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時代是兒童文學的“黃金時代”。金斯利、卡羅爾、伯內特、吉卜林和加蒂等作家寫下了兒童文學的經典作品——《水孩子》《愛麗絲漫遊奇境記》《秘密花園》《叢林之書》《大自然寓言集》……
傑茜卡·斯特拉利將維多利亞兒童文學的興起放在進化論傳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並指出，這些作家為他們筆下的主角和讀者繪製了一幅幅進化縮圖，進化過程中決定性的一次飛躍發生在文學想象開始之時。
認識兒童文學的黃金時代——英國維多利亞時代
詳解19
世紀英國經典兒童文學作家作品
及其與達爾文進化論科學、英國教育改革的緊密關係
傑茜卡·斯特拉利（Jessica Straley），美國猶他大學英語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進化論與文學之間的互動關係，在《維多利亞研究》和《19世紀文學》期刊上發表了多篇有關進化論、活體解剖以及維多利亞文學的文章。
在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1859）把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論帶給英國讀者僅僅三年後，查爾斯·金斯利就把它變成了一個兒童故事。在《水孩子：獻給一個陸地孩子的童話》（1862—1863年間連載）中，一個名為湯姆的掃煙囪的孤兒落入了河中，突然變成了像水蜥一樣的“水孩子”。從這個新的動物化的起點開始，他必須重新進化回一個人類男孩，但湯姆新的身體究竟怎麼長得像動物卻含糊不清。故事的敘述者告訴我們，湯姆現在有“3.879 02英寸長，和小水蜥一樣，咽喉的腮腺部位長著一圈外鰓（我希望你們能夠理解這些專業術語的含義）”。雖然湯姆具有水蜥的解剖學特徵，並且無法確定自己可能是其他什麼物種，但他拒絕接受老水獺認為他有尾巴這種說法。敘述者表示同意，說道：“當然，他並沒有比你多長條尾巴。”然而，這種表述並沒有解決問題，只是把湯姆是否有尾巴的問題轉變成了對於隱含的兒童讀者是否有尾巴的詢問。進化論沒有提供明確的答案。18世紀蘇格蘭法官、哲學家蒙博多勳爵有一個著名的觀點，他確信所有人出生時都長著尾巴，出生後助產士、醫生和護士合謀把尾巴剪掉了。沒有這麼戲劇性的是，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1871）中證實，人類的尾骨，“雖然已經沒有作為尾巴的功能，卻明顯地代表著其他脊椎動物的這一部分”。《水孩子》的插圖作者們也沒有達成共識。在1915年版的《水孩子》中，W. 希思·羅賓遜提供了兩種可能：在扉頁上，解剖學上看是人類的湯姆騎在一條長著尾巴的魚上（圖1），但在隨後的目錄頁上，他又被描繪成一個人魚寶寶，長著背鰭，雙手有蹼，還有一條尾巴（圖2）。因此，在維多利亞時代的進化論和兒童研究的交叉點上，《水孩子》強調了一個奇怪卻又極其關鍵的問題：兒童在何種程度上算是動物？
圖1 查爾斯·金斯利的《水孩子》，1863年，W. 希思·羅賓遜繪製插圖（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和紐約：霍頓·米夫林，1915年），扉頁
圖2 查爾斯·金斯利的《水孩子》，1863年，W. 希思·羅賓遜繪製插圖（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和紐約：霍頓·米夫林，1915年），目錄頁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並沒有創造兒童比成人更接近自然的概念。西塞羅把動物和兒童稱為自然之鏡（specula naturae）。再近些時候，讓-雅克·盧梭把兒童和原始聯絡了起來。但是，在進化思想介入大眾想象後，童年具有獸性的觀念決定了對待、照顧和教育兒童的方式。在英格蘭和美國，兒童保護者借鑑了動物保護協會的法律和道德觀點。例如，1885年，國會議員塞繆爾·史密斯仿效其在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SPCA）會議上的所見所聞，創立了利物浦防止虐待兒童協會。到19世紀的最後十年，動物兒童已成為兒科學和兒童心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內科醫生路易斯·羅賓遜在《育兒室裡的達爾文主義》（1891）中指出，嬰兒強有力的抓握、手臂發達的肌肉以及較短的下肢表明“他與動物園裡出了名的黑猩猩‘薩莉’那張著名的照片驚人地相似”。在《嬰兒與猴子》（1894）中，S. S. 巴克曼認為，“尾巴的消失仍舊在兒童的身體上留下了疤痕”，這一疤痕將嬰兒與某一特定綱的靈長目動物聯絡了起來。兒童心理學家米利森特·希恩在《嬰兒傳記》（1900）中指出“嬰兒與猴子之間以及男孩與野蠻部落之間非同尋常的相似性”和解剖學一樣有助於解釋行為。同樣，詹姆斯·薩利的《童年研究》（1896）以開創性的觀點開篇：對嬰兒來說，“生命是外向的、可見的，構成了自然景象的一部分；理性和意志，作為人類擁有的高貴特權，依稀難辨；感覺、慾望、本能，這些動物功能似乎概括了人類生命的第一年”。從《物種起源》的出版到20世紀初，嬰兒與猴子、兒童與動物、男孩與野蠻人之間的聯絡不再僅僅是一種隱喻的表達，而變成了一個形態學上的“事實”，在心理、道德、教學法和文學層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路易斯·羅賓遜、巴克曼、希恩和薩利關於嬰兒和兒童生命的觀點都基於對“重演論”的推斷。“重演論”是對進化論的一種推論，認為在妊娠期，人類胚胎經歷了從變形蟲到人類的所有低等動物的階段，重演了物種進化的過程。維多利亞時代的大多數進化論者都不同程度地持有這一關於胚胎髮育的觀點。在《筆記本B》（1837—1838）中，達爾文堅持認為“在子宮中模仿進行的每一步機體組織不斷髮育”，都是在重複“形成那一物種的全過程”。到了《物種起源》，達爾文或許不再贊同個體與物種間字面上的對等（雖然不贊同到何種程度有爭議），但其飾變理論把胚胎重演視為了基本證據之一。《人類的由來》中包含了狗和人的胚胎圖，用以展示二者之間高度的相似性；順帶一提，二者均有顯而易見的尾巴（圖3）。赫伯特·斯賓塞首先運用了原指個體生長的“進化”一詞來描述物種的集體適應性。1852年，他提出，個體發育表明系統發育的轉變是可能的。羅伯特·錢伯斯的暢銷書《自然創造史的遺蹟》（1844）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進化觀念同樣至關重要。書中採用了重演論來表明，即使沒有特殊的創造，人類在自然界中仍舊佔據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人類從整個動物界中崛起併到達頂峰，“那麼，從動物學的角度來看，不考慮神學賦予他的顯著特徵，人類就是動物界所有型別中的典型，是這個地球上動物自然真正的、明確無誤的首領”。
圖3 查爾斯·達爾文的《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倫敦：J. 默裡，1871年），第15頁
對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兒童讀物中的進化論進行批判性探索，筆者並不是第一人，但筆者首次提出，這些書中的進化論實際上可能是寫給兒童的。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兒童是浪漫主義“自然之子”的呼應——在此，兒童和自然都是博學的成人文化的天真無邪的替代者——這種設想在學術研究中表現出如此強大的彈性，以至於兒童文學中的任何科學內容都被認為是寫給成人讀者，而非兒童讀者的。在羅斯《彼得·潘的例子》（1984）出版的前一年，U. C. 克內普費爾馬赫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兒童文學構成了這一文學類別的美學巔峰，因為它同時針對兩類不同的受眾：兒童和成人。他在《兒童與成人的平衡：維多利亞時代兒童幻想故事研究》（1983）中寫道：“那些自我分裂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發現自己‘徘徊在兩個世界之間’，在進步與懷舊之間經歷著雅努斯似的分裂，是他們創造了名副其實的‘兒童書籍的黃金時代’。這並非巧合。”後來的文學評論家似乎採用了克內普費爾馬赫的這種兒童與成人讀者之間的“雅努斯似的分裂”，以及羅斯的兒童讀者的不可能性的觀點。結果是，兒童文學批評總體上回避了兒童讀者與文字的關係問題。這一點在目前關於兒童文學與進化論的研究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一部分原因是達爾文主義似乎超出了兒童的理解範圍，另一部分原因是文學研究領域縱容了這種做法。例如，艾倫·勞赫的《有用的知識：維多利亞時代人、道德，和智力發展》（2001）、苔絲·科斯萊特的《英國兒童小說中會說話的動物，1786—1914》（2006）和卡羅琳·森普特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出版業和童話》（2008），都令人欽佩地探討了維多利亞時代兒童讀物中的進化內容，但他們通常把這類文學作品中對當代科學的提及和暗指理解為越過孩子的肩膀，向父母的閱讀會心地眨了眨眼。
雖然現代評論家聲稱兒童被排除在進化話語之外，但清楚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家和出版商正在圍繞重演論組織兒童文學這一文學類別。19世紀下半葉，伊索寓言的各種新版本佔滿了出版商的出版目錄，有些還特別把它們的相關性歸因於進化論。例如，約瑟夫·雅各布的《伊索寓言》（1889）的序言就承認，古代故事“太過簡單，與我們複雜文明中的事實不相符”，但是對“經歷著……祖先文化不同階段”的兒童來說，它們就是恰當的。童話故事也獲得了新的價值，正如森普特所認識的那樣，因為它們被視為“人類最早的精神衝動的記錄”，所以，與兒童的成長相一致。維多利亞時代的民俗學家和人類學家安德魯·朗格將他的12本書計劃—從《藍色童話》（1889）開始，以《紫丁香色童話》（1910）結束—描述為對與兒童的古老品性相一致的史前文化的復原。在《紫羅蘭色童話》（1901）的序言中，他寫道：“［年輕讀者］的品味與幾千年前他們那些赤身裸體的祖先一樣。”獲得重演性重構的不僅僅是這些口頭傳統。在美國，頗受歡迎的兒童出版商D. 阿普爾頓再版了家庭閱讀系列叢書中的一些兒童文字，並在序言中稱讚了達爾文、斯賓塞和美國進化心理學家G. 斯坦利·霍爾的著作。由美國教育委員W. T. 哈里斯撰寫的前言不僅肯定了“所有自然都因進化規律的發現而統一”，而且他還斷言兒童文學最能認識到這個事實。阿普爾頓系列中的《霧都孤兒》（1897）指導讀者從“生存鬥爭”的層面來分析奧利弗生命最初的階段，因為那是所有生命的第一個階段。
安德魯·朗格（Andrew Lang，1844—1912），英國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詩人、民俗學家。
彩色童話集（部分）
究竟期望年輕讀者學到什麼樣的（關於物種或是他們自己的）進化知識，這在很大程度上都沒有得到分析，部分原因是學術界一致認為，黃金時代透過迴避教育問題並強調讀者的愉悅感而將自己與這一文學類別先前的迭代區分開來。本書認為，從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時期創作的許多最著名的、經典的兒童作品，不僅將獸性兒童的形象融入它們的情節和修辭中，而且它們敏銳地認識到，重演論對文學的嘲弄需要文學做出回應。因此，正當後達爾文主義兒童讀物作家在已經陷入文字性與現實世界經驗問題的體裁中進行創作時，他們面臨了新的挑戰。與前輩們不同，這些作家創作故事的目的不是要印刻洛克的白板，或是庇護盧梭純潔的天真。相反，他們試圖使讀者人性化：首先，使讀者認識到自己最初那古怪的無人性；其次，闡明文學如何能成為給兒童提供智力、道德、情感和審美進化的主要模式。
除了開闢一個進化思想可以自由馳騁的新語境，本書還考察了進化論中對童年動物性的論斷如何促使兒童作家宣傳文學作為兒童走向人類的主要途徑。在此，不僅筆者的研究視野超出了達爾文和小說，而且對於19世紀科學與文學之關係的批判性論斷，筆者也提出了質疑。達爾文主義文學研究的先驅比爾和喬治·萊文，強調了維多利亞時代相關從業者跨學科的交叉、重疊和共同的修辭。在由比爾和萊文確立的傳統中，萊特曼和索恩近期出版的《進化與維多利亞文化》重申了跨學科的潮流使19世紀的科學理論能夠在文學、攝影、電影、藝術、戲劇、音樂、建築和舞蹈的不同領域內及之間順暢地流動。這本選集的前言寫道：“在沉浸於進化思想的維多利亞文化裡，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互補的，而不是對立的。”然而，儘管當時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交流可能比今天更好，它們可能還沒有和諧到像比爾和萊文，現在是萊特曼和索恩的“同一文化”模式的程度。正如本書也會做的那樣，其他學者正在對這種各學科間關係融洽的觀點施加壓力。例如，道森的《達爾文、文學和維多利亞體面觀》（2007）展現了在試圖使達爾文主義合法化或聲名狼藉的過程中，科學與文學之間的聯絡如何“出於各種戰略原因，被定期地利用和操縱”。同樣，在《道德權威、科學家和維多利亞小說》（2013）中，安妮·德威特認為，19世紀的小說沒有將科學視為一種同伴話語，而是“試圖界定科學的範圍，將其關注的內容定義為不同於——並且次於小說關注的內容”。在道森和德威特看來，科學和文學對彼此的影響是相互滲透的，但同時它們又在努力劃定彼此的邊界。
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叢林之書》
雖然筆者的研究探討了兒童文學採用兒童發展相關科學概念的方式，這些科學概念自身就是在19世紀進化論和成長小說這樣的敘事形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本書研究的重點是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教育主導權之爭。這裡考察的跨學科碰撞不僅僅是由現在向藝術實驗開放的創新理論或受小說語境操縱的新修辭組成的。相反，維多利亞中期學校系統面臨的新壓力給教育工作者和政治家們帶來了一個實際的難題，並引發了在兒童必須學什麼以及如何學這兩個關鍵問題上各學科爭奪話語權的衝突。對德威特來說，小說是挑戰自然科學日益增長的文化權威最合適的文學媒介，因為，她說道，“道德修養以及更廣泛的道德問題被小說視為其專業領域”。小說很可能是成人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徑，但兒童文學主導著更易受影響的一部分人口的道德和智力教育。在進化論介入公眾教育意識和關於教育的政治辯論後，兒童作家必然面臨著這樣的威脅，即科學實驗可以取代兒童書籍成為知識的傳播者和人類基本經驗的複製者。在本書所考察的1850年至1915年這段時期內，兒童文學令人著迷而又充滿矛盾地使科學適應自己，又使自己適應科學，同時它也作為兒童的第一位且最重要的老師與科學展開了競爭。
《維多利亞兒童文學中的進化與想象》重塑了兒童文學的黃金時代，它不是浪漫主義簡單的衰退，而是對動物性兒童重演人類進化過程的科學建構的回應。這些文學作品不是黃金時代（神話中墮落前的原始完美時期）的產物。我們可以這麼說，就像金斯利筆下的湯姆，迴歸到自己的動物本源，這樣就可以沿著一個更有成效的路線重新定向自己的成長。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的兒童文學回歸到了問題的本源——讀和做之間的衝突，以便為文學在人類進化和童年發展中開創出一個更加令人敬畏的角色。兒童文學的經典文字，將個體與物種間離奇的類比的多重含義和不可同化的邏輯混亂，轉化為以新的方式去想象隱含的兒童讀者以及為其進化而創造的新情節。本書將19世紀進化史的構建和與其形成互補的針對動物性兒童的文學創作結合起來，試圖揭示成為人類的意義與文學在我們人性中扮演的角色之間的獨特關係。維多利亞時代的兒童文字使文學體驗成為人類進化的關鍵機制，能夠教會兒童如何縮回他獸性的“尾巴”，轉而進入一個更高階的、獨特的人類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充滿了非凡的、啟發性的和富有想象力的“故事”。
本研究彙集了進化論思想史、教育改革社會史以及新興的兒童文學類別的文學史，以加深我們對這三個領域的理解。兒童文學，絕非尋求擺脫其歷史境遇並保護兒童的純真，而是自覺發展了無釐頭、幻想、戲仿、離題遊戲、變形、混合形式、轉移視角和多重主角等方式，以對兒童應更精於科學以改良物種的主張進行還擊。在對教育學、社會學和科學語境的觀照下，本書主要關注兒童文學的文學性問題——對人類歷史中出現的新的科學概念的集體反應。聚焦如下幾個方面：進化論在兒童研究和兒童文學中的應用；科學理論影響文學形式的方式；文學在重塑維多利亞時代對科學概念的認知方面同時發揮的作用；以及在科學日益佔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人文學科備受爭議的價值，《維多利亞兒童文學中的進化與想象》關注跨學科性本身以及圍繞這一勢必令人費解的人物——兒童，所產生的這些相互衝突的、多維度的話語的交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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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augus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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