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學人Scholar
據澎湃新聞報道，從施一公先生處獲悉，新四軍老戰士、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施平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13歲。
施平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的祖父。
公開資料顯示，施平原名施爾宜，1911年11月生於雲南大姚縣。施平中學時期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1926年於昆明投身大革命，1931年秋考入浙江大學農學院，任學生抗日會主席。
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施平任浙大學生會主席、杭州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主席，領導杭州全市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並任全國學聯執委特別委員會主席。1938年1月，施平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浙東南特委宣傳委員、雲和縣工委書記，在雲和期利用公開身份籌辦《雲和快報》，並先後發表了《剷除漢奸》《本縣沒有愛國健兒嗎?》等十數篇文章。
1939年冬，施平調往桂林，在黨領導的“國際新聞社”工作，曾秘密到上海擔任華東淪陷區新聞工作站負責人、香港分社記者、採訪部主任。1941年8月，施平同志進入新四軍蘇中敵後抗日根據地參加抗日工作。在此期間，受新四軍軍部委派，護送鄒韜奮到淮南軍部。1946年至1947年，施平任南通縣委書記、縣警衛團政委等職。
新中國成立後，施平曾擔任北京農業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上海市第八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是新中國北京高等教育的開拓者。
根據相關介紹，施平超過日本人薗部儀三郎（生於1911年11月6日），成為健在的亞洲最年長男性和全球第三年長的男性。
本文原題《施平：百歲老人的難忘歲月》，選自湯濤主編：《麗娃記憶：華東師大口述實錄》（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
主持人：施老，您好！您生活在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時期，親身參與了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偉大曆程。首先，請您談談早期的求學與革命經歷。
施平：我出生於清末民初的1911年，那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年，爆發了推翻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我的故鄉在雲南大姚，是個既美麗又貧困的古城。我的曾祖父是明經進士，祖父是貢生，到父代家道中落，降為城市貧民。我共有兄弟姐妹七人（兄一、姐二、妹一、弟二，我是老四）。十二三歲時我就參加勞動，幫母親釀酒、養豬、做些零活，幫父親打馬燈照明，起早摸黑下鄉行商。
讀小學時，我的成績甚優，尤其是數學，老師出的難題我都能解答。每學期考試，我總是名列前茅，深得各科老師，尤其是數學、語文老師的讚譽。小學畢業後，母親下決心把我送到昆明上中學，她把“重振施姓家聲”、“光宗耀祖”的希望寄託在我身上。1926年初，年僅15歲的我跨出家門，告別大姚城，徒步三百多公里山路來到昆明，考入有名的“成德中學”。進人中學的第一年，發自廣東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就席捲到昆明，我這個來自閉塞山鄉的孩子，耳朵裡突然灌進了一堆了不起的、偉大的新名詞：革命、國民黨、共產黨、三民主義、共產主義……我最喜歡的詞是“共產主義”，將之理解為平均分配財產，剷除社會不公的好主義。我的頭腦中產生了人間天堂的幻想，並狂熱地嚮往著這個天堂。我參加了共產黨外圍群眾組織：“青年努力會”，並任學校的宣傳隊長。國民黨反革命後，宣傳打倒新軍閥蔣介石。
青年時代
我在城德中學讀到初中第五個學期，1929年春，跳級考取了雲南東陸大學（雲南大學前身）預科一年級，於是轉學進入大學讀書了。讀了一個學期，暑假開始前，我突然接到母親的來信，說家庭經濟困難，無力繼續供我讀書，從此我便開始漂泊、闖蕩世界。1931年春，我考進了美國教會辦的南京金陵大學；因學費貴，這年秋天，我轉考入了杭州的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森林系。“九·一八”事變爆發，浙大農學院率先成立全院性的“學生抗日會”，我被選為主席，隨後我帶領杭州市2000餘名學生赴南京請願，要求國民政府對日宣戰。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的第二天，我又和同學們率先發動浙江大學和杭州市學生集會並通電全國支援北平學生抗日救亡運動，我還被選為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和杭州市學生聯合會主席。1936年6月，我從浙江大學畢業，科學家竺可楨校長親自給我們頒發畢業證書。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我被派到浙江地區在黨的領導下從事統戰工作，1938年1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初期，我主要從事宣傳工作，用自己的筆桿子與敵人作鬥爭。我有多篇文章發表在當時的刊物上，還曾任黨領導的國際新聞社記者、國際新聞社敵後上海工作站負責人、香港分社採訪部主任。
1941年，施平攝於蘇中抗日根據地
1941年8月，我進入新四軍蘇中敵後抗日根據地參加抗日工作。1946年至1947年任南通縣委書記、縣警衛團政委。1948年10月，解放戰爭勝利在即，那時我在中共中央華中工委，負責籌建華中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和華中民主青年聯合會；1949年3月，我率領這兩個代表團，赴北平參加第一次全國團代會和全國青聯代表大會。
主持人：新中國成立後，您歷任北京農業大學副校長、黨組負責人、黨委書記和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將半生的工作生涯無私奉獻給了新中國的教育事業。您能談談在教育戰線的工作經歷嗎？
施平：我一共在兩所大學擔任過黨委書記，一個是北京農業大學（現為中國農業大學），另一個是華東師範大學。1953年10月，我到中央高等教育部報到，副部長劉凱豐陪送我到北京農業大學就職。那裡的師生們聽說我是浙江大學農學院畢業的，都歡迎我。那時我也在心裡暗自下決心，要在農業大學工作一輩子，把自己生命的未來貢獻給農業和農業教育。1954年，我隨中國代表團前往前蘇聯莫斯科，參觀考察了莫斯科各高等農業院校，並對蘇聯教育部進行了拜訪。回國後，我在教育部機關幹部大會上進行了回報，響應國家全面學習蘇聯的浪潮。我們搬來的一套經驗，在全國得到普遍貫徹。應該說，在我國高等學校學習蘇聯模式的功過是非中，我和代表團另幾位成員是有著小小的份額的。
然而此後的“反右”鬥爭將我拉入了漩渦。1 959年10月我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被點名批鬥，並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直到1962年5月才平反恢復工作，在上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農村辦公室副主任。當時我正值盛年，近三年寶貴的時光被無情荒廢了。好景不長，1967年年底，我又被北京農業大學造反派來人揪回校批鬥，我的家被他們反覆查抄，不僅把一些寶貴的、有價值的古書和內部發行的資料抄走了，最令我痛心的是把我多年積累的資料抄走並弄丟了。如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蒐集的我黨土地政策實施的報告、總結、調查，中央及地方的有關指示檔案，以及我親身參加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的一些筆記本。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損失，也是黨和國家的損失。一個月後，我被劃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隔離審查，在監獄坐了四年多牢才被放出，又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了兩年多。“文革”結束後我才得以徹底平反。
1978年7月28日，我從中共中央華東局農村工作辦公室調至華東師範大學（當時名為上海師範大學）任黨委第一書記。我到華東師大後，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平反冤假錯案，為轟動一時的“王申酉冤案”進行了平反。
1980年施平擔任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時與學生交談
主持人：您在華東師大的平反冤假錯案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們瞭解到，您還曾負責華東師大領導體制改革的試點工作，擔任華東師大校務委員會主任，您對這件事情印象是否特別深呢？
施平：這個事情是件大事，印象當然深刻。我們的試點工作，是根據中共中央的檔案，即鄧小平同志1980年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進行的。小平同志這個講話主要是講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及一些有關問題，系統地指出和闡述了原則性的意見。他通知教育部，大學可先行試點吸取經驗。
1980年12月27日，中央教育部制定華東師範大學試點，規定三年為期。在試點期間，學校可自行安排，不必報部批示。三年期滿，由教育部來進行總結。我們覺得試點工作責任重大，因試點工作經驗將在全國推廣。我們認真進行了這項試點工作。
我們學校在試點前的學校領導體制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分工負責制”，黨政不分，校長是由國務院任命的，在校內向校黨委負責。校以下院、系主任在院系黨總支領導下進行工作。
學校試點工作，從1980年年底開始到1982年9月，將近兩年，我們自己進行了一次兩年工作小結，取得了一定成績和經驗，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1980年任華東師大黨委書記時與學生交談。黨政關係上實行了黨政工作分開。由於黨委不再直接插手行政工作，就能集中更多力量，加強黨的建設和思想領導，實際上是加強了黨的建設工作；
第二，在校行政工作方面，建立了自上而下強有力的工作領導系統，保證了全校院系所有行政領導人有職、有權，也調動了領導們的積極性。透過黨員同志的先鋒帶頭作用，保證行政工作貫徹執行；
第三，在民主辦校方面，充分發揚民主，保證全校教職工享有參與管理學校的權利義務。改革起始，在充分民主醞釀協商的基礎上選舉產生了教師佔60%的教職工代表大會，作為全校最高行政組織，這也體現了主要依靠教師辦學的精神。在全校教職工中反覆協商討論的基礎上，教職工代表大會選舉出學校校長，選舉了校務委員會及其主任作為代表大會閉幕期間的權力執行機關（根據教育部規定，試點結束後，校務委員會取消）。校務委員會的成員主要由學校教授、各院系主任等組成，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教授治校的精神。
在開始試點的時候，我們預計鄧小平同志講的體制改革原則將寫在黨十二大即將修改的黨章上，但十二大公佈的修改黨章上並無修改。接著教育部通知我們，試點工作即行停止，宣告結束。
主持人：這個試點最後沒有堅持下去，但您覺得對我們今後的工作有沒有借鑑意義？
施平：20世紀80年代初在華東師範大學進行的領導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未得總結推廣，十分可惜。我90多歲時，曾到學校檔案館查詢整理當年的相關檔案，整理出來後，我將這份材料寄送給了教育部長，希望作為教育改革的參考。我依然認為改革是有必要的，大學實行黨政分開、民主辦校、教授治校是好的。
主持人：20世紀80年代，您就提出要把華東師大建設成研究型師範大學，如何理解“研究型”？
施平：1951年，華東師範大學成立之初，以“培養人民教師”為己任，那是由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亟待需要教師發展教育的特殊歷史任務決定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我認為師範大學不僅要為國家培養教師，還應該要培養國家科學人才，培養科學帶頭人。我們國家只有科學進步，才能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更何況尖端的科學研究能夠為全人類造福。
主持人：所以這個“研究型”可以理解為與時俱進，具有超前意識與創新精神，致力於發展科學研究。
施平：是的。我們的教育不僅要培養老師，還要培養研究型人才。1979年，華東師大成立了計算機科學系。開始時遭到一些人反對，他們認為計算機科學是工科學院的研究範圍，與師範大學無關。這仍然是那種認為師範學校的培養目標只能是教中學課程的思想，他們不瞭解時代的發展已走入資訊時代、數字化時代、計算機時代。那時候，在國內的師範院校內設定計算機系，開設計算機課程和科學研究，華東師大是首家，不少綜合性大學也還沒有成立計算機系。
為了加強教育科學研究和培養教育科學人才，華東師大在1980年成立了教育科學學院，這是全國高校中最先成立的教科院，它的建立就是為了把全校的教育科研和教學的力量組織起來統一規劃。與此同時，學校還先後新建、擴建了一批科學研究機構，從組織上保證了科學研究工作的開展，活躍了學校學術研究的氣氛。這些科研機構包括：環境科學研究所、教育科學研究所、文字改革研究室、外國教育研究所、中國史學研究所、計算機應用研究室等。
1981年11月10日，華東師大隆重舉行建校30週年慶祝活動，近萬名師生員工都參加了。活動期間巡視了我們的科研成果，令人鼓舞。社會科學方面已出版著作100多種，自然科學研究成果也有近100項。僅1981年，我們就有10項科技成果獲得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獎，3項科技成果獲國家發明三等獎。
主持人：您與劉佛年校長共事五載，共同為華東師範大學的發展殫精竭慮，能談談對劉校長的印象嗎？
施平：劉佛年同志畢生從事教育，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為我國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從華東師大建校之日起，他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學校的建設和發展工作中。今天的華東師範大學成為一所新型的、學科齊全的、高水平的、聞名全國的師範大學，劉佛年校長功不可沒。
我從1978年到華東師大擔任黨委書記到1983年調離，近五年時間，這是學校建設和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劉佛年一直擔任校長。在這個階段，校黨委和校行政領導、我和佛年同志之間，工作親密無間，在黨中央和上海市委的領導下，群策群力，棄舊更新，創造性地開展了各項工作。劉佛年非常體恤教師，我們一起創立教師評獎制度，透過給教師發放獎金盡力改善他們的生活。
主持人：您對華東師大未來培養學生的目標，有何展望和建議？
施平：我覺得美國有些教育思想對我們很有啟發。教育要尊重人、啟發人的思想和潛在能量。學生不是一張簡單的白紙，不是老師在上面畫什麼就是什麼。現在的很多學生就記得老師說的，沒有自己的思想和創造，這是我們教育要改進的地方。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華東師大就確立了建立高水平師範大學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要大力發展研究。教師要努力提高教學、科研水平，培養高質量的人才。同時，教師還要關心學生的思想，用正面、積極、進步的思想影響學生。
還有我一直認為老師要培養學生的自治能力，激發他們的創新與獨立，要培養他們的自信。我曾和美國密西根大學的一名天線專家聊天，他說的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他說他兒子高中畢業後拒絕了家裡提供的費用，先選擇在礦區做了兩年礦工，自己賺足了經費後再進人大學。這是一種多麼難得的獨立精神哪！我們就該培養學生的這種獨立精神，鼓勵他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主持人：您剛才提到了學生的獨立意識很重要，但您曾說除了德智體外，學生的“群育”和“美育”也很關鍵，您怎麼解釋“群育”和“美育”？
施平：我覺得是“群育”很重要的。一個人在“群”裡面生活，要有“群”觀念，要尊重“群”的決定，不能一個人想怎樣就怎樣。當然，這不能與一個人應有獨立創新精神混為一談。大學生在校學習和畢業後所從事的職業，主要是腦力勞動，腦力勞動離不開個人的獨立思考和研究，這也容易產生離群的傾向。因此，培養他們對社會的重視、關心，提高他們的人際交往和在社會上處理問題的能力是很必要的。對大學生進行“美”的教育，是要提高他們的審美能力和美的實踐能力，使他們培養起對生活、工作的興趣與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