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上海尋根之六：弄堂外面起蓬頭，亭子間裡做道場

做公眾號裡的《紐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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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也是一種肯定

文字｜戴耘

編輯｜渡十娘

作者簡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讀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學文學院，1991年赴美留學，獲PurdueUniversity心理學博士學位，現為紐約州立大學（UAlbany）教授

電視劇《繁花》不免勾起長期在海外的我對故土的懷念。尤其是電視劇裡的“虹口小汪”就在我從小居住的四川北路上，不禁讓我想寫些記憶中的上海往事，權且稱之為“上海尋根”。

今天的年輕人肯定無法想象七八十年代上海浦西的面貌，那時，並沒有城區大規模改造這一說，我居住的四川北路1949年是怎樣的，到我1991年離開時還是那樣。當時市民最大的抱怨是越來越黑越來越臭的蘇州河。每年到夏天，路過蘇州河你必須掩鼻而行。真正的大規模治理，還要等到1996年。

帶老虎窗的石庫門住宅小區

亭子間的前世今生

那時的石庫門弄堂裡，還有叫賣磨剪刀的，挎著籃子用雞蛋換糧票的。爆米花推著獨款“機槍”吆喝著進入弄堂，總會有小孩子蜂擁而出，排隊恭候，然後期待“砰“的爆炸聲，爆米花的香味瀰漫開來，給弄堂增添了不少熱鬧和人氣。那時的弄堂，每天還能碰到弄堂裡的鄰居，每天能聽到隔壁鄰居“嚓”的一聲起油鍋炒菜的聲音。

弄堂裡外，整天鬧哄哄的，耳根少有清淨。只有躲進亭子間，像魯迅說的，”躲進小樓“，才能”成一統“。

如今的石庫門弄堂，安靜了很多

上海石庫門建築分兩種。老式石庫門，三開間，進入漆黑厚重的大門，便是天井，天井正面是客廳，左右是廂房，上下二層，俗稱“三上三下”。虹口區四川北路大多是一百年前（1920-1930年代）造的新式石庫門，沒有廂房，類似美國的聯排屋（town house）。一上一下，最大的變化是後門十平方左右的附屋（灶坯間）的斜頂改為平頂，上面搭建一個小臥室，這就是亭子間，亭子間屋頂用混凝土做成天花板，上方就成了“曬臺”，晾衣服用。亭子間處於一樓二樓之間的夾層，形成一個獨特空間，如果是家裡常年有傭人，這裡可以是傭人的臥室，如果有小孩，則可以是小孩的臥室。

60年代到90年代，上海人口急劇增加，豐樂裡小區那種樣式的聯排石庫門房子，原來每個單元住一戶人家，到了七十年代，大多住了三戶人家。豐樂裡的房子正房朝東，亭子間朝西，夏天下午西曬最難熬，當年沒有空調，無法呆屋裡。所以小時候經常被暑氣逐出房子，跑到弄堂裡，甚至大街上去乘涼。

亭子間雖然逼窄，裡面住的文人作家還真不少。據記載，1927年魯迅從廣州到上海，住橫浜路景雲裡的亭子間，《且介亭雜文集》的“且介”便是“租界”兩字各取一半，再加一個“亭”，便指租界石庫門住宅裡的亭子間。魯迅在景雲裡主編了《語絲》《萌芽》等文學刊物。而住魯迅對門的是茅盾，當時正在寫《蝕》三部曲。

1933魯迅搬到山陰路的大陸新村居住，和住在東照裡的亭子間瞿秋白夫婦走得很近。那時巴金也剛從日本回來，住在溧陽路上的一處石庫門亭子間，在那裡孕育了《春》的誕生。因此，那個年代的現代文學大腕都住過上海亭子間，都是亭子間裡做道場的高手。

我父母1949年春結婚後，住的第一個地方就是景雲裡租借的一個亭子間，離我父親的舅舅和姑母居住地（也是我出國前一直居住的；見《上海尋根一》）四川北路豐樂裡大約走路一刻鐘左右。

大部分亭子間裡，住的是我父母那樣的生活並不寬裕的小夫妻或者單身，是張愛玲筆下的亭子間（《半生緣》），少不了財米油鹽，有時一地雞毛。

但對於單身男女，亭子間有另一種意味，以至於木心說，住過亭子間的人，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這讓我想到電視劇《繁花》中陳逸鳴飾演的畫家和史依弘扮演的京劇演員，都是住在擁擠的石庫門，甚至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嘈雜出租屋裡，但這些有些落魄的搞藝術搞文學的中年人，為什麼還能自得其樂呢？因為亭子間提供了一個不被打擾的私人空間。

下圖是我出國前住的亭子間，現在看如此殘破，侷促，但那些年是我的挺舒適的書房兼臥室。那張寫字檯最早是父親用的，後來就慢慢地傳給了我。

我住過很多年的四川北路豐樂裡亭子間

十平方多一點的亭子間，寫字檯靠窗，房間的另一邊是一張小床，牆上貼的是我收集的陳逸飛的歐美音樂仕女圖（見下圖），後來屋子裡又多了一把吉他，還有一套帶功放的音響，貝司足時能帶著樓下的廚房一起共震。每天在裡面聽VOA和BBC，聽當年歐美的排行榜流行音樂。這些仕女和書櫥裡的書，陪伴我度過多年，直到我離開上海。

亭子間有私密性，在亭子間裡，隔了一堵牆，一扇門，外面再嘈雜，你還是你自己，有足夠的安全感。亭子間提供了邊界感，當年的石庫門往往住好幾戶人家，房子廚房間和衛生間都是合用的，但亭子間，沒有人能私自闖入。亭子間可以有夢境，無論書裡的“顏如玉”，還是彼岸的美利堅。

弄堂裡的滄海桑田

我家的那棟石庫門房子，現在住著生意人和打工的外來妹。沒有人知道這屋子的戶主人家的過去。1991年，我赴美留學，同一年，我的兩個姐姐也經歷了生活的重大轉折。

大姐1968年中學畢業後先是“待分配”，大機率是插隊落戶，不料班裡一個同學政審後家庭出身有問題，恰好父親給學校寫了一封信，這個上海工礦名額就這樣落到了大姐頭上。多年後，在我1991年出國後不久，大姐從中華造船廠透過應聘考試進入了交通銀行任職。

當年國有銀行直接向社會招聘，即使在八十年代也難以想象。交行的一個說普通話的女招聘官，很喜歡這個身材嬌小的“小姑娘”，喜歡她的勤勉好學。大姐那時也已經是四十歲的中年人了，居然在改革開放中等到了這樣的人生機會。日後也證明，離開日漸衰落的造船廠進入銀行系統，簡單是改天換地。

1974年二姐中學畢業時，上海的分配製度裡還有插隊落戶（73屆是最後一屆有插隊落戶的）。按照當年政策，老大工礦，老二就得去外地插隊落戶。家裡最不願看到這個結果是媽媽。

記得二姐出發那天媽媽沒有去火車站，甚至沒有走出家門送二姐到弄堂口。而一向要強的二姐知道媽媽傷心，也是一扭頭出門頭也不回。

1974年上海火車站還是虯江路的老火車站，許多送兒子女兒去安徽插隊的父母等候在綠皮車所在的站臺上，我和父親，大姐，和常州表哥小胖，與坐在火車靠窗位置上的二姐一起等火車出發。擁擠的站臺上很多父母在向車窗內的子女交代注意事項、關照孩子在外當心。

火車出發前的一分鐘喇叭裡傳來火車即將出發的通知，火車上騷動起來。車窗裡的年輕兒女擠到視窗和車窗外的父母兄弟開始作最後道別，車上車下幾乎一片哭聲。我們看著坐靠窗位置的二姐，她非常鎮靜，也不言語。二姐消失在車上那些告別親友的知青人群中。火車徐徐開動時，二姐終於探出頭來，向我們揮手微笑著向我們告別。二姐就是這性格，不願讓別人看到她脆弱的時刻。

火車漸行漸遠，車站裡送行的親友慢慢散去，那年的二姐定格在火車上微笑的那個瞬間。

1977年恢復高考，在條件非常艱苦、缺乏複習資料的農村，二姐倉促應考，作為73屆的知青，經歷一次次政治運動，本質上沒有好好年過一天書，但幸運女神總是眷顧用心的人，二姐最後幸運地被淮南師專錄取。次年暑假，她回上海探親，住在亭子間裡。文匯報上的一篇小說讓她傷心落淚，那是盧新華的《傷痕》。

師專畢業後，二姐當過小學教師，報社編輯，市委候補委員。但中學畢業就去安徽插隊落戶的她，一直心心念念有一天能回到上海。在1991年我出國後不久，二姐和二姐夫雙雙透過上海的“人才引進”計劃調入上海，二姐在闊別上海17年後重歸故里。

而1991年出國前很長一段時間，1985-1988在華東師大讀碩士的三年，還有1988-1991在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書的三年，亭子間一直是我一個人的小天地。

半夜裡的“永不消逝的電波”

1988年到上大文學院工作的第一年，我就參加了一個“藝術和文化管理“培訓會議的外賓接待工作。國外來賓中好幾位是美國教授。我由此有幸結識了哥大藝術管理專業主任Steve，和他長期保持著聯絡，1992年3月我坐”灰狗“（長途汽車）從印第安納州到紐約市，他請我吃飯，飯後在“百老匯”的格什溫劇院看了一場音樂劇《大飯店》。在那次會議接待工作中還有好幾位一起參與翻譯工作的同仁，都在動腦筋出國，後來也成為了多年朋友。現在回想起來，這是我出國留學的最初環境誘因。

那時，我經歷了一個人生迷茫期，雖然拿了一個文學碩士，在上海大學也有一份穩定的教職。但是，總覺得生活停滯了，與Y君的dating成了一場無果的拉鋸，工作上也興味索然。1989年春節，同窗老友程怡給我的信中說，她的朋友也是她父親的學生劉昶在美深造，你英語不錯，何不嘗試一下。她的信點醒了我，是啊，出去看看世界吧。

當年動念出國，是一種逃避？還是自我救贖？抑或兼而有之？當年的自己，深感自己正在沉淪，內心有一種尋找希望和出路的衝動。畢竟在亭子間時間住長了，也會憋死。木心說，亭子間裡的人“個個把有限的生命看作無限的前程，因為上海這個名利場不斷有成功的例子閃耀著引誘人心……一輩子脫不出亭子間的人，也就枉為了上海人”。（《上海賦》）。我其實沒有什麼野心，也不知道將來的命運怎樣。只是在人生那個節點上，從亭子間出走，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成為一種義無反顧的決定。

那時，還是一個前電腦時代。我除了每天教學工作，兼做一些文學和學術翻譯，聽英文廣播和歌曲之外，幾乎每天晚上都在用自己買的一臺打字機做各種出國的“功課”，打自己論文的翻譯稿，聯絡學校的信，發給多所學校的申請。打字的手勢從生疏一直打到溜得無需看鍵盤，這清脆帶節奏感的敲擊聲在完全進入睡眠的石庫門弄堂常常堅持到半夜。

一天，住隔壁亭子間的大姐在弄堂裡碰到我，委婉地詢問我半夜在做什麼工作，我那時突然意識到，在她的想象裡，隔壁亭子間每天半夜三更的敲擊聲，不就和孫道臨主演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一樣嗎！

我在打字工作，窗臺的修補過的泥牆展示的是一個年久失修的石庫門建築

我剛到美國的一兩年，先是俄亥俄州，後來是印第安納州，住過各種house裡的小房間，對於亭子間走出來的人，這些毫無違和感。雖然簡陋，而且要自己做飯，但是自得其樂，心無旁騖。這恰恰是老上海的亭子間生活留給我的遺產。

筆者在Purdue讀博期間在印第安納州府的一個購物中心（1996）

三個復興人的命運際會

我在家裡排行最小，有兩個姐姐，沒有哥哥，但回顧我的一生，幾乎所有階段都有一些兄長朋友，給我扶持和啟迪。最值得提到的是我和以義兄和天佑兄的交往。我們三個住的很近，都畢業於復興中學，又都在華東師大深造，然後都先後去美國留學。

我剛上小學就認識了以義兄，一直到今天，居然是整整一個甲子（六十年）。

我1979年進華東師大讀本科，是以義兄在我的寢室裡和我一起掛的蚊帳。他比我早一年就讀華東師大碩士。我大學時期的第一篇小說翻譯，以義兄一字一句校讀了好多頁。在我寫的八十年代回憶《我們的共同文字》裡我提到他。我們還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多年前離世的戴天佑。

八十年代初復興中學搞校慶日，以義兄邀我一起去復興中學參加校慶活動，他說，不介意的話，他會喊上戴天佑一起去，我最初知道天佑兄是“文匯報”的一則訊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被文匯報作了文字報道，還配了天佑兄和另一位華東師大畢業生的答辯現場照片。隨後，天佑兄就留校任教了。

天佑兄住四川北路柳林裡，以義兄住長春路的啟秀坊，我住四川北路豐樂裡，三處正好構成一個三角型。記得那是個星期天，我和以義兄約好一起去柳林裡。在那裡的一幢聯體洋房的二樓裡，我第一次見到天佑兄，還見到了天佑兄的夫人小王，她操一口普通話，可能是外地人（天佑在北方插隊落戶時認識的？）。相貌上看，天佑兄和以義兄應該差不多年紀。

以義兄是老三屆高中生，比我大十歲，天佑兄也是復興畢業的老三屆。以義兄和天佑兄是華東師大最早的研究生，兩人是在讀研時認識的。以義兄讀的是科學哲學，天佑兄讀的是在英語系歐美現代文學。他倆都在文革中失去了讀大學的機會，而1977年高考恢復後，他們幸運地直接考入各自的研究生專業。三個復興校友，又都是華東師大校友，同樣的背景，是以義兄促成這次“三人行”的原因吧。

天佑兄給我的最初印象是內向而富有才情，認識天佑兄後，我在本科的最後兩年裡還蹭過好幾次他教的英美文學課。天佑兄大部分用英語講授。他的英語功力和流暢度在他們那一代人裡一定是最厲害的。那時，我寫過一篇比較馬克吐溫的《哈克貝里芬歷險記》和索爾貝婁的《奧吉瑪奇歷險記》的論文，請天佑兄提提意見，這路“歷險記”屬於美國乃至整個歐美“自我教育小說”的傳統。天佑兄雖未作深入評價，但肯定了這篇文章的思路。

我在華東師大讀研期間，天佑兄和以義兄先後出國留學。天佑兄後來因病不得不輟學回到母校，我後來問在美國的以義兄，他說壓力大呀。我和天佑兄還有好幾次偶遇，一次是在華東師大校園的主幹道上，他告訴我他太太小王不幸遭遇車禍去世，出事地點就在我們站的位置附近的華東師大校園大門口。他和太太當時早已從四川北路柳林裡搬到華東師大一村居住。

又過了兩年，一天晚上，我在四川北路的柳林裡附近偶遇正在散步的天佑兄，和他簡單聊了兩句。天佑出現在柳林裡，估計是回老房子看父母，當時，他的衣冠不整，神情暗淡，一副潦倒的樣子，讓我詫異。

不久後，我就聽到了天佑兄在家中煤氣中毒去世的訊息。天佑兄去世後，以義兄還在香港報紙上發過一篇追思天佑的文章。我熟悉的天佑兄，出國前意氣風發，不拘小節，縱論文史，談笑風生，回國後挫折連連，悲劇不斷，獨酌苦酒，意興闌珊。

“寫的論文不讓過啊”，天佑兄有次對我說。我在普渡大學唸書時碰到幾位同學是當年華東師大外文系的學生，談起天佑兄當年的一些軼事，不勝唏噓。念及以義兄悼文的結尾提到的天佑的兒子，當年只有十歲，現在應該是人到中年了吧。

和天佑兄相比，以義兄是那種“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學者，永遠沉穩如磐石；他和天佑兄一樣，一米八的高個，中學時喜歡打籃球，博覽群書，文史功底和數理基礎均出類拔萃，他也是一個從亭子間走出來的博士。

1992年我初到紐約市，春寒料峭的一天，我和以義兄約在法拉盛見面，以義兄請我吃了飯，然後驅車帶我去了羅斯福島，在夜色裡，看燈火璀璨的曼哈頓全景。

1992年第一次到紐約，從羅斯福島看曼哈頓夜景，非常驚豔。

夜色裡的曼哈頓，讓人沉醉。諾大的世界，也讓人感覺渺小，如同塵世中的沙粒。三十餘年，彈指之間。我和以義兩個留在了美國，以義兄定居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和我居住的紐約州府Albany四個小時左右的車程。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科學史專業博士學位後又到賓大從事博士後研究。他後來就職紐約市教育局，前些年還在復旦大學教過幾年科學史。我在美國先後呆過五個州，幾經轉輾，最後落腳紐約州府Albany教書至今。

以義兄是個有抱負的人，總希望能留下一些有價值的學問。他治學極其嚴謹，可謂皓首窮經，一直到退休筆耕不輟。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教授給以義兄的專著《從哥白尼到牛頓：日心學說的確立》寫的“代序”中說到，“作者苦心孤詣，把我們送進至高無上的理性世界，這真是莫大的功德“。以義兄把這本新著寄給我，很誠懇地讓我提提意見，希望做些討論。我讀的是心理學，對他這樣一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博士、賓大博士後，非我等能望其項背，但是，讀這樣的書，有時確實也讓我腦洞大開。尤其是扉頁題字“昊天孔昭”，大慟無聲。

到美國後的三十多年，我們之間的交往從未間斷。最後一次和以義見面，是以義兄到Albany開會，他說有差旅費，額度正好能請我吃頓晚飯，記得我們去了學校附近的Stuyvesant Plaza的 TJ Friday餐館。我們事無鉅細地海聊，從陽春白雪的學術概念，到最下里巴人的八卦訊息。當行當止，風輕雲淡。

最近的微信電話聊天裡，以義說他和太太都喜歡讀我在“渡十娘”（北美公眾號雜誌）上發表的一些隨想和雜談。能得到以義兄的稱讚，讓我欣喜且陡生成就感。從上海到紐約，我和以義兄都走了幾十年，我們都經歷了各種變故乃至傷痛。回想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回想早逝的天佑兄，步入晚年的我們又像是漂流在異鄉他國的倖存者。

疫情前後有好幾個夏天，我在西安逗留，結識了不少西安朋友。我發現，西安人對故土有一種執念，他們的飲食，他們的親人，他們的祖先，棲息了兩千年的那片白鹿原，他們不會輕易放棄。相比之下，上海人來自五湖四海，他們可能上輩子就已經被連根拔起，沒有屬於自己的家園，除了他們的蝸居，除了能讓他們自由遐想“外邊的世界”的亭子間。

上海，即海上，是上海的宿命，也是上海人的家園。

戴耘寫於2024年12月1日星期天，改定於12月3日，Albany郊外陋室。

（預告：《上海尋根》之七，想回過頭看看，我的祖輩如何走出徽州的山區，走向了東海海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