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維舟
來源：維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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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左二）被解救
朋友去清邁，上計程車後，司機開始放導航提示，居然還是中文的，她驚異：“你還會中文？”司機說：“不，這是因為你們中國人擔心被噶腰子，我才這樣，好讓你們安心。其它國家的遊客都沒這樣的憂慮。”
演員王星日前在泰緬邊境被綁架的事傳出後，我就想到了這個故事。國內恐怕難免因此強化了“那裡很亂”的印象，但從泰國人的角度來說或許才覺得冤枉，因為那往往是“一些中國人在坑另一些中國人”，只是發生在泰國的土地上，最後卻是泰國的形象被抹黑。
這不是孤立的個案。不止在泰國，在海外各地，坑中國人的往往也都是中國人，對於一個向來把“同胞”視為緊密整體的民族來說，這個真相著實令人難堪，但這究竟是為什麼？
首先的一點，我想是中國人的行為缺乏一種內化的制約。
一個人要在任何地方都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必須將法律或道德的信條內化，哪怕沒人看到，也不至於做出違法犯罪之事。然而這在中國從未深入人心，相反，法律只被視為一套嚴苛而不必要的外部管控，道德則僅限於熟人社會內部（所謂“兔子不吃窩邊草”），出了這個小圈子都無所謂。
其結果，有些人覺得法律和道德都是有空間範圍的，只要一齣國境，自己就“自由”了，可以不受約束地做任何無法無天的事——反過來說，這些人內心原本就是無法無天的，因為他們從未真心認同過法律和道德，只看作是強加於自身的限制，到海外就終於可以拋開了。
多年來，我一直聽到有人說，公海是不受任何國家法律管制的，因此可以自由開賭。這種說法是否屬實，我沒有興趣核實，但我注意到是，很多人談到這種“自由”時是如何的眉飛色舞。這印證了近代一些學者的判斷：中國人平日面臨重重束縛，但內心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渴望著可以“不受限制地去做任何事”。
更重要的是，由於道德觀“內外有別”，中國人很容易抱有雙重道德觀：只要你坑害的不是自己人，那你就還是好人。在豫東、皖北的一些村莊，一些人在外發達了回鄉，廣為稱羨，雖然有時明知他們在異鄉可能是乞討，甚或是坑蒙拐騙的勾當，但那又有什麼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海外”就成了一塊“法外之地”——那裡不受中國法律管轄，很多人又無意遵守當地法律，更不必有什麼道德負疚感，反正賺到錢了衣錦還鄉就是了，誰還管你的錢乾不乾淨？
如果是這樣，那又涉及另一個問題：這些人出國後，有本事去坑外國人好了，為什麼選擇對中國人下手呢？
事實上，網上輿論最不能原諒的也是這一點，彷彿同樣是犯罪，禍害外國人也罷了，禍害同胞就尤為令人不齒——這本身也是一種“內外有別”的雙重道德觀。這和那些犯罪者的觀念其實是一致的，只不過彼此對“內/外”的界定不一樣罷了。
對那些嫌犯來說，找中國人下手當然是因為更容易得手了：犯罪也需要找準獵物，知道怎樣才能讓對方入坑，並清楚怎樣才能事後不至於暴露。嫌犯當然更瞭解同胞的弱點，無論是語言技能、社會關係還是後續處理，把控起風險來都比找外國人下手輕鬆多了。
那麼，這些被坑的受害者又為何會上當呢？難道僅僅因為對方是中國人就天然信任了嗎？
前一陣，有人在網上爆出經由作家野夫中介在清邁買房的糾葛，雙方各執一詞，我也不擬判斷是非，我好奇的是：野夫這一方或許做法不規範，但清邁買房的話，規範的當地中介也多的是，為什麼要透過他？
一位居住清邁的朋友說：“當然是因為既不懂英語，又相信大V。這種人不割他韭菜都有點浪費。用小紅書看看資訊也不至於這樣吧。”
語或刻薄，但確實道出一個關鍵點：很多中國人即便到了海外，信任的往往也不是專業，而是熟人關係，似乎只要找對人就完事了。這也不意外，想想看，多少人在國內辦事都習慣了，無論大事小事，第一反應就是“找關係”。
這不是為了“指責受害者”，而是說明一個事實：一些人被坑，原因就在於他們本人缺乏辨別能力，而誤以為“關係”是比“專業”更值得信任的，然而，陷阱往往就埋藏在其中。
現在出了這樣的事，一些人的反應又倒向另一個極端，變得對只要沾上“泰國”就一概不信任。因為傳聞騙王星那個導演也是被騙去才入夥的，現在有的人就覺得所有人只要住在泰國，肯定是被詐騙團伙控制了，想騙別人去。
我那位定居清邁的朋友，前幾天因為知乎有人問“王星事件後還有沒有人敢去泰國”，她說“我就住在這裡，還去了柬埔寨，感覺不錯”，結果被一幫人罵成園區HR，問她是不是要噶腰子。
這些應激反應有多誇大且不論，有一點倒是值得關注：這種“中國人坑中國人”的事對熟人社會的道德觀是一副猛烈的毒藥，越來越多人會提高警惕，知道僅憑“中國人”這個身份或什麼七彎八繞的關係並不足以構成信任的基礎。
實際上，這些年國內社會（尤其女性）最警惕的，就是親密關係中的操控、宰制和剝削。在這方面，家暴、傳銷、海外電詐等種種事件，都在摧毀中國人對“關係”的信任，因為人們赫然發現，那麼多恐怖的事，竟然都埋藏在自己原本信任的人際紐帶中。這不能不讓人醒悟：如果這些都是欺騙性的，那麼個體的獨立自主難道不才是最重要的嗎？
這肯定不容易，但我們畢竟要學著成為一個現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