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就在冷戰掀起了一波新高潮時，美國國務院啟動了“智利計劃”。這項計劃的目標是在芝加哥大學培訓智利的經濟學家，這裡是資本主義思想的重鎮和米爾頓·弗裡德曼的學術家園。在回到智利之後，這些年輕的學子就會在拉美爆發的日益激烈的思想之爭中大力鼓吹自由市場的原則。在這些思想鬥爭中，他們的對手是左翼經濟學家，後者相信消除貧困和落後的唯一途徑就是透過國有化、經濟計劃和社會主義來擴大國家的作用範圍。1961年，在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Castro）公開聲稱自己為一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之後，智利計劃成為美國遏制共產主義在拉美地區擴張的不可或缺的戰略之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這幫被媒體稱為“芝加哥小子”的年輕學子對智利的政策制定幾乎毫無影響。他們在學術界埋頭苦幹，訓練其他經濟學家，撰寫專欄文章，發表枯燥無味的學術論文，為大銀行和大企業提供諮詢。但是，他們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實際上，在位者對待他們的態度經常帶著嘲諷和戲謔。

1973年9月11日，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將社會黨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趕下臺，這讓形勢發生了劇變。軍方掌控權力，這是芝加哥小子的天賜良機，使他們得以將米爾頓·弗裡德曼及其同事傳授的理論付諸實踐。在接下來的17年間，他們可以放開手腳，利用智利經濟開展一場實驗。芝加哥小子解除了對價格和利率的管制，降低關稅，將數以百計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推行教育補助券制度，建立個人儲蓄養老金賬戶，放鬆對企業和銀行的監管，全面推行市場化。他們採取休克療法來平衡政府預算，降低通貨膨脹率，改革勞動法案，抑制工會的力量，吸引外國投資者，並增強了法治。

當1990年民主制度得以恢復時，與1973年軍方將阿連德總統趕下臺時相比，這個國家的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芝加哥小子建立了一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儘管經歷了一些混亂並在1982年爆發了一場嚴重的貨幣危機，但智利經濟的效率、生產率和增長速度仍有顯著提高。在財經界，很多人都在談論當時出現的“智利奇蹟”。

然而，這是一場揹負原罪的奇蹟：它是由一個獨裁政權推動的，該政權侵犯人權，對其反對派系統地實施迫害、監禁、酷刑和暗殺。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1990年民主制度恢復之後，該國新任領導人並沒有放棄這一由芝加哥小子建立的模式，而其中很多領導人都曾經遭受過皮諾切特的迫害，這讓大多數觀察家都感到驚訝。繼任的中左翼政府沒有廢除自由市場政策，而是繼續深化改革。

確實，新當選的民主政府擴大了社會保障的範圍，但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主體架構得到了進一步擴充套件，比如小政府、極為寬鬆的管制措施、對世界其他地區完全開放、限制工會運動、極低的企業稅、以補助券為主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目標有限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個人儲蓄賬戶為主的養老金制度、在各個層次依靠市場的力量。並不像很多不明就裡的批評家宣稱的那樣，芝加哥小子建立的模式只得到了軍方的支援。在三十多年間，基督教民主黨、民主黨和智利社會黨的很多成員也廣泛支援這一模式。

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平庸的表現之後，在21世紀初期，智利成為拉美地區最富裕的國家，並且遙遙領先。與此同時，智利的各項社會發展指標同樣處於本地區的最佳水平，比如醫療、教育和預期壽命。結果，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53%降至2017年的6%。從收入和其他經濟統計資料看，至2020年，智利看上去更像一個南歐國家，比如葡萄牙或西班牙，而不像一個拉美國家。值得注意的是，當智利的改革最初啟動時，多數專家都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芝加哥小子極力倡導的市場化政策過於激進，在一個貧窮的拉美小國不會奏效。1975年4月16日，在米爾頓·弗裡德曼與皮諾切特將軍於聖地亞哥會晤兩週之後，《衛報》披露軍方正在考慮採納某些“由芝加哥經濟學家設計的大膽計劃”。

圖1.1和圖1.2歸納了智利新自由主義模式最為重要的一些經濟表現。圖1.1展示了1980—2019年一組拉美國家人均GDP的演變。如圖所示，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智利與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厄瓜多和秘魯一起，處於墊底的位置。至2003年，主要因為由芝加哥小子啟動並由中左翼政府繼續推進的市場化改革，智利成為本地區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國家。這一領先地位一直保持到2019年，才被巴拿馬超越。圖1.2表明，智利貧困人口比例從1987年的53%降至2017年的僅6%，遠低於拉美其他國家的水平。相比之下，2017年哥斯大黎加和厄瓜多的貧困發生率分別為22.5%和21.5%。

儘管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貧困率也顯著降低，而不平等的程度在整個時期依然保持在高位。2022年，在經合組織（OECD）所有成員國中，智利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高居第三位。2010年，智利加入了這一高收入國家集團。從2000年至2020年，智利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仍然維持在很高的水平。持續的不平等是智利的阿喀琉斯之踵，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設計者基本上忽視了這個嚴重的缺陷，而這也將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噩夢。在接下來的章節中，針對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鬥爭將是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

2019年10月18日，智利全國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這令大多數觀察家感到震驚。引發示威活動的事件是地鐵票價小幅上漲了30比索，相當於4美分。但是，集會者抗議的遠不止票價上漲。數個城市的幾十萬民眾遊行示威，抗議精英階層和大企業貪婪成性、犯罪猖獗、學校追逐私利、養老金微薄、推行隔離政策和新自由主義模式。示威者要求豁免學生的債務，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他們揮舞著馬普切人的旗幟，要求歸還19世紀從原住民那裡掠走的土地。儘管大多數示威活動是和平的，但是有些變得極為暴力。縱火、毀損公私財物和搶劫行為時有發生；在抗議活動最初的幾天，超過20座地鐵站被燒燬。警方以不當使用暴力作為回應，並被指控多次侵犯人權。

在經歷了數週的示威、騷亂、搶劫和四處縱火之後，2019年11月15日，大多數政黨的領導人斷定，控制暴力的唯一方法就是發起一次全國大會，以制定新的“社會契約”。在所有的主要政黨中，智利共產黨和極左翼的“廣泛陣線”沒有參與其中。智利舉行了一次全民公決，以決定是否以一部新憲法來代替皮諾切特統治時期實施的1980年憲法。這部憲法在幾個民主政府執政時期做過修訂。儘管由於新冠疫情而有所拖延，但是在一年之後，同意重新編寫智利憲法的選民以絕對優勢贏得了這次全民公決，2021年5月中旬，透過選舉產生了155名制憲會議的成員。155個席位中有17個留給了原住民的代表。根據規則，新憲法文字將包含如下條款：憲法至少要得到2/3的制憲會議成員支援才能透過。

在制憲會議中，大多數當選的成員都屬於極左翼，很多人支援與社會權利、生育權利和環境保護有關的具體條款。他們宣稱，這次大會的目標就是編寫一部“反新自由主義的憲法”，以終結芝加哥小子建立的模式。他們希望這部憲法能夠賦予每個人廣泛的社會權利，承認原住民在19世紀時被剝奪了土地，應當對他們給予補償；保護性少數群體（sexualminorities）和環境。只有27%的制憲會議代表是由右翼和中右翼的保守主義力量選舉出來的，因此，他們無法獲得1/3的席位以實行否決權。2021年12月29日，《紐約時報》的封面故事提到：“智利……正在發生一場全國性的變革。在經歷了幾個月反對社會不公和環境破壞的抗議活動之後，155名智利人被推選出來，以編寫一部新憲法。他們宣稱，目前正在經歷一場‘氣候與生態危機’。”

2021年12月19日，時年35歲的國會議員加夫列爾·博裡奇，這位前學生運動積極分子和“尊嚴制憲”聯盟的成員以明顯優勢當選總統。他得到了智利共產黨和“廣泛陣線”的支援，後者是一個由規模較小的極左翼政黨和一系列政治運動組成的聯盟，比如公共利益（Commons）、社會融合（SocialConvergence）、共同力量（CommonForce）和民主革命（DemocraticRevolution）。他們樂於稱呼自己為“共同體”，其中大多數誕生於21世紀第二個10年早期的大規模學生示威和抗議活動。在總統競選時一場接一場的演講中，加夫列爾·博裡奇號召廢除“新自由主義模式”，包括其中一些最具特色的成就，比如基於個人儲蓄賬戶的養老金體系。

在博裡奇宣誓就職三個月後，制憲會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伴隨著大張旗鼓的宣傳活動，憲法草案於2022年7月4日呈現在公眾面前。9月4日舉行的全民公決將以簡單多數的方式，決定是否採用新憲法。這兩個選項都有兩個月的時間來宣傳自己，或者透過新憲法，或者將它否決。

提交的新憲法遠遠超出改革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範疇，而這一模式在過去40年間一直佔據主導地位。憲法文字對智利的政治制度做出了重大改變。它宣稱智利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由數個原住民民族構成。它弱化了財政責任和產權保護，為原住民提供了大量的自治領地。這部憲法取消了參議院，並界定了廣泛的社會權利，共有103項之多，包括冰川不被破壞的權利。它建立了幾個司法體系，其中一個適用於被官方認可的11個原住民民族，還有一個適用於其餘人口。這部憲法明確規定，原住民在國會中擁有保留席位，指示政府的外交政策應當集中關注拉美地區，而不是像20世紀晚期以來所有政府所做的那樣，主要關注太平洋地區。

隨著全民公決日期的臨近，幾位中左翼政治家對這部擬議的新憲法提出了批評，其中包括前總統愛德華多·弗雷·魯伊斯-塔格萊和裡卡多·拉戈斯。他們指出，這份憲法草案並沒有解決人民的真實訴求和渴望；它主要受“身份政治”的影響，過於偏重黨派的意見。這份草案沒有解釋提供這些社會權利的資金來自哪裡，因而有可能只是一堆無法實現的承諾。他們確信，制定一部新憲法是必要的，但是本次制憲會議制定的這部憲法還不完善。他們的觀點是，否決這部憲法草案，重新制定一部新憲法。

9月4日，在經歷了一場緊張激烈且令人痛苦不堪的宣傳活動之後，否決的一方以明顯優勢獲勝，有62%的選民選擇否決這一草案，贊成透過草案的選票僅有38%。對博裡奇總統而言，該投票結果是一記重擊，因為他極力贊同透過新憲法。《紐約時報》9月6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制憲會議由154名選出的代表構成，其中很多人都是政治上的門外漢。他們提出的轉型方案被證明過於激進，因而不得不進行重大調整”。i9月5日的《經濟學人》雜誌寫道，“失敗的責任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制憲會議本身……在當選的代表中，超過2/3都來自主流政黨之外。他們中有很多人來自強硬左派的政治新手和積極分子……他們很快就與普通選民產生了隔閡”。

在2022年9月下旬我寫下這段文字時，所有派別的政治家都在討論智利的制憲議程下一步應該走向何方。儘管還不清楚新議程的時間節點和具體細節，但仍有三件事是確定無疑的：首先，智利將以一部新憲法來代替現有憲法。新憲法將重視和保障很多社會權利，並由國家免費提供。這部新憲法包含的社會權利不可能像被否決的草案中那麼多，但是數量仍將非常可觀。其次，新憲法的文字將由選舉出的代表在“專家”的協助下編寫，包括憲法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人類學家。然而，這次編寫憲法的整個過程將在政黨的指引下完成，從而避免原來制憲會議的過激行為和官僚主義作風。最後，新自由主義時代不會捲土重來，由芝加哥小子建立的經濟體系大部分將被某種社會民主體系取代，這類似於歐洲盛行的那種制度，特別是北歐國家。這種深入的改革是否有助於智利實現社會和諧與包容，並且更為平等和繁榮，仍然有待觀察。

2019年11月3日，在智利人所稱的“叛亂”爆發僅僅兩週之後，我去了智利。剛一抵達，我就感受到相比上一次來到智利，這裡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距離我上一次訪問，僅僅過了三個月的時間。空氣中瀰漫著緊張焦慮的氣息。

我花了十天時間與示威者混在一起，與他們一起遊行；我聽著他們呼喊口號，並與各個年齡段的示威者進行一對一的訪談。有幾次，面對警方我不得不落荒而逃，他們身著全副防暴裝備衝向人群。為了儘量避免催淚瓦斯的影響，我用溼手帕捂住口鼻。我盡力躲避警方的高壓水槍，但是並不成功：一天下午，我從頭到腳都被淋透了，身上穿的高檔衣物也被完全損毀。當警方往前衝時，大多數示威者就會盡快撤退。但是，也有少數被稱為“前線”（frontline）的人堅守陣地，他們用自制的盾牌保護自己，投擲燃燒瓶，向武裝警察（Carabineros）扔石塊。當夜幕降臨時，他們用雷射照射防暴部隊。

我親眼看見年輕人被捕，警方毆打示威者。我也看到搶劫者從百貨商店和其他商店搶走電視機、高檔運動鞋，甚至還有冰箱。我看到地鐵站被點燃，藥店和銀行被損毀。令我驚訝的是，很多示威者口中高唱的竟是這個國家最受歡迎的足球俱樂部科洛科洛隊和智利大學隊的戰歌。一天晚上，我找不到自己住的酒店。結果是因為酒店大門被木板封住了，包括一群目瞪口呆的中國遊客在內的客人不得不經過邊上的一個車庫，再進入酒店。

到處都被塗上了下面這些口號：

最後一句指的是地鐵票價上漲了30比索。

年輕的示威者中間洋溢著極為樂觀的情緒。我交談過的每位示威者都確信這場叛亂將會終結新自由主義模式。在他們看來，未來一片光明，在一個強調社會“團結”和機會平等的制度下，生活將得到極大改善。叛亂及其表現出的暴力行為將終結個人主義、貪婪成性和盲目追逐利潤的行為。父權模式將被女權主義的視角取代，每個人都將得到有尊嚴的對待。對新自由主義的迷戀，比如競爭、效率、準時和“過度生產”（hyperproductivism），將被更高尚的目標取代，比如追求“生活的改善”。富人將繳納更多的稅，教育是免費的，並且質量很高，全民免費醫療將變成現實，每個人都能享受文化藝術，原住民將收回自己祖先的土地，環境將得到保護。在示威者的頭腦中，並不存在在經濟增長與平等之間需要權衡取捨的觀念。

我還訪談過企業領導者和政治家，既有保守主義者，也有中左翼人士。對於正在發生的事，他們震驚不已。他們提到了一個巨大的悖論：一方面，每項傳統指標都表明智利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正在穩步邁向發達國家的行列；另一方面，社會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深為不滿，要求進行重大變革。精英階層無法理解叛亂背後的原因。即使那些對新自由主義模式持批評意見的人，也對抗議活動的規模和暴力程度感到驚訝。就像我將在第12章中討論的那樣，事實證明，有大量跡象表明經濟成功引發了各種社會不滿情緒。在21世紀初期，少數社會學家和政治分析家曾經指出，不滿情緒正在整個社會蔓延開來。這被稱為社會不適假說。但是，這些警告完全被忽視了，那些發出警告的人被認為精神有問題。很多保守主義者堅信，這場叛亂背後受到了外國激進分子的操縱。他們信誓旦旦地告訴我，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Maduro）和古巴政府派遣了數以千計的積極分子，以煽動本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反政府幫派。保守主義者不願意承認這是一場源自本土的抗議活動。就在距離抗議活動暴發不到兩年前，億萬富翁塞巴斯蒂安·皮涅拉，這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和芝加哥小子強大的支持者在2017年12月還以53%的得票率當選了智利總統，這一事實更讓精英階層對叛亂背後的原因疑心重重。

在離開聖地亞哥那天，我差點誤了航班。主要街道和高速公路上到處都是抗議的人群、路障和各種廢棄物。優步司機嘗試了不同路線，卻陷入越來越多的示威人群中。他感到驚恐不已，隨後建議我返回酒店。“您正在親歷一場起義”，他說。接著他又加了一句，“這場起義將會終結新自由主義模式”。我無法判斷他是支援還是反對這場叛亂，我也沒有繼續追問。他告訴我，他正在開的這輛汽車是他唯一的財產，他擔心石塊或者燃燒瓶會將車砸壞或損毀。在我許諾給他金額可觀的小費之後，他才同意將我送到機場，這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法。

那天晚上，當航班在太平洋上空向北飛行時，我決定撰寫一篇有關新自由主義興起與衰落的文章，並以智利的經歷作為例證。

在我為了撰寫本書而進行的訪談中，沒有一位芝加哥小子承認，他們建造的這棟龐然大物是以新自由主義模式為基礎的。每當丟擲這個議題，我得到的回答都是相同的：“我們是新自由主義者？當然不是。說這話的人是為了敗壞我們的名譽；我們鍾情於一種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就像聯邦德國的路德維希·艾哈德在二戰之後提出的那種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目前新自由主義這一術語聲譽不佳。然而，為了嚴肅細緻地分析經濟思想和政策制定的演進，重要的是不管這些標籤，並仔細考察所實施的經濟模式的本質。探究政策制定依據的信念以及政策效果，也是必要的。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做的工作。

胡安·安德烈斯·方丹（Juan Andrés Fontaine）是第二代芝加哥小子，也是1990年之後兩屆保守主義政府的內閣成員。他告訴我，在這一時期，智利擁有無數的國有企業，包括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銅礦企業智利國家銅業公司（Codelco），這違背了激進資本主義的理念。他還提到，很多年來政府都對跨境資本流動進行管制，包括銀行業在內的很多部門都受到了嚴格的監管。他斷言，所有這些都表明，這一體制與原教旨主義的資本主義相差甚遠，儘管大量文獻都聲稱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當我與他們談起智利和新自由主義時，其他的芝加哥小子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包括羅爾夫·呂德斯和塞爾希奧·安杜拉加（Sergio Undurraga），這兩位重要人物參與了皮諾切特時期的政策制定。在2022年1月的一次訪談中，呂德斯否認智利曾經實施過新自由主義政策，聲稱“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理念是一句口號，不管在智利還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是如此”。z與後獨裁時代的中左翼政府有聯絡的經濟學家甚至更加堅決地否認他們實施的政策與新自由主義有任何關聯。對他們來說，這樣的說法就是一種誹謗。

當然，這種模式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與一部小說佳作中的人物一樣，它會隨時間推移而發生極大的變化。關注的重點在不斷改變，目標的優先次序也會轉換，因為新問題迫在眉睫，新人也會佔據最重要的內閣席位。實際上，智利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可以劃分為三個明顯的階段：從1973年至1982年，我們可以稱之為“早期新自由主義”。在這一時期，第一代芝加哥小子掌管大權。價格自由波動，經濟向世界其他地區開放，休克療法得以實施，以抗擊頑固的高達三位數的通脹，大規模地放松管制，很多國有企業被私有化。1979年，皮諾切特決定將這一模式擴充套件至社會服務領域，包括教育、醫療和養老金。他的目標是改革自共和國初期以來就已存在的制度，並且改變智利的文化。他頗為自負地將這一計劃稱為“七個現代化”。1982年6月，智利爆發了一場嚴重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並且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一時期也隨之終結。正如我在第10章中指出的那樣，這一時期的經濟表現非常糟糕，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不平等程度非常高，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第4—8章討論了1973—1982年的這段經歷。

1984年，在軍方短暫嘗試了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道路之後，由第二代芝加哥小子組成的新團隊佔據了關鍵的內閣席位。他們的典型特徵就是“實用主義的新自由主義”。這一時期的主要目標是進一步自由化，在幾乎每個社會層面都引入了市場機制，推進私有化程序，吸引外國投資，保持出口部門的競爭力。與第一代芝加哥小子不同的是，消除通貨膨脹並非這個更年輕團隊的主要目標，他們可以容忍每年高達20%但是會逐漸降低的通貨膨脹。這一時期一直持續到1990年3月民主制度的恢復。第8—9章論述了這一時期的發展，在這兩章中，我討論了芝加哥經濟學家和智利軍方的關係，並且考察芝加哥小子對獨裁時期人權遭到系統性侵犯是否知情。

第三個階段我稱之為“包容性新自由主義”，這個階段開始於1990年民主制度的恢復和以帕特里西奧·艾爾文總統為代表的中左翼政治勢力掌握大權。在他之後繼任的愛德華多·弗雷·魯伊斯-塔格萊、裡卡多·拉戈斯和米歇爾·巴切萊特都是中左翼領導人。弗雷來自基督教民主黨，他的父親是智利的標誌性人物愛德華多·弗雷·蒙塔爾瓦，曾於1964—1970年擔任總統，拉戈斯和巴切萊特是智利社會黨成員，這是一個由薩爾瓦多·阿連德建立的政黨。

在這些政府當政時期，社會福利專案進一步擴大，但是這些專案是透過市場機制來實施的，就像獨裁統治時期一樣。透過國際貿易，經濟進一步開放，採用了由市場決定的匯率制度，允許國際資本自由流動，頒佈了競爭法，設立了大學教育貸款制度，建立了使公共支出受到嚴格控制的財政紀律，更多的國有企業被私有化。與此同時，社會福利支出增加了，幾個旨在減貧和使更多人可以獲得教育和醫療服務的社會福利專案得以實施。對於令人羨慕的“智利奇蹟”，大多數成就是在這段時間的前些年完成的。也正是在這些年，社會不滿情緒開始增加並蔓延。2019年的示威者和2021年總統大選期間加夫列爾·博裡奇的支持者反覆提到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指的就是這段時間。 

在決定如何講述智利計劃、新自由主義、芝加哥經濟學與芝加哥小子的故事時，我面臨兩個選擇，可以按照主題來敘述，每次討論一個主題，比如休克療法、私有化、貿易開放、養老金體系等；也可以按照時間順序來敘述，隨著時間而推進，每次討論一段時期。經過仔細考慮並請教了我的幾位同事，我決定還是按照時間順序講述整個故事。我認為這是一個更加清晰明瞭的策略，可以使讀者更好地把握這個長達幾十年、出場人物眾多的故事的線索，其情節複雜多變，且經常出人意料。在這些出場人物中，當然包括米爾頓·弗裡德曼和其他一些聲名顯赫的芝加哥經濟學家，他們接二連三地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令全世界都為之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