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幾則醫療事故再度將醫療安全推向輿論風暴眼。
中日友好醫院胸外科副主任醫師肖某出軌6名女性，並致多人懷孕。更有爆料稱，去年7月5日，肖某與出軌物件董某一同做手術，無故離開崗位，致使病人麻醉昏迷40分鐘後才又迴歸崗位開始手術。經核查，舉報材料反映的肖某個人問題基本屬實。醫院現已開除肖某黨籍，並解除聘用關係。
4月26日，一名30歲男子在南昌市生殖醫院做手術後次日身亡。據堂姐鄧女士稱，弟弟新婚兩個月，為生孩子才到該院做小手術。同樣，今年3月10日，汕頭22歲的盧女士在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接受輸卵管堵塞微創手術後，被推入復甦室等待全麻甦醒，卻因醫護人員操作不規範，長時間缺氧導致腦死亡，至今已昏迷近50天。
2月11日，安徽亳州張女士反映，父親春節前在亳州市中醫院肝臟手術中，一枚15毫米針頭竟遺留體內，專家會診後建議不取出。涉事醫院稱針頭為“滑落”，器械供應商與家屬因賠償金額分歧仍協商未果。
在標準化流程嚴密的現代手術室，醫務人員竟能無故離崗40分鐘，微創手術卻暗藏醫療隱患，一根針頭仍能逃脫層層清點。醫療系統的確定性外殼下，仍有許多不被發現的“隨機性”隱於暗處。
一臺手術的安全，不僅取決於醫生的技術，更與無數常見但容易被忽視的“隨機事件”緊密捆綁：主刀醫生是否因連軸手術陷入決策疲勞？器械護士是否因突發調班打亂協作默契？這些看似無關的變數，如同隱形的骰子，悄然改寫患者的命運。
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阿努帕姆·傑納與美國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重症監護科醫生克里斯托弗·沃舍姆認為：“醫生和患者常常認為醫療決策是基於科學研究的深思熟慮，但現實是，醫學治療也可能是混亂的、複雜且不確定的，隨機性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們提供和接受的醫療服務。”
在兩位專家學者的新書《醫學的隨機行為：影響醫生、患者和塑造我們健康的隱藏力量》中，他們向讀者充分展示，醫療從來不是流水線上的精密零件，而是人性、系統與隨機事件的角力場。
心臟病發作也有好時機？
應該選擇有經驗的老醫生還是新手小白？
是否接受醫生建議的手術？
保守治療還是全力治療？
這些問題意義重大，可能影響每一個人的健康、生活和生命。兩位作者在書中逐個回答了這些每個人都可能會面臨的醫療難題，幫助每一位患者及家屬做出最不留遺憾的選擇，提醒每一位醫務工作者做出最準確恰當的醫療決策。
*以下內容摘編自《醫學的隨機行為：影響醫生、患者和塑造我們健康的隱藏力量》
ADHD被過度確診了
在小學同一年級中，學生的年齡最大可相差近1歲。由於入學以年度為界（每年9月1日），8月出生的孩子常成為班級中年齡最小的成員，其發育成熟度與年長同學存在顯著差距，卻需面對相同的學習要求和行為標準。
作者巴普與其哈佛大學團隊的研究發現，這種相對年齡差異可能影響ADHD（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的診斷率。他們假設：年齡較小的兒童因難以達到課堂專注力和行為控制要求，更易被教師懷疑存在ADHD症狀，進而促使家長尋求醫學診斷。
透過對比採用9月1日為入學截止日的各州，團隊發現：8月出生（年級最小）的兒童ADHD診斷及治療率比前一年9月出生（年級最大）的同班兒童高出34%。並且，與9月出生的孩子相比，8月出生的ADHD患兒平均多接受了120天的藥物治療。
換句話說，年齡較小的 ADHD患兒受到了更嚴格的治療，儘管這些孩子並不一定存在生物學意義上的不足。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他們的行為可能會看似“有所改善”，醫生和家長可以很合理地將其歸因於藥物的作用，從而導致孩子繼續服藥。
然而，兒童行為變化的真正原因可能僅僅是他們正在不斷成熟，與同齡人之間的相對年齡差距開始逐漸縮小。
可以說，入學年齡界限等隨機因素可能會導致ADHD的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
此外，由於ADHD缺乏大多數疾病診斷所依據的客觀標準，比如實驗室檢驗、影像學檢查或生理學測量，想要準確診斷ADHD還是非常具有挑戰性。
實際上，兒童的症狀資訊大多來自父母或看護人的轉述，其準確性本就有待商榷，更何況有時家屬們會提供大量的資訊，從中分辨出診斷的要點也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在疾病具有客觀檢測指標的情況下，診斷通常會相對容易一些，例如透過血壓或細胞計數等直觀的數值測量，誤判的可能性會相對較低。
然而，在醫學領域，診斷一般來說並不是簡單明確的。即使醫生能夠掌握全面且準確的資訊，也仍然存在許多挑戰。相同的症狀或相近的檢查結果也可以被解釋為不同的疾病。
同一種疾病在不同患者身上也可能呈現出不同的症狀。綜合所有資訊和檢查結果後，醫生會運用專業知識進行推理，結合個人經驗，最終做出診斷。
總之，這是一個涉及主觀判斷的過程，容易受到資訊偏差和認知誤區的干擾，可能導致錯誤的診斷結果。
加州大學教授、“臨床大師”古普里特·達利瓦爾指出：“絕大多數醫學生和醫生都會不自覺地依賴直覺進行推理並做出診斷，而這也是我們在日常生活做出決策的思維方式。”
達利瓦爾認為解決之道在於，醫生應該專注於診斷推理過程本身，將其視為一個值得改進和精通的程式。
換句話說，醫生們只有意識到這種偏差的存在，才能避免治療前一個患者的經驗對下一個患者的診斷造成不合理的影響。
過診、漏診與誤診的罪魁禍首
診斷錯誤有很多形式，除了過度診斷，還有漏診（把實際存在的病症誤認為正常情況）與誤診（將一種疾病錯誤地診斷為另一種）。任何一種診斷錯誤都可能導致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治療或錯過必要的治療，甚至危及生命。
2015年，美國國家醫學院釋出了一份重要報告，該報告由一組醫生和研究人員（作者巴普是參與者之一）合作撰寫，內容涉及改進醫療診斷。透過對數十年的資料進行研究，研究團隊得出結論，診斷錯誤一直是醫療保健領域的常見缺陷，並且仍然普遍存在。在門診就診的美國成年人中，大約有5%的人會經歷診斷錯誤，而其中10%的診斷錯誤可能導致患者死亡。
此外，高達17%的醫院不良事件可以歸因於診斷錯誤。這些資料表明，大多數人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都可能會遭遇診斷錯誤，它可能會帶來生死攸關的後果。
美國國家醫學院釋出的有關診斷錯誤的報告也指出，導致錯誤的根本原因多種多樣，包括醫生、患者及其家屬之間的協作和溝通不足，醫療保健體系設計未能很好地支援診斷過程，對醫生的診斷能力反饋不足，以及缺乏鼓勵披露診斷錯誤的透明的輿論環境等。這一系列情況都妨礙了醫生從不良事件中吸取教訓並改進診斷。
溝通是醫療決策的第一道門檻。除了醫生需要儘可能引導患者表達自己的感受與病症，各醫護部門的協調與溝通同樣影響醫療決策。比如，造影科的醫生及時與急診科大夫溝通患者CT結果與症狀等。
同時，醫生可能會做出錯誤的診斷，但系統由於設定方面的原因，很難對醫生的診斷做出反饋。
對於在醫院從事醫療工作的醫生來說，通常只有在診斷錯誤被立即指出來時才會意識到問題。一旦患者離開醫院，醫生就只能寄希望於自己的診斷是正確的。
一項研究估計，每年有數千名患者在從急診科出院後的一週內去世。儘管一週內可能會出現新的健康問題，但漏診往往是導致許多這類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
科室最好的大夫出差了，我還要繼續手術嗎？
常識普遍認為，醫院的醫生數量變少是不利的。比如，當醫院在週末人手不足時，心臟病發作等急診患者可能無法得到及時且有效的治療，從而影響治療效果。然而，醫生數量變少是否就一定會對醫療質量和患者安全產生負面影響？
巴普與克里斯研究了2002—2011年美國舉辦大型心臟病學會議的資料，詳細調查了十年間全美各地因心臟病發作、心臟停搏或心力衰竭而住院的患者資訊與病情，收集並分析了超過20萬名患者的資料。
然而，研究結果與人們的預期相反，在6000多名出現了心力衰竭或心臟停搏的高危人群中，在全美心臟病學會議期間住院的患者死亡率明顯低於非會議期間。
也就是說，在醫生人數較少的時候就診的高危患者，比在醫生正常工作的時候就診的患者，更有可能在治療中存活下來。
高危心力衰竭患者在非會議期間的30天死亡率約為25%，而在學術會議期間，30天死亡率則降至17%。
同樣，在心臟停搏患者中，也觀察到了類似的情況：在非會議期間入院的高危心臟停搏患者死亡率為69%，而在會議期間入院的患者死亡率為59%。與此同時，心臟病發作的死亡率似乎並未發生顯著變化。
接下來的問題是：患者接受的護理是否存在差異？事實證明，確實存在差異。巴普與克里斯發現，在非會議期間，心臟支架植入（一種改善心臟病患者心臟血流的侵入性手術）在高危患者中的使用率為28.2%，而在會議期間這一比例降至20.8%。
所有醫療服務，尤其是心臟支架植入等侵入性手術，都存在風險和益處。有些臨床決定是明確且直接的，比如，對一個沒有其他重大疾病的中年人來說，那麼選擇心臟支架植入通常是正確。但其他一些決定則更為複雜：對患有多種疾病的老年人來說，即使他的心臟病型別與前述中年人完全相同，心臟支架植入的風險也可能會大於益處。
如果一些醫生傾向於為這類患者實施支架植入手術，那麼總體而言，這些患者很可能會因為這種手術而受到傷害。因此，對於這類患者，少做一些醫療干預或許會更好。
這些研究結果存在爭議，許多心內科醫生認為它們令人難以置信。儘管受到批評者的質疑，這些研究結果仍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某些形式的侵入性心臟治療手段在臨床上可能被過度使用了，這主要是因為心內科醫生缺乏精確的指導方針來判斷哪些病人能從這樣的治療中受益，哪些病人不能。
傾向於“過度治療”的醫生可能會為那些會從手術中面臨更多風險而不是益處的患者實施手術，從而導致部分患者的治療效果更差。相反，傾向於“保守治療”的心內科醫生也可能會使那些本可以從手術中獲益的患者錯過手術。
作為一名醫生，你可能時刻受到“反事實”的困擾：如果我採取了行動，患者是否會獲得更好的療效？如果我沒有采取行動，又會怎樣呢？
“減少醫療干預”並不是新近提出的觀點，但這與人們的直觀感受相悖。比如，人們可能會認為，如果心臟病是由冠狀動脈堵塞引發的，那麼打通堵塞的動脈應該是對治療有利的吧？
同理，乳房X光檢查和宮頸塗片檢查對於及早發現乳腺癌和宮頸癌是有效的，那麼為何不能頻繁檢查？但在醫學領域，我們有時會發現減少檢查、治療流程以及給患者的資訊量反而能帶來更好的效果。
結語
從ADHD的過度診斷，到心臟疾病的過度醫療干預，診斷錯誤、過度醫療與溝通斷層往往源於認知侷限與系統缺陷——醫生依賴直覺，患者困於資訊差，而反饋機制的缺失使錯誤難以修正。
《醫學的隨機行為》的兩位作者，總結了幾十年來的醫學研究與一線救護經驗，幫助患者、家屬與醫生做出更好的醫療決策。
醫療的終極挑戰，或許在於平衡科學與人性，在不確定性中做出最接近“正確”的選擇——這不僅需要醫生的自省與技術進步，更需構建透明、協作的醫療生態，讓隨機性不再成為健康的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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