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行記（全）：從土耳其看中國經濟的當下和出海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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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深夜，在土耳其第七大城市開塞利郊區20公里外，一個揹包的身影正沿著鐵路線獨自前行。

5分鐘前，因為語言不通，我被好心搭便車的司機拉到了一公里之外的十字路口。現在，我正步行回到這個小站。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將坐上土耳其國家鐵路公司TCDD的火車，前往首都安卡拉。

但顯然一切並不那麼順利，當我來到車站時，現場有五名工作人員，卻只有我一個乘客。我用翻譯軟體才從他們口中得知，我即將乘坐的這班列車將會延誤170分鐘，也就是到第二天早上五點多才能到達。我苦笑著問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這太瘋狂了！一個工作人員笑笑，拿出手裡的谷歌翻譯：We Turks are Crazy！（我們土耳其人就是這麼瘋狂！）

很多中國人喜歡開玩笑說“狗中哈士奇，國中土耳其”。我個人其實不太贊同這個論調，畢竟這種稱呼帶有一種對別國的侮辱意味，而我此行見到的大多數土耳其民眾都是善良而友好的。

比如這次的火車站工作人員，主動提出免費開車送我去10公里外的汽車站。路上，他問我手上有沒有現金，出於本能的警覺，我回答“沒有”，這時他說可以自掏腰包幫我買汽車票，原話是“這裡是我們土耳其人的家，如果你急需幫助的話隨時和我們說。”我連忙謝絕，但著實是頗為感動。

但不可否認的是，如他們自己所言，這個國家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有點“瘋狂”。

事實上，直到航班起飛的五天前，我都沒有下定決心啟程。不去的原因似乎很多：小紅書上大把的吐槽貼；通脹日益加劇使得物價一年裡翻了幾番；巴以局勢依舊緊張，土耳其國防部人士甚至宣稱“做好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

但真正讓我決定成行的是身邊一位創業成功的前輩，他告訴我：土耳其是個大國，歷史積澱頗深，對於出海的創業者而言，非常值得去看看。於是，我坐上了廣州到伊斯坦布林的首個直飛航班，奔赴這個8000公里以外的國家。

大多數中國人對伊斯坦布林都不會太熟悉。很少有人知道，這裡不僅是全世界唯一一座橫跨歐亞兩大洲的城市，也是歐洲和中東人口最多的城市。它的另一個名字君士坦丁堡更是如雷貫耳，其得名於古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當你泛舟於博斯普魯斯海峽之上，感受亞歐大陸分界線的脈搏，你一定會同意拿破崙那句流傳史冊的名言：如果世界只有一個首都，那麼一定是君士坦丁堡。

我在伊斯坦布林的第一站就是被稱為新皇宮的多爾瑪巴赫切宮，這座宮殿建於19世紀中葉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時代，當時的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認為託普卡帕宮過於陳舊，無法彰顯皇室的尊貴，於是建造了這座佔地11萬平方米的歐式宮殿。內飾更是極盡奢華，安納托利亞半島的大理石、英國的水晶吊燈和座鐘、中國和西歐的瓷器，可以說是集東西方瑰寶之大成。

而這，甚至並非這座城市乃至這個國家文明的巔峰。

來到土耳其後我才知道，這裡的歷史底蘊不亞於任何一個文明古國。最早的文明是公元前1800年的赫梯帝國，他們向西橫掃巴比倫王國，向東與埃及短兵相接，引領人類進入鐵器時代，直至公元前11世紀被腓尼基人和亞述帝國所滅。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又成為安納托利亞半島的主人，讓這片土地接受了古希臘文明的薰陶。隨後的數百年間，羅馬帝國繼承了古希臘城邦的遺產。公元395年，當時的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將帝國分為東西兩部分，分別由他的兩個兒子統治，而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就設在君士坦丁堡，也就是赫赫有名的拜占庭帝國。拜占庭帝國在公元9-11世紀迎來全盛期，幾乎把地中海變成了帝國的內湖。

隨後的數百年間，安納托利亞半島突厥人的塞爾柱帝國崛起，從公元1096年到1291年的200年間，為了抵禦來自東方的威脅，西方世界發動了九次進攻，意圖收復耶路撒冷，這就是著名的十字軍東征。但最終，基督徒們還是沒能擊敗戰力強大的穆斯林，塞爾柱帝國旁支羅姆蘇丹國分裂出的一個叫做奧斯曼的侯國逐漸發展壯大，在14世紀逐漸興盛，並最終在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將其改名伊斯坦布林，宣告了拜占庭帝國的滅亡。

我這次專程前往小亞細亞地區的兩座古城以佛所與希拉波利斯，感受數千年的歷史滄桑。兩座城市都是發祥於古希臘時代，全盛於古羅馬時代，而後在拜占庭時期逐漸衰落，最終因地震而消亡。以佛所古城便是當年古羅馬帝國亞洲行省的首都，鼎盛時期人口超過20萬人。如今，當年的世界七大奇蹟之一阿爾忒彌斯神廟只剩下了一根後人立起的石柱，古羅馬貴族們唇槍舌劍的劇場也變成了貓和狗嬉戲的“鬥獸場”，只有斷壁殘垣暗示著這座城市曾經的輝煌。在歷史的長河下，無論渺小抑或偉大，千年後也不過是一粒塵埃。

如果說古希臘與古羅馬拉開了土耳其站在世界歷史舞臺中央的序幕，那麼延續了624年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則是這片土地最後的榮光。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覆滅算是一個西亞版本的“落後就要捱打”。實際上，直到1902年，奧斯曼帝國仍舊有著63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然而，奧斯曼王室犯了同清政府一樣的錯誤，僅僅在宮殿的奢華程度上向歐洲列強看齊，生產力水平和軍事實力卻並沒有跟上，隨著在幾場關鍵戰役中輸給英俄，北非、巴爾幹等大片領土丟失，而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又站錯隊伍淪為戰敗國，最終在1920年的《色佛爾條約》中慘遭瓜分。

龐大的奧斯曼帝國為什麼衰落得如此之快？在我看來，除了王室的腐朽，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其實非常優越，因為位於亞歐大陸的十字路口，扼守著博斯普魯斯海峽這一黑海出海口，天然就是貿易樞紐。從拜占庭帝國到奧斯曼帝國，由於坐擁連線亞歐兩大洲的地利，壟斷貿易路線的過路費收入成了帝國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歐洲諸國之所以不惜代價派出探險隊開闢新航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無法忍受奧斯曼帝國不斷加碼的薅羊毛。達伽馬開闢印度航線後，雖然壟斷地位不再，但畢竟海路要繞道好望角，陸路貿易仍具備較強的優勢。

真正的致命打擊在於。英法將從奧斯曼帝國獨立的埃及納入勢力範圍後開鑿了蘇伊士運河，徹底將奧斯曼帝國在歐亞貿易中的壟斷地位變得蕩然無存。連“立國之本”都被徹底動搖，帝國的分崩離析怎能不是時間問題呢？

土耳其能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存在至今，主要是有賴於一個人，他就是如今被稱為“國父”的凱末爾將軍。

在土耳其，從城市到鄉鎮，凱末爾的巨幅畫像隨處可見。我還專程來到首都安卡拉，拜謁佔地75萬平方米的阿塔圖爾克陵墓，30多度的盛夏，哨兵戴著標誌性的鋼盔，一動不動地站在廣場兩旁。一群醫學院的學生在軍人的帶領下迎面走來，今天是他們的畢業典禮，而他們將以國父的陵墓作為畢業照的背景，來記錄這重要的一刻。此情此景，不由得令人為之動容。

凱末爾在土耳其國內地位如此之高，是因為他在國家近現代史上同時扮演了孫中山與毛澤東的角色。從1919年到1923年，凱末爾組織民族抵抗運動，擊退了土耳其境內的希臘等國佔領軍，隨後宣佈廢黜蘇丹，同協約國簽訂《洛桑條約》，建立土耳其共和國，將土耳其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型成為資本主義民主國家。

凱末爾在中國的知名度更多來自其建國之後的政治主張，被稱為“凱末爾主義”，這一思想在世界現代史上都佔據一席之地，因為其代表了亞非拉國家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意識形態。凱末爾主義包括六點，分別是：共和主義、民族主義、平民主義、國家主義、世俗主義、改革主義，跟咱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多出來的一點就是“世俗主義”，因為過去的奧斯曼帝國是個政教合一的國家，而凱末爾深知，如果要實現國家現代化，首先要摒棄的就是宗教勢力的束縛，才能真正實現向西方靠攏。

今天的土耳其雖然仍是個伊斯蘭國家，但開放程度在整個中東算是數一數二，街上隨處可見一頭飄逸秀髮、身穿牛仔褲的年輕女孩。但如果從清真寺的密度而言，比起馬來西亞、印尼這些東南亞穆斯林國家而言又更多一些，街頭的便利店也難覓酒類的蹤影。

客觀來說，凱末爾主義奠定了今天土耳其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基石，但卻沒辦法徹底解決這個國家的“歷史遺留問題”。

土耳其其實是個很擰巴的國家，“哈士奇”般的外交政策其實也與其歷史和地緣政治分不開。上文中提到了土耳其地理位置的優越性，但與此同時，這個國家自身的內部條件又相對惡劣，自然資源缺乏，煤鐵石油都依賴進口，甚至糧食也不能完全自給，所以能拿出來和大國交換利益的籌碼也非常有限。

最要命的是，由於奧斯曼土耳其曾經的對外殖民史，導致其和周邊國家的關係都極其差勁。西邊的希臘和土耳其是互有侵略史的世仇，至今還因為南北塞普勒斯的問題齟齬不斷；東邊的亞美尼亞更是苦大仇深，一戰時期奧斯曼帝國曾經在亞美尼亞展開過種族屠殺，兩國至今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至於南邊的敘利亞，由於土耳其作為北約國家支援敘反對派，關係自然也是非常糟糕。

換句話說，土耳其具備一個大國的歷史地位，但如今的國土面積只有奧斯曼時代的14%，經濟軍事實力只相當於一箇中等國家。具備北約盟國的地位，又因為自己是北約唯一一個穆斯林國家而時常格格不入。至於融入歐洲的難度更是毋庸多言，雖然早在奧斯曼時代就有著擁抱歐洲的願景，從1959年開始更是排隊加入歐盟的前身歐共體，但至今，其脫亞入歐的程序還處於停滯狀態。

國際地位這件事土耳其不是沒有努力過。50年代的朝鮮戰爭，為了交上加入北約的投名狀，土耳其派出了5000多人的“土耳其旅”參戰。結果第一仗就跟南朝鮮軍隊打了起來，第二仗又被志願軍全殲，鬧出了國際笑話，從此不再過問中東西亞以外的事情。

大國不給利益，鄰國也不給面子，土耳其想在國際舞臺上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只能靠一件事情，就是薅羊毛。

土耳其政府全球薅羊毛的水平，著實令人歎為觀止，主打的就是如果薅不到就噁心你一下。舉個例子，當年中國從烏克蘭購入“瓦良格號”航母，波斯普魯斯海峽是必經之路，而土耳其藉此機會獅子大開口，向中國提出了10億美元過路保證金的要求，直到最後我們簽署了加強經貿往來的備忘錄才同意放行。至於仗著自己的突厥後裔身份不時偷摸支援一下“東突”活動更是常有的事，但每當我們在經貿上給了土耳其一些利益，土政府又會馬上站出來，表態堅定反對疆獨，維護“一箇中國”。

至於擊落俄羅斯戰機，支援敘利亞反對派，無非是想要更多籌碼來獲得來自俄羅斯的廉價石油，而俄羅斯害怕土耳其封鎖黑海出海口把自己的海軍變成“內湖海軍”，也只能選擇忍讓。即便是面對美國，土耳其也是一邊在支援以色列的行動中唱反調，另一邊又多次阻礙北約擴員，意圖換來更多的經濟軍事支援。在土耳其最終宣佈支援瑞典芬蘭加入北約的會議上，埃爾多安辦公室發言人毫不諱言：土耳其“得到了想要的東西”。

這裡補充一句，如今的“埃蘇丹”埃爾多安，雖然做事高調，時常大放厥詞，甚至冒出過“取消五常”這種奇葩論調，但實際上無處不以實用主義為第一要務。再加上已經執政土耳其20年有餘，儼然已經成為凱末爾主義的頭號繼承人。

我在土耳其的十來天時間裡，發現街頭很多地方都有一個“15 Temmuz”的標誌，跟當地人瞭解才得知，這是為了紀念即將到來的“715政變”八週年。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武裝部隊總參謀部部分軍官發動政變，只持續了不足24小時就被埃爾多安挫敗。這次政變造成全國範圍內265人喪生，事後拘捕的人數更是累計超過5萬人。

經此一役，埃爾多安的權力不僅並未被威脅，反而得到了進一步鞏固。今天，世人耳熟能詳的土耳其政治家，除了凱末爾，便只有埃爾多安。

令埃爾多安舉世聞名的還有他的“埃爾多安經濟學”。貨幣嚴重超發和通貨膨脹並不是土耳其的特色，但是一邊通脹一邊降息，在本幣嚴重貶值的情況下社會和經濟秩序卻並沒有崩潰，這在世界金融史上都算是個不小的奇蹟。

而這個“奇蹟”的背後，則是土耳其國民經歷了長達40年的“歷史垃圾時間”。

下篇：從土耳其，看中國經濟的當下和出海的未來

最近一段時間，一個很流行的詞刷屏了朋友圈，叫做“歷史的垃圾時間”。我個人並不太喜歡這個詞，因為在體育比賽中，垃圾時間往往是相對的，一方的垃圾時間，對於另一方而言卻可以成為遙遙領先的狂歡盛宴。當你認為進入了“垃圾時間”，大機率說明比賽本身沒有問題，你只是站錯了隊伍。

但是，如果真的有“歷史的垃圾時間”這種東西存在，那麼土耳其人民應該已經度過了差不多40年的“垃圾時間”。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當你走在土耳其的街頭看著往來的車流，會有種身在20年前中國的魔幻感，因為目光所及的汽車品牌，德法意日韓美一應俱全，甚至還不乏歐寶、藍旗這種早已在中國市場徹底失去競爭力的歐洲品牌，唯獨鮮見的就是本土汽車品牌。

時間回到2004年的中國，當我還是一個在街頭數汽車的孩童時，同樣很少能見到中國本土品牌的出現。但時隔20年，我們的新能源汽車諸如比亞迪、問界、埃安，已經把合資燃油車這些前浪拍死在沙灘上了。

2004年的土耳其又是怎樣的境況呢？從兩個資料可見一斑，一個是2004年伊斯坦布林的GDP大概在1400億美元的水平，相當於10000多億人民幣，而同期的北上廣深GDP都不足萬億，可以說是吊打中國大陸的所有城市。另一個數據是，2008年3月，伊斯坦布林共有35名十億美元富翁，位居世界第四，僅次於紐約、莫斯科和倫敦。

實際上，如果把時光繼續向前推移，土耳其的人均GDP早在1984年就已經達到了1500美元左右，接近歐盟很多國家如葡萄牙、匈牙利，而中國大陸直到2004年才勉強達到這一水平。

如今，伊斯坦布林依舊是國際化大都市，但GDP也不過是2000億美元出頭，只有上海的1/3不到，土耳其的人均GDP也早已被中國趕超。20年前領先中國20年，20年後落後中國20年，一來一去，土耳其人民便經歷了長達40年的垃圾時間。

這40年裡土耳其發生了什麼，我們從土耳其本幣里拉的匯率變動中可以管中窺豹。

建國之初，里拉對美元的匯率可以達到1:1。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匯率還能維持在100:1左右，500萬里拉就可以買一套不錯的房子。而到了90年代，隨著土耳其接連兩次經歷經濟危機，匯率迅速貶值到1998年的20萬：1，隨後又滑坡到埃爾多安上臺前的165萬：1。由於貨幣面值過於龐大，已經影響到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埃爾多安決定發行新里拉，抹掉老里拉的6個0。然而此後的十幾年間，里拉依舊是保持著每年貶值，對美元的匯率再度從1.6:1左右下跌至如今的33:1。

就在我到達伊斯坦布林的第一天，很多遊客和我一樣，發現原本售價70里拉的紅色地鐵卡已經在一夜之間漲價到了130里拉。而8年前，這張卡的價格只有6里拉。

土耳其如今的經濟困局，其實也是很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縮影，同經濟發展如影隨形的是“三高”：高通脹，高赤字，高外債。這一經濟現狀其實在全世界範圍內都頗具代表性，背後的根源就是基礎設施建設的不完善和高階製造業的匱乏。

先說第一點，其實土耳其在某些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並不差，比如說伊斯坦布林的新機場放在全世界都是一流水準，吞吐量常年位居全球前十。但相比之下，土耳其的鐵路運輸就相當薄弱了。上篇開頭中我在開塞利車站的遭遇只是其中一個非常鮮明的寫照，很難想象，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茲密爾的火車站只是一個簡易的遮雨棚加上兩個售票亭，甚至連到500公里以外的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林都沒有直達列車。

基礎設施的不發達，就帶來了第二個問題，也就是高階製造業缺失。土耳其的低端製造業其實很發達，食品工業、紡織、日用品等產業在中東都算是相當不錯的水平。但一旦涉及到3C、汽車等高階製造業，本土廠商就集體靠邊站。

土耳其號稱歐洲第二大汽車出口國，去年的出口額高達350億美元，但排名前五的車企分別是菲亞特、雷諾、大眾、福特、標緻，本質上就是歐美品牌的代工廠，絕大多數利潤都被外國賺走。至於電子產業，我這次專程來到伊斯坦布林最大的商場之一Zorlu。剛在國內花7000人民幣買到的三星S24 Ultra手機，在這裡要翻上一倍，摺合人民幣差不多1.4萬，至於蘋果的iPhone 15 Max更是接近2萬人民幣。即便是空調、電視、洗衣機之類的家電，也大多是歐洲或者中國品牌，相比中國的價格要翻上一番。

基建薄弱則經濟執行效率不高，高階製造業缺失則出口競爭力不強。這兩點再疊加糧食、資源依賴進口的debuff，土耳其的經濟結構天生就是嚴重瘸腿的，沒有歐洲的命，卻得了歐洲的病。為了維繫國際收支，政府甚至搬出了購房移民、存款移民之類的“賣護照”，依舊是杯水車薪。

唯一能依賴的只剩下一個產業，就是旅遊。

不得不說，土耳其的旅遊資源真的太好了。人文古蹟自不必說，數千年的文明積累了太多的文化遺產。前一秒還置身拜占庭時代的地下水宮，下一秒就已經來到奧斯曼帝國的藍色清真寺，宛如穿越時空。論自然風光同樣首屈一指，全球只有52個的自然和文化雙重遺產，土耳其就佔據了卡帕多奇亞和棉花堡兩個。希拉波利斯古城放眼望去便是被譽為“上帝打翻的牛奶瓶”的棉花堡，卡帕多奇亞火山岩地貌裡深藏著壁畫美輪美奐的千年教堂，怎能不讓人心馳神往！再加上土耳其緊鄰歐洲，往返歐盟主要國家的機票常年不足100歐元，自然成為歐洲遊客最為熱衷的目的地之一。

這時，土耳其政府又露出了自己的薅羊毛本色。土耳其本國公民的旅遊門票價格很低，一張博物館卡60里拉基本上就可以走遍全國，但針對外國人的門票價格在幾年間翻了幾十倍，以佛所古城的門票2016年只要30里拉，如今居然高達1430里拉，摺合人民幣就是300多元。由於里拉快速貶值，他們乾脆把門票直接用歐元定價，省去了每次漲價的麻煩事，毫不避諱自己割韭菜的物件就是以歐盟國家為主的外國遊客。

頗為可惜的是，雖然旅遊業帶來了鉅額收入，但土耳其政府對於文化古蹟的保護卻相當有限。在卡帕多奇亞一處偏遠的岩石教堂，我和一位上了年紀的景區工作人員攀談起來。他是這個教堂的唯一看護者，已經在這裡工作了15年，每個月的工資不過2萬里拉左右，摺合人民幣差不多5000出頭。這個教堂的面積只有不到100平方米，門票價格卻高達200里拉，摺合人民幣接近50元。而土耳其政府在這個世界遺產的唯一投入，便是這個老頭，至於門票帶來的所有收益，自然都用於上交國家財政來填補苦苦支撐的外匯儲備。

“埃爾多安經濟學”的邏輯其實並不難理解。越通脹越降息，目的就是加速本幣貶值。土耳其本土缺乏高階產業，里拉貶值後進口高階商品就會快速漲價，可以壓縮本國中產對電器、汽車等可選消費品的需求；同時，貨幣貶值後作為旅遊目的地對歐洲人的吸引力增加，又可以刺激旅遊業的發展，最後再透過提升門票來讓遊客把在食宿上省的錢還回來，起到充盈國庫的作用，可謂是一石三鳥。

表面上看，這樣的策略似乎沒有什麼大問題，但長遠來看，將優質旅遊資源用於“宰客”，無異於涸澤而漁。要知道，旅遊業不僅是創匯的手段，更是一個國家對外輸出歷史文化和民族價值觀的視窗。坐擁著得天獨厚的歷史遺產，卻只能將其作為財政機器“堵窟窿”的工具，這不禁令我感到一絲悲哀。

更大的副作用在於，由於里拉快速貶值，居民存款遭受洗劫，土耳其的中產階級已經基本消失。土耳其的最低工資標準摺合人民幣在4000-5000人民幣，基本相當於歐盟裡東歐國家如波蘭的水平，再加上相對嚴格的8小時工作制，以前的國民幸福指數還是相當高的。但我這次和當地很多普通人交流下來，大家已經多年沒有更換新車甚至新手機了，度假的質量也開始大打折扣。社交媒體上也有很多人抱怨，認為埃爾多安執政的20年，國家止步不前，老百姓的日子反而不如從前。

對於中下層民眾來說，既然改變不了大環境，就只能消極躺平。土耳其的失業率常年都在10%左右，但茶館和咖啡館永遠是賓客盈門。一個做旅遊的中國朋友和我抱怨，他們的土耳其地接每次帶客人，一天要拿出五段時間休息來喝咖啡，讓習慣了特種兵行程的中國遊客紛紛投訴。在咖啡館裡，還有很多當地人在玩一種叫“Okey”的土耳其“麻將”，噼裡啪啦的聲音，讓人感到比成都還要安逸上幾分。

而對於稍有積蓄的中上層階級，黃金和比特幣便成了免受通脹洗劫的最後稻草。在伊斯坦布林大巴扎門口，最顯眼的位置有兩家店鋪，一家是金店，另一家就是“比特幣商店”。在土耳其，這樣的比特幣商店在大街小巷不難看到，無論你手裡是里拉、美元還是信用卡，都可以從店裡直接買到比特幣、以太坊等主流數字貨幣，存入你的錢包。甚至伊斯坦布林的新機場，從機場大屏到每個登機口再到登機廊橋，到處都打著當地最大數字貨幣交易所BtcTurk的廣告，其滲透率之高可見一斑。

靠旅遊業和加密貨幣維持經濟運行當然不是長久之計。土耳其想徹底解決目前的經濟困局，還是要解決基礎設施建設和高階製造業這兩大核心問題，而在這兩方面，最為靠譜的合作伙伴就是中國。

基建方面，剛剛通車的連結首都安卡拉與伊斯坦布林高鐵，便出自中國鐵建之手。世界最大的鹽穴型天然氣儲庫鹽湖地下儲庫、世界最大的“火光互補”電站胡努特魯混合電站、世界主跨最大橋樑土耳其1915恰納卡萊大橋，也都少不了中國企業的身影。我剛落地伊斯坦布林坐上機場到市區的地鐵時，聽到了車門關閉時熟悉的“叮咚”聲，毫無疑問，這條土耳其唯一的120公里時速地鐵線路，也是Made in China。

至於高階製造業，以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為代表的“新三樣”更是我們的拿手好戲。在我抵達土耳其的前夕，由中國建材集團總承包的土耳其規模最大的光伏玻璃生產線順利點火開工。而就在幾天後，埃爾多安親自會見比亞迪創始人王傳福，並見證比亞迪與土耳其政府簽約投入10億美元建設年產15萬輛新能源汽車的超級工廠，為土耳其創造最少5000個就業崗位。

土耳其市場對我們也具備非同尋常的借鑑意義和戰略價值。

對於中國出海企業而言，土耳其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市場。相較於已經充斥著內卷的中國人的東南亞，這裡算是個小小的藍海，競爭沒那麼激烈。但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出海必經的困難，在這裡同樣一個都不少：地域保護不像印度這麼嚴重，但同樣存在；基礎設施比亞非拉大多數國家靠譜，但問題也不少；貪汙腐敗之類的問題，更是隨著執政黨時間的累積而層出不窮。

但機會永遠存在。我自己把中國人出海最適合做的事情做了個總結，簡稱“2*3”。第一個大類，共性是“超級剛需+大市場”，代表是房地產、汽車、醫療。第二個大類，共性是“網際網路行業+高利潤”，代表是遊戲、社交、網貸。其中的邏輯以後可以有機會單獨開一篇文章，但我非常肯定的是，創業者只要能從這六件事中任選其一找準一個國家做透，財富自由只是時間問題。

這裡補充一句，上半年走了十幾個國家，有一個特別深刻的感觸：如果不考慮資本驅動的美國公司，那麼中國人幾乎是全世界唯一一個願意不賺錢甚至小虧做生意的群體。土耳其的收入水平和中國差不多，但是物價明顯更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當地商人基本沒有“薄利多銷”的意識。相反，恰恰是因為中國供應鏈每一環的企業願意主動降低自己的利潤，疊加起來就創造了非常高的經濟執行效率。

能把土耳其市場做透，意味著我們在出海的道路上多了一個參照物，進可作為歐洲市場的跳板，退可作為亞非拉市場的標杆。在出海的道路上，只要我們做好本地化這件事，到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降維打擊！

而對於中國國內經濟而言，最大的啟示和教訓則是關於如何讓我們避免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

很多人喜歡把90年代的日本與當下的中國相對比，殊不知90年代的日本已經躋身發達國家的行列。如果從人均的角度來看，我們當下的情況反而更接近40年前已經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土耳其。而土耳其這幾十年的遭遇，尤其是埃爾多安執政二十年來前十年經濟復甦和後十年進入衰退的對比，也恰恰證明“高通脹，高外債，高赤字”的道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走不通的。

當然，不同於土耳其的是，我們不僅有著全球領先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高階製造業，也有著更大的本土市場。相比已經嚴重貨幣超發的土耳其，我們的貨幣政策有相當幅度的擴張空間來刺激國內投資與消費。只要用好手上的工具箱，我們完全可以做到避免國家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

離開土耳其前的最後一天，我來到伊茲密爾，乘坐建於1907年的大電梯來到城市制高點。俯瞰夕陽西下的愛琴海濱，落日泛黃了海水，晚霞映紅了天空，那是我今生見過最美的日落，但終究，不過是日落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