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口述｜餘時安
作者｜胡怡靚
半個月內，我從一個三口之家的孩子，變成了一個孤兒。
事情發生得很突然。那天我從學校回來，和媽媽約好她來高鐵站接我。在車站等了很久，一直沒看到她，手機也打不通。後來我終於打通家裡很久沒用過的座機，電話那頭傳來媽媽微弱的聲音。
她以為自己只是低血糖暈倒了，讓我打電話給爸爸，幸虧除了打給爸爸，我還堅持打了急救電話。後來聽鄰居說，救護車先到，打不開門，猶豫要不要破門，爸爸正在趕回家的路上，讓他們暫緩破門。
爸爸到家後，媽媽被緊急送醫，初步判斷是中風，被送到腦神經科接受治療後依然迅速惡化，四天後，又發生了第二次中風。她右半邊身體幾乎癱瘓，失去了語言能力和大部分認知，只能在我和爸爸探望時拉著我們的手，努力擠出一個歪斜的笑容。
她的顱內壓不斷上升，醫生不得不為她做了兩次開顱手術。入院時，為了融化肺部血栓，她本來服用了抗凝血藥，此時也停了，隨後被轉入重症監護室。第一次開顱手術中，醫生就發現她的血液有些異常，但由於檢查報告尚未完全出齊，具體情況不明確。第二次開顱手術前，醫生髮現她的白細胞異常，隨後查出媽媽還患上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在中風、肺栓塞、白血病三重打擊之下，媽媽無法再化療，也無法服用標靶藥（即靶向藥），只能眼睜睜看著原本細小的栓塞一點點變大，堵塞心臟和血管。此時，媽媽也不能再做手術摘除死亡的腦組織來減輕顱內壓了。
香港的醫院不需要家屬24小時陪護，只能在固定時間探視。媽媽住院那陣子，我和爸爸輪流去看她。爸爸蔫蔫的，看不出情緒起伏，我跟他說媽媽想喝什麼湯，他就簡單煮一煮。偶爾我和他聊起媽媽的情況，他總是說，別想了，也別說了。
但有一天，我把媽媽之前做的菜倒掉了，他忽然生氣，問我：“你為什麼要扔？扔了，是不是這個人就沒了？”他說我這樣做不夠避諱，不夠講究避讖。最終，媽媽在入院10多天後去世。媽媽去世那天，爸爸少見地嚎啕大哭，以後就開始每天吸菸、失眠，我有時只能陪著他一起睡覺。白天，我們也一起出門、一起奔波於各個政府部門，處理後事、填表、提交資料。他很少和我說話，不停地抽菸，我們兩個好像都很茫然，他沒有跟我談起今後的生活安排，我也沒問。
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說，你晚一點可以養只小狗。我以前就挺想養狗的，爸爸這麼說，我就開始上網查各種狗狗的品種，一隻一隻問他：“這個算不算小狗？”
媽媽離開11天后的凌晨，我被劇烈的喘息聲嚇醒，發現是爸爸發出來的，他已經人事不省。我馬上對著他大叫，搖晃，結果都毫無反應。我立刻撥打急救電話，在救護員指導下將他從床上拖到地上，進行心肺復甦。
把爸爸拉到地板上我才發現，他眼睛通紅，臉色黑得嚇人。我持續進行了十分鐘的心肺復甦後，救護車和警車終於到達，急救人員接手急救，使用電擊儀器和心外壓機器嘗試搶救。最終，在醫院的急救室，醫生用了強心針和腎上腺素後，爸爸暫時恢復了心跳與血壓。醫生告訴我，爸爸是突發心肌梗塞，因為心臟停止跳動將近半小時，時間太長，腦部已嚴重受損，失去了自主呼吸的能力，只能靠醫療儀器維持生命體徵。
在爸爸搶救的時候，我不敢睡覺，害怕一覺醒來，就再也見不到他了。那晚我甚至忘了帶手機，就跟著救護車匆忙趕往醫院。
入院的第二天下午，爸爸第二次停止心跳，急救成功不到半小時，又發生第三次心跳停止，八分鐘後，依然未能恢復。醫生從急救室走出來，問我還要不要做復甦，並表示此時復甦意義已不大。我決斷不了，把這個“權力”交給了電話裡的親戚長輩。我跟他們算不上十分熟悉，但此時讓他們來做決定，心裡會好受一點。根據親戚的建議，最後我和醫生說，如果急救30分鐘後仍無反應，便放棄急救，保留相對完整的遺體。
父親最終沒有醒來。
發生這一幕時，我獨自在醫院，面對爸爸的遺體，我以為醫院會立即處理，就坐在病床前等著負責的護士。等了好久，一抬頭才發現，已經過去了一個多小時，爸爸的雙腿和頸部都出現了紫色斑點。但在儀器輔助下，他的胸腔仍然有規律起伏。強烈的反差讓我極度不適，我走出病房，請求工作人員儘快進行遺體處理。後來我才知道，醫生以為我要等爸爸的親戚從外地趕來後才收殮，所以沒有做任何處理。
母親去世後數日，我認領了她的遺體——頭骨嚴重變形、面部凍得通紅。誰知道幾天後，我又認領了鼻孔和嘴巴被棉花塞住、臉部變形的父親的遺體。在香港，火化需要提前預約，所以認領遺體後，一般還要等上半個月左右。爸爸出事後，我把媽媽原定的火化時間改了，讓她跟爸爸一同火化，葬禮也能夠一起辦。
在殯儀館時，我看到由遺體化妝師整理過的爸爸媽媽。他們穿著灰色西裝，蓋著往生被，面容安詳，像蠟像一般，已認不太出來原本的樣貌。後來我看電影《破·地獄》，影片裡講到，有些人會在逝者離世後摸臉、換衣服、擦手……而我在父母去世時，殯儀館的工作人員說“沒打防護，不能碰”，我很聽話，什麼都沒做。
我常常會想，在把遺體從冰櫃中取出、更衣的過程到底是怎樣的？骨頭會不會被弄斷？在醫院裡躺了那麼多天，會不會生出壓瘡，會不會感到疼痛？那些畫面讓我像在遠處陪伴他們走過了一程，彌補了我因為害怕而錯過的細節。
2023年7月19日，我親手按下了火化的按鈕，一切化為灰燼。
我曾在網上分享過自己的經歷，有不少人覺得，我19歲獨自處理這些變故，很有主見。說實話，我並不是一個真的很有主見的人。我只是已經在腦海裡無數次推演過這種情況了，甚至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我腦海裡浮現的第一個念頭是：“果然發生了。”
我父母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生我時已接近四十歲，爸爸還患有糖尿病，所以我從小就隱隱擔心：如果有一天他們離開了，我該怎麼辦？他們睡覺的時候，我常常盯著他們看，想著那一天會是什麼樣子。
幾年前，在家裡的長輩接連生病、去世後，我開始格外擔心父母的身體，還建議他們買一塊帶健康監測和跌倒報警功能的手錶。我反覆提起，他們反而有些不耐煩，說：“有空就去看，遲點再說。”那種功能齊全的健康手錶要上千元，直到他們去世，也沒買成。
他們對健康一直不太重視。記憶裡，除了爸爸會定期抽血複檢糖尿病，爸爸媽媽都從未做過一次完整的體檢。但事後回想，媽媽突然中風並非毫無預兆，她身材偏胖，長期受關節疼痛困擾，腳也常常浮腫。我原先以為，她的浮腫是幹體力活太疲勞引起的。但實際上，她的免疫系統可能早已出現問題。
我媽媽是閩南人，上世紀90年代來到香港務工，我爸爸原本在內地有一份很穩定的工作，後來也跟著媽媽一起來了香港。媽媽和爸爸在香港換過不少工作，基本都是服務業。他們都做過保安，後來又先後去了同一家醫療機構當綜合服務員，照料病人。因為工作時間相對靈活，同事年紀相仿，他們在這個崗位上幹了比較長的時間。五十多歲了還在做體力活，一個月工資也不高，爸爸常唸叨：“早知道當年就不來了。”他說如果當年留在內地，如今每月退休金會跟現在的工資相當。
我家在香港沒有親戚，和社群的連線不太深，不像那些老居民，對彼此、對社群裡的保安、菜市場的攤販都更熟悉，也早已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交圈。不過我媽媽還算是社交活躍的人，時常和朋友、同事一起吃飯，有人找她幫忙，比如調個班、代看店，她也幾乎從不拒絕。家裡日常生活中一些事情，比如鄰里關係和同事間的人情往來、安排家務，基本也是媽媽處理。
但實際上，媽媽在生活中並沒有太多主見，很多決定都會徵詢爸爸的意見。爸爸的老家在中部地區，他本來不算特別內向，但粵語一直說得不太順，到了香港後，語言不通，漸漸變得沉默寡言。在家裡，我通常跟媽媽說粵語，跟爸爸說普通話。除了在家寫字和玩手機，爸爸幾乎沒有別的愛好，也很少和其他人來往，她已經習慣了透過妻子跟世界產生連結，一旦妻子不在了，就變得難以獨自面對生活。
所以從媽媽住院到死亡，所有跟醫生的溝通，都是我負責的。好在醫院的社工給我提供了一些操作和流程上資訊，包括可以申請哪些服務。香港公立醫院的門診、住院、藥物和急症室的收費基本都是固定的，定價也比較低，不使用自費藥物的話，通常不會產生額外的費用。
因為不想麻煩別人，爸爸也沒有把家事透露給同事或者朋友，甚至不太願意通知親戚們。後來我還是給媽媽那邊的親戚打了電話，原以為他們會趕來，但他們都說家裡很多事，來不了——可能當時也沒意識到，情況已經那麼嚴重。後來爸爸住院，我也馬上通知了那邊的親戚，他們從內地趕過來了，但沒有在香港生活的經驗，處理銀行賬戶，安排身後儀式、處理社交關係、梳理家庭瑣事，一個一個的事情，還是我自己慢慢去解決。
但我其實從小就不太擅長與人交往，身邊也幾乎沒有朋友。我曾經總覺得，只要能抱抱媽媽，一切還能堅持。等爸爸媽媽去世後，我反覆想過，是不是我做得更好，爸爸媽媽就不會那麼快去世了。後來我也跟香港做喪親支援的社工聊過，他們告訴我，這是面對失去時的自然反應，不必苛責自己。
“我與這個世界的距離”
在父母去世以前，我就感覺到，自己正逐漸失去跟世界的連結，非常孤獨。
我小學時一緊張就控制不住地眨眼，甚至有些抽搐，有些同學覺得我有點奇怪，話多，漸漸開始疏遠我。我有個印象很深的事情，在小學時，有個朋友告訴我，和我聊天其實挺開心，但因為別人的眼光和壓力，她不敢跟我走得太近。小學畢業露營，大家即將分開，她哭了，我遞給她一張紙巾。其他同學立刻叫我不要遞紙巾她，她根本不想要。在大家的起鬨中，她嫌惡而抗拒地跑開了。
因為小學時成績不錯，我升入了一所不錯的初中，但境遇卻沒有因此好轉，甚至越來越差。我明顯感覺到，很多人拿我取樂，我好像只能成為團隊中的小丑角色，才能生存下去。有一次，老師要我去組織一個集體活動，大家都不想參加，就開始排擠我這個組織者。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擔任過班幹部了。
到了高中，我在學習上開始“擺爛”。高考那段時間，我每天上補習班，一邊愧疚，覺得自己在浪費錢，一邊又持續睡覺、玩遊戲。我媽對這些都看在眼裡，卻裝作沒看見，彷彿我還很努力。
小學時，我的父母會給我升學意見，比如我想讀女校，他們認為男女混合制的學校更能鍛鍊和異性相處的能力。但到了中學之後，父母也不能給我建議了，關於學習的決定，基本都是我獨自做的。
我和媽媽偶爾會聊到我在學校裡的社交，她總是說：“別人不喜歡你，肯定是你哪裡不對。”聽得太多了，我就不談了。我去看過心理醫生，想證明給媽媽看——你看，我真的很痛苦。但未成年人看醫生需要家長陪同，於是我告訴媽媽，自己的偏頭痛和耳鳴很嚴重，她以為是壓力引起的，陪我去看了一次。醫生並沒有給我下診斷，我也沒有好好吃藥，沒堅持做醫生布置的功課，這事就過去了。
離開香港上大學後，我的人際交往稍微好了一些，雖然仍然沒有親密的朋友，但起碼做小組作業能找到隊友了，還有同學能幫我交個作業、傳個筆記。
父母去世後，我好像沒有什麼非常崩潰的瞬間，但不敢一個人在家過夜，我感到強烈的無助、焦慮。回到學校之後，我找了很多校內的心理諮詢師，他們有的會反覆問我，為什麼感受不到我的情緒，有的諮詢師則暗示，是我對媽媽的忽視，導致父母去世這一系列事情。聊了一陣後，我開始覺得，既然沒什麼改變，先休學是不是更好。但是親戚們都不太支援。他們勸我不要沉溺在悲傷中，不該要求別人，應該收斂情緒，做好眼下的事情。我照做了。
在香港，我家一直住的是公屋，有點像內地的廉租房，父母去世後，人口減少，我需要從原來的公屋搬到一個更小的公屋。新的住所空間有限，我只帶了一些必要的東西，比如家電、衣物等。可能希望有個新的開始吧，我沒有刻意保留過去的痕跡，父母的遺物也只留了一部分，比如媽媽以前常用的包包。
爸爸媽媽就葬在香港。除了特殊的日子，我現在大概每半年會去墓地看他們一次。雖然父母以前也未必真的理解我，但只要他們在，能說說話，有人作伴，就還是一個家。如今一個人，那種孤獨的感覺很難形容。
香港是個很忙碌的城市，地鐵一直執行到凌晨一點多，我之前實習，晚上十一點多下班，地鐵車廂裡仍然有很多人，有時甚至連座位都沒有。香港也是一個邊界感很強的城市，工作和生活被切割得很清楚，同事就是同事，很難變成朋友。在這裡，我常常覺得，人好像只剩“工作屬性”了，脫離工作，你就沒了位置，沒了角色，無所著落，非常渺小和顆粒化，個體好像是不存在的。
我下班時間比較晚，回家之後就一個人看看小說，刷刷手機，一整天就這樣過去了。當然，香港是個很方便的城市，遇上什麼困難，往往可以找相關的機構幫忙。也因此，個人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於制度和服務體系的。因為住房面積普遍較小，香港人已經習慣了以小家庭為單位生活，沒結婚時和父母住，結了婚就搬出去住，生活上的問題，也通常在這個小家庭內部消化解決了。當然，日常生活裡，大家在小事上挺熱心，搭個話、幫個忙還是不難得。
我還沒談過戀愛。我挺想有個伴的，不一定是戀愛或者結婚的關係，也不奢求“靈魂伴侶”的親密，只是想要有一個人，可以共同分享一些情緒，一起經歷事情，像個“錨點”，讓我和這個世界的聯絡不那麼薄弱。
《路過未來》劇照
有時候坐地鐵，能看到一些約會軟體的廣告，有面向年輕人，也有面向中年人的。所以如今找個“戀愛搭子”並不難——可以一起吃飯、逛街，體驗一些短暫的快樂，感受多巴胺的分泌。但要找一個真正三觀契合、能建立長期關係的人，那就複雜和困難很多。尤其在香港，結婚和養育孩子的成本很高，素質教育幾乎從幼兒園階段就開始了，奧數、珠心算、音樂、英語、體育等等，每一樣都對應著昂貴的輔導班和培訓。
我現在和媽媽爸爸那邊的親人聯絡比以前頻繁，有時候一兩個星期就會打個電話，聊聊近況，在學業或職業選擇上，也會徵求他們的意見。以往爸媽在的時候，我們總是一家三口一起過年，如今過年，我會去父母兩邊的親戚家，比一個人留在香港好一些，不那麼孤單。
爸爸媽媽的親戚現在會共同資助我一部分生活費，我也靠網上釋出資訊做約拍維持開銷——幫人拍照，記錄他們的生活。每次拍攝，都要和一個家庭、一對情侶、或一個個體溝通，對我來說，算是我與這個世界建立聯絡的方式。我想努力不再讓自己的生活再度變成一個真空層。
排版：秋秋 / 稽核：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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