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電影化妝師，合作過章子怡，70歲用上海話寫網文

這是《自拍》第451個口述故事

70歲這年，沈東生決定退休，他要離開電影化妝這個行當。

他上世紀七十年代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在這一行深耕超過四十年，拍了幾十部影視作品，拿過金雞獎，也創造過很多化妝造型界的第一。他合作過包括濮存昕、章子怡、陳道明在內的許多知名演員，在中國電影博物館留有作品，上海電影博物館的名人牆上，能找到他的名字。

退休以後，沈東生總感覺有什麼事情沒有做完。

那段時間，小學同學告訴他，他們曾經生活過的、位於上海天通庵路的弄堂要拆遷了，他特意去看了最後一眼。沒成想一進弄堂，那些倚著牆壁、坐在小板凳上曬太陽的老人們，竟然還能認出他，還記得他的名字。弄堂裡的回憶一下子朝他湧來——總是把頭髮梳得頭絲清爽、叼著根牙籤的老爺叔；抽香菸從來不留香菸屁股的黃伯伯；帶著他去菜市場撿菜皮的外婆……都重新湧現在他眼前。

他說，“我要寫他們，我有了想寫他們的思想和情感支撐”。

這一年，沈東生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他決定重拾年輕時的文學夢想，當一個用上海話寫作的網文作家。他的第一部長篇連載小說，已經在番茄小說上更新了43萬字。故事還在繼續，那是他忘不了的人們，和他們在上海弄堂裡的生活。

以下是沈東生的講述。

上海弄堂裡的人生底色

1950年，我出生在上海的一條弄堂裡。上海的弄堂，分上只角弄堂和下只角弄堂，上只角弄堂是有錢人住的地方，弄堂裡是洋房、公寓。而我出生在下只角弄堂裡，是窮人家住的地方，房子是自家蓋的，有高有矮，有大有小，破舊不堪。

我家住的是一個平房，原來外邊圍了一圈籬笆，後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籬笆慢慢沒了，只剩下零零星星插在地上的竹竿。弄堂裡大多數人家買不起皮鞋、球鞋，小孩子穿的都是母親做的布鞋，男孩穿圓口布鞋，女孩的圓口布鞋上還有一個搭扣。布鞋弄髒了，洗乾淨，稀疏的竹竿就成了晾布鞋的好地方。

那是我對弄堂生活最樸素的印象，弄堂裡的人家裡並不富裕，但大人們總有應對的智慧。

我上小學時候的照片。

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糧食都是定量的，那會兒我們小孩子調皮搗蛋，吃下去沒多久就餓了。為了讓我們不至於餓著肚子，為了讓我們吃得飽一點，每天一大清早，天還沒亮，我外婆就帶著我和我幾個兄弟拿著小矮凳，去飯店門口排隊買稀飯。因為稀飯不用定量，我外婆幾乎就天天帶我們排隊買稀飯吃。

過去我們家的副食品購買證，我到現在還留著。

當時我央求外婆買一隻毛茸茸的小雞，外婆也就幫我買了。但小雞吃什麼呢？那時候青菜雖然只要一分錢一斤，很便宜，可人都不夠吃的，更沒有餘糧給小雞吃。外婆就帶著我去菜市場，撿別人不要的菜皮皮，喂小雞。

我們就這樣把小雞養大了，忽然有一天，我們在養小雞的盒子裡發現了一顆雞蛋，一家人都興奮壞了。可小雞長大後，我們又都捨不得吃它，依依不捨地把它賣給別人家。賣掉雞的那天，我大哭了一場。雖然已經過去很久了，但我依然印象很深。

我們家的全家福。

弄堂裡都有吃泡飯的習慣，早上起來，大人要上班，孩子要讀書，家裡又沒錢買各種早點，就把隔夜的冷飯拿出來，把開水往裡面一倒，放在爐子上燒一燒，配上點醬瓜吃下去。日子好的時候，還能配一顆高郵鹹鴨蛋，但這也是很奢侈的食物，要用刀切成幾瓣，一大家人分著吃。當時養成的很多生活習慣，我都保留到了今天，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吃泡飯。

這是我小時候在弄堂裡住的“7”號，要拆遷的時候，我特意回去拍了它，這裡有我童年的記憶。

弄堂里人和人的感情很特別，每家每戶捱得很緊，強烈的情感也直接地碰撞在一起，大家會因為一些小事情吵起來，甚至打起來，但不需要誰來調解，隔天我燒一碗餛飩端到你家去，你拿一碗湯圓送到我家來，這樣就和好了。再比方說下雨天，從來不用擔心晾在外面的衣服，你回來的時候人家已經幫你收好、疊好了，晚上給你送過來。這樣的生活我過了十幾年。

大家會把衣服晾曬在外面，過去雨天的時候，鄰居會幫你直接收好。

過往那些點點滴滴的生活小事，到現在都留給我很深的印象。

前陣子，我偶然聽小學同學說，我們過去住的弄堂要拆遷了，臨拆遷的時候，我特意回去看了一眼，沒想到走進弄堂以後，那些倚著牆壁坐著曬太陽的老人，竟然還記得我的樣子，還要叫出我名字。

聽說弄堂要拆遷了，我特意回去看了一眼，拍了許多照片，沒想到弄堂裡的老人還能認出來我。

我特別感動，一下子回憶起了當年的情感。

如果每個人的創作都有他的底色，那上海弄堂裡的生活，就是我所有思想和情感的支撐，是我寫作的源泉。

當了40多年電影化妝師，

我看到很多明星的成功不是偶然

中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了紡織局的棉花倉庫裡，當搬運工。工作很辛苦，一個棉花包有200多斤，要把它搬起來，一層一層疊起來，堆得像房子一樣高，蓋上油布，儲存起來。最難熬的是夏天，六月份，我在船艙裡幹活，一天可以喝十幾大碗水，喝下去也沒有小便，全變成汗流出來了，衣服都能擰出水來。

如今想來，那段日子雖然苦不堪言，但卻給我今後的人生留下了蠻寶貴的精神財富，讓我敢於直面生活，懂得要如何去克服困難，去戰勝困難。

後來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一個同事拿了張報紙給我看，和我說上海戲劇學院要招生了。

青年時期，我在北京旅遊時在天安門廣場上拍的照片。

幸虧我有繪畫基礎，早年間，我還在讀中學的時候學會了畫畫，會畫一些畫像，美術老師和高年級同學看了以後，覺得我畫得挺好。於是，有學校、工廠裡需要畫像的，就會有人介紹來找我。那個時候沒什麼報酬，但他們會給你一個工作服，給你買顏料，畫完畫，餘下的顏料還可以拿回家自己畫畫，我就很滿足了。我畫過最大的畫像，掛在外灘20多層的房子上。這些經歷給我繪畫的發展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礎。

那一年我報了上海戲劇學院的人物造型專業，一下子就考上了。學校的學習條件很好，有專門的畫室，一個班級十多二十來個人，專門帶我們的老師就有七八個。我們學服裝設計、化妝造型這些專業課，而我還是對繪畫最感興趣，除了必須上的專業課，一有時間就躲到畫室裡面，從早畫到晚。

從戲劇學院畢業後，我就進入了上海電影製片廠，成為了一名化妝師。這也是我職業生涯的新起點。

我正在給演員化老年妝，要把斑駁的皮膚一塊塊貼到他的臉上。

大家對化妝師的理解，好像就是塗脂抹粉。但這個概念不全面，電影化妝還包含很多門類，有肖像化妝、特效化妝、老年化妝，還要掌握繪畫、雕塑等技能，甚至還要掌握翻模、化工配方等工藝手段，才能成為真正的化妝造型師，達成導演想要的視覺效果。

要塑造出電影所需要的特效，很多生活的真實場景我也不一定見過，但只要有形象思維，就能夠想象出真實的場景，創造出電影需要的視覺效果，在化妝材料的使用方面也都可以不拘一格。

比如說，有一次要做傷口化膿的效果，我突然間想到了金黴素眼藥膏，黃黃的膏體放到傷口上，看起來就是化膿的效果。再比如說，有一次導演提出要做一個眼睛瞎掉的效果，現場一時沒有現成的材料，肯定沒有人能猜到我是用什麼材料來做的——我用餐巾紙，加上乳膠，一層一層直接做到演員的眼睛上，再上色，就能做出眼睛瞎掉的樣子。上鏡的時候，可能誰也沒有想到是用餐巾紙做成的瞎眼。

我在工作室製作人物臉部模具。

我遇到的最有挑戰的角色，可能是“魯迅”。

有一陣子拍歷史電影，很多都啟用特型演員來演領袖人物、演肖像人物。演員本身長得和歷史人物很像，然後導演就會把他們找來訓練，演戲，成了肖像特型演員，上了大銀幕。那時有很多專門的肖像特型演員。

拍《魯迅》的時候，丁蔭楠導演問我，沈老師，你能不能給一個演員動一次大手術啊？他說的大手術當然不是讓我真去開刀，而是他找了一個很能演戲的表演藝術家來演魯迅，這個演員外形和魯迅外形完全不像，這個人的名字後來大家都知道了，是濮存昕。

那會兒我們專門去了魯迅博物館聽取意見，裡面的工作人員都是專門研究魯迅的，他們聽說要找濮存昕來演魯迅，都說，這怎麼可能呢？他的外形和魯迅差了十萬八千里哦。

我和濮存昕一起研究魯迅形象時的合照，背景裡貼著很多魯迅先生不同時期的人物照片。

巨大的難題擺在我們面前。那時我們用了塑型的材料，透過雕塑、翻模，把材料做成零件，然後把零件一塊一塊貼在演員的臉上，演員的額頭、顴骨、眼睛的眼皮形狀、眼袋、頭髮、眉毛、鬍子，全是假的，每天光化妝都要花兩三個小時，真正動了“大手術”。

但是化完大家一看，真的像。

為了轟動效應，電影開拍的時候，都是保密狀態，拍到一定的時候，才突然之間給媒體開放。《魯迅》那部戲拍到一定的時間，開始宣傳以後，記者們到了現場，看到濮存昕的形象，一下子都驚呆了。好多人跑到化妝間來採訪我，問我是怎麼把這個人物塑造出來的，當時上海的報紙、外地的報紙，用一整個版面來報道這件事。

很多人問我成功背後的訣竅——技術上的事情各有不同，但其中最重要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任何事情，既然做了，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我得對得起每一件做過的事。

我給濮存昕化的魯迅造型，當時每天要畫兩個多小時。

那個年代，每一個電影人身上，都有一種很較真的個性，願意去吃塑造角色的苦，演員更是如此。我之前在《茉莉花開》裡合作過章子怡，有一場戲我印象很深，那是場夜裡的雨戲，她懷孕了，要一個人去醫院，結果路上突然摔倒了。當時的拍攝條件很惡劣，水是從旁邊河裡抽上來後，造的人工假雨，淋下來是很明顯的一股臭烘烘的味道。

拍到章子怡雨中摔倒的戲，章子怡特別紮實地摔下去，撞到了旁邊的一個消防龍頭，手臂上的血一下子就出來了。在鏡頭裡是看不見的，當時只有我們化妝師站在邊上能注意到。我上去說，哎喲，你要不要包紮一下？但她拒絕了，帶著傷拍了整整一夜，拍完她手臂上的血還在流。

所以我會覺得很多人的成功，不是一個偶然的事情，它基於很多大家看不到的努力和艱辛。

我和陳道明、袁詠儀合作《一江春水向東流》時的合照。

我的辛勤勞作，也有了回報，拿了不少獎，像《三毛從軍記》《開天闢地》都得了當年的金雞獎，《詹天佑》得了化妝金像獎，這些獎裡包含著我的心血，也是業界對我的付出的認可。

現在回想我這幾十年的職業生涯，有很多開創，有許多前人沒有做過的業績，我覺得就像魯迅先生說的，世界上本沒有路，走多了，路就出來了。

我和劉嘉玲在片場合作時的照片。

我相信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

70歲寫小說，我的又一個人生戰場

70歲的時候，我讓自己正式退休了。

剛開始，我心裡會隱隱有一種感覺，好像還有點事情沒有做完。慢慢的，我腦海裡開始有了一個越來越明確的念頭，我要寫一些東西。

我有一個習慣，早上經常五六點會突然醒來，摸起床頭櫃上的手機，寫上幾段字，或者看看書。

我最初開始寫小說，要追溯到20多歲的時候。那年代還沒有電腦，完全手寫，寫完以後，還把稿子工工整整地謄抄到一格一格的文稿紙上，再寄給出版社投稿。

我第一個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家阿婆。她是上海弄堂裡非常典型的老人形象，花了一輩子心血把孩子帶大，老了以後，唯一的盼望是兒子能經常回來看她。過春節的時候，她終於盼到了兒子的來信，很高興地買了一堆年貨，回家路上還哼起鬨小孩的兒歌。

郵差卻給她送來了信，很短，兒子說沒空回家。後來李家阿婆大病了一場，這時候兒子、孫子都回來看她了，但她還是沒有好起來，大病過後就走了。在故事的結尾我寫道，人們都說李家阿婆有福氣，走得很安詳，但我爺爺卻說，老人家啊，畢竟還是耐不住寂寞。

這篇小說後來刊發在《萌芽》上，編輯還覺得奇怪，說你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怎麼會寫出這樣的故事呢？

我覺得弄堂裡看到的、一起生活過的底層人民，就是我的創作基石。他們可能並不富裕，住的房子也不寬敞，但他們有愛、有對生活的嚮往，也創造了弄堂裡生動豐富的生活，這些都成了我的素材。

早年間，我曾學習小提琴。

半個世紀以後，我重新拾起筆，成為番茄小說上的一個網文作家。現在的寫作跟過去有很多不同，但我願意去寫那些我經歷過的生活。

我的作品裡有碼頭工人，他們源自我真實的當搬運工的經歷。我印象很深的一個碼頭的老師傅，抽菸是從來沒有菸屁股的，一根菸快抽完了，就把新的煙從菸屁股接上去，直到全部抽完，他對生活的勤儉刻在骨子裡，直到今天我去寫他的時候，腦海裡都能浮現出他的樣子。

我還寫過拍電影的事，主人公就是一個電影化妝師，在名利場浮浮沉沉，因為媒體報道而出了名，往後片約不斷，卻因為過於優秀的後生而再次遭遇危機……這個小說沒寫完，也沒有再寫下去。但以後我會繼續寫下去的，這裡也有我忘不掉的生活。

我寫的最多的還是弄堂裡的人，我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叫《上海弄堂裡吃泡飯的咪道》，故事裡有一位裝闊的老爺叔，每天都要把頭髮弄得清清爽爽，嘴裡叼一根牙籤。其實他也是每天吃泡飯的人，但他叼一根牙籤，就顯得像是他吃了一些葷菜，要剔剔牙，擺富。這位爺叔當時就和我住在一條弄堂，他每天都要打扮得清爽、穿西裝出門，可你說他有錢嗎？他十幾年裡也只有那一套西裝。

我在番茄小說上連載的網文《上海人吃泡飯》。

我還寫過弄堂裡孩子們之間的情感。當時家家戶戶的孩子都只能穿得起大人做的布鞋，但稍微有錢一點人家的小孩，就能買得起球鞋，白色的球鞋洗完以後，上面還刷一層白色的粉，掛在插在地裡的竹竿上。孩子們之間互相羨慕，就吵吵著把墨水澆到別人的白球鞋上，這樣球鞋就沒法穿了。

這些事也都是真的，那會兒我是真的很調皮搗蛋。

我和兒時玩伴們的合影。

開始在番茄連載小說以後，我的生活找到了一種新的規律，每天早上五六點鐘，我醒過來，就朝床頭櫃上摸手機，把當下腦子裡朦朦朧朧的想法記下來。中午吃完飯，我也喜歡在沙發上稍微瞌睡一會兒，突然醒來以後，腦子裡也會有些想寫的東西，有時寫的很順暢，就寫一兩個小時，有時寫的非常卡殼，我就放下，也不硬寫。我沒有辦法像年輕的網文作家那樣做到日更，但每三四天，我還是能更新4-5000字的，現在這篇小說已經有40多萬字了。

平時我做家務的時候，也會插個耳機，用番茄聽一些小說。我發現年輕人好像都喜歡玄幻型別的故事，但我還是愛聽生活類的作品，也愛寫生活類的網文作品。雖然像我這樣的中老年寫作者，也許在番茄小說不是主流，但我們依然可以有自己的文學理想。

無論我的生活變成了什麼樣子，我都無法忘記過去的境遇，我忍不住想透過寫作來表現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