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是上一輪貿易保護主義的高峰，許多觀點將其歸咎於經濟蕭條，而鮮有人探討的是，國際貿易與國際貨幣制度不可分割，國際貨幣制度既是當時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動因之一，也是推動經濟復甦、重返自由貿易的關鍵所在。
從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來看，金本位下國際收支的持續失衡，和固定匯率制對國內貨幣政策的掣肘，是美國選擇提高關稅的誘因之一。20世紀20年代美國經濟快速擴張，使得美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工業國的相對價格上漲。在金本位的物價-現金流動機制下，美國相對價格的上升會導致出口的下降，從而引發黃金外流，給經濟帶來了通縮的壓力，進而引發了初期的衰退。與此同時，一戰後國際環境不確定性的加劇使得各國爭相獲取實物黃金，從而令美國無法透過傳統的金本位國際收支調節機制恢復出口。而受制於金本位，美國也無法透過擴張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為了緩解淨出口下降和黃金外流的進一步加劇，美國最終選擇了大幅提高關稅。
在美國實施《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之後，其他國家紛紛對美國採取了反制措施，進而顯著推高了全球關稅水平。在各國高築貿易壁壘後，全球貿易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全球的經濟衰退也進一步加深。
從經濟復甦的程序來看，較早放棄金本位的國家，更快地從大蕭條中復甦。各國也逐步意識到金本位下的固定匯率是經濟蕭條的癥結所在，英國等歐洲國家率先放棄了金本位制並令本幣貶值，而這些較早放棄金本位的國家也更快地從大蕭條中獲得復甦。在羅斯福上臺後，美國也放棄了金本位制。在全球主要國家都放棄金本位後，各國的貨幣供應規模都有顯著的增長，這也為經濟復甦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在貨幣供應擴張後，英、美兩國分別透過增加房屋建造和公共投資的方式將廉價的貨幣投入實體經濟以拉動需求，最終促成了經濟的復甦。
歷史正在迴響。當前美元特殊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使其孿生赤字長期持續並擴大。其它經濟體對儲備貨幣的需求，需要透過美國的貿易逆差來滿足，美元難以充分發揮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債臺高築使投資者對美元信用的信心出現裂痕。或許，新一輪國際貨幣制度的重構已經揭開了序幕。
一、20世紀30年代貿易戰起因
1930年，美國胡佛政府頒佈了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該法案使美國在已有的高關稅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關稅範圍和關稅水平，使得美國應稅產品的平均關稅水平從1929年的41.1%最終上升至1932年的59.1%（Irwin，2011）。法案頒佈之後，其他國家紛紛發起了強烈的抗議和關稅報復，掀起了全球貿易保護浪潮，從而引發了席捲全球的貿易戰。
1930年代的貿易戰肇始於美國《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頒佈，而美國實施關稅保護的政策目的主要是緩和1929年開始的美國經濟大蕭條帶來的衝擊。因此，為探究1930年代美國發起貿易戰的起因，我們需要分析美國大蕭條產生的原因。
已有研究對於大蕭條產生的原因的歸納包括美國股票市場泡沫破裂、美國收入分配失衡等，其中，Friedman & Schwartz（2008）、Meltzer（1976）則從金本位制和通貨緊縮的視角作出了分析，該觀點也成為解釋大蕭條成因的重要理論。
Meltzer（1976）指出，由於1920年代美國經濟擴張速度遠超其他主要工業國，美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價格上漲。金本位制存在物價-現金流動（price-specie flow）國際收支自動調節機制，美國相對其他國家相對價格的上升會導致出口下降，從而引發黃金外流。黃金的外流給經濟帶來了通縮的壓力，進而引發了初期的衰退。
而在傳統金本位制下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中，黃金流出會使得國內價格下跌，從而再次促進出口增長使國際收支恢復平衡。但這一機制的成立需要各國共同維護國際貨幣體系，保障黃金在各國間的順暢流動。但在一戰後，國際政治和金融狀況高度不穩定，隨著不確定性的加劇，各國爭相獲取實物黃金，包括對各國央行持有的黃金的擠兌（Bernanke，2022），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失靈。
在此背景下，美國一方面無法透過國際收支調節機制恢復出口，另一方面受制於金本位制，無法採用擴張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由此，美國經濟進一步陷入了衰退。此時，在維持金本位制的前提下，為了緩解淨出口下降和黃金外流的進一步加劇，美國選擇了大幅提高關稅這一政策途徑（Eichengreen & Irwin，2010）。但更高的關稅水平和美聯儲堅持金本位制的做法導致了美國經濟的進一步通縮，最終持續陷入大衰退的泥沼（Friedman & Schwartz，2008）。
二、20世紀30年代貿易戰過程和經濟影響
在美國實施《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之後，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紛紛對美國徵收關稅。法國在《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商議階段便提出了抗議和反制措施，其於1930年4月將汽車關稅由價值基準改為重量基準，這些稅率變化導致美國車型進入法國的價格上漲近50%。法案正式生效後，意大利於7月1日大幅提高對美國汽車關稅，加徵幅度超過100%。西班牙於7月23日提高汽車、摩托車、縫紉機等商品關稅，對汽車的加徵關稅幅度在100%-150%。加拿大於1930年9月通過了一項“緊急關稅”，對從美國進口的主要商品加徵50%關稅（Mitchener et al.,2022）。英國在《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實施之初仍堅持自由貿易政策，但隨著其他經濟體高企關稅壁壘，英國的經常賬戶持續惡化，最終於1931年11月實施《非常進口稅法（Abnormal Importation）》，對於一些特定商品徵收歧視性的高關稅，於1932年2月通過了一個新的進口稅法案，規定對所有進口商品增收10%從價關稅（孫玉琴，2012）。在各國紛紛加徵關稅後，全球平均關稅在1930年後大幅上升。
全球關稅的上升疊加大蕭條給國際貿易帶來了顯著的負面衝擊。根據Federico & Tena-Junguito（2017）的統計，以現價美元計價，全球出口金額在1929-1933年間下降了55.4%，美國出口金額下降了68.1%，歐洲的出口金額下降了53.3%。
貿易的衰退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的衰退，各主要經濟體在1930年後都經歷了經濟負增長。美國、英國、德國在1929-1933年間的年均GDP增長率分別為-7.4%、-0.6%和-5.3%。經濟衰退下，各國失業率顯著攀升，1933年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的失業率分別錄得24.9%、13.9%、14.8%、14.1%，較1929年上升了21.7、6.7、8.9、13.1個百分點。同時，各國也經歷了嚴重的通貨緊縮，美國、英國、德國在1929-1933年間的年均CPI同比分別為-6.8%、-3.0%、-6.3%。
三、20世紀30年代貿易戰的終結
在貿易戰引發全球經濟持續蕭條後，各國開始逐漸轉變政策方針，試圖將經濟從危機的泥沼中拖出。根據前文所述，堅持金本位制約了一國的貨幣政策空間，使得一國政府難以透過擴張的貨幣政策促使經濟復甦。金本位下的固定匯率是經濟蕭條的癥結所在，因此放棄金本位而使本幣貶值成為各國率先實施的政策措施。
1931年9月，英國宣佈放棄金本位，英鎊貶值30%，到1935年，英國的匯率相對於1929年的黃金平價貶值了141%。一些與英鎊匯率掛鉤較為緊密的國家，如丹麥、瑞典、挪威等國也隨之放棄了金本位，將貨幣貶值（Eichengreen & Sachs,1985）。此舉有效地擴大了貨幣供給，緩解了通縮壓力，同時提升了出口競爭力，從而推動了放棄金本位國家的經濟復甦。Eichengreen & Sachs（1985）的研究發現，相較於堅持金本位制的國家，那些較早放棄金本位並進行貨幣貶值的歐洲國家，能夠更快地從大蕭條中復甦。從各國GDP增速的變化也可以看到，1929-1935年歐洲國家匯率貶值幅度和經濟復甦狀況成正比。
在英國放棄金本位之初，美國仍堅持金本位，經濟陷入通縮-衰退的螺旋困境。經濟的持續低迷引發美國民眾對胡佛政府的不滿日益高漲，最終在1932年的總統大選中，胡佛大敗於羅斯福。同時，民主黨在參、眾兩院的席位也相較於1930年中期選舉一舉逆轉，對共和黨形成了壓倒性的優勢。羅斯福上臺後，隨即在1933年3月和1934年1月實施了《緊急銀行法》和《黃金儲備法》，逐步放棄了金本位制。在主要國家放棄金本位後，出口便開始逐步復甦。率先放棄金本位並貶值貨幣的英國，其出口復甦相對更快，1933和1934年英國的出口同比分別為21.8%和27.9%，而美國同期的出口增速為4.5%和27.5%。
在全球主要國家都放棄金本位後，各國的貨幣供應規模都有顯著的增長，從而為促進經濟復甦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放棄金本位使得英國和美國的貨幣供給得以擴大，英國1935年M1規模較1929年提高了21.7%；美國陷入通縮的程度更深，但M1也在1933年觸底後回升，在1936年較1929年提升了11.3%。
在擴大貨幣供給後，經濟復甦仍需要一個將廉價貨幣傳導至實體經濟的渠道。英國的這一傳導渠道是房屋建設。在房屋建造成本和購房成本雙雙下降的促進下，英國建造的房屋數量從 1931-1932年的133000套增加到1934-1935年的29.3萬套。到 1934 年，房屋建設為經濟活動貢獻約佔1932 年至 1934 年間 GDP 增幅的三分之一（Crafts & Fearon，2013）。美國則迎來了著名的羅斯福新政，透過擴大政府支出增加公共投資以推動經濟復甦。
美國在放棄金本位後，1934年6月美國兩院通過了《互惠貿易協定法》，該法案對 1930 年關稅法進行了修訂，主要內容包括：一是授權和外國政府或機構進行關稅協定談判，在不經過參議院批准的情況下，總統可以與外國政府簽訂貿易協定，對現行關稅和其他限制貿易措施的修改，但調整幅度上限為50%；二是遵循關稅的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原則。《互惠貿易協定法》通過後，從 1934 年到 1939年，美國與其他國家總共簽署了 22 個旨在降低各自關稅的貿易協定（談譚，2010），美國徵稅商品的平均關稅率由1932年的59.1%下降至1939年的37.3%。在美國開啟雙邊貿易自由化後，其他國家在經濟衰退中也認識到了貿易保護的弊端，逐步轉向尋求協商和合作來促進貿易發展，20世紀30年代的全球貿易戰逐步終結。
四、 20世紀30年代貿易戰的啟示
透過回顧20世紀30年代的貿易戰，我們可以發現，國際貨幣制度既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動因之一，也是推動經濟復甦、重返自由貿易的關鍵。從貿易保護主義的成因來看，面對大蕭條，金本位不能充分調節國際收支的失衡，固定匯率亦對國內政策形成掣肘，導致各國對金本位體系的信心動搖，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幅提高關稅的誘因之一。從經濟復甦的程序來看，堅持金本位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通縮，使得美國經濟持續陷入蕭條。而那些較早放棄金本位並進行貨幣貶值的歐洲國家，更快地從大蕭條中獲得復甦。
這對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有著重要的啟示。美元特殊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使其孿生赤字長期持續並擴大。其它經濟體對儲備貨幣的需求，需要透過美國的貿易逆差來滿足，美元難以發揮調節本國國際收支的功能。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債臺高築使投資者對美元信用的信心出現裂痕。或許，新一輪國際貨幣制度的重構已經揭開了序幕。
此外，在獲得自主的國內貨幣擴張空間後，還需要有將貨幣傳導至實體經濟的渠道配合，以更好地促進經濟復甦。當前普遍的觀點認為，1930年代初期美聯儲緊縮的貨幣政策令美國經歷了更長時間的經濟蕭條。而相對地，英國在1931年放棄金本位後便迎來了貨幣供給的上升，這一舉措也使得英國更早地迎來了經濟的復甦。從英、美的復甦歷程也可以看到，在貨幣供應擴張、貨幣價格下降後，兩國分別透過增加房屋建造和公共投資的方式將貨幣投入實體經濟以拉動需求，最終使本國經濟走出衰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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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孫玉琴，大蕭條時期美國貿易政策與中美貿易，美國研究，2012年第1期，1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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