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 Kerstin de Wit 博士和她的研究團隊感到震驚的並不是急診醫生們在倦怠調查中對每個陳述的評分（從“從未”到“每天”）。

讓他們感到震驚的是醫生們在最後一個可選的開放式問題中的回答：“關於您的經歷，您有什麼想告訴我們的嗎？”

“這太可怕了。20年來最糟糕的一次。沒有光，只有黑暗，”一位醫生說。

另一位回答說：“環境正在慢慢淹沒我，越來越難以呼吸到新鮮空氣。在急診室工作了 23 年之後，我想我再也堅持不了一年了。”

“我受夠了。”

調查發現，自 COVID 疫情發生以來，急診醫生的情感耗竭和去人性化——即缺乏對他人的同情能力，一種因感覺身心俱疲而產生的情感疏離和麻木——水平有所上升，而這種情況對患者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

金斯頓皇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 in Kingston）急診醫學教授兼急診醫學系研究主任 de Wit 說：“最令人震驚的是聲音是如此一致。”

“並不是說我們收到了好壞參半的反饋。98%的評論都是關於負面經歷或感覺非常絕望的，”她說。

“這真是一個重擊。”

這項研究調查了 2020 年 12 月加拿大急診醫生的倦怠率，以及 2022 年秋季同一批醫生報告的倦怠率，當時急診室同時受到了呼吸道合胞病毒和 COVID 的衝擊，孩子們返校後，這些病毒又如潮水般湧向急診室。

de Wit 說：“病毒和 COVID 簡直瘋了。”精疲力竭的醫生和護士們加班加點。家屬們面臨著悲慘的等待時間。據報道，有人在擔架上被折磨了好幾天，或者在等待被轉移到樓上的病床時死亡，這些故事令人毛骨悚然。

如今，急診室裡仍然擠滿了等待轉入病房的病人。在安大略省，5 月份的平均等待時間為 18.8 小時。在政府規定的 8 小時目標時間內被轉移到病床上的病人不到三分之一。急診科報告的“寄留”人數創下了歷史新高。“寄留”是一種非人道的做法，即在病人入院後，由於樓上沒有空床位而將其安置在走廊或臨時空間。據 CTV 報道，在新斯科舍省，急診科去年的死亡人數創下了六年來的新高，從前一年的 558 人增加到 2023 年的 666 人。

加拿大急診醫生協會的一個特別工作組稱，有些人因尚未確診的心臟病發作或中風而等待數小時，這些疾病需要時間敏感的治療，如破除血栓和恢復腦部血流的藥物，但“在混亂中被忽視”。

據發表在《加拿大急診醫學雜誌》上的一份報告稱，如果最近公佈的英國每週因急診人滿為患導致的死亡人數分析在加拿大成立的話——鑑於加拿大的擁擠統計資料比英國還要糟糕，沒有理由不成立——估計每年有 8000 到 15000 名加拿大人因醫院人滿為患而死亡。

急診科醫生詹姆斯-沃勒爾（James Worrall）和保羅-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寫道：“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很少討論這一超額死亡率。”

“醫生、政治家和媒體經常把醫院擁擠和急診室病人等待時間過長說成是一種不便，而不是致命的因素。”

據《蒙特利爾日報》（Le Journal de Montréal）報道，去年 8 月，一名 73 歲的婦女因動脈瘤在魁北克省喬利埃特（Joliette）的一間急診室等待 17 個小時後死亡。魁北克省衛生廳長克里斯蒂安-杜貝（Christian Dubé）今年 3 月在議會回答反對黨提問時說，這名婦女的死亡是分診錯誤造成的，“非常不幸”。

安大略省患者監察專員在2022/23年度收到了4300多份投訴，比上一年增加了33%，是自2016年設立以來的最高數字。醫院佔了投訴的一半。在與急診有關的投訴中，“最令人擔憂的是越來越多的投訴稱，嚴重的健康狀況未被識別或治療，導致患者離開醫院到其他地方尋求治療，或造成嚴重後果，包括患者死亡。”

報告包括一名女性在急診室等待期間流產，並在衛生間內大出血幾乎暈倒的案例。另一個案例中，一名患者在一週內多次因呼吸急促和胸部沉重被送往急診室，但每次都被檢查後送回家，最後一次急診訪問不到24小時後被發現死亡。

但患者監察員指出，急診人員面臨的壓力一直沒有減緩，這是床位和人員短缺造成的後遺症，COVID 又加劇了這一問題，過去三年來，家庭醫生危機、看專科醫生的延誤、不協調和分散的醫院流程以及需求更復雜的老年患者等因素又使情況變得更糟。急診醫生在椅子上或候診室裡為病人做檢查。走廊醫療已經成為常態。有些人在儲藏室裡接受治療。越來越多的急診醫生不得不告訴病人：“你得了癌症”，因為他們在對可疑症狀（如突然出現的令人費解的體重減輕或可以摸到的腫塊）進行檢查時，要面臨長達數月的等待。醫生們告訴 de Wit 的團隊，急診室已成為該系統失敗的“垃圾場”。

研究人員在《急診醫學年鑑》（Annals of Emergency Medicine）上寫道：“最普遍的主題是醫療保健系統已經崩潰。”de Wit 說：“他們覺得需要幾十年才能恢復。”

接受調查的醫生描述了“可怕”和“不安全”的工作條件、精神傷害、悲觀情緒和無力感。在 2022 年，59% 的醫生報告了高度情感耗竭，高於兩年前的 41%；64% 的醫生有高度去人性化，高於 53%。

在去人性化的情況下，醫生可能顯得冷漠無情。de Wit 說：“病人很容易察覺到這一點，這很令人不安。”在去年安大略省的急診經歷中，缺乏敏感性和關懷是最常見的投訴之一。de Wit 說，在大多數去人性化嚴重的情況下，“我認為人們只是努力在水面上掙扎。”

而水位在上升。一位接受調查的醫生說：“我已經厭倦了人們談論職業倦怠。我感覺到的不是職業倦怠。這是精神傷害。無論如何‘自我護理’都無法讓我的病人在今天及時進入手術室，或者讓他們有床位……這是因為我無法提供我受過訓練提供的、患者需要和應得的護理。”

de Wit 說：“醫生職業倦怠是一個巨大的患者安全風險。”它增加了醫療失誤的風險–用藥錯誤、誤診和草率決策。她說，職業倦怠就像一種身體疾病。“你沒有發揮出最佳水平；你感覺不舒服。”她說，這還有可能進一步消耗勞動力，因為除了優秀的護士之外，加拿大正在失去優秀的醫生，“比如，那些把自己的職業生涯奉獻給急診醫學的真正優秀的人，他們已經決定不再想做這個了。”接受調查的醫生年齡中位數為 42 歲，男女人數大致相當。

全加拿大有成千上萬的急診醫生。我們無從得知 2022 年參與調查的 381 名醫生是否能代表該領域的所有從業人員。

但 de Wit 擔心，“作為一個職業，我們已經成為受害者。”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de Wit 說，醫院的病人多於床位，而家庭醫生的數量遠遠不能滿足人口的需求。缺乏長期護理床位和家庭護理——所有這些都給急診帶來了壓力。

de Wit 說，在危及生命或肢體的緊急情況下，“我們會把病人從搶救室中轉移出來，”de Wit 說，“但搬出去的人現在卻在走廊裡。當人們被分流到候診室，但卻需要等待 12 個小時時，就會出現其他潛在的危險。如果情況有變，沒有人為他們提供幫助，或者他們的病情惡化沒有被發現，這就會成為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醫生們說，這往往只是一個又一個的“創可貼”解決方案，比如增加更多的走廊空間，或者“超負荷協議”，而不是想辦法從長遠解決危機。

de Wit 說：“如果急診系統崩潰或失靈，就會威脅到加拿大人的整體健康。我們是進入醫院的主要入口。如果我們不能在急診科做好工作，如果我們不能做好診斷、治療和分流工作，患者將遭受巨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