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山火還在燃燒。有一則好訊息,印度派來了消防隊進行支援。壞訊息是,在印度的幫助下,火勢更猛了。
還有一則好訊息,有人給洛杉磯送去了一份詳盡的重慶的撲火作業。壞訊息是,重慶的作業他們真的抄不來。沒辦法,這是民族基因決定的。
(以下是舊文部分)重慶的滅火之戰為什麼讓全國人民為之動容?這個原因很多,我先從家國情懷說起。重慶人民的家國情懷,在中華大地引起了強烈共鳴,也可以說引起了同頻共振。


下圖這個小夥子,騎摩托車已經兩天兩夜沒有休息,中暑嘔吐四次。長時間的勞作,讓他疲憊不堪,彷彿下一秒就能睡著。


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實話實說,要不是澳大利亞和美國,我們都不知道山火來了竟然可以不想辦法去滅,而是去逃。
也就是家國危難之際,中國人潛意識裡唯一的選擇就是想盡一切辦法、盡一切努力去保衛。所以中華民族從來都是一個戰天鬥地的民族。
中國古代史有內外兩條主線。對外,那就是中原王朝想盡一切對抗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對內,那就是自然災害的應對和山河的治理。
但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保衛家國。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獨特的家國情懷,深深地植根於民族血脈,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你還別不信,世界其他文明還真沒有這個家國情懷。美國沒有,歐洲沒有,拉美、非洲、南亞也沒有,東亞東南亞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多少有一點。
為什麼中華文明形成了獨特的家國情懷,而其他文明卻沒有呢?這有歷史的原因,也有地理的原因。世界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做出了不同選擇。
我們都知道,中國人都愛種菜。中國取回了月球土壤,大家最關心的竟然是能不能種菜。現在我們的空間站上有三位航天員,他們目前正在進行的試驗竟然還是種菜。


中國人走到哪兒,就能把菜種到哪兒。為了種菜,中國駐馬裡的維和部隊營地,經常把當地的沙漠開闢出一塊綠洲。

為什麼呢?因為中華文明是農業文明,中國古代講究的就是耕讀傳家。耕田可以事稼穡,豐五穀,養家餬口,以立性命。歷朝歷代,無不以農為本。
中國的古人堅信一個極為簡單的道理,雖然種地很辛苦,但不種地大家都得死,這是個亡國亡種的事情。
可古代種地又是個週期非常長的投資活動,隋唐之前基本上一年一熟。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全國上下,就指望這一季糧食來養活了。
這一季糧食,可以說是保命的東西。然而莊稼最大的威脅,則是外地的入侵和內部災害和動亂。
剛才說了,那個時候外部最大的威脅就是北方的遊牧民族。你這莊稼剛收好,他們就來搶,你說氣人不。
遊牧民族,人跟著牛羊走,牛羊跟著水草走。沒有了水草,就南下劫掠。居無定所,不會有固定的地盤,也不會有穩定的社會關係,自然沒有家國觀念。
而農業文明的居民,必然過的是定居生活,而且必須住在農田附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不可能住在城裡,早上騎著牛下地幹活。
不然剛走到田裡,抬頭一看到中午了,又該往回趕了。就算是沒到中午,牛跑了幾十里路,還馱個人,也沒力氣幹活了呀。
定居生活有個問題,幾乎所有的財產都是不動產,包括房屋和耕地。敵人來了,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啊,所以逃避不能解決外地入侵問題,必須直面面對。
如何直面面對?那只有建立防禦體系,比如蓋城牆、建要塞、興驛站,蓋烽火臺。這樣的大工程,也必須傾全國之力才能完成,因此必須需要建立中央集權。
而對內呢?最重要的是要發展生產、對抗自然災害和國內秩序。農業社會發展生產,那就是多打糧食,因此必須興修水利、建設家園。這都需要集中力量。
搬家不解決問題。定居和農業都離不開水源。就算搬家,無非是從這條河邊搬到另一條河邊,無法徹底根絕水患。逃無可逃,必須治水。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專治各種不服!中國人的倔強,都寫在這個字裡》,其中提到,中華文明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治水史”。
大禹治水可以體現出中國人家國情懷,面對大洪水,中國古人沒有指望神靈賜予諾亞方舟,而是選擇了與水魔搏鬥。
尤其是大禹本人,三過家門而不入,更是體現了舍小家為大家的奉獻精神。大禹的足跡,遍佈整個中原,各地都有禹王的遺蹟。
大禹治水,那是四千多年前的事情。距今五千年多年的良渚古城,本身就是一套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統,範圍超過了一百平方公里,由11條堤壩組成。

整個工程量十分驚人,如果一萬人連續幹,完工需要10年。從土方量來計算,良渚古城工程量大概有1000多萬立方米、是胡夫金字塔的三倍。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但是咱母親的脾氣你是知道的。面對大洪水,一兩個氏族部落根本就是束手無策。為了對抗天災,各氏族之間必須精誠合作,建立國家。
所以你看,我們的祖先為了種地多不容易。但也正是為了安安靜靜的種地,中國的古人也選擇了集體主義價值取向,集體改造自然,應對自然。這個集體就是統一的國家。
中國曆朝歷代,都十分注重改造自然環境(以便種地),比如周王朝就在中央設立了司空一職,工作內容就是掌管國內的水利航運和土木建造。
春秋戰國,就是農業國力大比拼的時代。奠定秦國國力的水利工程有都江堰、鄭國渠。都江堰和鄭國渠的修建,讓秦國有了兩大糧倉,為統一六國奠定了物質基礎。
除了改造自然環境,中國還形成了獨特的賑災和救助模式,一個是官方的,一個是民間的。面對災難,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都要進行賑災,古代叫荒政。
《周禮》中就記載了荒政制度,有十二荒政的說法。除了政府要組織排澇抗旱之外,還有散利、薄徵、弛力、施惠、舍禁和去幾等救濟制度。
什麼叫散利?散利就是凡遇到凶荒之年,官府借給、或送給、或賣給百姓種子和糧食,秋熟後再還給公家,使民得利。
中國古代自周朝以後,都是以十二荒政為基本框架進行賑災的。古代政府賑不賑災,直接關係到其統治合法性。
小的災害,地方政府可以應對。如果是大的災害,則必須中央政府出面,從其他地方調集物資進行支援,這就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漢武帝初期,山東發生了洪災,出現了嚴重的饑荒。於是漢武帝“下巴蜀粟以振焉”,那個時候就從四川重慶調糧食賑濟山東災民。
由此可看,中國古代社會對內的治理,也是圍繞種地展開的。古代中國人的夢想很簡單,那就是安安靜靜地種菜(安居樂業),現在還有不少人嚮往田園生活。
中國人對種地有多重視?從遠古神話就可見一斑。比如《后羿射日》這個故事,我們從小就知道,因為天上有十個太陽,太熱了,后羿就射下來九個。
其實你要看原文,你就發現不是因為十個太陽人受不了,而是十個太陽把莊稼曬死了。《淮南子·本經訓》中記載: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
中國人平時安分守己,敬神如神在,但如果不讓種地了,這可就動了命根子:曬死我可以,曬死我的莊稼,我跟你拼命!
中國為啥沒有形成萬能的一神教宗教?因為不方便種地。種地靠的是什麼?靠的是先人的經驗和積累,以及自己的勞動投入。
先人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把握住了農業生產的規律,也透過勞動為後世積累了房屋田舍、生產工具、水利工程等,所以中國人崇拜祖先,感恩祖先。
中國人無論是皇帝還是平民,都要兢兢業業。皇帝要守護祖上傳下來的江山社稷;普通老百姓也想要守護好自己的老宅子和一畝三分地,不然都沒臉去見列祖列宗。
中國人也敬神,但也服務於種地。中國的古代的祭祀活動,都是圍繞風調雨水來的,無論是祭天還是祭祖,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
北京天壇的主體建築為什麼叫祈年殿呢?祈年就是向神靈祈求豐年。每年正月,皇帝都要祭天,祈求五穀豐登、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四月還要祈雨)。

中國古人敬神但是不怕神,神也得各司其職,照章辦事。中國人刻畫的神仙形象,大多是行業標兵、道德楷模、勞動模範、愛國英雄、名臣良將等。
如果神仙不守規矩,凡人也可能掀桌子。具有反抗精神的神話故事有後羿射日、精衛填海、沉香救母、大鬧天宮、夸父逐日、哪吒鬧海等。
現實生活中,中國古代也比較唯物主義。儒家相信有鬼神,但不主張去追求和崇拜,孔老夫子定下了調子“子不語怪力亂神”。
比如漢文帝本來是一位明君,結果因為跟賈誼聊了聊鬼神之事,被《史記》記下來了,然後被嘲笑了兩千多年,正如李商隱所說“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孔子的儒家思想,其實也是服務於農業的。農業社會,大家聚族而居,生活在熟人社會,需要一套綱常倫理來規範,這套綱常倫理就是儒家思想。
在農業社會,國家的基礎是家庭,最核心的人倫是父子、夫婦、兄弟。在這個基礎上,又衍生出了朋友、君臣等人倫關係。
這些關係交織在一起,就是一個人生活的集體。最小的集體就是家,最大的集體就是國,或者天下。
比如孔子強調仁者愛人,也就是要親愛他人,對他人有同情心、對他人尊重,首先要孝親,從愛父母、愛兄弟、愛家庭做起。
孝親敬長是一個人仁愛一切的起點和出發點。然後由孝親敬長擴充套件到社會上,展開成“泛愛眾”,用愛心去對待別人,達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思想境界。
古代一個觀點,一個孝順的人壞不到哪兒去。孝一直是評價一個人、考核官員甚至評價皇帝的基礎性標準,所以中國古代講究以孝治天下。
孔夫子說過: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簡單來說就是孝是忠的基礎,你要找忠臣,一定要到有孝子的家庭中去選拔。
如果祖國是母親,那麼對祖國母親的孝就是忠。為研究核潛艇三十年失聯30年的黃旭華是這樣理解的:對國家的忠,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

長期儒家思想的浸潤,家國思想已經深入中國人的骨髓。進而形成了的高度社會責任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潛意識裡,中國人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也有天下人管天下事的俠義心腸。很平常的家務事,立馬可以上升極高的高度: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不要以為家國精神是讀書人的專利。1937年的沂蒙老區,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沒上過一天學、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但都知道一個道理:不能當漢奸。
這次重慶山火,重慶人民挺身而出,不畏艱險,用於擔當,展現出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就更向世界展示了保家衛國的家國情懷。
再往前看看,為啥說“川人從未負國”,也是巴蜀人民家國精神的體現。抗戰時期川軍提出了“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不還鄉”的錚錚誓言。

最近幾十年的案例,無論是1998年的抗洪救災,還是2008年的抗震救災,亦或是2020年的開始的偉大抗疫,都是家國情懷的展現。
我們面臨家園被毀,從來沒有考慮過放棄,只有迎難而上。為什麼我們密接和輕症也要去方艙隔離?因為要斬斷傳播鏈,我們要保護家人,保護弱勢群體。
《流浪地球》也是如此,當地球面臨被太陽吞噬危機的時候,中國作家沒有選擇乘坐“諾亞方舟”飛船逃離地球,而是選擇帶地球一起去流浪!
總之,中國古文明是農業文明,中國人有很深的戀土情節,“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家國思想。
但是西方國家,就沒有產生家國思想、家國情懷的基礎。剛才說了,中華文明是農業文明,但是伊斯蘭文明的源頭是遊牧文明,西方文明的源頭是海洋文明。
無論是古希臘還是古羅馬,都發源於地中海沿岸。那裡缺乏大河和大平原,不適合大規模的耕種,促使古希臘人走向海洋,要麼去海外貿易,要麼去海外掠奪。
無論是貿易還是掠奪,他們經常要面對陌生人和陌生世界,充滿了很多未知的風險。因此他們希望透過非常詳細的條款來提高貿易的成功率和穩定程度。
這就是所謂的契約精神。中國不是沒有契約精神,因為古代中國人生活在熟人社會,啥事都是熟人背書,你賴賬不還、做事不地道,名聲臭了,就社死了。
他們出海做生意或劫掠,有很多未知風險,需要有一個心理上無所不能的保護神,所以後來西方接受了上帝(基督教)。
基督教作為一神教脫胎於猶太教,猶太教的形成跟猶太民族的遭遇有關。古猶太人(希伯來人)居無定所,生活環境惡劣,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
當時猶太人需要加強團結,凝聚人心擺脫困境。為了應對增強人們應對未知困難的信心,需要一個神秘的權威力量,於是摩西創立了猶太教。
宗教在西方社會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有時候把上帝當成了背鍋俠。只要是上帝允許(包括默許),什麼事都可以做。
雖然大家都見不到上帝,但能見到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這就是羅馬教廷,羅馬教廷以上帝在人間的獨家總代理自居,各地教會再從這裡批發(神權)。
根據基督教教義,人人生而有罪,死後是要下地獄的。必須要經過懺悔,得到原諒後,才能升入天堂。
而總代宣佈,只有羅馬教廷具有赦罪的權力。他們掌握了讓人死後升入天堂的鑰匙,他們有權宣佈參加十字軍東征的人、到羅馬朝聖的人都能夠得到救贖。
很多人無法前往羅馬朝聖,後來羅馬教廷為了創收,製作了贖罪券,買一份就可以贖罪了。這簡直是直升天堂的綠色通道,也是辦壞事的護身符。
所以西方社會做人辦事,都是以對上帝的信仰為第一位的,無所謂道德不道德。當然,上帝本身很多行為都談不上道德。
上帝為了考驗以色列祖先亞伯拉罕是否忠誠,讓他用自己的獨生兒子以撒獻祭。亞伯拉罕一點沒猶豫,把兒子帶上山,準備殺了他獻祭。
雖然最後一刻被上帝阻止,中國人看這個故事會覺得不可思議,甚至覺得有點駭人聽聞,但在基督教中,亞伯拉罕體現了絕對的信仰,道德與否並非考量的重點。
還有諾亞方舟的諾亞,如果發生在古代中國,得知大洪水要來,畫面應該是這樣的,諾亞作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應該以天下蒼生為己任,苦苦哀求上帝。
如果上帝不同意,諾亞要麼死諫,要麼跟上帝翻臉,然後回去率領一幫人一起造方舟,一起築壩,要麼一起死,要麼一起渡過難關。
同樣是人類,你一個人溜去逃生,在中國要被罵成自私自利的叛徒。就算是活了下來,也是苟活。問題是在中國的語境裡,也對不住列祖列祖啊。
如果這麼做了,最後人類變成鬼,下了地獄到閻王爺那也不會放過他。這才是中國的故事版本,這樣一對比,我們就能理解中外價值取向的差異。
新航路的開闢,既有經濟利益推動(貿易或劫掠),也有宗教因素,那就是弘揚和傳播基督福音於全世界,哥倫布本身就是一個狂熱的基督徒。
哥倫布相信,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既然是替上帝辦事,那上帝一定會罩著,這就是為啥那時候西歐人普遍有進取精神和冒險精神。
當時有兩種觀念,第一,基督教國家有權力佔領異教徒的國土(不算侵略);第二,羅馬教皇有權力決定尚未被基督教統治者所佔領的土地的主權歸屬。
這就是為啥西方的殖民侵略如此的心安理得,包括屠殺印第安人,也包括販賣黑人奴隸,因為得到了上帝的許可證。
根據哥倫布跟西班牙國王的協議,政府出資資助他出海,如果發現了新的陸地和島嶼,他就是世襲總督,且可以獲得新土地上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當時無論羅馬教廷還是當地政府的政策,都是鼓勵出去殖民侵略的。這對於海盜和冒險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誘惑:成則會所吃饃,敗則入住天國。
西方殖民者,剛到北美需要印第安人幫助的時候,印第安人給了他們無私的幫助,他們稱印第安人為高貴的紅種人。
他們為自己精心構造了理論基礎,這個理論就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理論。這個理論,讓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屠殺印第安人。
當年希特勒也是這麼幹的,系統性地美化了雅利安人種和日耳曼民族,系統性地醜化了猶太人,為屠殺猶太人奠定了理論基礎。
根據文明與野蠻的對立理論,他們把印第安人塑造成了嗜血、殘忍、野蠻的形象,認為印第安人跟野獸無異,他們的存活簡直是對上帝伊甸園的糟踐。
當時著名的清教徒科頓·馬瑟汙衊印第安人是“古銅色的異教徒,比地球上所孕育的最邪惡的魔鬼還要邪惡”,並稱清教徒“樂意與他們進行任何戰爭”。
這種理論,迎合了殖民侵略者的需求,甚至把自己的屠殺變成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但實際上,他們就是為了霸佔印第安人的家園。
回頭再看澳大利亞和美國,這裡本來就不是他們的家園,他們只是鳩佔鵲巢的歐洲強盜而已,哪裡有什麼家國情懷。
再看看澳洲和美國的山火,不是因為滅山火風險大,而是因為滅山火風險大且收益低(預期)。他們才不管多少人流離失所,才不管會帶來多少生態災難。
2020年加州爆發了歷史上最嚴重的山火。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美國林務局消防專家馬爾科姆·諾斯說:不管投入多少人滅火,都不足以把火撲滅。
這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看待問題的角度,一切從資本角度出發。而資本的投入是要有產出的,不幹賠本的買賣。
相反,如果高風險高收益,什麼樣的奇葩事都能做得出來,包括故意縱火。美國消防員縱火,是一個多年的頑疾,每年被逮捕的消防員有100多位。

這是全美消防委員會官網的訊息。原因很簡單,因為有火可滅,消防員才能掙到更多的工資。相當於縱一次火,就給自己拉上一個業務大訂單。
這種消防員縱火的事情,在西方國家普遍存在,包括澳大利亞、法國等。2020年1月7日,澳大利亞逮捕了一名27歲消防員,因為他縱火17次。

歐美國家的民眾,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沒有為集體利益付出的傳統。為公共利益而戴口罩都不願意,你還能指望他們為了公共利益去滅火?
他們的國家沒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他們的體制也決定了他們無法集中力量辦大事。因此,更不會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普通民眾的家園。
到了晚清,仍在小農經濟的中國,遇到了工業化列強的有力挑戰。服務於農業社會的儒家思想,暴露出了種種弊端,中國社會陷入空前危機。
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人,進行了各種嘗試,或師夷長技,或揭竿而起,或自強求富,或改革變法,或三民主義,最終都不是很順利。
最終中國共產黨人挺身而出,重塑了家國精神,把中國人民重新組織起來,殺出一條血路,實現了救亡圖存,然後又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
這個世界上,我們不一樣。獨有的家國情懷(精神)註定了中華民族香火不斷,沒有家國情懷,也註定了歐美山火綿延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