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起來，美國空襲了伊朗三處重要的核設施，特朗普宣稱行動“取得重大成功”，全球陷入震驚。以下是基於最新情況的一些更新，包括分析及推演。
1.特朗普在“出手”之前要回答的問題
之前作者的判斷：以色列在前端“把能做的都做了”，後續推演很大程度要靠美國，美國的話則取決於特朗普的個人判斷。而在過去一週，美國國內輿情極為洶湧，政治撕裂，而且呈現為兩黨撕裂及兩黨內部撕裂。更重要的是，核心MAGA意見領袖公開反對特朗普對伊朗開戰，就究竟何為MAGA原則，何為“美國優先”開展討論，開始提前爭奪對“後特朗普時代的MAGA”或“後特朗普時代的特朗普主義”話語的主動權。
基於此，筆者傾向於認為，出於審慎，特朗普會考慮暫時按兵不動，擇機而動。
過程中，要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對伊朗的地下核設施實行打擊是否有必要；第二，是否能夠真正實現摧毀伊朗核計劃的目標；第三，後續能否避免將美國拖入中東的持久戰泥潭。如果對三個問題是肯定的，則特朗普會認為，打擊伊朗的政治收益大於成本。
但這個按兵不動的“視窗”很短，基本只是過去十天，顯然，特朗普已經得出了結論，或者認為自己應該行動。
2.美國輿論對特朗普的影響
特朗普需要考慮自己的政治遺產，基本盤的支援和美國社會認可非常重要。這個過程中，輿論是一個重要考慮因素。而輿論到底發生了什麼作用，只有等待後續有更多的資訊解密才能得知。
但我們只知道：特朗普非常不喜歡被人拿捏，尤其在公開場合，尤其面對自己的子民（特朗普本人是“國王”）。6月17日，《華爾街時報》寫了一篇社論《Iran Is Trump’s Deterrence Moment》（特朗普的伊朗威懾時刻），以說教的口吻宣稱，支援以色列是每位美國總統的神聖職責，不是什麼違背特朗普本來原則的艱難抉擇，美國絕對不能拒絕幫助以色列消除伊朗核威脅。此事讓特朗普非常不爽，他公開稱“《華爾街日報》根本不懂我對伊朗的想法！”。但很快又宣佈延遲空襲。
另一方面，MAGA意見領袖公開對特朗普進行逼宮。6月13日，塔克·卡爾森公開發文呼籲特朗普“拋棄以色列”，必須堅守美國優先，無論何種條件下都不能參與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特朗普也很不爽，公開反駁塔克，並稱只有他自己才能決定何為“美國優先”。到6月6日，塔克已經和另一位分量更重的意見領袖史蒂夫·班農合流，公開反對美國參戰。他們的態度不僅是說教，更是在代言MAGA。兩人似乎引領著MAGA對特朗普的內戰。
顯然，特朗普不想被任何一方拿捏——好像他是聽了誰的建議才出手，或不出手。（從這個角度講，對特朗普其實應該採取“反向激將”的方式）。
在此過程中，特朗普在衡量是否要對以色列出手。
最後看來，這個過程很快，幾天就結束了。或者特朗普一開始在內心已有答案，或者特朗普在公眾輿論的刺激下加速了決定。
3.特朗普既然決定出手，他的考量和研判是什麼
特朗普既然決定出手，基本判斷一定是，這個行動對他政治上有利，風險可控。（儘管外界可以對他的判斷有不同的意見）。
基於此，我們可以推演，特朗普和團隊對伊朗和當前總體局勢的研判應當是這樣的（這個判斷結合了以色列政府的大量輸入和引導，也是特朗普現階段在認知上和政治上願意接受的）。
第一，這一次打擊，伊朗的核能力將倒退多年。過去十多天，以色列對伊朗的行動已經讓伊朗的核能力大大倒退。如果美國再出手，對地下核設施實施攻擊，則可以讓伊朗的核能力後退多年，請注意，是多年，而不是數週或數月，相當於“管住很多年”。這樣，在特朗普任內，伊朗發展出核武器的機率很低。至於後任如何，那就不是特朗普的事了——只能說明後任的“無能”。
第二，以色列和美國可以永久震懾和阻礙伊朗的核計劃。伊朗到處都是內鬼，已經被以色列情報機構全面滲透。不妨這麼理解：伊朗政府高層只要醞釀大型計劃，以色列立即就能知道。伊朗方面相當於“在以色列的監視下執行”。以色列一旦知道伊朗捲土重來，就會採取打擊措施，例如暗殺關鍵人物。以色列也已充分顯示：自己不會遵守任何法律和道德底線。你暫停核計劃，我也暫停；你開發核計劃，我就無情打擊；這就是“永久震懾”。這一條的關鍵在於，一切都建立在以色列對伊朗滲透的基礎之上。美國要依賴以色列的情報和判斷。
第三，衝突升級有風險，但短期可控。以色列基本上掌握了伊朗的制空權、打擊並削弱了伊朗的導彈體系，暫時消滅了伊朗的軍事高層及決策體系，大大削弱了伊朗的代理能力。伊朗可能措辭強硬，組織反擊，但真的要組織起很大規模、全方位、系統性的反擊，在軍事上和組織上有一定的困難，至少暫時做不到。特朗普認為，如果結合美國的強威懾和極限施壓，伊朗發起大規模、造成很大傷害反擊的風險是有的，但應該可控。
第四，伊朗政府內部“溫和派”有可能佔上風。伊朗內部有強硬派，也有溫和派（伊朗總統佩澤什基安本人）。強硬派認為伊朗必須堅定反擊，堅定擁核。溫和派則認為這些年伊朗做了一系列錯誤的決策，特別是升級對以色列的代理人戰爭，導致伊朗今天的被動境地。眼下應該就勢放棄核專案，先發展經濟和解決社會問題，穩住政權。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偏向強硬派，但也保持了一定的開放度，例如允許總統佩澤什基安去對外接觸和談判，而溫和派和沙特、土耳其、埃及等許多關鍵伊斯蘭國家都有溝通管道。眼下，因為軍事上的現實問題，激進派拿不出什麼好的方案，所以溫和派有可能佔上風。所以，特朗普/美方的判斷是，只要溫和派佔上風，調整之前的策略，願意和美國“談”——或者也不需要“談”，只要放棄軍事對抗即可——美國就算贏了。在這個問題上，伊朗確實有不同力量的分歧，預計要博弈一段時間。
第五，為了實現前述目標，美國只需要投入空軍。在特朗普的概念裡，只要不派遣地面部隊，不在地面和他國力量交火，美國就不算“捲入戰爭”。所以他在第一任的時候空襲過敘利亞，刺殺過ISIS組織頭目巴格達迪和伊朗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等。特朗普不認為這是戰爭行為，仍然稱自己在任內“從來沒有發動過戰爭”。基於此，他認為只要保證美國只有空軍出擊，衝突就可控。他當然也不認為美國的目標是推動伊朗政權更迭。這個過程中，要依賴以色列的支援。以色列雖然不能提供地面作戰部隊，但至少在伊朗運營著情報和特工網路，可以在地面開展行動。
第六，階段性完成目標後，特朗普可以更好地管理內塔尼亞胡，請以色列“見好就收”。如果顯著削弱伊朗核能力的目標已經達成，內塔尼亞胡“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以色列就沒有理由對伊朗持續發動攻擊了。衝突應該熄火。這裡的問題在於，內塔尼亞胡真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麼？他到底想要什麼？內塔尼亞胡可能要的是持續的衝突。他可能不斷製造理由，繼續攻擊伊朗（後面我們再討論這個問題）。但這就是內塔尼亞胡和特朗普之間的博弈了。
第七，特朗普自認為可以駕馭自己的基本盤。
首先，他的話術已經想好了:1）伊朗核能力基本被銷燬，後面也發展不起來；2）美國只有最小代價的投入，沒有捲入戰爭；3）這是盟友以色列分擔防務責任、協助確保美國安全的成功案例，應該代表美國未來的軍事外交戰略和策略。
這裡面，最核心的一條是，美國是否能夠避免捲入和伊朗的（地面）戰爭。這裡，特朗普需要依賴的關鍵假設是：a）伊朗缺乏組織能力和軍事能力、內部有分歧，不會組織大規模的反攻；b）美國的軍事警告和震懾能夠發揮作用；c）美國始終派空軍，不派地面部隊。特朗普始終可以不扣最後的板機。只要不發生地面衝突，不發生螺旋升級，就不算“戰爭”。
特朗普一定認為，基於上述，他是可以駕馭基本盤的。
這裡面有沒有風險呢？當然是有風險的。但特朗普從來就是個“賭徒”，習慣於高風險運作，享受於高風險運作，他的每一個決策都帶有賭博性質。他能這麼做，當然是認為政治收益足夠大，風險可控。
4.更多地緣政治分析與考慮
1）美國的國際地緣政治棋局出現了“再平衡”，又“回到”了中東。陷入對伊朗的衝突，不可避免地將特朗普和美國政府的精力和資源轉向中東，而分散在其他區域（包括中國）的投入。這一條是MAGA陣營非常反對的：他們認為美國應該多聚焦解決國內問題，不要關注其他國家，而如果要關注的話，也應該聚焦中國，不應該聚焦伊朗。
2）美國被拉上了“船”，後續將更進一步裹挾。可以看出，特朗普上述的很多判斷，高度依賴以色列提供的情報及後續行動。如果沒有美以緊密無間的合作，是很難守住上述目標的。簡言之，以色列這下可以透過伊朗牽制美國，更進一步的影響美國的外交。MAGA陣營為什麼反對美國協助以色列攻擊伊朗呢？他們並不是不同意以上每一點圍繞伊朗的分析，而是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外國政府（以色列）在公然影響和操縱美國政府，讓美國政府把資源和精力都投入於服務以色列的利益，疏忽本國民生，並因為介入而承擔後續一切風險（包括反美恐怖主義，以及伊朗因為內亂、出現政權更迭所導致的溢位風險）。
3）以色列將繼續黑化伊朗，不斷製造事端。對於內塔尼亞胡來說，需要透過持續的對外衝突和危機來維持自己的國內統治。沒有衝突也要製造衝突。實際上，內塔尼亞胡和極右翼政治聯盟真正的噩夢是什麼？真正的噩夢是一個不追求代理人戰爭、不追求核武器、和平的，和周邊國家關係正常化，甚至和美國關係正常化，甚至“親美”的伊朗。因為這個時候，以色列不僅沒有了戰略價值，還將暴露出一個眾人皆知的事實，即以色列才是中東地區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以色列才是國際秩序的破壞者和踐踏者，才是國際社會里的壞孩子。所謂“養寇自重”，內塔尼亞胡也許不需要哈馬斯（因為他們有朝一日想徹底佔領加沙和西岸），但不可能去佔領伊朗——伊朗始終是外部力量。所以，他們需要一個“邪惡”的伊朗，一個“好戰”的伊朗，一個“四面出擊”的伊朗，一個永遠在追求“擁核之路”的伊朗，不斷將伊朗塑造成中東公敵，轉移國際社會對以色列行為的關注，將地區亂局歸咎於伊朗，並裹挾美國。
4）俄羅斯和美國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普京和特朗普的“蜜月期”（如有）早已結束。特朗普在伊朗的所作所為，將讓他喪失與俄羅斯的談判基礎。
5）其他國家的看法。首先，沒有人願意看見中東衝突升級、進入動盪（包括因政權更迭導致的內亂）；其次，只要和伊朗有關聯、影響力的國家，都可能考慮參與調停，影響和塑造美國及國際社會對伊朗的話語（而非讓以色列主導）——這包括沙特、埃及、土耳其等伊斯蘭國家，也包括主要歐洲國家。最後，美國對伊朗的打擊，當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準則。美國的國際信譽也將遭受更加嚴重的傷害，因為各國都會得出自己的結論：特朗普政府表面上說要談判核協議，實則是為軍事打擊打掩護，或者可以隨時丟棄談判。這將堅定各方的看法，即美國不是一個可信的談判對手。這個事情，對於特朗普政府的盟友關係以及在進行的貿易談判，當然都不是一個好事。
6）關於MAGA：在特朗普出手之前，MAGA陣營已經分裂——實際上也談不上是“分裂”，而是MAGA意見領袖藉助這次事件，明確了MAGA的一些核心原則，強化了既有的共識，並與包括特朗普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分野（儘管他們只能容忍特朗普）。圍繞“後特朗普時代的特朗普主義”的話語權爭奪和博弈已經開始。未來一段時間，MAGA及美國社會將靜觀伊朗局勢的變化——只要伊朗在形式上大規模反擊，美國陷入被動應對，衝突持續下去，美國被認為陷入某種泥潭，同時國內經濟情勢得不到改善，那麼特朗普及共和黨在明年的中期選舉和2028年大選裡就可能遭遇滑鐵盧——他們被認為背叛了MAGA的根本原則。而從民主黨等反對派來看，當然也希望特朗普這次摔一個大跟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