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TheASMLway:另一種印鈔機

前言
如BBC這則新聞裡所說,全世界只10家饒有影響力的半導體公司(5家負責製造,5家供精密儀器),他們跨越國界,密切合作,這個鏈條不大容易Zoom out。一塵不染的真空操作間,頭頂上比人忙碌的機器人,如公交車一般體型的精密儀器,沙子、光、晶圓、電晶體,晶片…,由物質連結起來的更大範圍的數字世界,在你我看不見的地方,一些用縮寫掩飾著其複雜性的技術在發揮卡脖子的作用。CZ(Czochralski),EUV(Extreme Ultra Violet),當無聲的發明被商業的龍捲風掀起,一些看似必然、巧妙又不可思議的創新(連結)如樂高積木環環相扣,是滾滾車輪推動的決策,和時代造就的英雄。
物質形態千變,人在奔走磨合,荷蘭人去德國喝啤酒,被韓國人扣下護照。在Das Goldene Lamm酒店,在三星的談判桌上,縱使相看兩厭,但證明也是非你不可。
金錢與貨幣是流轉價值的一般載體,物質使數字世界構築於其上,結合著人的創造力,正成為另一個“世界”的能量載體。出於對AI能量供應鏈的興趣,讓我在印刷的字裡行間來回翻閱這些陌生又重要的名字。今天我們來看一家位於荷蘭Veldhoven的企業ASML,他們為臺積電TSMC、英特爾Intel 和三星 Samsung 提供光刻機——一臺能夠在奈米尺度上“列印”半導體的精密儀器。
正文
翻譯:GPT4-o 校對:Jessie
書籍:FOCUS THE ASML WAY:Inside the power struggle over the most complex machine on earth, Chapter 9 The Money Printer.
作者:Marc Hijink

有時,歷史會成為阻礙。
PAS 5500 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交付速度緩慢。Zeiss(蔡司)無法滿足鏡頭需求,導致德國奧伯科亨的生產陷入瓶頸,越來越多的機器滯留在荷蘭費爾德霍芬,等待光學系統。然而,這一次問題並不出在複雜的生產流程上,而是德國的歷史動盪所致。在鐵幕倒塌之後,Zeiss 與位於前東德城市耶拿的姐妹工廠重新合併,隨之陷入債務困境。隨著資金謹慎地開始流向費爾德霍芬,ASML 勉強湊齊了一筆貸款,以挽救其最重要的供應商。隨著這一瓶頸的解決,機器終於得以出廠,而資金也開始流入。1993年,公司首次實現盈利;1994年,超過100臺光刻機被售出。兩年後,這一數字翻了一番。
與此同時,另一家行業巨頭開始關注ASML的裝置。韓國製造商三星對ASML的裝置產生了興趣,想用它來生產記憶體晶片。三星當前的日本供應商尼康(Nikon)交付的裝置存在鏡頭問題,並且拒絕回應韓方的投訴,這讓三星非常憤怒,也為ASML創造了一個機會。然而,說服韓國公司更換供應商並非易事。三星深知自己佔據主動權,向ASML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希望獲得符合詳盡標準的高度專業化裝置。然而,ASML只能提供工廠標準機型,幾乎沒有能力進行定製,更不用說滿足三星提出的高標準要求了。
在首爾的討論中,氣氛非常緊張。這家韓國公司以不妥協的強硬態度聞名——在記憶體晶片利潤極其微薄的市場中,一切都以效率為中心。任何導致延誤的人,譬如因為光刻機卡住,都會面臨嚴厲後果。接下來的會議更像是審訊。在抵達韓國時,ASML團隊的護照被收走,隨後他們被直接帶去‘談判’。在談判中,夾雜著激烈的爭吵,甚至涉及到粉筆標記等細節。
“盤子、菸灰缸和咖啡杯在空中飛舞,只要夠得著,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扔出去。”
儘管如此,1995年,雙方最終達成了一項協議,這令費爾德霍芬和所有參與這些會議的人都感到欣慰。隨著需求的突然增加,ASML不得不擴充套件業務,但主廠區周圍已經沒有可用的建設用地。然而,前牛奶商克里斯·範·卡斯特倫(Chris van Kasteren)憑藉出色的財務遠見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費爾德霍芬南部的A67高速公路旁有一片農民擁有的草地。憑藉其在社群中的人脈,範·卡斯特倫成功獲取了這些草地的大部分。憑藉這片土地,ASML暫時擁有了足夠的擴充套件空間。
建築師羅布·範·阿肯(Rob van Aken)的任務是讓設計儘可能實用。建築的一個重要要求是可分離性,以便在ASML不可避免地遇到困難時可以出售。可以肯定的是,沒有其他人能充分利用費爾德霍芬那些厚重的防振地板、懸浮式地基和無塵室等高階建築設施。
到此時,ASML已經超越了那座優雅的金字塔式建築。工程師和系統架構師的數量迅速增加,乾淨室周圍需要更多的辦公空間,以容納迅速膨脹的研發部門。這些研發部門是公司的核心動力,其唯一目標是:比日本競爭對手更快地開發新技術,並藉此吸引大客戶。一步步地,這一計劃開始奏效。他們的戰略集中於為晶片製造商‘創造價值’,提供每小時可以曝光更多晶圓且缺陷更少的工具。光刻技術本質上是一種印刷機,但它的標準與書籍、紙張或鈔票的印刷機並無不同,只不過這些機器列印的是半導體,而它們可以為製造商帶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
執行長威廉·馬里斯(Willem Maris)喜歡自嘲。他經常從一個會議走向另一個會議,開玩笑說如果讓真正的管理者接管公司會是怎樣的場景。ASML的運營效率並未能完全體現其機器所承諾的精度,但只要資金持續流入,沒有人真正關心。馬里斯曾在飛利浦工廠任職,他本人還是一位前頂級網球選手。在18歲時,他作為機械工程專業的學生,成為了荷蘭單打冠軍,這對他和所有人來說都頗為意外。然而,正如他在1958年接受《電訊報》採訪時所言,他並不認為自己會走上職業體育的道路。他說,一旦成為冠軍,別人就會總是期待你贏,而這會‘徹底奪去比賽的樂趣’。如果做某事沒有樂趣,那就別做了。
馬里斯是一個平易近人的領導者。他把自己的辦公室安排在大樓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喜歡與其他員工待在一起,而不是孤立於頂層。從這裡,他經常在公司大廳裡閒逛,總是樂於與人交談。他梳理整齊的背頭,加上和藹的態度,讓他看起來像一位天生的推銷員。他也不是一個愛爭吵的人,更願意讓別人先表達意見,然後冷靜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在需要作出艱難決定時依靠董事會其他成員。
這種風格非常適合ASML的扁平化結構。馬里斯培養了一種團隊協作的氛圍,即便是供應商也被鼓勵與ASML的擴張同步成長。他為與關鍵供應商蔡司的合作提出了口號:“兩家公司,一個業務。”無論市場如何起伏和收縮,他確保始終沒有人對雙方的關係產生懷疑:目標是共同的,而實現目標的最好方法就是攜手合作。
馬里斯還設法挽留住了馬丁·範登布林克(Martin van den Brink),當時他正準備跳槽。最近的5500型號設計耗費了過多預算,馬丁未能獲得開發新機器的許可,設計圖紙只能積灰。感到沮喪的他考慮前往美國供應商Varian擔任首席技術官。缺乏創新的自由和資源,他看不到自己和ASML的未來。‘於是我想:是時候離開了。’當他收拾行李準備前往矽谷時,決定拜訪他的前同事弗裡茨·範·霍特(Frits van Hout)。儘管在1992年危機中離開ASML加入一家瑞士公司擔任領導職位,範·霍特還是鼓勵馬丁重新考慮:他真的能適應一家美國公司嗎?更不用說他在那裡還需要重新證明自己。
範登布林克即將離開的訊息在晶片行業引發了震動。訊息透過AMD傳到了馬里斯耳中,他們問這位執行長是否知道他最重要的技術人員打算離開。驚愕的馬里斯迅速採取行動,同意了範登布林克的要求。後者最終掌舵費爾德霍芬的研發部門,並堅持讓ASML開始建造‘掃描器’。這些機器很快被命名為‘Step & Scan’,是美國競爭對手PerkinElmer開發的一種技術的變體。 掃描器透過一束光執行,類似於影印機,光束沿掩模滑動的同時晶圓沿相反方向移動,從而提高了晶片曝光線上精度。想象一下,一位奧運選手,一手拿著筆,一手拿著紙,開始全速奔跑,卻仍能畫出一幅高度精確的圖畫,這大致可以形容這些機器設計的那種高科技精密‘舞蹈’。5500還採用了一種新光源,首次使用了深紫外光(DUV)。維特科克(Wittekoek)和範登布林克不得不說服蔡司調整他們的鏡頭設計,甚至為他們提供了調整規範。這讓德國人感到不滿:這些好鬥的荷蘭‘自以為是’的人竟然覺得比他們的專家還厲害。
有了DUV技術和掃描器,來自費爾德霍芬的團隊終於擁有了與佳能和尼康一較高下的工具。美國的競爭對手已經被甩在後面,但為了衝擊第一名的位置,ASML仍需要更多資金。來自飛利浦的顧問亨克·博特(Henk Bodt)認為,上市是ASML的最佳選擇。到目前為止,吸引外部投資者一直困難重重;正如博特所說,‘他們只會在你瀕臨破產時才對你的業務感興趣。’
1995年,ASML在美國的納斯達克(NASDAQ)和阿姆斯特丹的AEX同時上市。為了留住人才,公司為四十名最有價值的員工提供了股票獎勵,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在公司上市後四年內不能出售股份。這四十人中包括三十名技術人員和十名管理者。然而,公司工會對此深感憤怒,因為他們發現主要是高層管理者獲得了這些股票。工會認為ASML的成功應該惠及所有人,而不是讓少數人富裕。為此,那些未獲得股票獎勵的人則被提供了一種替代性的股票期權計劃。
對於弗裡茨·範·霍特(Frits van Hout)來說,時機有些不太湊巧。他一直考慮回到費爾德霍芬,並在1995年與公司展開談判,但發現自己錯過了這一福利。直到2001年,在馬丁的請求下,他才終於迴歸ASML。正如他所說:‘在我心裡,我從未真正離開過。’
1995年3月,IPO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慶祝活動卻顯得低調。幾年的時間裡,當股票解禁後,費爾德霍芬突然多出了四十位百萬富翁,香檳才得以真正開瓶。儘管新財富被用來購買漂亮的房子和全家人的新車,但消費並不誇張。在ASML,炫耀財富被視為一種不禮貌的行為,因為這會分散人們對真正重要事情的注意力。
如果你在1995年投資1美元到ASML並持有到2024年,這一股權的價值(包括股息)將超過最初的600倍。市場上的成功為相關人員帶來了不同的財富命運。1995年後,飛利浦將其在ASML的股份減少到23%,並從2001年起進一步減少其少數股權。ASML早期的專案負責人理查德·喬治(Richard George)在上市後迅速賣出了自己的股票。對此,他笑著承認:‘如果我當時沒賣,我現在的資產可能會多出近1億美元。你能想象嗎!’不過他並沒有感到苦澀,只有自豪,因為他的工作為公司的財務成功做出了貢獻。
也有人完全錯過了這張‘黃金船票’。1984年幫助建立ASML組織的營運長約普·範·凱瑟爾(Joop van Kessel)或許最有理由感到懊悔。他有意放棄了期權計劃,後來和妻子算了一下,他因此損失了大約1000萬歐元。‘確實是一大筆錢,’他現在承認。但當時他無法接受去韓國擔任新職位的想法,在那裡ASML必須滿足極為苛刻的記憶體晶片製造商的要求,併為他們提供完美無缺的裝置。‘那是四十多歲的人乾的活,而不是六十多歲的人能做的事。’這是個高昂的代價,但他從未後悔做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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