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開始，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板塊正式增設“戛納零時差”單元，將多部剛剛在戛納電影節參賽或展映的最新影片，第一時間邀請到上海放映，受到觀眾熱烈歡迎。此後，“戛納零時差”便成為每年影迷最為翹首以盼的展映單元之一。今年的“戛納零時差”中有一部獲得戛納最佳紀錄片“金眼睛獎”的作品《近鄉記》。尤其讓人印象深刻。《近鄉記》從一個邀請開始，是一次對家庭、男性身份、流亡與記憶的探索之旅——尋找一個可能早已不復存在的家的旅程，重新體悟“何以當歸”。
凹凸鏡DOC特翻譯一篇導演的陳述及採訪，希望透過文字再來回味這部紀錄片。本片由赤角代理國際銷售。
法國、比利時 / 德尼·奧馬爾·皮恰耶夫 / 2025 / 110min
導演: 德尼·奧馬爾·皮恰耶夫
編劇: 德尼·奧馬爾·皮恰耶夫 / Mathilde Trichet
型別: 紀錄片
製片國家/地區: 法國 / 比利時
語言: 車臣語 / 俄語 / 喬治亞語
上映日期: 2025-05-20(戛納國際電影節)
片長: 109分鐘
有人贈予我一片土地——位於車臣故土另一側、背倚高加索山脈的喬治亞潘基西山谷。身為流亡者，我思忖著在這片與世隔絕的車臣人聚居區（世人謂之"聖戰者之谷"）建造房屋。該如何在這片浸透歷史血痕的土地上棲居？
翻譯：ez
編輯：張先聲
導演陳述：一個禮物
2017年，我母親突然告訴我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給你買了一塊地，”她鄭重地說，“在老家，潘基西。”我一時愣住了。出生後，我從未去過那個靠近車臣邊境的喬治亞山谷——我的出生地。我當時無法想象，這個舉動會帶來怎樣的後續，包括這部電影的誕生。
我出生在車臣，但流亡來得很早。我母親帶著僅六個月大的我離開了父親，搬到了哈薩克。這個決定在當時違反了車臣的習俗——按照傳統，離婚的女性必須把孩子留給丈夫家撫養。但她拒絕拋下我，我的外祖父將她逐出家門。現在，我已經幾乎不記得在哈薩克的生活，但我記得那座花園——古老的樹木、寬闊的河流，還有一種神奇的感覺。
《近鄉記》劇照
在我三歲時，外祖父去世，我們回到了車臣，回到薩馬什基——我外祖母位於格羅茲尼附近的村莊。那段時光是野性自由的：在森林中漫遊、編造冒險故事、從花園裡摘果子吃。外祖母用赤陶和木頭，親手建造了我們的家。
但很快，第一次車臣戰爭爆發了。母親用磚塊築牢了房子，在窗戶上加了鐵欄。那時，我八歲，滿是恐懼。家裡沒有地下室避難，我們只能穿著衣服睡覺，以便隨時逃跑。1996年8月6日，俄羅斯軍隊的轟炸幾乎將格羅茲尼夷為平地。也是在那段時間，我父親失蹤了——沒有告別，也沒有留下任何線索。那時，我十歲。
母親帶著我再次開始逃亡，這次我們去了聖彼得堡。她給我改了名字——從奧馬爾（Oumar）改成了安德烈（Andrei），並給我辦了新的身份證，隱藏我的車臣身份，這是在一個對我們愈發敵視的俄羅斯生存下去的唯一方式。可與此同時，某些東西也隨之而去，我開始揹負那份“被抹去”的重量。
《近鄉記》劇照
如今，我無法回到車臣。出於政治原因，我童年的故地將我拒之門外。它如今只存在於我的記憶之中——一個自由與失落並存的地方。母親送我的這塊潘基西的土地，像是一座通往那片遙不可及的過去的橋樑，它帶來了某種期待：建一所房子，組建家庭，繁衍家族，成為一個“車臣男人”。
在她眼中，理想的車臣男人像我的表哥達烏德·馬爾戈什維利（Daud Margoshvili）那樣，他出生在潘基西，是一位柔道冠軍，曾代表喬治亞參加2004年奧運會。他在自己的村莊杜伊西建立了一個道場，他尊重傳統，有妻有室。
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向我發出一種近乎最後通牒的質問：“你無妻無子，遠離族人，甚至不會禱告！”可接著他又邀請我：“來潘基西過一個夏天吧。看看你是否屬於這片土地，屬於這個家族，屬於這份信仰。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來，到時候，是走是留，自有分曉。”
這部電影便從這個邀請開始。這是一次對家庭、男性身份、流亡與記憶的探索之旅——尋找一個可能早已不復存在的家的旅程，體悟“何以當歸”。
導演採訪
記者：拍攝《近鄉記》的契機是什麼？
皮恰耶夫：一切都源於我的表兄，達烏德·馬戈什維利。達烏德住在喬治亞的潘基西。他屬於我家族的一個遠房分支，我對他知之甚少。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2017年的比利時。他熱情地鼓勵我去他的家鄉過夏天，說我一定會喜歡那裡的。對他來說，這正是理想的時機，因為我已經到了結婚生子的年齡……而他已經有三四個孩子。我當時心存疑慮，但他非常堅持，彷彿在那裡度過夏天是某種使命一般。
達烏德和我母親揹著我，自作主張地認為，如果我能和潘基西建立起具體的聯結，那我就有了真正的理由住在那裡。於是，他們在達烏德住處的附近買下了一塊地，而達烏德則開始圍繞這片土地和我的關係編造一段“故事”。他說我小時候經常去潘基西，只是現在不記得了。這在我腦中植入了虛假的記憶，一個關於我歸屬於這片土地的、被杜撰出來的故事。按照他的說法，我需要在那裡蓋一棟房子。因為“我童年有一部分時間在那裡度過”，我回去居住就不會“像個外來定居者”，儘管這一切都是假的。
最終，我接受了挑戰，決定前往潘基西，在那裡拍攝一部影片。在這次冒險中，一部微小、孤獨的電影一點一點成長，最終成為了《近鄉記》。
《近鄉記》劇照
記者：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潘基西嗎？
皮恰耶夫：潘基西是一個語言和宗教飛地，主要居住著車臣人（喬治亞還有其他幾個類似的飛地）。它距離喬治亞首都第比利斯約一百公里，由大約十個村莊組成，大約有一萬居民，面積不大。
19世紀，車臣人為躲避俄羅斯戰亂，遷移到這個距離車臣邊境30公里、受高加索山脈保護的偏僻之地。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第一次和第二次車臣戰爭的爆發——山谷中車臣人的數量大幅增加，他們徒步穿過這些山脈以逃避衝突。隨著新的難民不斷到來，社群也在擴大。
在夏天，這裡的居民數量會翻倍。一年中的其他時間裡，男人們會出國工作，這個地方就主要屬於兒童、老人，還有在家長裡短中活躍的婦女們。從第比利斯到潘基西，開車需要三個小時，道路崎嶇不平，沿途會穿過卡赫蒂地區，那裡以葡萄園而聞名。
記者：在潘基西獲得土地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嘛？
確實如此。在2018-2019年左右，那時土地價格還不貴。如今情況不同了：一項社群法律禁止外國人擁有未開發土地，他們可以購買房屋或公寓，但不能購買土地來建造房屋。這是為了防止潘基西落入俄羅斯人和卡達人的手中。
記者：你是以影片拍攝之名，來探索這片土地嗎？
皮恰耶夫：我在2019年，也就是新冠疫情之前，第一次來潘基西，看看是否有拍攝的可能性，當時我不太確定。一方面我從未來過這裡，另一方面媒體上都說這是“聖戰分子的山谷”，因此被大家認為是危險的地方。在21世紀初，潘基西是前往“伊斯蘭國”人數比例最高的地區。
當時，這個山谷很受海灣地區人民的歡迎，尤其是卡達人，它是一個穆斯林聚居的山區，而且他們還可以在這裡娶到白皮膚、淺色眼睛的女性。去的時候，我其實已經做好了準備，會看到一個受到嚴格限制的地區，人人都會戴面紗（niqab），更別提拍攝。但事實卻大相徑庭。
《近鄉記》劇照
記者：可以聊聊影片中你想建的房子嗎，為什麼想建造它？
皮恰耶夫：當我父親得知我擁有一塊土地時，他主動提出從俄羅斯趕過來，幫助我建造房子。這是《近鄉記》的完整契機：一方面是達烏德和土地，另一方面是我父親決定過來支援我。
影片中我們看到了一座架空式房子的平面圖，那是一種我兒時夢想居住的小木屋，你可以在挪威找到它的原型。選擇建造這樣非傳統的房子，顯然帶有一種挑釁的意味，我也曾預料到這個專案會引起當地強烈的反應。但至少女性們的態度令人安心，她們認為這所房子可以融入潘基西的景觀之中，況且現在年輕人們都傾向於離開潘基西，有人重新回來定居總是件好事……
選擇建造這樣一座房子還有其他原因，一個更嚴肅也更個人的維度，與戰爭和我的童年創傷相關：我知道的每一所房子都被摧毀了，所以我一直對建房子感到牴觸——真正的家在我內心深處，它是堅不可摧的。也因此，如果我要建一座房子，那它一定是我夢想中的房子，因為沒有人能摧毀夢想，而如果我們停止做夢，那生活也隨之停下腳步。
其實，每個人都一直告訴我，如果你要建造一所房子，那就一定要有地窖。為什麼？警惕戰爭。可我想造一所架空式的房屋，恰恰因為這樣的房子沒法造地窖。就像我的父母，祖父母一樣，我經歷過太多的衝突。如果在建造房屋時考慮到戰爭，那就相當於我們確信戰爭會再次到來，改變這種心態很重要——我夢想著將來會有一代人，他們在展望未來時，不用考慮戰爭有一天會到來。
此外，轟炸時躲在地窖裡，意味著你要面臨建築物倒塌和在廢墟下窒息而死的風險。我小時候在格羅茲尼就見過這樣的故事：我記得路過一座房子，聽到裡面傳出尖叫聲卻無濟於事。我沒那麼堅強，可以接受慢慢地、窒息而死。如果我必須死於轟炸，那就乾脆一點。因此，我的新房子是用木頭和玻璃建造的，它像一個可以從遠處看到的燈塔……
記者：接下來你的土地會發生什麼？
皮恰耶夫：其實我收到了不少報價，出售它並非不可能。如今，土地越來越稀缺，部分被迫流亡的車臣人夢想在潘基西定居，將其作為第二家園。但我還沒有完全放棄建造房子的想法，我不想我的生活受到拍攝的影響，更不想為了拍影片而建造它。有些時候你必須把事情釐清，讓現實在攝像機停止之後自然發生。我會自己決定未來生活的方向，也讓觀眾去想象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不僅僅是我的房子，更關於思考他們自己與“家”的關係。
記者：這所房子同樣與另一個話題有關，結婚生子？
皮恰耶夫：在我們那裡，我們最常問女性的一個問題就是：“你什麼時候結婚？”“你什麼時候才能實現社會價值？”在潘基西沒有單身的人：你可以喪偶，可以離婚……但未婚、沒有孩子、不留下痕跡或沒有傳承你的姓氏是不可想象的。這就像一種詛咒。我想直到現在，大家都認為我建造房子是在痴人說夢，但我最終會迴歸正軌。
在任何社會中，與眾不同都是困難的，在一個飛地中更是如此。我必須說，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為此感到困擾。我一直想解放自己，但如今，當我看著那些為更大的族群而活的人們時，不禁感到一絲憂傷：如何在不切斷自己與社群連線的情況下獲得自由？《近鄉記》探討了這一點，我在那裡有我的土地，我的根也在那裡，萬一有什麼事，我也可以回去。這讓人感到安心。
《近鄉記》是如何拍攝的？
皮恰耶夫：在我第一次去潘基西考察後，我回到了巴黎。新冠疫情讓世界按下了暫停鍵，我開始思考拍攝影片的可能性。在法國，即使是紀錄片，要獲得資金支援也必須先寫劇本。因此，聯合編劇馬蒂爾德·特里謝（Mathilde Trichet）和我寫了一個劇本。我們的劇本有140多頁長！但裡面大部分場景都只是設想，我無法預知事情會如何發展。
當時的計劃裡，我的母親除了在電話中出現過一次外，並沒有出現在故事中。她不想出現在影片中，尤其不想和我父親一起。至於父親，我知道他一定會出現，但不知道會以何種方式。影片中，森林的那個場景在某種程度上是“計劃好的”——我知道那將是一個非常親密的場景，但不知道他會如何表現，他是否會同意回答我的問題，或者他是否會保持沉默。
拍攝工作持續了兩個夏天。在原本的計劃裡，2023年的夏天本應是影片拍攝的唯一夏天。但很快，現實展現了它的戲劇性：住在車臣的父親和我另外兩個兄弟無法加入拍攝。當時從俄羅斯聯邦拿上護照出國旅行就很難……接著還有邊境問題：俄羅斯和喬治亞之間唯一可行的陸路通道——上拉爾斯（Verkhny Lars）哨所，因為大量男性為躲避被徵召參加烏克蘭戰爭而湧入，導致關閉。這次出人意料而長時間的關閉使得任何通行都成為不可能。我父親被困住了，隨之而來，影片的一部分也停滯了。第一次拍攝因此發生了轉變：原本應該是影片的主要部分變成了一次彩排，一次融入當地的嘗式——感受當地，想象劇本之外，這部影片應該如何誕生。
真正賦予這部影片血肉和呼吸的拍攝，發生在接下來的夏天，也就是2024年。那時，我父親終於能夠加入我們。緊接著，在10月，我們回來又拍了一些——僅僅幾天——為了捕捉季節的變化，夏天消逝、風景變換、也為影片找到了結尾的時刻。
這是一部直接電影，主創有四個人：電影攝影師西爾萬·韋爾代（Sylvain Verdet）、音響師瑪麗·保盧斯（Marie Paulus）、助理導演羅斯季斯拉夫·基爾皮琴科（Rostislav Kirpicenko）和我自己。紀錄片很少有助理，但由於我也是被拍攝者之一，助理導演必不可少。
我總是擔心當地居民看到我們拍攝時的反應。在這裡，許多新聞報道都是由記者完成的，他們來去匆匆，總是帶著預製好的影像，因此，居民們的不信任感相當強烈。我必須努力向他們解釋，我不是記者，不是在報道，而是在製作一部真正的影片。人們一開始會疑惑，慢慢地，他們習慣了我。我會說他們的語言，這至關重要。除此之外，我還覺得，我喜歡這個地區對他們來說很重要，他們喜歡我與眾不同的想法。對於車臣人來說，社會晉升的唯一途徑就是體育。作為一名導演，我為他們提供了另一條道路，這種“光環”在拍攝時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近鄉記》劇照
記者：你在拍攝過程有遇到哪些困難？
皮恰耶夫：有些男性會感到不自在，而拍攝不自在的人也會讓我自己感到不舒服，我不喜歡那樣。有時我們不得不花時間先熟絡起來，比如，在拍攝前喝茶就很重要，或者先聊聊足球。慢慢的，我們才能深入更微妙的話題，比如宗教和習俗。
最初，有些人拒絕出鏡。但漸漸地，幾乎所有人都來找我，參與到電影中。
我曾指導我的父親、他的妻子和我的兩個同父異母的兄弟，為影片中那頓飯做準備：“不要看鏡頭，就當劇組不在場。”但他們表現得如此自然，就好像在自然地表演一樣……所以剪輯的時候我不得不回到那個場景，我保留了兩三個最初不想要的“畫中畫”時刻：我的一個兄弟在門後問我是否馬上開始拍攝，或者在別處，我的母親說了幾乎同樣的話。
一開始，我不想讓觀眾覺得他們在看一部紀錄片，我希望他們能夠感受事物而無需提問。但最終，我傾向於打破這種自然和完美，選擇那些不那麼流暢的時刻，構圖不那麼規整的鏡頭，走向更原始的東西，這樣觀眾就能意識到攝影機的位置和拍攝所涉及的問題，以及我作為導演在畫面中的存在。關於這一點，我很高興能與兩位剪輯師合作：首先是杜妮婭·西喬夫（Dounia Sichov），法國籍俄羅斯裔，負責素材和初剪——我們有80小時的素材，這在今天看來不算多——然後是洛朗·塞內沙爾（Laurent Sénéchal），我們之間的合作非常寶貴。
記者：你是如何與村裡的女人們拍攝那場很棒的吃飯場景的？
皮恰耶夫：那是一條90分鐘的拍攝。我與她們拍攝了兩段連續長鏡頭，最後保留了最混亂的那一段，那一段最接近她們的性情。我喜歡看她們一起交談，她們的活力和分歧，我想她們最終忘記了我是一個男人。我問她們是否快樂，這個問題喚醒了她們內心許多東西，以心彼心——我們彼此之間都給予了對方很多。
記者：隨著影片發展，我們意識到它並不只是不是關於房子或婚姻，更多關於你與父親，可以聊聊你與父親的關係嗎？
皮恰耶夫：《近鄉記》以一段與父親通電話的對話開場，直到拍攝的後段，我們都以為故事是線性的。但最後，我們用在森林中的父子交流將故事畫上句號。
可以說，在拍這部影片之前，我並不瞭解我的父親。我父母在我九個月大的時候就離婚了，我和父親只在同一個屋簷下共度過兩個夜晚。之後，我們再也沒有一起生活過，儘管他有時和我母親住在同一個村莊；儘管車臣傳統規定，如果離婚，孩子應該和父親一起生活。
80年代末，我和母親搬到了哈薩克——17歲我離開了車臣，23歲才再次見到我的父親。他以一種既殘酷又簡單的方式重新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彷彿我們只分開了幾周。電影中，我們見面共進午餐時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他非常放鬆，以至於我們覺得他隱瞞著什麼。
《近鄉記》劇照
記者：你是怎麼拍攝在森林裡的那段交流的？
皮恰耶夫：我父親為這部電影付出了很多，他同意出鏡，落落大方。我想要問他一些尖銳的問題，但我也給自己設定了界限，絕不能走得太遠，更不能試圖毀掉他，不要讓對話會陷入真人秀的泥沼。
我承認，即使是今天，觀看森林裡的那場戲，對我來說也很不舒服。通常，當我把自己置於影片一個角色的位置時，我都會感到不適。這也是為什麼我想要小心謹慎，不在親密程度上走得太遠。我要求攝影師拍攝我們的背影和四分之三側臉，確保為觀眾留下想象空間。
記者：在這段場景裡，你問你父親他知不知道“Imago”的含義，你告訴他，這是昆蟲“成蟲”階段的意思，為什麼要提起這個話題？為什麼選擇“Imago”作為影片的標題？
皮恰耶夫：這是這個故事最瘋狂的一面，片名很早就確定了，從劇本階段就存在了。我父親學過生物，我第一次聽到“imago”這個詞就是透過他。我總在想，他是不是透過這個比喻在談論他自己，談論我，或者我們所生活的車臣社會……我發現這個片名很有啟發性，我喜歡它的象徵意義。我渴望在電影中探討這個主題，並發現它真正的含義。
在車臣，我們說話喜歡拐彎抹角，用幽默或寓言的方式，每個人都在社會中扮演著一個角色並固守它。我告訴自己，我父親在我小時候談到“imago”時就是這樣做的。他話不多，而且他的話通常都有精確的含義。我曾以為，透過這個比喻，他想為自己沒有成為一個好父親而辯解……但當時我問他時，他竟然表現得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在說什麼。這當然讓我感到驚訝，可他什麼也沒說，轉過頭，以為在從未有過獅子的森林裡看到了獅子……他似乎突然間一片空白。我該如何反應呢？我讓事情順其自然，攝像機繼續拍攝……但其實，我也完全懵了。
記者：《近鄉記》最棒的特質之一，就包含了最後一場戲你與父親的“面對面”，這其中有一種溫柔的感覺，可以也請你聊聊嗎？
皮恰耶夫：我希望觀眾能感受到潘基西的美、夏日的炎熱、食物的豐盛、以及當地文化的幽默感……我創作 《近鄉記》並不是因為達烏德編造的“故事”，而是我有預感它會引發一場討論。當然，開始拍攝後，我很快感受到達烏德很高興我與眾不同……
我討厭衝突，衝突毫無意義。但正是因為我意識到我與達烏德之間、我與這片土地之間、車臣與山那邊的潘基西之間有可能進行一場討論，我才想拍這部電影：我們傾聽彼此，接受彼此的差異。我們今天的社會非常兩極化，如果還想保留一些希望，就必須互相交流。
《近鄉記》中充滿了交流與討論，甚至包括我父親，我們聽到他朗誦一首詩。在一個最終被剪掉的場景中，達烏德也大聲朗誦了一首詩——他自己寫的！緊接著另一位運動員朗誦了一首詩，然後輪到我被要求用法文朗誦一首。這種維度始終存在：對男性氣質的解構，對強大、勇敢、沉默、被堡壘保護著不與他人接觸的男性形象的解構。社會希望男人是麻木不仁的，但影片中的男人們卻非常敏感。有時只需輕輕一觸，這個堡壘就會崩塌，這些男人就會展現他們真實的美麗：達烏德有一個圖書館，他自豪地向我展示，並希望我能喜歡上潘基西；伊拉克利（Irakli）是失落在這片山谷中，有著宇航員般夢想的靈魂；還有，我的父親也是如此。我有責任，不只從一個角度展示這些男人和女人，不能傷害他們，並且要尊重他們多樣的面貌。
《近鄉記》主創在首映現場
記者：《近鄉記》是歷史上第一部在戛納展映的車臣影片，可以請你聊聊它的意義嗎？
皮恰耶夫：其實，情況其實比這要複雜一些。這部電影的製片方是法國公司，聯合制片方則來自法國和比利時。《近鄉記》 由亞歷山德拉·梅洛（Alexandra Mélot）為 Triptyque Films 製作，她曾是一名剪輯師，這部影片是她作為製片人的第一部長片，她完成了一項了不起的工作。
至於我，我曾在INSAS學習，現在往返於布魯塞爾和巴黎之間，擁有法國公民身份。其實，並沒有車臣國籍這回事——車臣屬於俄羅斯聯邦——而我也不再擁有俄羅斯公民身份。我們可以說這部電影是車臣電影，但同時也要考慮到，車臣不是一個國家，那裡也沒有電影產業、沒有藝術學校，更不用說電影學校了。車臣電影的確正在嶄露頭角，但這主要是透過新一代流亡者的努力，在地下發展。
記者：你影片中的角色看過片子了嗎？
皮恰耶夫：我希望在戛納首映前，父親能看到這部電影，我母親和伊拉克利也會來戛納，可惜達烏德來不了。我也希望這部電影能在第比利斯的 Cinedoc 電影節上放映。如果可以，我會邀請村裡的人，甚至是山谷裡所有村莊的人前來觀看！我有點擔心他們會對我電影中非常家庭化和私密的層面感到驚訝，但內心深處，我知道他們信任我。
導演皮察耶夫手捧“金眼睛”獎盃
凹凸鏡DOC
ID：pjw-docu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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