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31日，星期四，離投票還有5天，美國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決定停止轟炸，同越南南、北雙方恢復巴黎和平談判。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松（Richard Nixon）按照預謀好的計劃私下勸南越總統阮文紹（Nguyen Van Thieu）不要去參加談判，條件是等尼克松贏了選舉後，他將給南越以更優惠的條件去同北方媾和。由於尼克松插手導致談判流產，越南戰爭又進行了四年。僅在那四年裡，光美國軍人就死亡了21,194人。

1968年10月27日，從巴黎傳回華盛頓的訊息說，如果美軍停止轟炸越南，北越政府將派人參加三方的和平談判。約翰遜電召駐越美軍司令艾布拉姆斯（Creighton W. Abrams）趕回華盛頓，參加由內閣主要成員、軍方高階將領參加的會議。總統問艾布拉姆斯：如果我們同意停止轟炸，後果是什麼？將軍回答，“會讓你陷落在極大的爭議之中”。“這將會被認為是你個人的行為。但如果我是你，我會這麼做的”。32年後，當年出席會議的助理國家安全顧問羅斯托（Walt Rostow）對著BBC專題節目的鏡頭如是說。

10月31日，約翰遜宣佈了停止轟炸越南的決定，這訊息立刻成了那年大選前的“十月驚奇”。在投票日之前5天白宮作出如此重大決定，約翰遜怎麼都擺脫不了利用總統手中的權力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在位副總統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增加競選籌碼的嫌疑。

尼克松這邊對發生“十月驚奇”早有準備。當天晚上其競選經理米切爾（John Mitchell）打電話找陳香梅（Anna Chennault），要她方便的時候立即打回電。陳香梅把米切爾留給她的那個號碼（914-W07-0909）記在紙上，日後在自傳裡強調那是一個新號碼，“米切爾怕被竊聽，每天都換不同號碼”。

“安娜，我現在是代表尼克松打這個電話，我們的越南朋友必須瞭解共和黨的立場，我希望你能讓他們知道這一點。”而在FBI檔案裡面則記錄了陳香梅同越南大使館的通話：“挺住，我們會贏的，等選舉結束。”（Hold on. We are gonna win. … Please tell your boss to hold on.）

由於FBI早就開始竊聽陳香梅的電話，知道尼克松在阻止南越參加巴黎談判，約翰遜在電話裡警告尼克松，說他們的行為都在FBI的監視底下。尼克松竭力否認，說我要比你的副總統更支援你的越南政策。尼克松知道，FBI只聽到陳香梅在同越南人打電話，而無法證明他同陳香梅有任何關係。據新近解密的尼克松總統辦公廳主任霍爾德曼（H. R. Haldeman）筆記顯示，在大選前的幾週中，陳香梅與尼克松競選團隊保持不斷聯絡。9月30日至10月31日，競選顧問埃文斯（Thomas Evans）與陳香梅聯絡了八次；投票前最後幾天裡，米切爾每天都要同陳香梅通電話。

11月2日，阮文紹通知美國政府，南越決定不參加這次巴黎談判。這就使得自五月份以來美國和平代表團在巴黎的努力失敗了。

11月4日，約翰遜與羅斯托，國務卿拉斯克（Dean Rusk）和國防部長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舉行了電話會議，商量是否應將尼克松的行為公佈於眾。羅斯托支援這樣做，但承認這意味著白宮對盟友和國內政治反對派實施非法竊聽的手段將會曝光成為醜聞。另外，約翰遜當時手裡沒有後來解密的霍爾德曼的筆記，也沒有其他能夠證明尼克松直接參與陳香梅電話的證據，在考慮了個人和國家利益之後約翰遜沒有公開尼克松的行徑。

11月5日，星期二，1968年大選如期舉行，尼克松贏得了43.4％的絕對票和301張選舉人票，副總統韓福瑞得了42.7％、191張選舉人票。絕對選票只相差百分之零點七。一般認為，如果美越巴黎和平談判能夠如願順利進行，而且能夠簽署停戰協議，那麼韓福瑞很可能接替約翰遜成為美國第37任總統。

尼克松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面臨國會彈劾時辭去總統職務的人；1972年發生在水門大樓裡的並不是一起簡單的、孤立的竊聽事件，它是尼克松因無法掩蓋而被公諸於世的極端行為之一。

1942年尼克松加入海軍參加了太平洋戰爭。戰爭結束後回到美國，在海軍馬里蘭基地等候辦理退役手續。其時南加州共和黨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招募挑戰本地十二選區聯邦眾議員沃里斯（Jerry Voorhis）的合適物件。委員會聯絡了包括州教育廳長、仍在歐洲的巴頓將軍（George Patton）、UC伯克利的一個球星等。尼克松獲知這一訊息時表現出很大熱情，他趕回加州參加了面試，三分之二的委員支援尼克松。這樣，1946年初尼克松開始競選聯邦眾議員。在研究沃里斯的經歷時，一份“政治行動委員會”（PAC）的傳單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一個多世紀勞工聯盟歷史上，美國的“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和“產業工會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是規模最大的工會組織。在美國，工會主要作用是保護僱員的權益，這就天然地站在了“資本”的對面，所以就同“共產主義”有不解之緣。

1940年代南加州活躍著兩個政治行動委員會，一個是“產聯”的下屬組織叫（CIO-PAC），它被認為是美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而另一個是“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NCPAC），它受產聯的“間接領導”。由於後者不具有明顯政治立場，所以社會各界人士都可以參加成為會員，其中最著名的是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里根（Ronald Reagan）。就是這個NCPAC在46年4月宣佈支援沃里斯連任。尼克松捕捉到了這個機會，他把NCPAC同CIO-PAC混為一談，大力渲染那個背書(endorsment)，以達到將對手同“共產主義勞工聯盟組織”聯絡在一起的目的，再給眾議員貼上了一個“通共”的標籤。

沃里斯從45年夏天回華盛頓，一去就是一年，直到46年8月底才回到選區參加競選。他並不知道NCPAC對他的背書，他常駐加州的助手也忘了告訴他。辯論時尼克松要沃里斯解釋他同這個共產主義組織的關係，沃里斯說有兩個PAC，它們不是同一回事。尼克松從口袋裡掏出那兩個PAC董事名單對照著讀了一遍，強調其中有人身兼二職，以此來證明NCPAC就是CIO-PAC。這給了沃里斯一個致命打擊，最後輸掉了選舉。尼克松因此也獲得了一個"tricky dicky"（狡猾的迪克）的政治綽號。那一年尼克松才33歲。

其實用“狡猾”兩個字並沒有反應出他使用那種手法的惡性程度。因為那場勝利既是尼克松個人政治生涯崛起過程中透過指責對手和共產黨有關聯而勝出的第一個例子，也為後來共和黨競選創立了一個榜樣，民主黨“通共”的手法後來被共和黨廣泛使用，直到今天。

得益於戰後美蘇冷戰在歐洲、亞洲全面升溫，1946年共和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自1928年以來首次奪取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51/45；245/187）。尼克松正好順風搭上了那班車。

1947年進入國會後，尼克松被分配在當時炙手可熱、聲譽日隆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那兩年非美委員會的日程排得滿滿的，48年8月調查前政府高階官員希斯（Alger Hiss）“共產黨案”。

議員發言的順序由個人的資歷來決定，所以尼克松被排在最後一個向證人希斯發問。那時早過了午飯時間，不少資深同事也已經離開了聽證會，因為誰也沒有指望尼克松的最後一問會問出什麼戲劇性的結果。

“誰把你從紐約的律師事務所介紹到華盛頓政府機構來工作的？”尼克松問道。該問的問題在尼克松之前都已經被問遍了，他只能從無關緊要的事情開始。“聯邦大法官弗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希斯回答。“那是在他擔任聯邦大法官之前、還在哈佛當教授的時候？”下面的對話、情節不在國會記錄文本里面。根據紐約律師、前喬治梅森大學副教授貝雷斯福德（John Berresford）在他《南瓜補丁、打字機和尼克松》（A Pumpkin Patch, A Typewriter, and Nixon: The Hiss-Chambers Espionage Case）的研究文章裡說，希斯回答：是的，那時他在哈佛教書，是我的老師。“尼克松先生，在我的印象中，你畢業於加州的惠蒂爾學院？”（Whittier Colloge）希斯隨口反問了一句。據在場其他人事後回憶，當時尼克松的脖子都紅了起來。

尼克松出生貧寒，“走讀”完成了大學後進了杜克法學院。畢業後他沒能找到在紐約、華盛頓的工作，最後回到老家在鎮上一條“主街”（main street）上發展。而比尼克松大幾歲的希斯本科在霍普金斯讀的，畢業後進了哈佛，是教授弗蘭克福特的高足。經過教授的推薦，畢業後在最高法院給大法官當助手。然後在波士頓和紐約律師事務所工作。接著再進入羅斯福政府，45年出席聯合國舊金山籌備會議後。他那手抱《聯合國憲章》原始文字走下飛機、送給杜魯門簽字的場面上了《時代》，好不風光。

可是希斯違反了在國會宣誓作證“少說為妙”的規律。而且還哪壺不開提哪壺，偏偏要扯尼克松不是常青藤畢業的背景。再說，人家問你法學院的事情，你希斯要問，也應該問尼克松杜克法學院的事情，哪裡就挑人家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母校呢？另外也有一種解釋，說希斯只是為了調劑一下聽證會的空氣，或者可能大半天下來他疲憊而詞不達意。但不管怎麼說，那個回答一點都不合時宜。它不僅給尼克松搭了一個晉升的臺階，而且還給自己帶去牢獄、聲名之災難。 

聽證會後議員們關起門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對希斯的調查可以告一段落，但尼克松不同意。他認為希斯有說謊的嫌疑，調查應該繼續下去。他建議其他議員不需要花時間和精力，由他一個人來負責所有具體的調查工作。到那時為止，尼克松堅持調查下去不是因為他“反共”，因為共產黨在美國是合法組織。他堅持的原因是希斯這個人，因為希斯冒犯了他，他手裡正好有國會調查的權利，他繼續調查下去是尋找報復希斯的可能性。

尼克松的執著沒有浪費，事情確實朝有利他的方向發展。後來大陪審團裁定，希斯在國會宣誓後做了偽證，被判了5年徒刑。尼克松也因此成了共和黨“反共”的政治明星。他當了四年眾議員後競選參議員成功，兩年成為副總統。六年裡他跨了三大步，接下來目標就是白宮。

二戰勝利後不久，世界上信奉民主、人權及自由主義價值的國家立即面臨來自蘇聯等共產主義政權的挑戰。美國的道義底線和實際能力的限度亦開始經受考驗。

1954年法國人撤離印支半島，日內瓦會議以北緯17度為界將越南一分為二，從那時開始，美國承擔起向南越政府提供武器裝備和技術援助以幫助用來抵抗北越共產黨政權滲透的任務。1964年8月發生了“北部灣事件”，約翰遜政府開始派遣地面部隊，從而改變了美國在越南衝突中的實際地位。自那以後到決定談判、商談停火的三年半的時間裡，美國向北越投擲了100萬噸炸彈，造成約52,000平民死亡。至1967年底，美軍在越南戰場一共死亡了19,857名軍人。進入1968年後一年內又死亡了16,899名。顯而易見，越戰是那年大選最重要的議題。

初選開始後，共和黨內尼克松一路領先對手裡根（Ronald Reagan）和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8月2日獲得黨內提名。而民主黨內“拋棄約翰遜”（Dump Johnson）陣營在物色願意挑戰約翰遜的候選人。3月份新罕布什爾州初選，約翰遜只以微弱幾票取勝以反戰為平臺的明尼蘇達州參議員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自感爭取連任的希望渺茫，約翰遜宣佈退出競選。他準備集中精力解決越南問題，給後代留下一點正面的遺產。

在經過一段時間私下接觸後，1968年5月10日美越雙方決定在巴黎開始舉行不定期的正式和平談判，美方首席談判代表是哈里曼（William Harriman）。由於在誰先停火，誰先撤退的問題上相持不下，談判很快就陷入僵局。7月19日，約翰遜飛到夏威夷同阮文紹會談，但沒有說服阮回到談判桌上去。

尼克松對總統一舉一動非常關心。考慮到1966年中期選舉前約翰遜專門到馬尼拉召集亞洲國家領導人來開一個和平會議以圖轉移國內選民視線，尼克松擔心約翰遜會重操故伎、在選舉前突然宣佈在越南停火來增加民主黨候選人的機會，所以他手裡準備了兩張牌。一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另外一個是陳香梅。

上世紀60年代，紐約州長洛克菲勒曾經三次競選總統，而基辛格一直是他身邊的外交政策顧問。同時，基辛格還以非正式外交官的身份參與美國政府結束越南戰爭的努力。就在那時，1967年基辛格在巴黎結識了一個法國生物學家馬可維奇（Herbert Marcovich）。法國人告訴基辛格，他的朋友奧勃拉克（Raymond Aubrac）40年代胡志明流落法國時曾經接濟過他，兩人現在還一直在通訊。奧勃拉克願意帶著“和平使命”到河內去見胡志明。

雖然那兩個法國人沒有解決實際問題，但是基辛格因此接洽國務院而與駐美國巴黎談判代表哈里曼建立了直接聯絡。

1968年8月初選結束後基辛格決定投靠尼克松，他知道他必須交“投名狀”才能獲得尼克松的信任。於是，基辛格給哈里曼寫信，告訴他“我同共和黨的關係已經結束了。這個黨沒有希望也不適合執政”。不久，他以“美國代表團非正式顧問”的頭銜來到巴黎，直接在哈里曼身邊工作。而當他離開巴黎回國時，則在紐約街頭公共電話亭把美越和平談判程序通報給尼克松競選團隊。基辛格警告他們，如果現在白宮做出某種讓步，那麼河內接受停火建議的可能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大。

10月12日，基辛格報告說，哈里曼已經說服總統停止轟炸北越。競選經理米切爾讚歎地說，就憑這條訊息，尼克松政府將會給基辛格提供一個重要的職位。11月27日，基辛格接受尼克松的邀請出任國家安全顧問，他是同當選總統唯一沒有任何歷史糾葛、個人情誼的高階官員，可見巴黎的情報對尼克松有多麼重要。

陳香梅1949年後隨夫君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航空公司業務移居臺灣。1953年尼克松訪臺，陳氏夫婦應蔣介石之邀作陪而結緣。1957年陳納德去世，尼克松寄去一封弔唁信。1965年尼克松以百事可樂形象代表再到臺灣，陳女士開車為尼克松送行。

1968年初陳香梅公開的身份是“婦女支援尼克松競選委員會主席”。7月，尼克松秘密約見了陳香梅。據她在自傳裡說，尼克松要她私下傳遞資訊給南越領導人。尼克松還特別關照，我們做事情都講究對外保密。7月12日，經陳香梅安排，南越駐美大使（Bui Diem）、尼克松及米切爾在華盛頓酒店見面，約定同南越方面來回資訊統統經過陳香梅。從這一安排顯示了尼克松的謀略，讓他逃過了1968年那一劫。不過，躲過初一、還有十五，他最終沒有逃出面臨彈劾而被迫辭職的下場。

1971年6月13日，《紐約時報》開始登載《國防部檔案》作者之一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洩露出來的檔案。尼克松最初認為這揭露的是民主黨政府如何將美國帶入越戰的泥淖，基辛格指出，這些檔案內容也將會對總統的信譽帶來直接危害，所以司法部長米切爾立即將《紐約時報》告上法庭。

“國防部檔案”洩露也引起尼克松對他1968年同南越私下交易所留下檔案材料的下落感到擔憂。白宮錄音帶錄下了他命令手下人進入華盛頓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大樓的對話。

1971年6月17日，尼克松，基辛格和霍爾德曼：

基辛格：我一點都不懷疑布魯金斯有那些材料。

霍爾德曼：我覺得材料應該在同一個檔案裡，或者在同一個人的手裡。

尼克松：我們有嗎？我已經問過了，你說你沒有。

基辛格：總統先生，我們這裡什麼也沒有。

尼克松：該死的！我提過，因為我需要它，他媽的。……，去，想辦法進去搞到那些材料。

1971年7月1日，距上次談話兩個星期後，尼克松說，我們要使用一切手段，這一點清楚嗎？昨天晚上他們進到布魯金斯大樓裡面了嗎？還沒有？馬上去辦，我要你們立即把那事辦完！我要布魯金斯那裡不留下任何痕跡。

雖然尼克松手下人沒有進入布魯金斯學會大樓，但卻組成了一個“管子工”。9月3日深夜進入艾爾斯伯格私人醫生的診所，他們希望能夠找到任何可以證明艾爾斯伯格人格、精神方面的疾病從而可以羞辱、詆譭他，防止他洩露更多的秘密材料。那次行動被警方認為是一般的入室行竊，所以沒有引起輿論的注意。正因為屢次得手而全身而退，所以1972年6月這原班人馬又兩次進入水門大樓。

在德州奧斯汀總統圖書館裡，還有很多約翰遜任內透過電話竊聽得來的、其中包括尼克松暗中策劃阻止南越參加巴黎談判的重要證據。1973年1月22日，約翰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要求這些材料50年之後（2023年）才能公佈於眾。

同樣，50年後，人們也許才可以知道今天發生在橢圓形辦公室裡的黑暗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