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在北京，參加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青年正在認真答卷。圖源：https://www.gov.cn
撰文 | 丁玖
責編 |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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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3年起，我在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上發表了數篇回憶文章，總體內容可以用“南大數學七七級”七個字概而括之，即，在這些系列文章中，我用真實的經歷，回放了南京大學數學系計算數學專業於恢復高考後招進的第一屆本科生在四年中走過的求學之路，以及我們的任課老師對我們的精心教導。
數學，這門讓我學了一輩子的學科，有個特點，即它能從簡單具體的例項提煉出一般的概念。於是，我也從四十五年前的大學春秋回眸中走出，對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七七級試圖給出一般性的觀察與思考。
1977年的恢復高考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進行前轟轟烈烈的一件大事，它結束了中國十一年“高等教育無高考”的歷史，為國家後來的強盛發展指明瞭培養人才的正確方向，所以這一年或許可被稱為“國興年”。
1977年高考招進的大學生，作為“文革”結束之後正規入學的第一批本科生、專科生，作為新時期祖國高等教育的寵兒，作為幾十年來為東方大國崛起做出突出貢獻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成了現代教育史上最值得奮筆書寫的一批青年之一。緊接著考進大學的七八級、七九級、八〇級等也同樣優秀。
七八級的學生僅比七七級晚了半年入學，事實上這兩屆同年進校，分別於1978年春季、秋季學期跨進校門，也分別在1982年初和7月同年畢業。七八級和七七級一樣每班都有學業上“橫行霸道”的老三屆，他們可能沒有時間為七七級的高考充分準備，卻以高分考進了七八級。如南京大學數學系七八級的六六屆高中畢業生肖柏春，他是那年開始的全國統考的江蘇省數學狀元。人們有理由將七八級與七七級放在一起，作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代大學生的形象代表、一個時代的符號。媒體中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片語“七七、七八現象”，這似乎是復旦大學一位出身七七級的哲學教授首先提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主題“話說‘七七’”也折射出七八級學生的閃亮光芒。
歷史上還有一個“七七”，1937年的“七七事變”是日寇的鐵蹄全面蹂躪華夏大地的開始。八年全面抗戰期間，中國軍民的浴血奮戰，也錘鍊了烈火中成長的高等院校。西南聯大譜寫了那個艱難時期中國高等教育不畏困苦持續發展的壯麗凱歌；而“七七級”可說是新時代的“西南聯大”。1977年高考，恢復了全社會對教育的嚮往，恢復了普通人對知識的追求，恢復了知識分子應有的價值尊嚴。“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一口號再次成為全社會合唱的主旋律。因此，復旦大學的那位楊教授斷言：“‘七七、七八現象’很值得研究，其重要性甚至可以與‘西南聯大現象’相提並論。”
七七級保持了若干“中國唯一”的“吉尼斯紀錄”。它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前無古人”並有可能“後無來者”的唯一一屆特殊的大學生集合。這個集合的年齡分佈之廣，在中國曆屆大學生群體中，堪稱第一。這個集合元素的讀書之刻苦程度，無人能比，較西南聯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集合冒出的傑出人才，舉不勝舉：前總理李克強、北大前校長林建華、商界領袖李東生等等。這個集合元素的地理分佈，遍及世界各地，歐美名牌大學的教授群中，都有他們的身影。這個集合中的海外佼佼者非常愛國，搞學術的幫助祖國培養學生，長江學者、千人計劃、特聘教授、兼職院長，忙得他們海外海內來回奔跑，辛辛苦苦兼顧兩頭，個別的因此而英年早逝，與純粹數學分支拓撲和幾何有關的就有七七級的林曉松和南京大學七八級的曹建國，這兩位江蘇籍的數學家均因肝癌病逝，享年分別為五十歲和五十一歲。
七七級群體也向世界宣告：中國有一批眼光深遠、志向遠大的先進青年，即便在“讀書無用論”籠罩大地的知識貶值的荒唐歲月裡，依然不忘初心，堅持苦讀，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終於贏得了光陰，贏得了時代，笑到了最後。的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他們以出類拔萃的才華，以不斷累積的學識，以報效祖國的熱忱，以快馬加鞭的精神，為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騰飛貢獻了智慧，成了國家的中流砥柱。
在那個思想開始大解放的時刻，在那個知識開始變得極有價值的時代，七七級作為潛力無限的大學新生、社會大眾眼中的天之驕子，以他們的自學史、奮鬥史，以他們身上煥發出的向科學進軍的青春，向全中國人民發出了“振興中華”的吶喊。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後改為化學工程系）七七級一個小班的學生，於1979年提出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著名口號，成了新時代青年向未來進軍的誓言書。作為那代人中的可塑之才，他們不僅僅忙碌於自己的讀書學習，而且心繫祖國的命運和人民的苦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他們走進社會後的行動準則。
七七級的眾多學子們向廣袤的祖國大地撒下了追求知識的種子，擔負起了歷史賦予的神聖使命。正是由於在讀書求學中所起的先鋒模範作用，他們在整個中國社會引領了向知識進軍的大潮。他們透過各種自發的社會活動，廣泛接觸人民群眾，普及科學的思想，啟蒙平民的心智。他們將先進思想的肥料播向人間，把自學成才的經歷與人分享，影響著四面八方的親朋好友、一起學徒的工廠夥伴、昔日種地的田野姐妹、同校代課的教育園丁、中學時代的同班學友、兒時玩耍的男女發小，鼓勵芸芸眾生追求知識、憧憬未來。
當時的政府靈敏地洞察到了億萬人民的求知熱情，竭力創造條件，為他們鋪開更寬廣的學習大道，在那時，最直接、最及時的行動就是電視大學的開播。這所沒有圍牆的大學有著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校園，學生遍佈全國，人數也居世界之冠。一時間，多少青年工人、農民和幹部半脫產地坐在電視機前，學起了微積分、讀起了古漢語、行走在工程理論中。我的幾個高中同學積極要求上進，風雨無阻地就讀於電視大學，其中一位學了機械工程的同學曾寫信給我，希望我幫她借一本材料力學的教學參考書，我當然傾力相助了。
我清楚地記得考進大學後的第一次回家，那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天，和我同期考進南京大學但所學專業是哲學的一位老鄉，不畏高溫，在鎮上辦起了一個解放思想的時政討論班，我也受邀參加了；一些沒有考上大學但思想活躍的青年，包括與我曾經同廠工作過的夥伴，都踴躍加入，慷慨陳詞。主持人作了主題發言，他作為一名大一新生，就以探索思想、尋求真理為己任。我當時還沒有聽說過雄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初稿作者、南大哲學系胡福明老師的大名，但我相信那批跨入南京大學哲學系的才子們，個個都懷有憂國憂民的赤子之情，個個都在武裝自己獨立思考、質疑權威的求真大腦。
在同一個暑假裡，我也找到機會為鄉鄰普及數學知識。記得家鄉有位獸醫，敬慕科學人物，很有求知慾望，一次他來我家，專門問我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1+1”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加一不就等於二嗎？我喜歡這樣充滿好奇心的人，無論他是孩子還是大人。我相信現在的大學生中比這名頂多中學畢業的鄉村獸醫好奇心更強的人不會很多，因為灌輸式的應試教育早已泯滅了他們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於是我放下手中的書，愉快地給他上了一堂初級數論科普課，讓他了解了真實偉大的陳景潤。他聽懂後十分快樂地回家去了。
縱觀新中國的七十五年教育史，七七級大學生最突出的地方是“獨立思考”。而這種寶貴的求知精神在今天的校園裡基本已經喪失殆盡了。陳寅恪(1890-1969)於1928年為王國維(1877-1927)所撰的碑文中最後一句“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近百年來一直為學者所推崇，為治學之原則。七七級大學生，尤其是文科的學子，在那“百家爭鳴”的年代，踐行了陳先生最最堅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寶貴信念。他們來自於動盪不安的社會底層，他們思索於“個人崇拜”的愚昧時代，他們覺醒於社會變革的歷史瞬間。進入大學系統學習前，他們已積累了人生的閱歷，瞭解了人間的是非，洞察了社會的真諦，鍛鍊了思考的大腦。進了大學後，他們具有獨立思維的能力，不死啃書本，不人云亦云，不死記硬背，不抄襲他人。他們是五四青年的傳人，德賽先生的門徒，祖國命運的憂者。他們當中出現了引領思潮的思想家、關注社會的作家以及推動改革的政治家。
如果我們再來檢視七七級的求學史，就會發現只需兩個字就能刻畫他們的求學之路，那就是“刻苦”。固然，西南聯大時代的學生讀書也很刻苦，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同時也伴隨著飢寒交迫的貧困，於是出現了最高學府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報紙當被蓋”的悲苦情景，連掛名校長蔣介石都不忍目視，馬上下令發放軍用大衣禦寒。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大學生，一般不會比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學生更加清貧，但作為七七級中的一員，我絲毫不懷疑我們當年讀書的刻苦，不亞於早我們四十年的學長。這種刻苦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許多人甚至倒貼了健康這一人生最寶貴的東西。這就是為何我的同班同學黃衛華雖然已記不清政治輔導員邱增煌老師為我們幹了哪些實事，卻記得“他的任務就是把我們從教室拉到操場上進行體育鍛煉”。
雖然我當年還不是那種“讀書不要命”的傢伙，但天天都能看到每日清晨起得特別早、夜晚睡得特別遲的讀書“苦行僧”。他們晨曦吟誦、挑燈夜思。我們比古代人多了現代的照明工具，古人只有油燈幫助夜讀，窮得連油燈也沒有的可以偷隔壁人家的——鑿壁偷光，或者自制自然燈具——囊螢映雪，七七級的大學生有手電筒。於是一些人的床上到了晚間十點以後出現了白色的光柱，就好像戰爭片中的敵軍探照燈照進了宿舍一樣。
比起其他的宿舍，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宿舍沒有發現過探照燈。大概他們把列寧的一句名言“不會休息的人就不會工作”記得很清楚。但我在第一學期與一直用功的老三屆何炳生同在本系計算技術班共寢一室時，卻驚訝地發現幾束光柱不斷閃現。那時計算技術和計算數學兩專業的同學共修同一門難課數學分析，前者的數學功底平均稍遜於後者，故只好用“以勤補拙”的笨法子了。
在那群刻苦的77級學生中，有極端用功者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我認識一位本校七七級哲學系的學生，他真是個讀書不要命的好漢，我和他有過一次愉快的交流，深為其遠大的志向和不俗的談吐所吸引。他看上去是個不折不扣才高八斗的秀才，思維敏銳，語速飛快。那時的他每天除了大量地讀書，就是早晨高強度地長跑。但微薄的助學金支援不了他那急需蛋白質滋補的瘦弱軀體和不停運轉的大腦，更何況，他在蘇北泰州的家裡還有兩個孩兒需要營養。儘管他曾立下宏願，“書寫中國新詩的歷史非我莫屬”，但“壯志未酬身先死”，剛剛大學畢業，就因肝癌一病不起。
儘管“物極必反”容易“悲歌一曲”，七七級的整體性超級用功，幾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深得老師讚許，無愧那個時代。他們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代英才、讀書種子、祖國希望。他們在文化知識的茫茫沙漠中自強不息、尋找水源，拯救自己，從而奠定了學成後為祖國貢獻才華的基礎。他們經歷過政治的殘酷，世態的炎涼；他們飽嘗過失學的痛苦，生活的不公。於是，一旦被國家透過正規考試錄取之際，他們身上已經積蓄十年的學習熱忱，像火山一樣噴薄而出。他們獲得大學入場券後，並非像今日許多大學新生那樣反而開始厭惡讀書，而是整個心思只放在發奮讀書上。“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這句毛主席勉勵小學生的題詞，用在七七級大學生的身上十分貼切，他們就是這樣做的，每天學習不止，天天看到進步。
為什麼我們那個時代的大學生這麼用功，而現在的大學生進校後就不想用功了？這裡有許多因素。我想其中有一個因素很關鍵。那時中國社會剛從混沌無序的十年浩劫中解脫出來，人民大眾剛從“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歪理中解放出來。深感知識貧乏的我們，如同剛從無邊的沙漠中走出來，一見到一片綠洲上的小小溪流，馬上兩眼冒光，狂奔過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痛飲一氣。如果一個人對某一樣東西有嚴重的缺乏，當機遇降臨可以透過努力獲取它時，就會以滿腔的熱情，巨大的幹勁，想方設法、全力以赴地去獲取它、得到它、擁有它。這種感覺，這種渴求，我一生中至少遇到兩次。
第一次是我高中畢業前的最後那個學期，即1972年的秋季學期，一股“教育回潮風”開始颳起，到處都有議論說大學又要招生了。我們的老師最激動了，因為他們好些年都沒有教過二次曲線、加速度或克當量這些正規高中教育裡的標準概念，再不教連他們自己可能都要忘了。他們馬不停蹄地刻鋼板印講義，將這些經典的數理化知識填入我們幾乎算得上白板的大腦。
看到這些從未見過的新鮮內容，回到家翻到大姐“文革”前上初中時做得整整齊齊的幾何證明題，我恨不能馬上把這些東西全部吞下肚裡。因為有了比較，看到差距，自尊心跳個不停，求知慾壓倒一切。那個學期，我班同學學到的數理化知識比前面三個學期的總和還要多。就我自己而言，更重要的是我給自己立下了軍令狀：畢業後一定拿下高中數理化的全部知識。這導致我第二年春天讀完了18本“文革”前的高中三年教科書，它們成了我最終考入南京大學數學系的一點資本。
我第二次的讀書激情是在南京大學產生的。剛進校，我馬上被班上濃厚的學習氣氛所籠罩，自覺不自覺地進入了苦幹、實幹加巧幹的狀態，恨不得每天變成二十五小時。其實在進校後最開始的那一兩週，我被周圍厲害的同學嚇壞了，他們在讀書方面各都有各的妙招，讓我感到了自己的不足甚至渺小，人都瘦了一圈，讓來南京給我送東西的家兄大吃一驚，甚為關切。當然這種恐懼心理只存在了幾天，就被融入同學們學習熱情的巨浪衝走了。幾年間，堅持不懈的刻苦用功，概念為主的循序漸進，加上有效方法的鼎力相助，讓我和其他同學一樣越學越興奮，越學越愛學。
反觀這些年的大學新生，他們不像我們出身“三教九流”，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了好幾年才熬到“枯木逢春”之時，而是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一條龍十五年，按部就班地在應試教育的指揮棒下讀書學習。
照理說他們和“文革”前十七年的大學生一個樣，高中畢業順理成章考大學，進了大學後理應堅持學習不動搖，但為什麼這兩個時代的大學生對學習的熱情相差這麼大呢？我想一個原因是，“文革”前的初等教育，是比較符合教育的規律的。首先沒人會鼓吹什麼“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因此那個時候沒人超前唸書，除了極個別的像美國神童數學家維納(Robert Wiener，1894-1964)這樣的天才另當別論。那個時代的父母都比較尊重孩子，少有拔苗助長等不切實際的做法。這樣孩子高興，父母省心。那些天資不錯又有理想和恆心的子女，自然能考上大學。雖然絕大多數的高中生將永遠是高中畢業生，但他們在各行各業也盡力而為地工作，單位放心，自己舒心。那些進入了大學的佼佼者，學習的勁頭依然高漲，大學時光過得十分充實。這是一種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良性發展過程。
但今日的情形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情形完全不同。隨著社會的變遷，代際不平等、階層不平等、資源分配不平等的現象突出存在，教育的功能無形中增加了與它的初衷沒有邏輯關係的一項額外要求——社會等級的階梯上升。讀書和學位是為了提升社會階層，做“人上人”，而順利到達彼岸的最優途徑就是考進名校，於是“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口號出爐了。繼而各種補習班、提高班、才藝班如雨後春筍，也耗去了父母三分之一或更多的收入。在父母為孩子設計的未來計劃中，最苦的還是孩子。他們學到十八週歲，求知的慾望穩步達到從幼兒園以來的最小值。進了大學後——現在進大學是不難的，難的是進所謂的雙一流大學——他們真的是不想念書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根本不應該抱怨這些年輕的一代。如果他們也生活在我們那個時代，在“文革”中受苦受難，在愚昧中苦苦掙扎，中學時代無書可讀，甚至流浪大街小巷，父母自己都岌岌可危，沒人為他們設計未來，那麼，一旦“撥開烏雲見太陽”，大學之門重開啟，進了大學後他們也會完全和我們一樣：十年蹉跎淚汪汪，一心撲在讀書上。因此，所謂的“七七、七八現象”只是時代的縮影，“時勢造英雄”，是特殊的時代造就了七七、七八級的一批英雄好漢，而不是他們創造了那個時代。任何人在那個時代都能創造奇蹟，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反過來，我們要喚醒新一代大學生對知識的渴求，我們要增加他們對新現象的好奇心，我們要推動他們對創造性思維的追求，我們要激發出他們對全人類的責任感。除了可以考慮給他們展示高等教育歷史上的巨幅畫面，讓西南聯大的輝煌成就鼓舞他們，讓“七七、七八現象”激勵他們外，更重要的是要徹底消除導致他們厭惡學校教育的種種弊端，重塑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在民眾心目中的合理位置。
我的同學蔣珉，是我班將應用數學、計算數學的知識活學活用於工程技術、金融和實業投資的一位先鋒模範。他透過讀書、工作四十年的實踐，總結出幾條可供後人參考的經驗體會，這裡我一字不漏地複述他對年輕人的三項諄諄告誡：
從恢復高考三十年的2007年至今十七年來，社會和媒體關於1977年高考和七七級學生的回顧、評價絡繹不絕。在紀念高考三十週年的日子裡，江蘇省的《揚子晚報》甚至用整版的篇幅列出了南京大學所有七七、七八級學生的名單，這讓我在回憶南大系列文章的第一篇《1977年高考，我們考進了南京大學數學系，回憶當年的“神仙打架”》的開頭，就能數出母校各系招收七七級新生的精確人數。關於七七級的電視連續劇也在中央電視臺的黃金時段播放。這些報道、隨筆和文藝作品，描繪了七七、七八級大學生高考前後的人生軌跡、成長曆史，令讀者為之動容，但也容易給七七級的大學生先驅們披上了太多的榮耀和光環。正如北京大學的一位著名文學教授所言，對西南聯大奇蹟的過分渲染，反而使人有不真實之感。同樣的，對七七、七八兩屆學生的過分推崇，也違背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求真原則。作為“話說‘七七’”一文的最後幾段，也作為“南大數學七七級”系列文章的“閉幕式”，我們以“七七級的短處”來結束“一個數學班級的歷史回顧”。
七七級留給我們的遺憾有哪些呢？我們從中又能獲取什麼教訓呢？
我馬上想到的七七級的第一個弱點就是普遍的“知識貧乏”。這裡所說的“知識”並非指與專業相關的“專業知識”，而是與人生有關的廣博知識。學理工科的學生中，雖不乏像我同班同學、七七級高考江蘇語文狀元冒榮及部分老三屆那樣的“通才”，因為他們獲得過五六年系統完整的中學教育，早已在進大學前就打下了很紮實的基礎，知識比較全面，並能寫出一手好文章；但其他大部分更年輕一輩的，則由於“文革”導致的學習條件限制，文史哲知識先天不足，更沒有練就一身的寫作功夫。以我為例，讀大學前，我雖然讀了一些文學作品，但對中國歷史知之不多，對世界歷史學得更少，地理知識只知皮毛，因為中學時代這樣的課都不存在，完全靠平時的“隨機讀書”而獲得一鱗半爪的知識。我未能像同學張硯凝那樣走遍全世界，原因之一或許就是我的地理知識比他少得多！對於文科學生，情況依然不妙。固然七七級的文科生進校前後在人文領域內下過苦功，但是他們大量偏科，科學的訓練幾乎為零，微積分學幾乎未碰，理工的術語知之甚少。所以我們很少見到像美國科學記者格萊克(James Gleick，1955-) 那樣文理俱佳的寫作高手；他寫出了入圍普利策獎的百萬冊暢銷書《混沌：開創一門新科學》(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然而，我們卻聽說過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科學知識幾乎為零的笑話。我讀過冒榮充滿邏輯推理論據充足的教育論文章，比那些人文社會學科出身的“教育名家”的作品科學性強得多了。事實上大部分文、理、工科出身的人在後來漫長的人生追求中，都深深地體會到精神發育不均衡、營養不全面的苦楚。其實，這些缺陷不是七七級獨有的，直到現在，理科生不會寫作，文科生不懂推理，已成中國高等教育之弊端也。只不過七七、七八級所代表的那一代，初等教育階段沒有現在的學生學得那麼完整，不像當今的考生那樣數學公式倒背如流，歷史事件、地理知識如數家珍。
這就是為何我在美國的中國同學中有人不知秦朝的“秦”字如何書寫，他就成長於七七級。如果他是我的大學同班學友，就不會出這個洋相了，因為同學盛秦可以教教他；可能他會寫出三國中魏國的“魏”字，因為他認識我另一個同學魏木生，但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寫出魏國首領曹操的字了，他無法與曹孟德同學。他的專業水準並不太弱，經常回國到處講學開課。國內大學、研究所聘用海外學子時，是不會考核對方的語言寫作能力的，因為個人履歷表上照常不列出這些。美國也是一樣，但是美國不列這些是有道理的，因為它的大學招生已經把母語寫作、人文訓練放在最高的要求上，而且進了大學，無論你的志願是學理還是學文，第一年大部分的時間全泡在人文閱讀中，一名碩士或者博士的母語能力、人文素養已經不在話下了。你如果不信，請看下面真實的例子。
我的一個親戚十五年前考進了哥倫比亞大學，學的是數學。哥大的人文課程設定在美國最負盛名，當時它的一套人文科學核心課程，共有6門，其中有的一門要學兩個學期。他的大一年級，除了上了一個微積分提高班（因為他在高中已經修完“AP微積分”，並考了5分這一評分制中的最高分），身心全部放在人文核心課程中了。那一年他常在亞馬遜網站購買人文經典作品，什麼古希臘荷馬史詩、三大悲劇、笛卡爾的哲學著作和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都要讀。天哪，他的專業可是數學呀，而不是文學或哲學。可是西方人堅持認為，不通人文的數學家是個跛足之徒。
反觀國內，比如在我們那個時代，數學系和其他理科系的學生一樣，除了政治課，並沒有其他人文課程。最受歡迎的政治課是中共黨史，因為它是一個領導我們事業的堅強政治團體不斷勝利的光榮歷史。歷史總是故事多多引人入勝的，那時我們上課時能專心聽講而非在課桌下偷看數學或英文的政治課就是黨史課了。2019年3月當我聽到當年的黨史老師王德寶先生去世的訊息時，心中一陣難過。這些政治課幾乎是校方給我們提供的唯一人文課程。本來我們的語文、史地知識極為欠缺，沉重的專業基礎必修課又逼迫我們全身心投入，看到文科閱覽室的牌子雖然心動，卻不敢跨進去“浪費”一兩個小時。某種意義上我們是半殘廢地大學畢業了，這對後半生的影響不可小覷。
只有真正地堅持興趣大於一切、不囿於專業學習的一小部分人，把握了綜合大學文理一家的極大優勢，四年中抓住一切機會吸取了不少人文藝術方面的養料，彌補了人生成長期中某個階段的種種不足。如我班的“二張”——張硯凝和張毅，或我第一學期就讀計算技術班的班長兼舍友廖泰安。我和他同在宿舍時，看到的他午休時常常捧住一本外國小說在手，躺在床上看個不停。我也是第一次在他那裡知道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 的《九三年》的。他後來一直故意喊我“丁玫”，這兩個字與“丁玖”筆畫只有細微差別但涵義卻截然不同，大概原因是他變得與他所讀到的那些西洋人物一樣的幽默風趣吧。
幸虧南京大學的匡亞明(1906-1996)校長及時洞察了七七級大學生中人文薄弱的普遍現象，他高瞻遠矚地一聲令下，從七八級新生開始開設大學語文公共課。這一英明決策，比武漢大學劉道玉(1933-)校長第一次提出的“學分制”還要意義深遠。南京大學的這一創舉，遠比光喊“創雙一流大學”口號更為實際，更能對症下藥，更能解決問題，應該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史上大書一筆。
七七級的第二大缺陷還是語言問題，不過從漢語轉到了英語。年齡使得這個問題特別嚴峻。老三屆中那些在十年前的中學學會了俄語發音的人，三十歲時一窮二白地再學英文則難上加難，發出的英文語音肯定保留了曾經好不容易練出來的俄語喉音。現在的中國孩子，家裡有錢的從幼兒園起就開始學英文對話（國際幼兒園），一般的孩子也在中文沒有完全學好的時候讀起了洋文書，哪像我們從二十歲、三十歲時才開始從ABC學起！結果是不言而喻的。我們班兩個出國深造的老三屆對此最有體會。何炳生的一生除了精通漢語，還不那麼精通地學會了有用的英語、更有用的德語以及幾乎無用的俄語，但他所花的代價應該是個接近無窮的大數，幾十年來他只能在專業上用簡單的英文與洋人交流。魏木生出國前，南京大學數學系請了一個美國教授來演講，那時系裡的老師、學生英文聽力普遍很差，因為老魏已經完成了出國英文集訓，於是系裡請他口譯，魏木生在數學上可以傲視群雄，卻在英文系數理化教授覺得簡單的崗位上出了紕漏，坐在臺下的我們看到的是美國教授不顧一切地講下去，而全然無視口譯員的存在。
後來出國的我們也常因英文不佳而影響交流。我比老魏年輕十歲，學英文應該比他輕鬆一點，但是我也難以從先天的語言缺陷中突圍而出。我的英文聽力一直拖我的後腿，甚至到了我博士論文答辯的那一天，我居然沒有聽懂一位美國教授的問題，急得我的導師李天巖(1945-2020)教授用中文複述了一遍，這大概是天下奇聞了。那一年，一位年輕有為的助理教授候選人杜強來我係面試。他是中國科技大八〇級的本科生，1988年在我大學同學巫孝南正在讀博士的那個係獲得博士學位。1990年他才二十五週歲，一場面試演講顯示出他在海外中國學人中超群的英語能力。他發音之準確、演說之流利，可能直逼1979年訪美時英文說得讓美國人震驚的錢鍾書。我們幾個比他大了好幾歲但還是博士研究生的師兄弟，都是七七級的，自愧不如。如果不好好練英文，連找工作都有困難。七七級的弱項在這裡暴露無遺。直到現在，還有學生在填寫關於我的教學評價表中，毫不留情地留下“聽他的英文有困難”的埋怨。幸虧我天生的教書本領部分彌補了我的發音缺失，並幫助我拿到了2004年的全校傑出教學獎。然而，如果我的英文聽說水準能夠達到杜強教授的那個高度，甚至一半高，我的學術生涯會進行得更順利一些。
從十七年前的恢復高考三十年至今，隨著圍繞當年高考經歷、大學求知生活的書籍、文章、電視等的不斷湧現，老一輩的人深化了對那批大學生的認識，他們的下一代則驚詫於那個年代的學子對知識大餐吃得如此的“有滋有味”。“七七、七八現象”已經成為一個今日無法複製的時代符號，但是，沒有理由神話七七級，更沒有理由崇拜七七級。我們僅僅是得益於恢復高考的一批幸運兒，是時代的產物，也是那個風雲歲月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比起後來接受了正規初等教育的大學生，我們的基礎薄弱，外語從零起步，我們的年齡普遍偏大，我們還帶著“文革”浩劫留下的心理烙印，身上殘留著特殊年代造成的普遍的性格弱點。不過，雖然我們有這樣或者那樣的缺點，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優點：我們一直為自己、為國家忘我地苦讀，意志是那麼的堅強，信念是那麼的執著。我們深知時代對我們的召喚，我們不忘祖國對我們的厚望，可以說我們是無愧於時代的一代學子。當年，我們無形中成了全國有志青年向知識進軍的參照物；今天，我覺得七七級同學們不畏困難的學習精神也會成為愛好學習的新一代大學生們的“指路明燈”。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恢復高考四十七年，與一年後起始的改革開放同步前行。歷史永遠是年輕的，但是歷史的載體會慢慢老去。我們這一代七七級的學子們，都已步入花甲或古稀之年，但是，我們的心態永遠年輕，因為學習是永無止境的，它也讓我們保持年輕態。當下一代的學子，如果能從他們的父輩甚至祖父輩那裡聽到我們的故事，或從我的大學回憶篇章中，讀到幾十年前的一個數學班級怎樣為理想而學習，為事業而奮鬥，而對遠方的我們注目致敬，我們也算不負此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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