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昨天北影節公佈了完整片單，在特別放映·電影與和平單元，長達566分鐘的紀錄電影《浩劫》也位列其中。用9個多小時的篇幅引領觀眾銘記那段讓人難忘的歷史。凹凸鏡釋出這篇由作者調反唱唱撰寫的影評《浩劫：大屠殺中彼此矛盾的三種面孔》，以饗讀者。
浩劫
Shoah
導演：克洛德·朗茲曼
型別：紀錄片
片長：566分鐘
年代：1985
浩劫：大屠殺中彼此矛盾的三種面孔
歌唱者的眼神呆滯，表情悲苦，所唱歌曲的詞句和旋律卻優美動聽：“女孩不要哭，不要如此悲傷，因為可愛的夏天就要降臨，我也會隨著它歸來。當行軍路過，女孩們紛紛開啟門和窗……”。歌聲飄過遠處白色的教堂，迴盪在森林的深處，好一片寂靜悠閒的田園風光。
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血淚史《浩劫》長達9個小時，看過的人恐怕永遠也忘不掉。
導演朗茲曼曾說：“如果因我的電影瞭解到事情真相的人超過3000個，這事就算過去了”。
顯然他低估了[浩劫]的影響力，這部滿是痛苦、死亡、哀嚎、淚水的史詩紀錄片，所到之處無不掀起一場無邊無際的大討論。從1985年在法國首映開始，它在世界各地形成了空前的轟動性。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已經有7000萬觀眾看過《浩劫》。
朗茲曼先生於2018年7月5日去世，他一生都在拍攝與猶太人大屠殺相關的紀錄片，這一執念已不能僅僅用情懷或者社會使命感來解釋了。
揭秘納粹為毀滅猶太人制定的“最終解決方案”，是[浩劫]的目的之一。朗茲曼用一種散漫的敘事結構處理殺人犯、倖存者和旁觀者，對同一事件的描述。從他們口中，觀眾可對那些無法復原與重演的可怕過去自行想象。可是出於不同立場，這些人的證詞不可避免地走進“羅生門”。
真相到底是什麼？我們該相信哪一方？朗茲曼拒絕解釋，他相信觀眾自有判斷。
全片歷史影像完全缺席，風景、面孔和記憶取而代之。
猶太人：倖存者
大屠殺的倖存者，大致分為兩類。
其一，是因某項特長被納粹招募為所用，暫時免遭殺害，而後在納粹滅絕特遣員時，僥倖逃生的猶太人。他們生命的長短取決於納粹消滅猶太人的數量和頻率，若裝載同胞們的火車沒有到達，他們就要被殺死。
有人感到絕望：“這是一場海嘯、風暴，船隻沉沒了。而我們活了下來，什麼也做不了，只能看著每一個海浪湧來，然後隨波逐流。做好準備迎接下一個大浪，然後不惜一切代價地破浪前進，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倖存的特遣隊員邁克爾·波德齊萊布尼科，在搬運屍體時，發現被毒死的妻子和孩子。
在全片數不清的不寒而慄的場面中，有一次對話，是朗茲曼採訪曾經在毒氣室工作的理髮師本巴。在訴說從前的記憶時，本巴數次哽咽到說不下去，可是朗茲曼不間斷地刺痛他，殘酷地逼迫他把一切說出來。朗茲曼甚至哀求本巴：“我向你道歉，求求你了，我知道這很難，可是你知道這部電影很重要，你必須繼續說下去”。
在集中營，本巴曾為即將被送去毒氣室的女人理髮，被採訪時他心不在焉地工作著。
另一類倖存者沒有進過集中營，像朗茲曼和他的家人一樣，在地下室躲過了一劫。但這絲毫不能減輕他們身上的悲劇性，因為宗教與家庭將他們緊緊團結在一起，個體的孤獨讓他們失去了歸屬感。
與此同時，他們也為自身的倖存感到內疚，一位老婦人對著鏡頭潸然淚下：“我何德何能可以逃脫厄運，這是我的同胞們無法逃脫的命運，是整個民俗的宿命”。
祖父母在波蘭被納粹殺害時候，這位倖存者還是個孩子，被朗茲曼問到“是否想回到波蘭”時，她堅決搖頭。
德國人：殺人者
當年的納粹劊子手大多生活無憂、家境寬裕，隱藏著曾經的罪行。朗茲曼試圖靠近他們，卻遭到辱罵、毆打甚至險些喪失性命。後來他想到了用錢去解決，希望他們談一談自己過去做過的事。
猶太人給納粹錢，這行為本身就是一個悖論。
朗茲曼從不迴避自身對紀錄片的干預，為追求大屠殺真相，採訪前黨衛軍時，他一邊偷拍，一邊欺騙對方談話不會被記錄。
有時，朗茲曼也連珠炮式地不停追問，與劊子手假裝進行日常對話，在對方猝不及防的時候提出尖銳的問題。最為精彩的是，他以一個猶太人的身份出現在曾經的殺人者面前，讓他們神情緊張、汗流浹背。
不斷扶額擦汗，自稱什麼也不知道的“普通官員”前鐵路局長。
為接近貝澤克滅絕營的指揮官沃斯，朗茲曼多方走訪，得知他在慕尼黑開了一家酒館。為了不引起懷疑，劇組假裝在酒館拍攝關於當地啤酒的紀錄片。三天過去了，當酒館的所有人已經習慣攝影機的存在時，沃斯依舊錶現出對鏡頭的恐懼與迴避，就連“一天賣出多少升啤酒”的問題也拒絕回答。
等朗茲曼終於決定向他發問時，鏡頭記錄下了全部。
鏡頭先是拉近到一張黑白照片的特寫。
緊接著，朗茲曼把它橫在躲閃的沃斯面前，咄咄逼人地問：“沃斯先生，你還記得這張照片嗎？還記得貝澤克嗎？”
沃斯沒有回答，他侷促不安地扶額、低頭、轉身，最後靠著離攝影機最遠的一堵牆大口地吸菸。
也有的時候朗茲曼選擇更為緩和的提問策略，先讓前納粹們說說工作內容，不談論自己。一位前黨衛軍下士認真地給朗茲曼講解毒氣室的工作原理，用異乎於常人的理性，描述婦女在得知自己將死之前失禁的生理原因。
當朗茲曼逼問道德問題時，他們無一例外地推卸責任，前德意志鐵路第33號局長最誇張，堅稱從沒見過火車。
即便承認無形中殺害過猶太人，前納粹分子們也把自己的所為解釋為“平庸之惡”，否認自由意志可以支配。
隸屬於前德國行政部門的華沙猶太區委員長說：“我們只是傀儡，沒有任何權力”。朗茲曼反駁道：“你有權力，你是德國權力的一部分”。前委員長剋制住自己的情緒，身體向朗茲曼慢慢湊近：“朗茲曼先生，我們的爭論是無結果的，你把我的角色高估了”。
波蘭人：旁觀者
一位波蘭人在特雷布林小鎮廣場，發表猶太人“罪有應得”的言論。
集中營的集中場域在波蘭。生活在那裡的當地波蘭人在大屠殺中扮演的，是見證人的角色。朗茲曼來到一個叫特雷布林卡的小鎮，猶太人建造的華麗住所圍聚在鎮中心的廣場上，只是裡面居住的都是波蘭人。
波蘭人是如何得到住所和變得富裕的，答案很明顯了。
朗茲曼採訪波蘭女人們：“你們喜歡猶太人嗎？”其中一個婦女笑著說：“只有這裡的男人喜歡猶太女人，她們比我們漂亮。因為她們富有，所以不用工作，只想著美貌和衣服。而我們則又髒又醜”。她的眼神里透露出掩藏不住的嫉妒。
猶太人被納粹帶走後，波蘭女人從此沒有了競爭者。
猶太男人的處境也不太樂觀。一個波蘭工人提起猶太人一臉嫌惡：“他們很髒，也很不老實，我希望他們離開。當然比起殺害他們，我更希望他們去以色列”。
波蘭人討厭猶太人的深層理由大概是，在納粹到來以前，整個波蘭的資產都在猶太人手上。
在朗茲曼進行採訪的過程中，小鎮裡的波蘭人都圍成一團，或者是站在窗臺上看熱鬧。這樣的場面彷彿復刻了當年猶太人被納粹抓走時，波蘭人的旁觀態度。
波蘭人“看客”的心態，投射出一些令人難過的事實，那些黑暗的難以啟齒的人性。
大屠殺結束了，納粹銷燬了大部分證據。留在歷史書上的只剩下一個個沒有血肉的、冰冷的資料。如果不把這些抽象的數字用具體的形式展現出來，後人就永遠不會記得這個民族曾經歷過的苦難。
1974年，面對反猶主義的再次興盛。在大屠殺中躲過一劫的法國導演克洛德·朗茲曼,開始意識到作為猶太知識分子，所面臨的赫拉克勒斯式艱鉅任務。
11年後，他交出了《浩劫》。這是他走訪了14個國家，拍攝素材超過300個小時，後期剪輯5年的成果。這部驚世駭俗的紀錄片，最終剪輯版長達9個半小時。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猶太屠殺題材電影。
“我是一個猶太人，這是我生命中壓倒一切的力量”
–克洛德·朗茲曼
《浩劫》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具屍體，卻營造出一種無時不刻存在的死亡氣息。這樣的氣息是用風景、面孔和聲音建構的，甚至包括那些沒有人說話，只有風呼呼吹過的寧靜時刻。
沉默無言的風景與沉重罪惡的真相對應，傳遞著緬懷與哀悼之意。
在鏡頭的指引下，觀眾彷彿跟隨著當事人重訪了事發現場。在寂靜的空氣中，心臟顛簸，靈魂顫抖。
森林
當下森林和平寧靜，即使在從前，每天焚燒掉兩千具猶太人屍體的時候，這裡也依然寂靜安寧。
在林子深處有一個叫“醫療室”的地方。那兒離鐵路很近，是處決老人和病人的秘密刑場。從特雷布林卡的火車站出來，走過斜坡，只有一條小路通往這裡。這個刑場甚至沒有做任何掩飾，沒有圍牆，只有一個頂棚。納粹把紅十字的旗幟插在拐彎處，指引著不適合進毒氣室的老弱病殘來到這裡。
這些虛弱的人，大多是坐在破爛的厚木板上被槍決的，他們甚至沒有足夠的力氣站著迎接死亡。
朗茲曼與曾經的焚屍人走進處決森林，他問：“這裡應該有不少動物吧，那有人打獵嗎？”焚屍人答：“只有‘獵’人行動，逃跑的猶太人在這被槍殺”。
森林除了處決病人、焚燒屍體之外，還承擔著掩蓋罪行的職能。1943年初冬，納粹開始種植松樹，這些樹木在三到四年內可以長得異常茂密。一陣風吹過，樹葉發出密集的簌簌聲。連森林深處的哀嚎，也一併覆蓋。
從外面看這片森林，絕對想不到它所埋葬的一切。
大屠殺倖存者，曾經的焚屍人站在草地中，感慨萬千：“簡直不敢相信我又回到了這裡，沒有人敢試著回憶這裡發生的一切”。
大屠殺是不可描述的，即使是當事人彼時彼刻身在事發處，也無力重述它的細枝末節。
火車鐵軌
火車轟隆隆地開過田野、遠山、叢林、夕陽，擁擠車廂裡的猶太人預感到即將發生可怕的事。但沒有一個人想得到，他們要被集體殺害。
有時鏡頭掃過火車鐵軌，抑或是穿過通往集中營的森林小路，沒有人聲，只聽得到風聲和汽笛聲，我彷彿跟隨著不幸的人們走向死亡，可又因知曉一切而悲苦萬分。
火車將猶太人從歐洲各處運到奧斯維辛，有的長途跋涉長達十天以上。體質較差的婦女、小孩和老人在到達終點時，就已經死在了擁擠的悶罐車廂裡。
快要進站的時候，會波蘭語的猶太人詢問鐵軌邊的牧羊男孩：“我們這是去哪？”男孩沒有說話，做了一個抹脖子的動作。陽光照耀著通往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路，迎接這群客人的是穿著納粹軍服的死神。
1944年以前，有175萬人透過鐵路送到比克瑙，再由鐵軌盡頭的小車送到奧斯維辛的毒氣室。
整個集中營運作的原則就是，從火車進站到進毒氣室為止，絕不能讓那些猶太人，知道他們將死的命運。否則會引起恐慌，既而在鐵路邊上引發血案。擾亂秩序就是浪費時間，意味著耽誤殺人效率。
那些試圖告知同胞死亡預告的特遣員(參見前文)，會被棍子打死，或者帶到車廂後面被槍殺。況且，告訴這些疲憊不堪的人也無濟於事，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挽救他們。這個悲痛的訊息，只會在他們生命的最後階段，徒增難以承受的痛苦。
一個特遣員在毒氣室遇見朋友的妻子，告訴她“將在三個小時內被毒死”後，所發生的一切。
在特雷布林卡，朗茲曼找到了當年被納粹僱傭的開火車的男人，他還活著。舊火車準備就緒，朗茲曼請求他重回駕駛室再現當年的場景。這個已經垂垂老矣的男人穿著制服，在駕駛室站著，時不時地往後面張望。
亨裡克·夫考夫斯基的司機生涯貫穿集中營的始終，每天清晨六點上班，在鐵軌的另一邊有20列火車等著他。
他回憶道：“我極端痛苦，在不喝酒的狀態下根本無法工作。”這些酒是德國人給的，為了麻痺他的良知。
亨裡克在火車頭聽見人們的慘叫，心亂如麻，“一個人再鐵石心腸也無法對此無動於衷”，他說。
河對岸
翠綠的草叢和發著嫩芽的柳樹，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之上。緩慢劃舟的船伕的對面，站著一個唱歌的男人。
河水、教堂、城堡、森林，這裡是可愛的波蘭小鎮，可倘若你聽見教堂裡悲愴的歌聲
，看見人們渙散悲苦的眼神，還會如此認為嗎？
歌唱者的眼神呆滯，表情悲苦，所唱歌曲的詞句和旋律卻優美動聽：“女孩不要哭，不要如此悲傷，因為可愛的夏天就要降臨，我也會隨著它歸來。當行軍路過，女孩們紛紛開啟門和窗……”。歌聲飄過遠處白色的教堂，迴盪在森林的深處，好一片寂靜悠閒的田園風光。
朗茲曼在以色列找到已經47歲的斯萊伯尼克，說服他重回故地，再次唱起那首歌。
對於曾經在大屠殺時期，聽過這歌聲的倖存者來說，這樣美妙的嗓音卻讓人心跳加速。它把人拽回了死亡的邊緣，逼迫他們回想起發生在河對岸的一切。
這是一首德語歌，那個唱歌的猶太人曾經在河邊為納粹唱著它。他叫斯萊伯尼克，當年只有13歲半，嗓音乾淨清澈。納粹德軍教會了他這首歌，逼迫他為他們歌唱。是的，他在歌唱，心卻在滴血。
“如果你可以舔我的心臟，那會毒死你”。
少不更事的年紀，恐懼在他的心中刻下了永恆的烙印。經過他身邊的波蘭婦女對看守納粹說：“放這個孩子回到他父母身邊吧。”那個納粹回答：“別擔心，這孩子很快就會和他在天堂的父母相聚的”。
人們被殺戮，他卻被迫唱歌，對斯萊伯尼克來說，往事就像諷刺又荒唐的噩夢。
1945年1月8日，蘇軍到達的前兩天，納粹按照“工作名單”槍決特遣隊員們，就在這些“活死人”工作過的秘密處決地“醫療室”。子彈沒有擊中斯萊伯尼克的腦部，他逃出時被蘇軍救活。幾個月後去了以色列。
特雷布林卡小鎮的人們開心地圍在斯萊伯尼克身邊，他們記得這個曾經遭受苦難，而後死裡逃生的男孩，在一片歡樂的笑聲中，斯萊伯尼克表情複雜。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 電影少女放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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