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世界海軍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員
當地時間3月12日晚些時候，國際刑事法院（ICC）釋出宣告稱，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已被ICC正式拘留，未來將“在適當的時候”安排首次出庭聽證會。ICC還在宣告中，感謝了菲律賓政府的協助。
而此前杜特爾特啟程去海牙時，菲律賓現總統馬科斯在新聞釋出會上曾表示，此次逮捕符合菲律賓對“國際刑警組織”的承諾，“我們沒有以任何方式幫助ICC”。
此次事件將菲律賓現任總統小馬科斯對杜特爾特家族間的政治鬥爭推向了高潮。菲律賓國內輿論一片譁然，而菲律賓近來愈演愈烈的家族內鬥對國際社會而言更是撲朔迷離。杜特爾特家族的遭遇再次印證了一條政治鐵律：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杜特爾特抵達荷蘭後的畫面。菲律賓媒體
現政府的支援是國際刑事法院逮捕行動成功的關鍵
國際刑事法院作為政府間組織和國際法庭，並非聯合國機構或國際法院的一部分。雖然曾經對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以色列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等政要發出過逮捕令，但成功的案例寥寥無幾。除非得到締約國和某些非締約國的支援，否則所謂逮捕令幾乎只是一紙空文。
因而，此次對杜特爾特的逮捕行動之所以能成功，顯然離不開小馬科斯政府的支援和協助。菲律賓政府的同意是國際刑事法院進行調查和逮捕杜特爾特的前提。
這一點從本案的進展可以窺見。按時間進度，國際刑事法院對杜特爾特的調查經歷了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層層遞進，反映出小馬科斯政府立場的變化。
階段一：僵持（2018年-2022年）
國際刑事法院針對杜特爾特涉嫌“反人類罪”的調查早在2018年2月就已啟動。這一事件的起因之一是包括菲律賓前國會議員特立尼斯（Antonio
Trillanes
IV）在內的部分人士，在2017年就向國際刑事法院提出了調查請求。但在杜特爾特主政及小馬科斯上臺初期，菲律賓政府並不願意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因此雙方事實上處於僵持狀態。
2019年杜特爾特在任期間，菲律賓退出《羅馬規約》，以此作為對國際刑事法院無端指控和啟動調查程式的抗議。但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並未因菲律賓政府的不滿而停止。2018年3月，國際刑事法院聲稱，菲律賓退約並不影響對杜特爾特的調查，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有關調查進展緩慢甚至一度停滯。
按照《羅馬規約》有關管轄權的規定，除非聯合國安理會提交案件，否則非締約國的同意，是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在領土內進行調查的先決條件。杜特爾特政府的嚴詞拒絕和“退約”使得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並不順利。經過前期的初步調查，2021年5月，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再次請求預審庭授權展開調查，並在當年9月15日獲准，由此開始了案件的正式調查程式。
但2021年11月，負責案件的檢察官通知預審分庭，菲律賓根據《羅馬規約》第18(2)條要求推遲調查。7個月之後，當時杜特爾特臨近結束任期，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向預審分庭提出恢復調查請求。在經過一段時期的協調之後，2023年1月，預審分庭最後同意全面重啟調查的申請。
這是3月12日拍攝的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新華社
階段二：突破（2023年-2024年底）
小馬科斯政府上臺之初，曾公開拒絕國際刑事法院對菲律賓擁有管轄權，並表態不會配合對杜特爾特的調查。但隨著“馬杜組合”出現嫌隙，特別是兩方矛盾日益凸顯，小馬科斯對本案的態度經歷了從明確表示拒絕配合到支援甚至協助的大轉變。
2023年針對國際刑事法院拒絕菲律賓提交的暫停調查請求之後，小馬科斯指責國際刑事法院干涉和攻擊菲律賓國家主權，對菲律賓是否有管轄權存疑，並稱將與國際刑事法院“斷交”、停止一切聯絡。然而，自2023年底、2024年初，小馬科斯政府的立場開始鬆動，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態度更是變得曖昧。
2023年11月小馬科斯聲稱正在考慮讓菲律賓重返國際刑事法院。2024年初，小馬科斯雖仍然堅持拒絕配合國際刑事法院調查，但菲律賓司法部長卻公開表示，“若遵循法律程式，政府可能會允許國際刑事法院進行調查”，二者唱雙簧的跡象顯露無遺。
菲律賓國會參眾兩院也開始對杜特爾特死揪不放，甚至邀請杜特爾特出席聽證會，就所涉案件進行陳述。參眾兩院最後認定國際刑事法院的指控並非子虛烏有。
比如，眾議院人權委員會主席比恩韋尼多·阿班特認定杜特爾特在禁毒戰爭中導致無數人死亡，涉嫌犯下“反人類罪”，參議院人權律師切爾·迪奧克諾在2024年10月的聽證會之後，也聲稱杜特爾特的供述已經“承認”對其指控。眾所周知，眾議長是小馬科斯表弟，是其堅定的支持者，因此眾議院的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馬科斯政府的態度。
階段三：調查和逮捕（2024年底-2025年）
2024年11月，小馬科斯政府完全推翻之前的立場，首次明確表示：“政府有義務將紅色通緝令視為需要遵守的請求，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執法機構必須給予充分合作”，“如果國際刑警組織提出要求，總統辦公室願意考慮移交杜特爾特”。
就在杜特爾特被逮捕之前，有關國際刑警組織對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發出紅色通緝令的訊息不脛而走，且菲律賓國家警察進入高度戒備狀態，提前部署至少7000名警察嚴陣以待，這系列動作表明小馬科斯政府已經做好配合國際刑事法院逮捕行動的充分準備。
媒體傳言，這7000多名警察全城搜捕杜特爾特，而事實上杜特爾特本人在香港就表示“已做好可能被逮捕的準備”，不僅已經隱約感覺到國際刑事法院即將動手且並無逃避的打算，因此小馬科斯政府提前部署警力實質上是防止發生大規模騷亂。特別是杜特爾特在馬尼拉的尼諾伊·阿基諾國際機場被捕後立即被送往維拉莫爾空軍基地，而這個基地是專供菲律賓總統及外國政要來訪使用，警衛級別相對較高，這也是小馬科斯政府防止杜特爾特支持者干擾逮捕行動的事先安排。
菲律賓政府態度的大轉變為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和逮捕行動取得實質性突破提供了契機，並促成了在馬尼拉的火速逮捕並轉移行動。
這是3月11日在菲律賓馬尼拉比利亞莫爾空軍基地拍攝的載有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的飛機。新華社
ICC對杜特爾特指控真相撲朔迷離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以“反人類罪”對杜特爾特展開調查並逮捕，其中具體指控包括：謀殺、酷刑和強姦。國際刑事法院指稱，杜特爾特在擔任“達沃敢死隊”（Davao
Death Squad）負責人期間，以及隨後在擔任菲律賓總統期間，根據一系列政策針對平民實施了大規模的系統性攻擊。
此類襲擊持續了數年，並造成數千人死亡。國際刑事法院據此認定，杜特爾特透過並聯合其他人，同意殺害被他們認定為疑似罪犯或具有犯罪傾向的人，包括但不限於毒品犯罪者，最初是在達沃，隨後是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國際刑事法院蒐集的所謂“證據”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際刑事法院前期已經進行大量公開甚至秘密的調查，手中握有部分所謂“受害者”的指控甚至“證詞”。
據菲律賓前國會議員特立尼斯在2024年4月透露，國際刑事法院調查人員直接聯絡了超過50名現役及前菲律賓警察。部分控訴者稱，杜特爾特沒有按照“法律規定的正當程式”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利，導致數千人死亡，包括兒童。據國際刑事法院稱，杜特爾特擔任菲總統期間，大約有12000至30000名平民因毒品戰爭被殺，大多數受害者是來自貧窮群體，包括被警察或身份不明的襲擊者槍殺的。
第二，菲律賓國內已有的調查和判例，有助於佐證國際刑事法院蒐集到的證據。小馬科斯上臺後，菲律賓政府相關部門曾就“毒品戰爭”導致的反人類罪進行調查，並對部分參與行動的警員提起訴訟。比如，2022年8月，菲律賓司法部啟動對呂宋島的250起涉毒槍殺案展開調查，並以涉嫌非法殺害9名非涉毒人員為由，對30多名警察提起訴訟。
同時，菲律賓國會參議院曾在2024年邀請杜特爾特參加聽證會，而據出席聽證會的參議員和眾議員事後反映，杜特爾特的陳述證實了對其“反人類罪”的指控。按照《羅馬規約》，菲律賓有義務將這些已經調查取得的證據提交給國際刑事法院，而這些證詞和案件判例將為國際刑事法院的審判和定罪提供直接的支援。
第三，菲律賓國內部分人士的主動投案和提供證據。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並非“自作多情”，而是基於前期部分菲律賓人士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比如，菲律賓前國會議員特立尼斯就是在2017年向提出調查杜特爾特的人士之一。伴隨著杜特爾特被逮捕，特別是小馬科斯政府的態度轉向支援，部分對杜特爾特“毒品戰爭”不滿的菲律賓人將藉機主動向國際刑事法院提供線索和證據。
同時，部分參加毒品戰爭的警察出於自身受到牽連甚至“將功贖罪”的心理，也將主動“投案”，出面“作證”並指控杜特爾特。
但有關杜特爾特是否犯有“反人類罪”的事實並不清晰。杜特爾特執政期間，發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毒品戰爭，深得民心，對政治菲律賓國內的治安環境也確實起到了根治的效果。
毒品犯罪、腐敗和貧困是菲律賓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大痼疾。根據2016年的統計資料，全球大麻約七成產自菲律賓，菲律賓全國一度活躍著大約13個跨國販毒組織和175個本土販毒集團，“癮君子”數量更是一度高達370萬。警察部門和販毒集團利益捆綁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比如，2016年8月，時任菲律賓國家警察總長德拉羅薩就曾透露，約300名警察涉嫌涉及毒品交易，包括把突擊所沒收的毒品佔為己有並販賣，或暗中為販毒集團的生產與分銷活動提供保護。
據菲方警察部門統計，杜特爾特上任第一年擊斃超過2000名涉毒人員，犯罪案件數量較上一年減少約9.8%，社會治安明顯改觀。同樣，杜特爾特主政的達沃市在其治理之下，毒品犯罪率下降了約75%。杜特爾特的鐵腕手段為其塑造了硬漢形象，備受基層民眾支援，2016年底其民意調查支援率更是因此高達77%。部分菲律賓人雖贊同杜特爾特毒品戰爭的手段過於簡單粗暴，但這並不足以構成“反人類罪”的犯罪要件。
根據《羅馬規約》，反人類罪是指“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的攻擊”。但杜特爾特發動“毒品戰爭”，一方面並非針對普通平民而是打擊犯有毒品罪的人員，另一方面被認為“含冤”的人士是否涉毒的事實並不清楚。
3月11日，杜特爾特在首都馬尼拉被捕數小時後乘坐飛機到海牙。法新社
菲律賓國內政治平衡已被打破
家族政治是菲律賓國內政治格局的重要特點，起源於16世紀中期以後西班牙和美國的殖民統治。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興衰輪替，目前仍然活躍在菲律賓政壇的政治家族超過260個。這些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各據一方，通常長期掌控當地執政權，甚至可以視為是在民主體制之下的“世襲制”。比如，杜特爾特家族就一直佔據達沃市主要領導職位，杜特爾特本人及其女莎拉和小兒子保羅·杜特爾特先後擔任市長或副市長。
馬科斯家族也不例外。小馬科斯的曾祖父開始在北伊羅戈省地區建立政治勢力，曾是西班牙殖民時期巴塔克省（Batac，北伊羅戈省的一部分）的總督，祖父馬里亞諾·馬科斯
（Mariano Marcos ）開始進軍國會，其父親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Emmanuel Edralin
Marcos）先後擔任菲律賓國會參議院議長和總統，把持菲律賓政壇長達20年，馬科斯家族的權勢也因此達到巔峰。自1986年逃亡美國，馬科斯家族一度在菲律賓政壇淡出，直到1991年重返。小馬科斯母親伊梅爾達、姐姐伊梅·馬科斯及其本人憑藉在北伊羅戈省的基礎，試圖恢復家族在菲律賓政壇的影響。
菲律賓的主要政治家族彼此相互掣肘，輪流執政。除了曾依靠軍隊支援獨攬大權的馬科斯家族外，這些政治家族在漫長的歷史實踐中慣性地形成了均勢。2016年的總統大選結束了阿基諾家族的執政歷史，杜特爾特家族橫空出現、一躍成為菲律賓的主要政治家族。
2022年的總統大選中，杜特爾特支援小馬科斯競選總統，並讓民意調查支援率更高的莎拉擔任競選副總統，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杜特爾特試圖同馬科斯家族進行政治利益交換的計劃，為莎拉2028年競選總統、延續杜特爾特家族政治勢力做鋪墊，同時也有意消除其他政治家族對杜特爾特家族一旦長期把控朝政可能打破政治勢力平衡的疑慮。
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行動對杜特爾特家族的政治勢力無疑是致命一擊，而菲律賓國內的政治家族勢力平衡也徹底被打破，馬科斯家族一家獨大的局面在所難免。
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與前總統杜特爾特
預計，國際刑事法院對杜特爾特的指控大機率將被坐實。
一是杜特爾特及其女兒雖然指出國際刑事法院對菲律賓沒有管轄權，但根據《羅馬規約》，非締約國同意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對杜特爾特提起訴訟並做出判決。國際刑事法院目前主張具有管轄權的理由是——對杜特爾特的指控“罪行”發生在2019年之前。但從小馬科斯團隊曖昧的態度看，菲律賓政府並不排斥同意國際刑事法院具有管轄權。
二是國際刑事法院必然需要拿杜特爾特的案子樹立威信。近年來，國際刑事法院對多個國家的政要發出逮捕令，但無一不遭到“蔑視”，甚至因對以色列領導的指控而遭美國製裁。因此，國際刑事法院需要迫切希望“坐實”對杜特爾特涉嫌違反“反人類罪”的指控，強化國際社會對其信心。
三是小馬科斯也將為國際刑事法院提供力所能及的協助。杜特爾特的“反人類罪”一旦被坐實，其女兒莎拉的民意支援將受影響，甚至杜特爾特勢力集團的部分成員將叛逃或“倒戈相向”，杜特爾特家族對小馬科斯的挑戰也由此消除。
與此同時，菲律賓眾議院對莎拉的彈劾案將在今年6月中期選舉後迎來最終結果。按照菲律賓法律規定，三分之二參議員同意就可透過對莎拉的彈劾。在新一輪的中期選舉中，小馬科斯支援的參議員候選人擁有明顯的支援率優勢，因此菲律賓國會參議院極大可能也將落入小馬科斯政治勢力集團。一旦小馬科斯控制參議院，坐實對莎拉的彈劾無疑最符合其利益訴求。
在菲律賓的主要政治家族中，阿羅約2023年11月被解除眾議院職務之後，其家族勢力早已一落千丈。阿基諾家族也因為阿基諾三世的去世而成昨日黃花。杜特爾特家族一旦因杜特爾特被捕及莎拉“彈劾案”而衰落、積重難返，菲律賓政壇將少有能與馬科斯家族相抗衡的政治勢力。
從政府、軍隊、眾議院、參議院到媒體等政治精英集團，小馬科斯幾乎都佔據絕對優勢。特別是獲得了美國的支援，也就意味著得到了軍隊部門的支援，這極大消除了小馬科斯政府鞏固執政地位的最大隱患。菲律賓武裝部隊在杜特爾特被捕後表態，軍方將保持“專業和無黨派”，致力於菲律賓的指揮鏈和民主機構，並暗示已聯合警察部門嚴防杜特爾特支持者引發騷亂甚至發動政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