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運說”可以休矣！

網路世界，總人說將中國的發展歸結為“國運”。

他們說：海灣戰爭時，美軍擁有碾壓性優勢，後來的93年銀河號事件、94～97年黃海大黑魚事件、96年臺海危機、99年炸館、01年撞機，中國慫得像孫子，但他們無法回答，美國擁有如此優勢，為什麼不敢打進中國？反而讓我們加入世貿。

他們說：9·11事件讓美國人把遏制我們的目光轉向了“恐怖分子”，讓我們有了20年的高速增長，但他們不會說，盎猶勢力肆無忌憚地欺凌伊斯蘭世界，沒有9·11也會有10·22。

他們說：美國允許中國加入世貿，才使中國融入世界，但他們不會說，美國人利用97年金融危機收割東南亞，覺得不過癮，想利用世貿規則剝中國人的皮，他們也不會說，中國加入世貿使中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規模更大，但也讓美國資本掙了大錢，讓美國人重新選擇一次，他們仍會如此。

他們說：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中國避免了被收割的命運，但他們不會說，為什麼美國收割不了中國，他們更不會說，如果中國不救它，那時它可能就已經崩了。

他們說：特朗普退出TPP，使中國避免了艱難的處境，但他們不會說，巴黎統籌委員會一直對新中國實施全方位的封鎖打壓，當年連游泳褲、高壓鍋都禁止出口，而TPP的威力遠小於巴統，我們的應對經驗豐富著呢。

……

在他們眼中，中國能走到今天，全靠他人施捨，全靠運氣。

鴉片戰爭後，有了太平天國；

八國聯軍侵華後，有了義和團；

第二次“五口通商”後，有了武昌起義；

日軍侵華後，有了全民抗戰。

這些抗爭，都不是政府行為，而是老百姓對家園的守望，這也是我們一直強調人民史觀的原因。

中國人為什麼會形成家國觀念，為什麼寧死也要守護自己的家園，為什麼經歷若干次的低谷，仍然能夠涅槃重生，再塑輝煌呢？

首先，我們要回答一個問題，人類為什麼要成立國家？

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個體、家庭的力量太小，無法應對所有威脅，需要組成更大的團體才能面對，夏萬國，商三千，周八百，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秦皇一統，國家數量越變越少，國家規模越來越大，這就是應對威脅的需求。

這些威脅包括外部威脅、內部威脅和自然威脅，無法有效應對這些威脅，就會亡國。

中華文明始終屹立不倒，就是因為外部威脅、內部威脅和自然威脅即使同時發生都不能徹底打死我們，韌性十足，我們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辦法，並不斷最佳化，這才是中華文明不絕的根本原因。

外部威脅為什麼不能徹底打敗中國？

一是地理空間相對安全，北守長城安全成本低。

首先要感謝祖先選擇的這片土地，東南兩面是大海，西部是高山，秦始皇將北部長城拉通，整個國土就是安全的，主要的安全成本就是修長城、守長城，財政開支有限，要是像歐美那樣四處漏風，國防成本就無法支撐了。

威脅在北方，首都自然也都設在了北方，這樣便於快速決策，長城是前線，黃河是二線，在二線設定糧倉，平時就屯好，邊境有事，可以快速行動。

相對安全的空間，敵人很難打進來，是中華文明延續的基本盤。

在國土內部還有許多相對獨立的空間，比如四川盆地、關中平原、雲南、嶺南、閩南等。

農耕區如果失守，可以依託山地進行反擊。

蔣百里的《國防論》和教員的《論持久戰》，都強調要利用地形進行持久抗戰，只是蔣介石與日本人、美國人苟且，只想著自身利益，沒想全力抗戰，辜負了我們腳下的萬里江山。

我們來對比一下其他地區。

歐洲平原佔比50%，四處漏風，無險可守，歐洲就成了一盤散沙，面積跟中國差不多大，卻有45個國家。

北美，西面是落基山脈，東面是阿巴拉契亞山脈，中間一片大平原，若有實力相當的對手進攻，很容易從南北方向將其打穿，我們的艦艇和飛機經常去白令海峽溜達，就是提醒老美，你的本土很虛。

非洲大部分處於熱帶，條件太好，不用幹活就能活著，所以大部分時間基本處於原始社會，歐洲殖民者從海上進攻的時候發現，東面是高原，非洲海拔前十名的山峰有八個在東非，很不好打，於是法國人從西面進攻，英國人從南面進攻，唯一沒有被殖民的只有地處東非高原的衣索比亞。

南美跟非洲類似，大部分地區屬於熱帶，西面是安第斯山脈，是完整的防禦體系，東南角巴西高原海拔只有600—800米，無法形成有效屏障，其他地方到處漏風，於是，歐洲殖民者登陸後，阿根廷成了白銀通道，巴西成了種植園，整個南美就成了歐洲人的後花園，現在成了美國人的後花園。

印度東、北、西三面是山，南面是海，是非常好的防禦地形，為什麼總被人殖民呢，就是因為沒有在開泊爾等幾個山口修長城，雅利安人等遊牧民族進去之後，想著萬一哪天不行，還要退回去，自然也就不會修長城阻斷自己的後路了。

這跟滿清入關是一個道理，他們總想著要是在關內混不下去還可以回去，於是修了上千公里的柳條邊，防止漢人去耕種，所以，山西人是走西口，而山東人要闖關東，闖的就是柳條邊。

大山不僅是安全屏障，還是發展的前提條件。

有大山，才會有大河，有大河才會有人聚居，人口聚居才會形成組織，有組織才會形成文明，這很重要。

一馬平川，和平時期利於發展，戰時就無處隱藏了。

同時，有山才有礦，歐洲平原佔比60%，礦產資源極度缺乏，現在他們嘴硬，實際慌得一批，再不反抗美國，他們失去俄羅斯的天然氣，失去中東的石油，再失去我們的中低端必需品和材料輸入，他們就只能牧馬放羊了。

二是遊牧農牧長期較量，始終充滿危機意識。

威脅主要在北方，農耕不讓搶，遊牧搶不到東西就過不了冬，這種矛盾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史，這種持續不斷的襲擾，使我們充滿了危機意識。

遊牧民族的優勢是機動性強，弱點是人口太少。

養活一個遊牧人口需要1000畝草場，養活一個農耕人口只需要10畝地，同等面積，我們的生產效率是他們的100倍。

100倍以上的人口比例，使遊牧民族只能打劫，而不能徹底打敗農耕，強如匈奴、突厥都無法打敗我們，根源就是他們的人口太少，可以提取的剩餘資源太少。

遊牧民族即使因為各種原因在軍事上打贏了，也無法進行有效治理，必須藉助農耕來管理農耕，但對農耕還不能太苛刻，不然會直接被推翻。

班、排、連是我軍建制，一個班12個人，為啥呀？人多了，就帶不好，上了戰場就會出問題。

社會管理也是一樣的，遊牧民族一般就幾十萬人，你要管理上億人口，是做不到的。

三是遊牧慕強主動融入，互相學習互相促進。

秦始皇拉通長城，遊牧民族單打獨鬥肯定搶不到了，必須形成強大的集團才有可能攻破長城，於是在秦始皇去世後第二年，冒頓就統一了匈奴，疆域從東北到中亞，有歷史學家甚至說，秦始皇是匈奴之父。

這樣的龐然大物對漢朝來說，壓力山大，步兵對騎兵，純粹找虐，但要想建立騎兵部隊，需要海量資源，馬要買，要有草場，要有獸醫，要有訓練，要有防護裝備，當時訓練一名合格騎兵需要的成本相當於現在一名坦克兵，要命的是，草場種不了地，即使打贏了也回不了本。

怎麼辦？錢從哪裡來？

於是就有了平準法、均輸法、鹽鐵專營、漢朝版央企等一系列集中資源的措施，今天的金融手法仍沒跳出漢武帝的框架。

漢朝的組織能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漢朝、漢人、漢族、漢語都以“漢”命名，就是這個原因。

可以說，偉大的秦始皇逼出了偉大的匈奴，偉大的匈奴又逼出了偉大的漢朝。

在不斷的競爭中，雙方互相學習，不斷融合，農耕學會了遊牧的彪悍，遊牧學會了農耕的組織。

有遊牧民族的騷擾，使農耕民族明白，不同心同德，自己的成果就會被搶，就沒法安心過日子，進而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

很多人將遊牧民族主動融入華夏，歸因為文化，謂為“同化”，在我看來，沒那麼玄乎，就是農耕生產力比遊牧高100倍以上，儒家的家國治理比遊牧民族好勇鬥狠的治理成本低得多，遊牧民族慕強學習的結果。

我們有三級地理臺階的天然防禦體系，加之農耕生產力高，還建立了圍牆——城牆——關隘——長城四層防禦體系，基本不用擔心一下子被人打絕種了，冬天不用捱餓，有房子不用挨凍，不用擔心極寒天氣使牲畜批次死亡，晚上沒什麼娛樂活動，可以使勁製造人類，老婆孩子熱炕頭，誰不向往。

小結一下，中國西高東低，三級臺階分佈，北面拉通長城，地理空間相對安全，陸上游牧民族很難打進來，即使打進來也很難有效治理，必須依靠農耕，然後就被稀釋了。中國內部還有許多獨立的地理空間，可以休養生息，即使農耕區全部被佔領，也可以依託山地進行反擊，近代，帝國主義從海上來，並且是工業打農業，我們依然透過山地游擊戰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不打敗遊牧就沒法安心過日子，在遊牧民族不斷的襲擾中，中華民族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抒發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與遊牧民族鬥爭的豪情。

內部威脅為何無法導致分裂？

古代中國有兩大矛盾：

一是皇權與知識分子的矛盾；

二是豪強與農民的矛盾。

擺平知識分子，則朝政穩；抑制豪強，則農民穩。

文人是依附階級，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搞定知識分子就要給他們上升通道，但文人一定要搞清楚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不然的話，就沒人用。

爭霸用法家，休養生息用道家，穩定治理用儒家，這是秦漢治理方法的轉變過程。

爭霸需要調動所有人的主觀能動性，拿敵人的腦袋來領賞，但如果沒有法制，就會有人殺良冒功，所謂亂世用重典，就是這個道理。

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秦國一統，楚漢相爭，人口降至低谷，這時候就需要休養生息了，就需要老子的無為而治，就是國家不想折騰，老百姓也不想折騰，就是老婆孩子熱炕頭過日子，這就是從劉邦到漢武帝前期的中國。

到了漢武帝時期，國家有想法了，要幹匈奴，人口已經達到5000多萬了，龐大的人口需要穩定，想要老百姓安穩種地，怎麼治理呢？用儒家。

儒家就是用家庭倫理來治理國家，君是君父臣要忠；子對父要盡孝；弟對兄要順從；妻對夫要忍讓；朋友之間要善良。

家庭是家長說了算，家族是族長說了算，這是權力下放，不用國家管，家庭穩定了，國家也就穩定了。

縣官是父母官，就是一縣之內所有人的父母，你在家守孝道，我也是“父母”，你也要孝，你不孝，就要捱揍。

為了強調孝道，大大提高了“不孝”的成本，孝者可以為官，不孝者嚴加治罪，父母要是告孩子忤逆，是可能會被判死刑的。

你做再大的官，父母去世，也要守喪三年，除非皇帝覺得你很重要，下旨“奪情”，你親生父母是父母，我是君父，也是父親，我“奪情”你就可以不守喪了。

這種以家庭、家族為核心的基層治理是成本極低的方法，從漢武帝之後，一直延續到清朝。

儒家的家國治理模式解決了思想統一的問題，解決了皇權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解決了基層治理，但並未解決地主豪強與老百姓之間的矛盾。

土地兼併是貫穿古代中國的主要矛盾，豪強兼併土地，流民增加，流民活不下去就造反，然後改朝換代，均田免賦，迴圈往復。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時說的話，反映了中國老百姓的鬥爭意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幾乎是所有中國男人的夢想。

敢鬥，能鬥，能贏，這讓皇帝也忌憚三分。

想要讓老百姓不造反，就兩個辦法：一是低稅，二是抑豪強。

古代財政支出大致有四種，一是皇室開銷，二是公務員開銷，三是天災開銷，四是戰爭開銷。

正常皇帝的開銷不會太大，遇到“何不食肉糜”的皇帝，那是他自己不想要皇權了。

皇權不下縣，郡縣兩級財政，公務員有限，開銷自然也有限，治國就是治吏，吏治不好，國自然就沒有了。

一部黃河史，半部中國史，天災，主要是治黃，這個也是有底的，從沒有哪個朝代因為治黃而垮掉，實在治不了可以不治，只要朝廷撥糧賑災，老百姓也不會說啥。

遇到戰爭，開支就成無底洞了，特別是長期戰爭，像漢武帝那麼打仗，國家還沒有崩潰的，是個奇蹟。

所以，古代兵法都講求“慎戰”“速勝”“不戰而屈人之兵”，強調“好戰必亡”，因為古代打仗的成本實在太高了。

這四項開支，除了天災不可控，其他三項，皇權都可以控制，皇族不要太奢侈，公務員不要貪得太過分，戰爭打不贏就暫時不打，養精蓄銳，有能力了再打，非要硬打，自然就會導致民變，像漢羌之戰打了上百年，不亡國就見鬼了。

中國歷史上王朝更替的核心原因是土地兼併，什麼人能兼併土地呢？皇權和權臣集團。

有多少土地就能養活多少人口，而人口稅又是歷代主要稅源，到了清朝才實現攤丁入畝。

土地集中到皇室和權臣手中，他們不交稅或偷稅，要保持正常運轉，就要搜刮百姓，但百姓失去土地，根本沒有能力交稅，就只能造反。

儒家確保了基層穩定，但皇權和權臣的貪得無厭逼著老百姓造反，實現王朝更替。

一場戰爭必然導致人口大幅下降，只能休養生息，然後再作死，老百姓再造反，再休養生息，如此迴圈往復。

一個朝代，能抑豪強，時間就長一點，做不到，就改朝換代。

但不管皇權如何更替，只是誰坐莊的問題，只是姓劉還是姓趙的問題，中國還是那個中國。

對於老百姓來說，家庭、家族觀念深入人心，父母之命不可違，族長之命大過天，長兄如父，長嫂如母，在個人遇到困難時，會首先求助於家庭和家族，而不是國家，到今天也是如此。

這種向心力便形成了“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兄弟齊心，其利斷金”的精神紐帶，只要皇室和權臣不貪得無厭，擁有兩三百年的穩定是可以保證的。

寒帶太冷，人受不了，所以，北極、南極都沒什麼人。

熱帶物產太豐富，不用幹活，靠採集狩獵，就能活得很好，就不需要組織了，也就不會產生文明。

赤道是北緯0度，北極圈是北緯66度，黃河流域早期人口聚居在北緯34度左右，基本在北溫帶正中心，老祖宗開局選的這塊地，算是寶地。

農耕文明的優勢是生產力高，缺點是搬不走，遇到自然災害必須硬扛，因為搬家成本太高，高到承受不起。

地是搬不走的，人只能定居，要定居就需要有房屋。

要生活就要有水，除非住在水邊，否則就需要打井，古代打一個井不是一家一戶能做到的，需要幾家或幾十家才能做到，大家環水井而居。

所謂背井離鄉，就是如果離開，需要重新打井，那是一筆不菲的費用。

要種地，更需要水，一噸糧需要幾千噸水，所以人都是逐水草而居，但要把水從河裡輸送到地裡，要麼挑水，要麼用水車將水提升至地裡。

這麼多人住在一起，遇到強盜土匪怎麼辦？這就需要集體防衛，典型的如福建土樓就是集體防衛系統。

灌溉系統、道路系統、房屋系統、防衛系統是需要大家齊心協力，多年才能完成的。

農耕文明是重資產生產方式，如果搬家離開，就要從頭再來，搬家的成本太高，所以故土難離。

在早期中國，人口主要在黃河流域，偏偏黃河流域是自然災害的重災區。

黃河是母親河，但咱母親脾氣不大好，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想要安心過日子，就要持續治黃，一部治黃史，就是半部中國史。

在史前大洪水中，其他文明選擇了諾亞方舟，而我們選擇了硬槓，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態。

遇到困難就跑，必然形成機會主義和個人主義。

選擇硬槓，必然要形成大規模的組織結構和集體主義。

治水先勘察，“大禹治水分九州”，怎麼分？自然是以地形地貌分，這就需要野外調查和商量。

怎麼治？無非堵或疏，堵，下游沒水了，下游不答應，疏，下游就淹了，淹哪個部落？這也需要商量。

怎麼行動？就要統一各部落思想，改道途經區要先搬家，搬家就要有補償，不補償就會幹仗，統一思想後，大家一起行動，就需要大規模協調。

行動過程中，有的部落沒工具，有的部落有富餘，就要互通有無，用完了再還，再借不難。

行動過程中，有的部落任務輕，有的部落任務重，就要協調，互相幫助，不然總目標就完不成。

治水是全流域的行動，在行動中，頻繁的交流溝通需求，對語言、文字的相互融合起到極大促進作用。

不治，大家一起死，大家一起治，才有希望。

中國人不是到漢武帝獨尊儒術才開始有家國情懷的，長期的治水過程，就已經養成了集體主義思想。

大禹治水，形成集體觀念；

西周分封，形成天下觀念；

秦皇一統，形成國家觀念；

武帝尊儒，形成家國觀念；

沒有前面的鋪墊，董仲舒就無法建構以家庭、家族為基礎的基層治理結構。

即使到現在，在東北農村，殺年豬，都會請左鄰右舍來一起吃，哪家要生牛犢，左鄰右舍都會來幫忙，哪家種的菜有富餘，都會免費送給左鄰右舍，這就是守望相助，這就是集體主義。

大家在面對共同的威脅時，只有同舟共濟，才能攜手前行。

但這有個前提，就是災難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災難太大，人們絕望了就放棄了，或者就團滅了。

災難太小，不需要進行大規模動員，也就無法形成共同意識。

黃河持續不間斷的決口、改道，給沿黃百姓帶來了巨大的威脅和損失，但也造就了中國人的集體主義和強大的組織能力。

力量源泉——規模力量

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直領先世界4800年，其核心優勢就是規模。

西方一直認為他們的文明起源於兩河流域，但有人質疑，說兩河文明在1000年前才形成三角洲，不管怎樣，兩河平原綠洲的面積不會超過10萬平方公里，作為早期文明是沒問題的，但它面積太小，能承載的人口上限就非常有限，也就不會形成多麼高階的組織形式。

中亞也有兩河流域，即錫爾河和阿姆河之間的河中地區，中亞糧倉費爾幹納盆地和歷史名城撒馬爾罕即位於此間，但費爾幹納盆地只有2.2萬平方公里，能承載的人口就更少了，大量人口至今仍是以遊牧為生。

中國的黃河長江可以理解為超大型的兩河流域，華北、華中，再加上關中、河套、四川盆地，可承載的人口遠超兩河流域，其組織程度自然遠高於兩河流域。

另外，中國的資源品類比較齊全，吃的糧食有黍、稷、稻、麥、粱，肉類有雞、鴨、鵝、狗、豬，水產就更多了，幹活的大型牲畜有牛、馬、驢、騾、駱駝，銅、鐵資源也很豐富，這使得我們的發展歷程沒有因為資源的缺失而停滯。

有安全保障條件下的超大連片農耕區形成了超大的人口規模，帶來了兩大優勢。

一是全社會可調集的資源足夠多，面對外部、內部和自然威脅時，我們都有能力自己解決，而不用將希望寄託在鬼神身上，這是中國沒有形成一神教傳統的原因。

二是遊牧民族可以一時打敗我們，卻無法有效統治我們，一個遊牧民族幾十萬人就算多的，你去統治幾千萬人甚至上億人，是做不到的，想要有效統治就必須依賴農耕知識分子，慢慢地就被農耕文明稀釋了，而遊牧民族的驍勇彪悍又影響了農耕民族的民族性格，互相融合，互相促進，面對困難時，我們什麼人才都有，可以抗擊不同的敵人。

我們還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優勢，就是中國的大江大河是東西方向的，這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

同緯度的物種可以無障礙橫向傳播，同樣的氣候就會有同樣的動植物，同樣的動植物就會形成同樣的生活方式，同樣的生活方式更容易交流融合，這對中華民族的統一意識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黃河流域吃麵食，於是各地都在麵食上做文章，甘肅、陝西、河南、河北、山西、山東都會做花饃，一個比一個漂亮，原因就是同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