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對所有貿易伙伴加徵“對等關稅”，基準稅率為10%，部分經濟體稅率更高。這一政策的表面目標是縮小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並透過關稅保護美國製造業，但其本質是特朗普政府試圖透過貿易壁壘重塑全球供應鏈，同時為政治博弈創造條件。然而，政策一經推出，市場反應劇烈。美股連續兩日暴跌，納斯達克指數進入技術性熊市（較歷史高點下跌超20%），標普500指數創2020年3月以來最大單週跌幅，兩天內美股總市值蒸發5萬億美元。全球股市亦受波及，日經225指數、韓國綜合指數、歐洲三大股指等均出現大幅下跌，摩根大通將全球經濟衰退機率上調至60%。
本次對等關稅對美股與全球市場機制造成巨大沖擊。首先是供應鏈成本激增與通脹壓力。關稅的直接後果是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例如，美國對歐盟礦泉水加徵20%關稅後，每瓶聖培露礦泉水成本增加1美元；馬來西亞魔鬼辣椒粉因24%關稅導致零售價上漲。這種成本轉嫁不僅推高消費品價格，還波及製造業上游。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麵包店因法國麵粉關稅被迫提價或改用替代原料，而海鮮經銷商預測壽司價格將顯著上漲。供應鏈中斷進一步加劇企業盈利壓力，科技巨頭如蘋果、英偉達、特斯拉等因依賴全球供應鏈，股價跌幅達5%-15其次造成了市場信心崩盤與流動性危機。投資者普遍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百年來最嚴重的政策失誤”，其不可預測性與單邊主義特徵引發恐慌性拋售。市場擔憂這一政策將重演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災難性後果——當年美國貿易規模暴跌60%，加劇大蕭條。此外，美國國債收益率飆升（因經濟衰退預期增強），導致股債雙殺，進一步抽離市場流動性。再者造成了地緣政治反制與全球貿易體系分裂。歐盟、加拿大、日本等經濟體已明確表示將採取報復性關稅。例如，歐盟計劃對美國農產品、服裝、數字服務徵稅，德國總理朔爾茨批評美國政策“破壞自由貿易基石”。中日韓則透過深化經貿合作應對沖擊，試圖構建區域供應鏈韌性。這種分裂將削弱全球化效率，長期抑制經濟增長。
特朗普有目的讓美國經濟衰退是施壓美聯儲降息的核心動機，主要是為了緩解美債利息負擔，當前美國國債規模已突破36萬億美元，若維持4.5%的利率水平，2026年利息支出可能達1.3萬億美元（超過國防預算）。前雷曼兄弟交易員拉里·麥克唐納估算，美聯儲若降息100個基點，政府可節省4000億美元利息，併為新債發行騰挪空間。特朗普將此視為緩解財政赤字的“捷徑”。除此，特朗普要完成推動製造業迴流的政治承諾，特朗普在2024年競選時主打“製造業復興”口號，但政策效果有限。低利率環境可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吸引製造業迴流。然而，關稅導致的供應鏈混亂與成本上升抵消了這一優勢，形成“政策悖論”。例如，特斯拉因關稅衝擊市值單日蒸發1300億美元，暴露製造業迴流計劃的脆弱性。當然特朗普也在為中期選舉做準備，構建選舉政治與危機敘事，特朗普試圖透過製造經濟恐慌（如股市暴跌、失業率升至4.1%）倒逼美聯儲降息，隨後將經濟復甦歸功於自身政策，為2026年中期選舉造勢。這種“先製造危機，再解決危機”的策略被批評為“經濟豪賭”，可能犧牲長期穩定性換取短期政治收益。
特朗普的非常規舉措使得美聯儲陷入困境與政策博弈。美聯儲在通脹與衰退中兩難抉擇，儘管經濟衰退風險上升，美聯儲仍堅持“按兵不動”。2025年1月美國CPI同比上漲3.0%，連續四個月反彈，且關稅可能進一步推高進口商品價格。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強調，過早降息可能重演1970年代滯脹危機，因此需等待更明確的資料訊號。美聯儲也想維護央行獨立性的底線，美聯儲與白宮的矛盾本質是貨幣政策獨立性與政治干預的衝突。鮑威爾多次拒絕特朗普的降息要求，強調決策需基於經濟資料而非政治壓力。若美聯儲屈服，可能引發通脹預期失控，損害美元信用。這次資本市場的狂跌揭示了市場預期管理的失效，市場此前普遍預期2025年降息75個基點，但美聯儲的“觀望”態度加劇波動。鮑威爾承認，美聯儲無法阻止股市暴跌，但堅持“靜觀其變”策略。這種政策滯後可能放大衰退風險。
這次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了深刻影響與潛在風險。新興市場呈現出結構性機會與風險，部分資金從美股轉向估值較低的新興市場（如A股），但全球需求萎縮仍構成威脅。中國PMI回升至50.5%顯示內需韌性，但出口依賴型經濟體（如韓國、越南）面臨更大壓力。這次貿易戰容易引發債務危機與“去美元化”加速，美國透過降息轉嫁債務成本可能削弱美元儲備貨幣地位。多國正探索本幣結算與黃金儲備多元化，長期或動搖全球金融體系根基。同時全球也陷入長期滯脹風險，若通脹與衰退並存，美聯儲政策工具將捉襟見肘。摩根大通預測2025年美國GDP萎縮0.3%，花旗則下調至0.1%，接近技術性衰退。
當前局勢是市場、美聯儲與特朗普三方博弈的“懦夫遊戲”（Chicken Game）。若美聯儲妥協降息，短期或穩定市場，但長期通脹與債務風險加劇；若堅持獨立性，可能引發更深衰退，迫使特朗普調整政策。然而，無論結果如何，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秩序已遭重創，多極化貿易體系加速形成。投資者需警惕政策反覆引發的市場震盪，優先配置抗通脹資產與避險工具，同時關注新興市場的結構性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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