民、乞丐、拉車抬轎做苦力的、做小生意的，也大量加入袍哥。為什麼一般的人都要參加袍哥？因為他們要得到保護。比如你是做小生意的，地痞流氓會來騷擾，讓你生意做不下去，如果你加入袍哥就會得到保護。
袍哥，分為清水袍哥和渾水袍哥。“清水袍哥”一般有其他固定的收入來源，不是靠參與袍哥搞錢；“渾水袍哥”是職業袍哥，加入袍哥是解決生計問題，儘量想搞錢，所以難免做作奸犯科的事情。“清水”是瞧不起“渾水”。雷明遠屬於“清水袍哥”，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雷明遠應該屬於既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壞那種袍哥。但是他也殺人，還把自己女兒殺了，而且絕對不止殺過一個人。沈寶媛到了望鎮，雷明遠對她很尊重。
現場觀眾
《袍哥》這本書出版後，我人在澳門，就託人帶了一本給流沙河先生，因為流沙河先生對我的這些研究一直很關注。流沙河先生年紀那麼大了，眼睛又不好，我去年年末去看他的時候他眼睛剛做了手術，還蒙了紗布，他把書從頭到尾仔細看了一遍，還找到一些錯別字。流沙河先生跟我講，書中所講的金堂袍哥賀松（這個人在我書中是作為壞袍哥的典型）被槍斃的時候，他就在現場，對當時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包括賀松的外表，怎麼被押上來的，在什麼地方槍斃的，槍斃以後埋在什麼地方，流沙河先生都一清二楚。流沙河先生有一個同學在金堂縣當生物老師，1955年的時候，上生物課需要一副人骨架，就在埋賀松的地方，將骨架挖出來，做成了一個骨骼標本。歷史就是這樣有趣，這些陰錯陽差的很多點就連在一起了。我以後修訂《袍哥》這本書的時候，一定會把這些內容加進去，非常有意思。
研究袍哥有相當的困難，除了資料的缺乏，還有就是對資料的解讀。袍哥為了保護資訊，都會用獨特的辦法交流和傳遞資訊，包括隱語造字等。我專門寫過一篇英文論文叫《神秘的溝通》，後來也翻譯成中文在國內發表。為什麼加“神秘的溝通”，就是袍哥不用大家明白的語言方式，而是創造了一個語言系統，甚至不需要說話，在茶桌上移動茶碗茶壺，稱“擺茶碗陣”，也可以進行交流。比如“金蘭結義”這四個字，可以用一首詩來表達：“金”就是“人王腳下一堆沙”，“蘭”就是“東門頭上草生花”，“結”就是“絲線穿針十一口”，“義”就是“羊羔美酒是我家”。所以研究袍哥的這些語言，其實就是在揭示袍哥的歷史。
最後講一講我的結論。
其實，我的《袍哥》，實際上講的是三條線，三種聲音，三種敘事。什麼叫三種敘事？一是沈寶媛作為一個調查者，一是雷明遠作為一個被調查者，那第三者是誰呢？我就是第三者。三種聲音交織在一起。歷史是豐富多彩的，其線索也是有多條的。跟電影一樣，電影不能是一條線從頭講到尾，而是需要把各種不同的故事線索交叉講述，最後到電影結束，每一條線都連線到一起了。我寫的這本書，也是這樣展示的。
《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王笛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這裡需要闡述一下我的歷史觀。我一直認為歷史寫作和歷史研究必須要有細節，就是英文中常說的：“The devil is in the
wetail”。如果籤一個合同，只有大框架是不行的，這沒有辦法操作，必須要有具體條款，比如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預算是多少，每一步如何走，這就是細節。在歷史寫作中，所謂細節就是小歷史，就是微觀史。當然，我們也需要大的歷史，也需要宏觀歷史，但是大歷史和宏觀歷史一定是在小歷史和微觀史的基礎之上，要不這個歷史就沒有根基，缺乏依據，這個大歷史或者宏觀歷史就是不真實的。
wetail”。如果籤一個合同，只有大框架是不行的，這沒有辦法操作，必須要有具體條款，比如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預算是多少，每一步如何走，這就是細節。在歷史寫作中，所謂細節就是小歷史，就是微觀史。當然，我們也需要大的歷史，也需要宏觀歷史，但是大歷史和宏觀歷史一定是在小歷史和微觀史的基礎之上，要不這個歷史就沒有根基，缺乏依據，這個大歷史或者宏觀歷史就是不真實的。
但是為什麼過去都是大歷史、宏觀歷史多？因為我們的史學觀都是英雄史觀，都注重帝王將相，對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對芸芸眾生不關注，覺得沒有研究的價值。如果你們讀過我《茶館》一書的尾聲，我是這樣描述的：1949年12月31日的晚上，正好是進入20世紀的中點，解放軍剛剛進城了兩天。我想象如果有時間機器的話，把我這個在異國他鄉的歷史學家送到成都街角的一個小茶館，告訴那些正在喝茶的茶客們，說要給他們寫歷史，他們對我肯定都是嘲笑的聲音，因為我們的歷史都是為英雄人物或者帝王將相而寫，誰會寫茶館、茶客？但是我想說的是，茶館的經營者和這些正在茶館喝茶的人，實際上為了捍衛地方文化，捍衛一種生活方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們自己沒有感覺到，但是我感覺到了，而且我用了這樣一句話：“任憑茶桌上風雲變幻，茶碗裡波浪翻滾。”當然這都是文學的想象，所謂風雲變幻就是各種政治動盪，因為我們說茶館就是一個微觀世界；茶碗裡波浪翻滾，因為我們用開水沖茶的時候，水在不斷地翻滾，也是這個世界鉅變的一種隱喻。實際上我是要表達微觀歷史、為民眾寫史的重要性，要超越英雄史觀，這樣的歷史才是全面的歷史。我不是說不寫英雄，寫英雄的同時也要寫民眾，這才是全面的歷史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