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方頁

二零二四年年底時，特朗普入主白宮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實，當時所有法國主流媒體和政論人士在做年底小結之時，依舊異口同聲認為俄烏戰爭使得北約組織各國有了更加親密的合作，也使美國對盟友們的掌控能力得以加強。

當時法國政壇唯有前總理德維爾潘一人提出警告，認為歐洲未對特朗普上臺所將帶來的衝擊提前做好任何預案。

德維爾潘

他一語成讖，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歐盟與美國關係急轉而下。澤連斯基與特朗普，萬斯在白宮談崩之後，美國已經由法國的親密盟友迅速成為全民公敵和主流輿論火力攻擊的主要物件。馬克龍的精神導師，曾擔任過密特朗總統特別顧問的著名法國猶太裔政治經濟學家雅克.阿塔利，更是將特朗普與希特勒相提並論。

美歐關係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令人目瞪口呆，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自從俄烏開戰以來，西北歐國家如法德的根本利益，無論在安全還是在經濟上，實際並未受到俄烏開戰的挑戰，卻紛紛選擇切斷與俄國經濟聯絡，導致三年來經濟萎靡不振，民眾飽受通脹之苦，傷敵八百，自損一千。

而在特朗普鐵心推動俄烏停戰，同時又對歐盟發動關稅戰的背景下，與美國進行安全和經濟領域的雙重對抗又讓歐洲同時陷入俄美雙方衝擊的被動戰略局面。在中國人看來，西方精英們近年來持續性輸出的非理性言論和政策選擇，與我們自幼被灌輸的認識中西方教育崇尚邏輯哲學的印象有著劇烈的反差。我們無法理解馬克龍如何有謎之自信，聲稱能以區區兩百八十枚核彈為歐洲撐起核保護傘。

歐洲人給人的感覺是不但拒絕考慮烏克蘭的失敗，而且拒絕設想歐盟戰略投機任何“輸”的可能，一切現有利益的損害在他們的幻想中都能換來最後的“贏”。

當今世界如一個瘋狂的漩渦，如果只是凝視漩渦本身，往往令人無所適從。故而本文選擇與時事之間保持一點距離，從思想史的維度冷靜討論中歐之間對政治秩序的思考到底存在什麼樣根本性的差異。

一．天下之憂

德維爾潘在二五年初接受電視臺記者採訪時，記者問他“您作為希拉剋時代的前總理，右派政治人物，如今卻成為法國左翼人士最推崇的政治家。很多人說您是最後一位戴高樂主義者，請您說說您是如何理解戴高樂主義的？”德維爾潘接下來的回答令人出乎意外，“我想我從戴高樂先生那裡學到的，並銘記一生的，是法蘭西作為一個國家有可能消失的隱憂。這是我政治理念的根本出發點。”

法國記者聽這番話之後茫然不知應對，因為法國政治領袖引用戴高樂往往是為了彰顯法國在國際事務和國家防務上要保持獨立自主，也因為二戰後法國經歷了八十年的太平盛世，所以他完全不理解何謂“法蘭西消失”一說從何而來。德維爾潘大機率不知道範仲淹是何方人士，然而他若能讀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必定心有慼慼焉。

同樣，受過九年制義務教育的中國人讀到德維爾潘之憂，大機率也比法國記者更能理解他為何會擔憂法蘭西可能會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

德維爾潘在法共機關報
“人道報”的週年慶典上演講照片

范仲淹的天下之憂是北宋一朝士人對安史之亂到五代這數百年曆史動盪的集體反思，是面對似錦繁花的警醒，即所謂“盛世之憂”。

盛世之憂，天下之憂，在今天的網際網路語境裡可以理解成一種與“贏學”形成映象關係的“輸學”。華夏曆史哲學的底色就是厚重的“輸學”，二十四史中勝戰的描述往往只有一兩句話，而敗仗總有長篇幅的經驗總結，更不必說一八四零到一九四九年的這段歷史寫滿了“輸”字。

德維爾潘的隱憂來自法國在拿破崙戰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慘痛經驗。相對中國而言，法蘭西經歷過的起伏興衰的歷史經驗大都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後，由於近現代生產力的加成，使得社會恢復的時間縮短到了十數年，傷痛的記憶甚至沒有超過一代人的時間，故而普羅大眾對興亡的敬畏感不像在中國文化中那麼廣泛且久遠。

普京近日在抨擊馬克龍的時候，說到“西方應記住拿破崙的命運”。這話對法國社會大多數人而言毫無痛點，因為拿破崙一世早就在法國被批倒批臭，輸的只是拿破崙，而法蘭西從一七八九年以來就只有短暫的失敗和最終的勝利，甚至連三九年投降德國到四四年巴黎解放這五年在他們的課本里也稱為“抵抗時期”（法國抵抗組織在這五年裡累計消滅三百多名德軍）。作為冷戰倖存者的普京意識不到成長在和平紅利時代的馬克龍是沒有“輸學”意識的。

在精英層面上，兩次世界大戰毀天滅地所帶來的思想衝擊使得大多數知識分子對歷史的意義，對集體敘事，對一切政治共同體的合法性基礎始終保有著深刻的警醒和懷疑。啟蒙時代人類解放的理想早已經灰飛煙滅，後冷戰時代所謂的普世價值指向的是以彰顯各類少數群體的幸福感，存在感作為考量社會進步指標的個體解放。

蘇聯的失敗經驗使得西方知識精英普遍放棄為沉默的大多數做任何價值導向的思想引領，他們質疑所有將集體利益置於個人之上的價值觀，將集體主義等同於極權和專制，而小共同體，社群，本土化成為無需置疑的學術正確概念。

二．自我統治

福柯提出的自我統治(gouvernement
de
soi)在政治學理念上對啟蒙思想完成了最致命的一擊。人類共同解放分解成了每個自我的擴張，個體的擴張透過自身與他人的互動來界定人和人的邊界。在這樣的語境裡，收斂身心，剋制慾望這些理念完全被邊緣化，因為自我剋制被理解為規訓，是對權威的屈服。

原子化的社會當然並非一無是處，在一個物質高度豐富的社會里，理解每個身邊的他者都是和自己一樣的獨立個體，事實上讓人與人之間保持相對的平等，做到普遍意義上對生活中能接觸到的陌生人的友善，即“愛具體的人”。在文藝創作上，施加於個體意志之上的束縛之解除也確實為創作的多元化提供了施展的空間。大眾對美的追求與中產階級對尊嚴體面的執著捆定在一起，貢獻出豐富繁榮的文藝生活。

法國電臺有個跨年訪談節目，採訪多位駐法外國記者，問到法國在他們各自的國家給人們的印象是什麼，回答往往是“鐵塔，奢侈品，藝術……”海德格爾說在現代社會，人們對世界的一切認識都具體為形象。鐵塔，奢侈品和藝術與大多數法國人的日常無關，但作為法國的國家形象能夠為法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擴充套件提供免費流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建構有成功之處。

福柯

然而建立在形象層面的對世界，對他人的認知又是極其脆弱和扭曲的，因為這樣的認知滿足於表面，服從於自身的願景。在大爭之世，法國民眾普遍對未來有強烈的不安感，希望看到俄烏戰爭平息，卻又拒絕承認俄羅斯的領土擴張；對法國一年換了三任政府表示強烈不滿，認為民主體制遭遇挑戰，卻又認為這只是馬克龍總統執政失敗的結果。

對法國民眾而言，危機的解除不能依賴來自他們自己的努力，而是來自引發危機物件的消失——如果俄羅斯從普京的獨裁中獲得解放，那麼戰爭就會停止。如果馬克龍主動辭職進行新一輪總統選舉，那麼民主體制將重新展現活力。法國街頭運動頻繁的原因也在此，社會進步的路徑依賴是透過大規模抗議示威來阻止不得人心的某項措施，某個法案。

最近一個例子是韓國政壇十二月以來的持續動盪，在法國人看來，尹錫悅政變失敗，議會彈劾總統。這說明韓國的民主發展到了一個非常發達的階段，比法國更進步，因為馬克龍還在繼續操縱政府。當個體從自我意志出發加入大眾政治博弈時，共同反對一個目標，導致其失敗，讓絕大多數人能獲得滿足感——“個體意志邊界保衛戰的成功”，顯然要比同其他陌生人，尤其是無法觸及的陌生人互相讓渡利益來建構新的權力組織形式容易得多。

三．文化病理學視野中的國際關係

當“自我統治”擴充套件到國際關係領域，社會意識形態間的矛盾實際上已無法透過官方往來，發幾篇共同宣告，互相採買飛機船舶，開幾個歌舞昇平的晚會來化解。因為中國民眾和法國民眾事實上無法分享一個可以共同或各自打倒的具體目標。中國人看韓國政壇的鬧劇，或吃瓜心態，或引以為戒，極少會有人認為輪流彈劾執政黨官員能帶動社會進步。

法國精英對中國的理解一樣無法逃離個人主義帶來的思想鋼印。漢學界一切研究都圍繞著中國的“集權”傳統，從各色各樣的角度展開批評。里昂高師的Romain
Graziani教授十年前寫過一本賞析嵇康 “與山巨源絕交書”的小冊子，不出意外地高度評價了嵇康面對司馬家族的強權政治展示出了高度獨立的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學史上用身體寫作第一人”。

Graziani認為面對一個紛爭的亂世，出身貴族世家的嵇康有勇氣逃避政治，拒絕高官厚祿，堅持自我，並將個體獨立的精神一直延續到生命的終結。Graziani判定，嵇康臨刑前面對到場送他最後一程的眾多太學生，彈一曲“廣陵散”而未留下琴譜，是對個體自由的極致讚頌 :
“我” 屬於“嵇康“，而嵇康不願留下一丁半點給這個剝奪他生命的世界。

這個文字和法國知識精英對個體自由的理解高度自洽，所以Graziani沒有繼續去考據“廣陵散”到底是什麼樣一首曲子。中文讀者只需要百度一下就知道廣陵散的主題是俠客聶政“士為知己者死”刺殺韓國權臣韓傀的故事。

嵇康臨刑面對數千人演奏此曲，對古中國文人來說，刺殺物件權臣韓傀對應的是同樣為權臣出身的司馬昭，對當代中國讀者來說，嵇康好比李大釗烈士就義前高唱國際歌。嵇康的意願當然是他的追隨者當前赴後繼推翻司馬家族。他長嘆：“《廣陵散》於今絕矣”，也是對未來的期許，因為只要有人在場，琴譜就能夠被記下來，嵇康的遺言或可理解為“我不得不走了，但是我的路希望你們能繼續下去”。司馬家如他所願可恥可悲地覆滅了，然而廣陵散千年後仍然在抖音上流傳。

Romain
Graziani介紹嵇康以及“與山巨源絕交書”的文集，題目可翻譯為“遁走之聲”。法國漢學家裡堅持拒絕大陸版漢語拼音的有相當一部分，美其名曰方便法語讀者發音。

我做上面的這段陳述，不只是為了搏諸位讀者一笑，或者諷刺西方漢學家學術水平如何草包。而是試圖以中華文明本身為主體，在觀察他者對自身的打量中，對他者的扭曲進行文化病理學意義上的分析。

Graziani犯這樣愚蠢的錯誤，一方面因為西方漢學長期以來對華夏文明的上位者凝視，近乎本能地需要發表與中國學者涇渭分明的觀點，“我們比你們更懂你們是誰”；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西方知識精英防範一切集體組織，集體反抗的思想底色。即便在亂世，面對極權專制的威脅，他們所主張的也無非是儲存自我精神獨立，拒絕同流合汙。

在他們的理想中，只要每人都做到拒絕同流合汙，那麼面對極權就能不戰而勝。他們所懷疑的不僅是暴力，也包括一切合作機制，因為福柯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已經完成了對人的社會性的徹底解構。

四．“人”的消解

福柯生前在法國國家電視臺接受採訪時提到，知識分子進行“個人對自我的理解”時，應當將西方文化作為與自身相斥的客體。有意思的是，福柯解釋這種面對自身文化傳統的手術，指出最理想的途徑當然是透過一個非西方人類學者，比方說中國人，阿拉伯人的研究。但他隨即又否定中國或阿拉伯學者具備認識西方文化的認知框架，從而提出面對西方傳統的終極批評仍然需要由西方學者自己“彆扭”地透過一個複雜的過程來進行。

他認為現當代社會科學的發展將導致“人”的消解，因為現代意義上的個體以及個體權利理念只是十八世紀末啟蒙時代以來意識形態塑造的產物，是遊離在傳統秩序之外，為體制所構造出的意識。而人文社科的發展則在不斷地將自我意識剝離體制的建構，以完成對舊體制的批判。

當記者問他如何看待人文科學發展只做解構而不建構，他舉重若輕地回答說“十九世紀末，尼采說上帝死了，在上帝死了後，人們獲得更寬廣的自由空間，社會對道德和政治秩序的渴望從未像在二十世紀這般強烈。在當代，啟蒙時代以來塑造的“個人”死去，新的政治選擇和制度想象將會湧現。即使沒有新的選擇湧現，但也不必遺憾，因為思想的要務不在於讓人去做什麼，而是關照自身“。

福柯的電視採訪比他的書更精彩，他談笑間眉眼閃閃發光，
充分演繹了中國傳說中飲風食露的仙人形象。至於說普羅大眾能不能靠吸露水活命，這顯然不在他的想象世界裡。

福柯電視採訪截圖，網址見下方

(https://enseignants.lumni.fr/fiche-media/00000000595/michel-foucault.html)

五．現代西方的哲學困境

我在文章開頭提過福柯的學說在哲學層面完成了對啟蒙思想致命一擊的原因亦在此。以彰顯自由，追逐人類解放為目標的十八世紀末以來的西方哲學無法從自身獲得資源來對抗釜底抽薪，以消解制約個人自由一切束縛的後現代主義。因為從概念上說，只要尚有一人不自由，那麼人人皆不自由。而人人皆自由，那麼自然就走向了人類的全面解放。同理，只要不斷地挑戰公權力，減少監管，哪怕社會秩序不斷瓦解，治安敗壞，經濟蕭條，但是能維繫個體“自由感”，那就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就是“贏”。

從“贏學”角度就很容易理解為何法國社會對日常罷工遊行打砸搶的容忍度極高。我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德維爾潘，已決意參加2027年的總統選舉，並且享有極高的民眾支援率。但即便他選舉成功，也很難改變法國政治生態衰腐之勢。能夠理解他對法國未來憂慮的人極少，他得到的民意支援多來自他在國際問題上的立場——和俄國達成安全協議，在俄烏問題上止損；在巴以問題上，堅決支援巴勒斯坦獨立建國。

但是這些國際議題的解決需要法國精英階層首先在國內利益分配上形成共識，才能改變馬克龍時代朝令夕改的局面，對外始終堅持同一立場。這是德維爾潘無法做到的，他認為歐洲應當在價值觀上與中國保持抗衡，絕不應當將集體至於個人之上。所以他的思想本色依然是一種概念化的精英自我統治，認為不依靠嚴格紀律約束就能夠獲得精英階層的協調一致。

中文網民習慣於調侃某些人“思想配得上苦難”，我想了想這句話對應到現今西歐社會可以細化成“精英階層的思想配得上中下層民眾的苦難”。福柯的擁躉們確實只需思考，發言，而無需承擔任何社會成本。

歐美精英對中國懷有的普遍敵意，除了經濟領域的競爭關係，根本上來自思想上對人的存在，人的本性的思考，以及對人的自由理解的分野。在這個大爭之世，中國上下精英民眾一定要對這種敵意有清晰且理性的認識，不能指望靠和稀泥，靠外宣或者大手筆買空客來消除這樣根源於當代西方文明底色的敵意。

但同時，站在更廣大的歷史空間去思考，站在更寬闊的人類思想史之中，我們所面臨的敵意並非不可瓦解。

六．天下之樂

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自1789年人權宣言之後，對人的現代性解釋所提出的最偉大的概念。它的精神核心即地球上所有的個人，民族，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相互依存，一榮俱榮，一損共損，超越了國與國之間輸贏二元論。

命運共同體是對宋儒“天下之憂”的重新闡釋，教導人們愛他們生活中遇見的具體的人是相對容易的事，因為基於情感，基於本能，人們會樂於善待他們可以接觸到的他者。而那些在遠方的人，我們只能透過螢幕，畫面，文字接觸到的人，即所謂抽象的人，對他們的關切其實是反本能的，與自身直接利益無關，無法獲得直接感官上的正反饋，需要透過意識形態上的引導和學習的。然而真切希望世界和平戰火平息，地球生態環境改善，就不能只滿足於愛身邊的人，我們需要關注那些抽象的人。

“命運共同體”的立意即在於此，嘗試去感受你尚不能觸控到的苦難，基於此，個體才能在更廣闊的空間裡獲得最大的喜悅，
擺脫自我意識膨脹後不可避免受挫所帶來的內耗，從而獲得精神上最徹底的自由。“後天下之樂而樂”中的“後”是個邏輯連線詞，是
“因為天下人的喜悅而感到快樂“。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依託，考量西方傳統的話，我們其實也能找到個人與集體間關係的連線點。現代漢語裡的個人對應著拉丁語中Individumm
(英語裡的individual)，Individumm意為不可分割，最小的單位。康德曾經在解釋現代意義上的個人時，解釋 “不可分割“需要每個個體都能將自己以外所有的人視為一個整體，唯有如此individumm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從整體中分離出來的一個“1”。

康德的這段論述在他的著作中無論在篇幅還是在影響上皆微不足道，無人問津。而西方個人主義的發展完全走向了他設想的反面，個體將自己以外的他者視成為可接納的一個個“1”，以及可排斥的其他“1”。在理論架構上說，康德關於個人的理解，對於世界永久和平的期許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高度契合。

從現實出發，考察各國民眾彼此之間對“抽象之人”的發心，那麼小紅書上前段時間入駐的各國“難民”“遊客”引發的互動，有理由讓我們對逐漸化解不同文化之間的誤解和敵意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海外漢學家普遍認為中國在最強盛的時代也未試圖向外輸出文化反映了一種思想上的保守。其實，對外主動文化輸出的缺失也可以有另外一種解讀，從采詩官周遊民間彙集而成的《詩經》開始，到《論語》，到莊子文集中譏笑聖人的無名鄉野農夫，以至後世市井間以戲曲評書的方式對忠臣俠士的傳唱，華夏文化的價值觀絕非依託於精英們的頂層設計，而是根植於它強大堅韌且極其活躍的民間文化，成就於民間對公義的廣發訴求所形成的對精英的制約。

依靠少數文化精英對外強行推送價值觀就意味著與培養精英的民間土壤作切割，這不符合華夏文明的生成模式。所以天朝為“朝”，是因為天下人因為發自本心的仰慕從五湖四海到中土來見證繁華盛世。從這個邏輯出發，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在對外宣傳上，孔子學院這類專案花費巨大，收益甚微，不及小紅書短短幾日與普通中國人的交流對數百萬國外新使用者產生的效果。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提出之始，我曾經對如此宏大的概念，在闡釋上缺乏具體的內容和標準有些懷疑。但如今我想，命運共同體應該具有什麼樣的遠景，在高等教育普及，通訊高度發達，人工智慧可以迅速完成不同語言互換的當代，需要由不同族群文化的民眾在充分交流和合作後來共同書寫，而不必繼續仰仗小部分知識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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