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接手了楊松發故意殺人罪的申訴案，是我代理的故意傷害罪判無罪的張桂振介紹的。而張桂振則是我另一個無罪案件當事人呂同元介紹的。我都以極低的律師費幫他們平冤成功，所以他們介紹更冤的人，算是投桃報李吧。當然，關了近二十年的楊松發最後也被改判無罪了，是2020年全國十大無罪案例。我沒有參與其國家賠償的代理，據說是賠了好幾百萬，只是楊松發無罪釋放後，我都沒有再見到過他。
幾百萬的賠償，能彌補失去的二十年嗎？他被抓時，孩子才上小學，無罪釋放時孩子都已經二十幾歲，整個成長過程父親都是缺失的，他是跟著奶奶長大的。所以，我並沒有在意這個案件沒有收到律師費，也沒有想過從國家賠償裡去拿一分錢，因為我感覺這些錢根本補償不了他所失去的。甚至，這點錢在如今這個時代，都不一定夠付他所在城市一套房的首付。所以，我只笑納了他老母親寄來的一面錦旗。
楊松發案，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再審，死緩改判無罪
2019年，
天津武清的唐其文涉嫌合同詐騙案，沒想一打就是四年多，他於2024年6月1日一審被判無罪，檢察院沒有抗訴。澎湃新聞對此有報道。
2020年，我代理了廣東佛山的楊剛涉嫌尋釁滋事案，也歷時四年，二審發回重審後，楊剛於今年8月被判無罪，《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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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報道了。但迥異的是，唐其文提出了大約2億元人民幣的賠償，而楊剛則只想申請1元錢的賠償。
2024年9月5日，我與趙德芳律師驅車前往天津市武清區人民檢察院，應邀就唐其文申請的國家賠償之事與檢察官協商。賠償請求中，人身自由賠償金是法律明確規定的，計算依據也比較明確，大約每天460多塊錢，乘以他失去自由的1580天，也就是73萬多。其實這個補償標準是在逐年提高的，所以在兩年之內稍晚一點申請賠償其實更有利於當事人。
唐其文案，天津市武清區人民法院一審判無罪
但精神損害撫慰金怎麼算？無罪羈押六個月以上，屬於法律規定的“造成嚴重後果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就是前述人身自由賠償金總額的50%以下，只有後果特別嚴重的才在50%以上酌定。比如吉林金哲紅、江西張玉環好像都是75%，這樣的標準其實是偏低的。失去自由的精神損害，豈是這點錢能衡量的呢？國外動輒幾千萬的天價絕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唐其文的國家賠償申請中，他還提出了作為民營企業家，因為錯誤被羈押，自己正在推進的專案擱淺，直接經濟利益損失近2億，而且被羈押期間，自己父親去世也不能奔喪，造成人生莫大遺憾。由於公訴人沒有秉持客觀公正原則，他也額外提出，要求停發公訴人工資。不過，這樣的請求，不見得能獲得支援。據接待我們的檢察院工作人員透露，該案原公訴人已被調崗。
唐其文去年獲得無罪後，就主動提出來，獲得的國家賠償不論多少，都捐出來，成立一個洗冤基金，為那些蒙冤而又無力支付律師費的人提供援助。他說，自己淋過雨，就想為他人撐傘。我覺得，這堪稱人間大愛。我們雖然也為很多蒙冤的窮人提供過援助式的辯護，但如果真有洗冤基金作為後備，可以團結更多的律師，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楊剛獲得無罪判決後，尚未提出國家賠償請求。他聽某位記者建議，說想申請一元賠償，羞辱辦案人員。我及時勸止了他。因為所謂的一元賠償，是有些小額的民事侵權案中難以估算賠償金額時提出來的一種概念，並不適用於身心遭受重大損害的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國家賠償都是能提多高就多高，所以以前經常聽聞數千萬的賠償申請，目的就是警示。若你不在乎錢，完全可以捐給洗冤基金，但也別便宜了辦錯案的機關。
楊剛案，廣東佛山南海區人民法院發回重審後一審判無罪
當然，再多的錢其實都彌補不了失去自由的日子，甚至都補償不了自己遭受的直接損失，也沒有人能透過國家賠償去發家致富。但國家賠償義務的存在，以及錯案追究本身，就是在警示那些肆無忌憚、翫忽職守、草菅人命、枉法裁判的人，任何人都應當守法，哪怕你手握公權力。不要以為這是職務行為，納稅人會為你的錯誤買單，系統內部還有追責呢，真追究起來，其實誰也承受不了。
敬畏法律，善待生命，應該刻在每一個執法、司法人員的心中。這些天，見過警察、檢察官、法官實名舉報的，也見識了政法委書記、監委主任網上喊冤的，他們揭開的，或許是他們曾習以為常的權力濫用，他們期盼的，可能也是很多普通老百姓孜孜以求的公平公正。法治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是體現在宏大敘事背後的細節裡，如我在訴，換位思考，誰都有可能成為程式不公、冤假錯案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