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錯亂的時間中留住自己——阿爾茲海默症的疾病隱喻

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壙埌之野

與蘇珊·桑塔格在上世紀描述的全球性艾滋危機不同，如今除了全球流行的各類病毒尚且遺留全球化的最後餘暉外，更廣泛的輿論空間內，疾病似乎成為閉門可談的私務——即便全球活躍，有關病毒、疾病的討論也只能組成互相推諉而非互相支援的逼仄磁場，任由其內漂浮的磁針作並不完全有效的自我決策——與疾病有關的一群人擁擠在生死的交界線上，面對時間和文明的緩衝地帶，卻仍缺少坦然進入這個陌生領地的勇氣。

人們似乎已如桑塔格盼望的那樣，厭倦了軍事戰爭式的疾病敘事。這種充滿急行軍式打擊戰略目標的說辭在某種程度上褪去了往日的光輝，只在出現大型傳染疾病時才死灰復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病”需要面對，注意力在向內轉移，消費主義社會里愈發關注自身的人們本該如此。

桑塔格拆穿疾病的隱喻，希以解放疾病於隱喻的監牢之中，但隱喻，把一件事物與另一件事物作對比，再抽象成為可供彼此理解的共通情緒，似乎是深埋於人心的本能，由語言、符號、神話等等作為充足的例證。當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說metaphor是要被用完的（used up），而不是斷然禁止就能結束的，我抱著懷疑的態度審視如今疾病和我們思想的關係，視線落在阿爾茲海默症上。由世衛組織統計，截至2023年，全球有超過5500萬名患者患痴呆症，其中阿爾茲海默症患者佔60%-70%，目前針對痴呆症還沒有根治的辦法。沒有確定的醫治方法，但卻沒有傳染的風險，而又因為精神和身體無法完全逆轉的雙重損害，阿爾茲海默症成為戲劇、影視書寫的新寵兒。

第一次注意到有關阿爾茲海默症的書寫，還是因為一部來自英國的肢體劇《笑忘書》（the nature of forgetting）。主創團隊聯合阿爾茲海默症的研究者，展開採訪和調查，最終形成了這部感人至深的戲劇：當一切趨於逝去，仍然有什麼無法忘記的、永恆的東西。

肢體劇《笑忘書》（the nature of forgetting）講述了有關阿爾茲海默症患者記憶深處的故事。

這是一部純粹的戲劇。說它純粹，因為畢竟其重點並非是阿爾茲海默症患者本身，而是藉由該疾病去討論遺忘是什麼樣子。這恰恰基於一個簡單的事實：“遺忘”常常被人遺忘。

從幼時起，我們的成長有賴於習得和記憶許多事情，這些所謂“事實”往往依附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不完全自然或不完全出於本能的產物，促使我們在文明社會里變得得體。一些無傷大雅的遺忘時時刻刻在發生，不斷迭代的規則也令我們常常忘記原來處世的原則、行為。快節奏的生活需要我們在須臾間作出新的反應，適應並調整。遺忘的速度越快，意味著秩序越混亂，前路越混沌。

閱讀關於阿爾茲海默症的非虛構創作，都不可避免地談到秩序的崩壞。安妮·埃爾諾以“兩次越過冥河的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形容自己患阿爾茲海默症的母親生前存在的雙重形式。生死邊界的模糊是對生命秩序的一大打擊。在病房的觀察中，埃爾諾注意到隔壁床的老太太會把櫃子裡的所有東西拿出來，重新整理，再放回去，似乎在試圖縫補內心缺失的座標軸。這種秩序感內嵌在社會建立的規範中，因此人類學家羅伯特·墨菲指出，即便在生病的過程中也有重要的社交技巧，而阿爾茲海默症患者所喪失的，恰恰是還能給予身邊人希望和尊重的能力，因此抱怨成為了日常。

陪伴阿爾茲海默症病人是一場向下相容的適應過程。最具希望的適應過程是陪伴孩子成長，因此許多非虛構創作中，時常形容阿爾茲海默症患者像孩子一樣尋求家人的關懷、認可和鼓勵，也像孩子一樣常常拋棄社會固有的準則成了越矩者。但孩子的成長因為其方向的相對確定性，而充滿希望，時間的綿長有時足以讓人忽略此刻的惱怒，而阿爾茲海默症患者的照料者註定在令人失望的照護過程中不斷下滑。適應（adaptation）並非像進化論所說的那樣永遠充滿演化繁多的魅力，有時只能夠蘊藏著不斷遺忘下去的可能。

2025年開年播出的年代劇《致1999年的自己》，廖主席設定患有阿爾茲海默症。

我們忽視遺忘，因為記憶和遺忘時常相輔相成，這不僅僅有關狹小的記憶空間必須有舍有得的問題，而是因為記憶所帶來的深刻體驗，無論是喜悅的、悲傷的，或是某種不可言說的情愫，都覆蓋了遺忘的黯然，讓其僅僅成為一個記憶的附屬品，很少被推至舞臺中央由人言說。

人們常說時間會治癒這一切，因為時間的縱深與遺忘深度捆綁，只是在阿爾茲海默症這種特定極端的例子中，我們再一次注意到遺忘本身，它和生命的程序真正產生了顯性的負相關聯絡，不僅代表著時間的推進，更象徵著向著生命終點極速狂奔。這種大腦內空白空間的迅速擴張觸目驚心，顯得不夠自然和理所應當——時間的累積不再代表經驗的沉澱，它真正代表著社會中身份的取締，而非無關痛癢的清除快取。

蘇珊·桑塔格曾預言，世界如今分成“正在經歷的災難”和“即將到來的災難”，眾多的疾病不過是在災難的行列裡面排上了隊。時間被分為現在時和將來時，以“未來”為中心的思維成為了新的思維正規化。但阿爾茲海默症令人震顫之處在於，它間斷了未來和過去，個體的生命被還原為一個個瞬時的點。時間再也不會延長向未來伸展，也難以觸及過往。我們就此被困。

在2020年上映的英國劇情電影《困在時間裡的父親》中，一扇門的背後就意味著時空間的崩塌，一個轉身就隔了幾代的疏離。父親安東尼這個角色在影片這一個半小時時間裡，經歷了人生中大半部分的變故和抉擇，在原本熟悉的生活環境中不斷被抽離和放空，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時時變動，對不上號的人臉像別人在羞辱他的自尊。在《困在時間裡的父親》中，時間蘊藏在安東尼常常惦記但最終丟失的那塊手錶裡。安東尼最終沒能逃出時間的漩渦，因為時間並不是透過找到手錶就能決定的東西。

《困在時間裡的父親》（2020）父親安東尼與女兒。

如果《笑忘書》藉由阿爾茲海默症向上觸及了人性中善與愛的底色，顯得帶了些玫瑰色的暢想，那麼《困在時間裡的父親》就將這種撲朔迷離的迷宮留在原地。遺忘所伴隨的精神地震，一次次衝擊著所謂永恆的基底，剎那崩塌時沒有提供任何理想的答案。末日不再像桑塔格所說的那樣逗留在未來中，而是時時浸入每分每秒。那麼《笑忘書》主創所說的永恆究竟從何而來？

《我和劉紅梅在車站》是近年頗受關注的一部戲劇創作，透過獨角戲的形式，主人公回憶著患阿爾茲海默症的姥姥生前幾次在車站駐足的場面，每經歷一次回憶，姥姥的病情就會更嚴重一些，而所能推移的回憶就會更加向前。最耐人尋味的設定是，主人公因為在大城市無法立足，轉而回老家的遊樂場裡當旋轉木馬的操作員。外婆未能衝出小縣城卻仍充滿生命激情的一生，點燃了這個退守家鄉的孩子。

雖然敘述的方式和角度不同，但與《笑忘書》殊途同歸，《我和劉紅梅在車站》的車站本身，就像是一個暫停鍵。每一幀滾動，我們都基於自身生命體驗，去補全了他人的人物弧光。當生命不斷退化到原始狀態，時間從一個點狀物拓展成了一條貫通古今的虛線，每時每刻成為了一粒回憶的梭，穿向過往和未來的深邃處。在戲劇的結尾，有類似這樣的一段描述：老人們從我們還小時追著我們穿衣服、吃飯，但其實等我們真正看到人生的旋轉木馬時，才發現他們一直在我們的前頭，用自己的方式帶著我們往前走。

《我和劉紅梅在車站》中，尋找去世的姥姥劉紅梅的痕跡。

阿爾茲海默症讓人不得不面臨時間的終極拷問，但在急速到來的生命終點之前，還有一長段放逐的過程，病人在錯亂的時空間裡找不到方向，而旁觀者，往往是至親的家屬卻常常能在其中回憶起溫情但不盡美好的點滴日常，用以抵抗現實的殘酷冷漠，正如戲中的“我”用劉紅梅的記憶死守在社會中的最後一點位置。

永恆出現了，末日暫停了。相較於千禧年前後的末日情結，我們被放逐在一片無限逼近於末日卻無從逃脫的原野，一棵樹，兩個人，卻永遠等不到希望的訊息或是最後的處刑，希望和絕望一併被剝奪，唯獨抽象出來的永恆事物可供慰藉。這也是照看阿爾茲海默症患者時可能出現的交織情緒，病人的精神和體力一併衰弱，成為了懷舊的載體，呼應著黃金時代呼嘯而過後的悵然。

如此，阿爾茲海默症成為現代的雅努斯兩面神，一面警示終結，一面又迸發出生命無限的可能。這樣對疾病的複雜情感其實司空見慣，結核病在文學詮釋中延伸出來的性感與危險的雙重形象；癌症二字過往與恐怖相連，但在文藝作品中，無慾無求的反英雄（anti-hero）時常被設定為癌症患者……阿爾茲海默症似乎因為自身與時間的緊密聯絡，成為了對映當代人對時間巨大欲望的標靶。阿爾茲海默症患者的家屬，需要與消失的社會秩序、回憶的餘溫相抗衡，而在阿爾茲海默症患者身上尋求單方面的溫情，追不上病情演化的速度，追不上社會的鉅變，也追不上遺忘碾過的車軸，實際上無異於在沉船上與舊我相擁入海。

因此，末日實際上並未暫停，從阿爾茲海默症中抽象出的永恆成為了一劑有效的鎮靜劑，但在短暫的休整後，灰色的快取進度條已然往後繼續推進。在真正到達終點前，我們似乎陷入一場艱難的阿基里斯和龜的賽跑。回觀現實生活的破碎、低迷，還有自己的無力感，我們或許真的需要這份來自悖論的安慰。

阿爾茲海默症被篩選成為人們抵抗末世情緒的懷舊容器，而從記憶過程中蒸餾出遺忘這個動作本身，是對於時間流逝的消極抵抗，這個動作足夠悲壯，也足夠具有時代印記。因此到了最後，我也不希望完全否定阿爾茲海默症的隱喻，讓它繼續下去，直到我們跨過各自的末日重生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