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估計每一所中學，都有一段關於腸子的“校園傳說”——
“某學生被欺負慘了，從書包裡掏刀捅人，腸子都捅出來了。”
我就是這個傳說的見證者。
一位被逼下跪的同學，捅了所謂的校園霸王，他能從哪拿刀呢，學生全身上下也只有書包。那一年我們上學跟過地鐵安檢一樣，都得翻包確認違禁品。
後來，那個同學為何捅人的原因，在傳言中慢慢淡忘，大家只記住了：書包裡的刀，摟不住的腸子。
今天的故事，就是一起發生在校園裡，故事裡也有一個書包，包裡藏著兇具，兇具醞釀一齣駭人的血案。
未成年檢察官郭辭沙使出全力，只為一件事，就是讓當地所有人孩子和家長知道：“除了血案，我們還需要記住一些更重要的東西。”
去年12月，我走出未成年檢察官辦公室，來到一所初中，遞給一位男孩一把刀。
我叮囑男孩：“等會照著他的肚子刺下去，要用力，拔出來之後記得再多刺幾刀。”男孩穿著初中校服，很乖的樣子，對我點點頭，接過刀，握緊刀把就向另一個男生走過去。
他面目變得猙獰，從嗓子眼裡擠出一句話：“為什麼欺負我？為什麼？！”
“我沒有做錯什麼，是你們逼我的！”他喊出這句話時哭了，用“刀”插進另一個男生的肚子。
他動作不停，拔出刀，不斷揮砍。
臺下900個觀眾傳出驚叫，我看見有女生捂住嘴，生怕打擾了臺上的演出。
這是一場我代表檢察院未成年檢查部門的話劇，在初中校園裡對所有孩子演出。而臺上這一幕，正是不久前另一所學校發生的真實慘案——12歲男生小軒，為了一朵花，在全校3000名師生面前，持刀砍殺同學。
我作為親手辦理這樁案件的檢察官，將小軒處理後，內心卻沒得到平靜，反而因為接觸了他陷入了更深的夢魘。我不知道能為這個孩子做些什麼，輾轉反側數夜，我決定為他，為他這樣的孩子們辦一場話劇。
我要把這個被欺辱的，被輕視的，被逼迫刀舉起刀的故事，復原給這個世界。
並告訴每個人：“事情原本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第一次見到小軒是在“專門學校”。
我市的專門學校坐落在一個偏僻郊區，學校旁邊是座小山丘，山上種滿了荔枝樹和龍眼樹。
從外面看學校有兩棟樓，每棟樓都不高，只有四五層，學校門口有保安亭，看起來跟一般的學校沒啥區別。保安得知我們的來意後，指指後面說：“矯治樓在那邊” 。
隨著保安的指示，我們開車經過一段大約50米的荒地，這才看到還有一棟三層小樓矗立在後面。
校長帶著我們走進一個大鐵門，鐵門過後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兩邊的門衛穿著迷彩服，腰間別電棍和對講機，校長說這棟樓是武警負責警衛。走了幾步，來到鐵柵欄前，校長刷臉開啟一扇小門，示意我們進去，裡邊還有警察在負責守衛。
這種外門武警，內門警察的設定我只在看守所和監獄看到過。
校長邊走邊解釋，這裡曾收過一些不良行為學生，但因為缺乏專業力量，矯治效果不好被停止了。直到去年底才定下來，由公安局派警察進駐學校，撥了一棟樓收容有過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校長和其中幾個老師都是在職民警，他自己甚至還曾是看守所副所長，對改造和教育犯人有豐富經驗。
校長說既然名字叫專門學校，肯定是要學習知識的，只是這所學校裡面的學生主要是學習遵規守紀和法律知識。這所學校只有一個教學目的：讓這些青少年出去之後不再違法犯罪。
校長也很務實，給我們透底說，這所學校剛剛執行，場地和師資嚴重不足，這些學生出去之後再次違法犯罪率仍然很高。“讓他們不再違法犯罪”實際上是個夢想，現實並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才邀請我們來講課了。
領導給我派的這個活，不單是讓我來專門學校講法治課，還要邀請人大代表來旁聽，我反感這種作秀。而且之前來講過課的社工說過，這幫孩子“根本帶不動”， 上課亂講話。
呵，一個個身上背7、8個治安處罰的孩子，進派出所跟回老家似的，怎麼可能乖乖聽課呢？
沒想到，我進門就聽到一聲響亮的“起立、敬禮，老師好！”
幾十個男孩穿著統一的迷彩服，一起站起來問好，中氣十足。看起來訓練有素，沒有想象中的吊兒郎當，比我之前去過的任何一個普通班級都響亮整齊。
第一節課我給他們講青少年經常觸犯的罪名，比如尋釁滋事罪、強制侮辱罪、盜竊罪等等。第二節課是現場測試——搶答比賽。我來說現實中發生的案例，他們來搶答涉及到了什麼罪名。
我的課堂一向互動性很強，也不要求學生絕對安靜，我希望和他們是自由交流的狀態。
這幫男生放鬆之後就“原形畢露”，有的斜靠著椅背，有的腿伸出座位，有的側身坐著方便和同學討論，但他們會隨著我的講述露出好奇和遺憾等表情，連兩個手臂上滿是紋身的花臂男孩都積極舉手發言。
這幫人當中，只有一個男孩雖然在微笑，但狀態遊離在課堂之外。
他戴著一副眼鏡，膚色被曬成小麥色，臉小小的，長得很俊秀。
他把迷彩服的拉鍊，規規矩矩地拉到下巴底下，不像其他男生嫌熱衣領半敞開。當我講到好笑的案例，其他學生鬨堂大笑，他雖然跟著笑，但手上還拿著一張報紙，似看非看的眼神。
校長告訴我這個男孩叫小軒，是這幫男孩中唯一一個小學六年級在校學生，其他男孩都是輟學後在社會上混，有因為多次盜竊進來的，有販賣毒品進來的，前科累累。
“但還數小軒危險性最大，上面領導都批了字”校長壓低聲音告訴我。
小軒雖然長相斯文，卻是被警察連夜送進專門學校關起來的人，他是這幫劣跡男孩中最“兇殘”的一個。
他就是那個在全校3000名學生的眼皮底下，想要瘋狂砍殺同班同學的12歲男孩。
當時周圍的學生嚇得四散奔逃，被害人一路被砍一路逃跑，長長的走廊上灑下一灘灘血跡，聞聲趕來的女老師壓根攔不住，最後兩三個男老師趕來硬是把他壓在地上，才奪下他手裡的刀，搶救出了受害者。
小軒在專門學校被矯治教育了大半年，等他出來的時候，同班同學剛好小學畢業即將升入初中一年級。
因為他是我們轄區的，我想評估他還會不會違法犯罪，也想知道他和父母知道怎麼應對校園欺凌了沒有，於是趁著暑假想約見這個孩子，結果還約不上。
我先是打電話給他爸爸，他爸爸說他不懂這些，他在外面開貨車，這孩子是跟媽的，讓我跟他媽媽聯絡。他媽媽說小軒在上全日制補習班，每天早出晚歸，因為在專門學校大半年耽誤太多功課，想趁暑假補回來。
終於見到他時已經快要開學，我這才詳細瞭解到小軒為何要砍傷同學。
小軒比較內向，喜歡安靜，又不太擅長運動，在班上沒有關係特別好的朋友，成績中等偏下，是那種沒什麼存在感的男生。
大概從四年級開始，班上有一個性格特別活躍的男生喜歡拿小軒開玩笑，給他起外號“呆頭鵝”，說小軒戴著眼鏡，看起來呆頭呆腦的。小軒雖然不喜歡這個外號，但也拿這個男生莫可奈何。
漸漸地，這個外號傳開了，迅速成為全班同學枯燥學生生活的笑料。
這個男生的幾個好朋友從小軒座位旁邊經過，一人拍一下他的腦袋，大喊一聲“呆頭”，下一個人再拍一下接著喊“大鵝哥”。其他同學覺得好玩，也跟著一起又笑又叫。
小軒嘗試過回嘴，他們就一人一句，攻擊小軒成績不好，長得矮等等。小軒氣得動手，他們就一起拳打腳踢，根本無法反抗。
小軒也向班主任老師求助過，老師批評這些男生不能亂開玩笑，但是老師不疼不癢的批評完全沒有起到阻止的效果。現在的學生們多精啊，他們看出來了，老師不會對這種“玩笑”較真。
久而久之，小軒似乎成了班上的“小丑”，誰都可以逮著他“刺”兩句，而且誰的俏皮話說的搞笑，班上應和的笑聲就越熱烈，說俏皮話的同學好像得了獎勵似的得意。
我有點驚奇，我說看你這身高快一米六了吧，比我同歲的兒子高多了。他們憑什麼嘲笑你矮？
小軒說反正他們就是找得到說的，其中有個男生嘴巴特別“賤”。
我說那你也罵他唄，誰沒長嘴啊。
小軒說罵不過他們，自己嘴巴本來就笨，他們五六個人是一個小團體，會互相幫忙。
我給他出主意，你不會罵的時候就說：“罵別人就是罵自己，罵別人就是罵自己，一直重複。”這招是從我兒子那裡學來的。
小軒說有時候他們玩得興起會動手把他推來推去，像推皮球一樣。如果小軒反抗，他們就把小軒騎在地上，根本反抗不了。還會說很多難聽話。
我問他什麼難聽話，他沉默了一下憋出一句“垃圾、人機”。
我追問還有嗎？
小軒垂下眼皮掩蓋住那一抹溼潤，他搖搖頭說：“我不想說。”
我理解他不想再提那些令他無比難堪和傷心的話。
我問：“他們四年級開始罵你，為什麼你六年級的時候突然想要砍傷他呢？”
小軒冷哼著，似乎是要糾正我的說法那樣講：“我本來是想殺了他。”
這一年的母親節成了壓倒小軒的最後一根稻草。
小軒的父親常年在外跑大貨車幫人拉貨，一年到頭難得回家，即使回到家和兒子也很少交流。小軒在家與母親和年幼的妹妹相依為命。他從小就特別依戀母親。
他買了一束花想要送給母親，考慮到鮮花儲存不久不實用，他選了一盆很逼真的鬱金香，翠綠修長的葉子簇擁著粉紅、粉黃的花苞，漂亮極了。老闆告訴他鬱金香的花語是“永久的愛”。
那個嘴巴特別“賤”的男同學，看到小軒買的花哈哈大笑，還招呼其他人來圍觀，說：“塑膠花？塑膠花是送給死人的，原來你媽是死人，你要去給她上墳啊？”
其他同學跟著起鬨，笑得前仰後合，連斯文的女同學也捂嘴偷笑。
小軒看著周圍一張張嘲笑的臉，只感覺腦子轟地一聲炸開。他抓住男同學領子就是一拳，卻反被戰鬥力更強的男同學按在地上扇耳光。他的頭被對方壓在水泥地上，奮力掙扎卻無用，臉被粗糲的水泥劃出血痕。
他像一隻被困已久的野獸崽子，第一次這麼強烈地想要騎在他身上讓“賤嘴”消失。
半個月之後，週一早上是例行升旗時間，全校3000多名師生將齊聚在操場上。小軒的班級在一樓，眼看著其他班級都陸續在操場上排好隊，班主任老師急著招呼全班同學在走廊上排好隊伍，向操場方向走。
趁著走廊上亂哄哄，小軒從懷裡抽出一把刀撲向那個嘴“賤”的男同學。
男同學還沒反應過來之前，手臂上已經被砍了兩刀，鮮紅的血液順著手臂滴在地上。這把刀，是小軒媽媽新買的菜刀，刀刃鋒利，木色的刀把上白色的標籤還掛在上面，這把刀已經藏在小軒書包裡好幾天了。
處理這個案件的民警一邊給我描述當時的場景，一邊“嘖嘖嘖”地表示遺憾。
我知道，他跟我一樣都覺得本不該發生這樣的慘案。
我問小軒：“你砍他之前的半個月為什麼不告訴老師和你父母，讓他們來幫助你？”
小軒說：“我跟他們說過的。”
正好那段時間學校例行發問卷調查有無學生欺凌現象，小軒就把受到男同學辱罵毆打的事情寫在了問卷上。
我急忙點頭說，你這樣做就對了，老師處理了嗎？
小軒說老師就把那個男同學叫出去教育了幾句，後來，對方連一個道歉都沒有說。
我長嘆一口氣，問：“那你媽媽呢？怎麼說？”
小軒低頭不吭聲了。
無奈之下，我讓助理帶小軒出去喝點水，讓小軒媽媽進來。
小軒媽媽說：“他跟我說了他同學罵我的事情，我安慰他說媽媽都不計較了，你也別往心裡去了，別理他。”
我著急地追問：“但他那時都想殺人了，你知道嗎？”小軒媽媽說只以為是孩子的氣話，她還說了解自己的兒子，是一個善良的人，不會是壞孩子的。
小軒媽媽接著說：“檢察官，我已經教育過小軒了，他已經答應我以後做事不要那麼衝動，凡事要考慮後果。被砍傷的男同學手還在做復健，應該能恢復，我們家也借錢賠償了對方10萬元。”
小軒媽媽可能怕我對小軒印象不好，急切地想表明小軒已經吸取教訓、改過自新。
我轉頭問剛坐下的小軒，對刺傷同學，自己被送去專門學校這件事有什麼想法。
小軒說是自己衝動了，那辦個月想了又想，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想要殺死對方的心情。
小軒說著，居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笑著說：“其實我應該再忍一忍的，反正還有幾個月就小學畢業了，以後也不會跟他同班。”
“忍一忍？難道你們從這件事裡面吸取的教訓就只是忍一忍嗎？”我指著小軒，轉頭又質問他的媽媽：“你不覺得你欠你兒子一句道歉嗎？你兒子被人語言霸凌了快兩年，卻求助無門，你盡到保護他的責任了嗎？”
小軒媽媽驚呆了，她可能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還有這樣的問題。
小軒猛地把臉別到一邊，露出的半邊臉上眼眶溼了，但沒有掉落一滴淚。他到現在還在強忍著。
我氣不打一處來，說：“你為什麼不去找老師解決這個事情？你們老師也是，明明跟她反映了被欺凌，她卻連讓對方最基本的道歉都沒有！這個老師是不是特別不負責任？”
小軒媽媽連連擺手說：“不是不是，他們是五年級換的這個女老師，很年輕但負責，經常鼓勵小軒認真學習，小軒這一年成績進步了很多，眼看著就要起飛了，沒想到出了這個事情。”
我陷入沉思。
小軒媽媽無疑是個疼愛孩子的好母親，不然，她的孩子也不會因為一束要贈與她的花而憤怒。
而那個老師，也是家長眼中的好老師，但悲劇為什麼還是發生了呢？
我試著跟小軒媽媽解釋一件事。
成績進步是一個方面，孩子在學校是否開心也很重要，不信去看看，醫院天天排著多少抑鬱症學生？
我甚至拿自己舉例，我兒子就被一個男生打過，那個男生媽媽還是學校老師，班主任可能礙於同事情面不好多說。我直接聯絡男生媽媽，先禮後兵，請她管一下孩子，不然我就去找校長。
第二天，那男生就帶了一個很漂亮的小機器人給我兒子道歉，後來我兒子和那個男生還在一起玩。
我跟小軒媽媽強調：“遇到校園欺凌，母親一定要站到兒子前面保護好他，這是你的責任，你可以去找老師解決問題，解決不了就去找校長，再不行就去教育局。”
小軒媽媽聽得很認真，但面露難色說：“二年級的時候有同學打小軒，我就去找過老師，可老師說沒有這回事，反而對我兒子態度更差了，覺得家長事兒多”。
原來小軒媽媽這次沒向老師反映塑膠花的事，是擔心老去麻煩老師，老師會不高興，反而對兒子不好！
我聽得火大，拍著桌子說：“那就任由你兒子被人欺負嗎？哪個老師敢明目張膽地不處理學生欺凌還報復學生，你就把微信截圖，把通話錄音，我幫你向教育局反映。”
對談結束後，小軒媽媽帶著孩子走了，而我還在情緒中走不出來。
檢察官這個職業，能接觸很多校園欺凌案件。成年人打架就是真刀真槍地拳打腳踢。而相當一部分未成年人，卻喜歡讓人跪下來扇耳光、吃屎喝尿、扒衣服拍裸照，怎麼折辱怎麼來。
從某些方面來說，未成年人的惡比成年人更大，因為無知和縱容，會暴露出人類的獸性。
小軒這個案件給我的觸動在於，我見過不少三觀不正的奇葩家長，在他們的影響下，孩子變得無知無畏。但我沒想過，一些“好家長“、”好老師“也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客觀上是他們的失職，才導致小軒這樣的好孩子，走上了用暴力反抗暴力的違法之路。
這些年來，我們不遺餘力地進學校搞法治講座，孩子們倒是已經學會告訴老師和家長自己被欺負了。那麼現在，是不是我們要重新開一堂課，讓那些老師和家長知道，這樣一場對抗霸凌的戰爭，該你們上場了？
但要做到這樣一件事太難了。
我所在的城市是一個新發展的城市，每個人的忙碌狀態超乎常人想象，比如我們檢察機關，都可以說是全國人均辦案量最多的檢察機關之一。那些家長也是如此，在崗位上連軸轉已是常態，過去需要大人一起來上課，就有許多人說，還要上班養家啊，哪能有空。
最終我想到了一個形式。
如果成了，不僅能讓家長願意來，而且能讓他們親眼目睹，在學校裡，他們的孩子身上都發生了什麼。
我打算排一齣校園欺凌的話劇。
就用小軒的這樁真實案件做底子，演出來，讓家長和老師親眼看、親耳聽、近距離感受。我要讓這些老師和家長們好好想一想，他們是不是跟話劇裡面的角色一樣，到底有沒有盡到保護孩子的責任？
人，只有看到痛苦，才會不再漠視，才會回應那些孩子的求救聲。
而且一說講課，大家都覺得乏味，找理由說要上班。但話劇，能演繹出衝突和矛盾，讓人看得開心，在笑聲中有所思索。說不定那些很“忙”的大人們，能夠更加願意為此抽出時間。
話劇計劃剛開始顯得很順利。領導很支援，親自帶隊考察合作學校。這學校有一個戲劇團隊。我們談得很順利，由學校出面申請市級“金點子計劃”，該計劃如果申請成功可以得到50萬元支援經費。
可惜的是申請交上去之後再也沒有迴音。
我早早就把幾個關於校園欺凌的真實案例交給話劇團長，指望他們可以先創作出精彩劇本，但每次催問都石沉大海。校長被我催急了，不得不告訴我所謂學校的話劇團，其實只是學校的合作方，校長去催過，但人家就是不動。
我明白了，人家這是不見兔子不撒鷹啊。
事實證明他們是明智的。因為經濟下滑，財政緊張，市裡的“金點子計劃”被取消了。就算人家寫好劇本也找不到人買單。
我不想這麼放棄，領導也覺得話劇專案有創意，但院財務說只能挪35000元出來。
我覺得35000元應該可以吧。高大上豪華版的話劇搞不了，我弄個能演就行的簡陋版總行吧。事實證明，是我孤陋寡聞了。
最先洽談的是文化中心的館長，館長介紹了一位名片上一長串頭銜的導演。寒暄一番之後聊到關鍵處，導演透露光是導演個人的勞務費市場價一般在8、9萬。
我強裝鎮定：“那排練出來加上巡演幾場，大概需要多少經費？”
導演估摸了一番說：“40萬”。
我逃似地走了，然後連續諮詢了五六家話劇公司，最便宜的一家報價20萬。我就一個心理活動：“排個話劇而已，要不要這麼貴啊！”
其實沒錢辦活動這件事，我早就經歷過。
幾年前，我曾向領導提議請個作家來寫一寫犯罪青少年的故事，讓大家看到孩子們的所思所想，吸取教訓。後面我發現不太現實，因為太貴了。那時我的解決方案是自己上，在天才捕手計劃上，記錄辦案的故事。
這次也一樣，我決定自己來寫話劇劇本。
至於演員嘛，就讓閒得發慌，老給我整事的職業高中的學生來演好了。
後來，我們話劇的兩大噱頭就是這麼來的。
噱頭一：檢察官根據真實案例改編。
真實情況是請不起編劇，司法民工兼任。
噱頭二：學生演繹學生的故事。
真實情況是請不起演員，哪怕兼職演員也請不起。
我所在的檢察院大概是人均辦案量最高的檢察院之一。所以，我上班時間根本沒空寫劇本，下班時間也不一定能寫，要加班，家裡還有兩個小崽子不盯著就不好好做作業。
我索性趁著暑假休了半個月假，把小崽子們帶回老家玩，我趁機瘋狂地寫寫寫。
我以為最難的就是寫出精彩的劇本，沒想到後面每一步沒有最難，只有更難。
我得給小軒的這場話劇，忽悠一個收費極低，又能極度盡心的導演來。
一個機緣巧合的機會，我認識了一個奇怪的導演。他叫傑克，中國人偏偏起了個外國藝名。
我第一次見到傑克時，他正帶著幾個演員在學校舞蹈室裡表演“一人一故事”。就是觀眾述說自己被校園欺凌的故事，幾個演員把這個故事表演出來。
我在底下，發現連帶上我自己，觀眾才二三十個，看起來有點寒酸啊。
傑克本人也沒啥藝術風範，人微胖，穿個白色T恤、藍色牛仔褲，看起來就是個路邊偶遇的普通大男孩。
說實話，我並沒有覺得他們演得多精彩，但架不住他便宜啊。
這時候，我已經有了一些經驗，上來就給他畫了個大餅。我告訴他：只要把話劇排出來，以後每年都去學校巡演，這是個長期專案。
那為什麼編劇是我自己呢？
我這樣跟傑克解釋，別小看我了，我是某大平臺的簽約作者，寫的故事達到10萬+加流量（其實只有一篇達到10萬+），計劃出版一本個人專輯（其實遙遙無期）。
傑克不知道是被我的馬甲震住了還是被大餅迷住了，他表現得很積極。
他是唯一跟我說3.5萬可以排話劇的導演，所以也是我唯一的選擇。
我知道傑克是小公司，所以便宜。但我沒想到這公司小到就一個人，老闆就是員工，還是一家皮包公司，壓根沒有辦公場地。
我找傑克商量話劇，經常不回微信。好不容易打通電話，他壓低聲音回一句：“郭檢，我在給學生上感統失調課，晚點打給你”。還有一次，是說他馬上要去給學生上心理減壓課。我看他朋友圈好像晚上還去帶人跳舞。
我說實話，看他身材也不像跳舞的啊，而且他不是號稱是戲劇社社長嗎，怎麼還上起兒童心理課來了。
這人到底是幹啥的？
我感覺傑克這個人，好像啥領域都在涉足，啥領域都不算精通，還老玩失聯。我心裡打起了鼓，到底行不行？不會搞不成吧，我們倆，真不知道是誰忽悠了誰。
司法民工兼職編劇，職高學生兼職話劇演員，還有一個不知道什麼身份的傑克兼職導演。
至此，我們這個草臺班子算是正式成立了。
學校替我招募了十幾個學生排練話劇。但這些學生每次來都是稀稀拉拉，沒一次準時的，排練時開小差、講小話、磨磨蹭蹭。我第一次去學校檢查他們的排練情況，說好下午4:50開始，結果6點才湊齊人。
傑克告訴我這些學生都是其他社團“挑剩下的”，報名話劇社團的學生也都是衝著“自由”來的。只有新成立的話劇社團不用考試、不用點名。
傑克導演採用雷霆手段，無故遲到、曠課的學生通通靠邊站，排練過的角色也被新人頂替，在內部形成了“競爭上崗”的氛圍。要想保住自己的角色就要準時參加排練，還得用心磨練自己的演技。
逐漸地，欺凌者、被欺凌者、旁觀者、家長、老師等幾個主要角色都有了固定演員。篩選後留下來的都是真心喜歡錶演的同學，雖然還是一如既往的散漫。
就這樣過了一個月才排完話劇上半場，但我不好責怪傑克，因為合同上寫明瞭傑克的上課次數是七八次，而實際上到最後，傑克至少去學校排練了二三十次，遠遠超過了合同約定的工作量。
更讓人不好意思的是，傑克完全是墊資排練加巡演，直到我寫下這篇故事之前他還一分錢都沒拿到。
作為沒有付款的甲方，我是比較心虛的，不好意思對傑克有過分要求。
接觸深了，我對這個傑克有了一些瞭解，他習慣在自己的人生裡，把事兒區分成兩種——
“有意思的”和“沒意思的”。
曾經他在國企幹編制，沒意思的，那就辭職了。現在做社會公益活動，還算“有意思的”，那就做。
我曾經問過傑克，要是經費不夠咋辦？傑克說不虧本就行，哪怕虧本了，他也願意把這個話劇做下去，僅僅因為，他覺得這事兒是“很有意思”。
更意外的是，傑克居然邀請到一位大學教授兼市戲劇協會會長，來指導我們的話劇。
按照市場價，我們所有經費都不夠支付對方指導費。
傑克說，那天他去大學本來是想去邀請教授的研究生學生來指導，但教授聽說之後覺得這個話劇“挺有意思”，遂主動說自己來指導。我不放心，問那指導費咋辦？
傑克說：放心，教授說了，那麼有意思的事兒，指導費隨便意思一下就行。
教授是個特別爽朗的資深帥哥，早年參演過很多經典話劇。他直言不諱地說：“從來沒見過這麼寒酸的話劇預算，回去告訴你們檢察長，這點錢不夠，道具、化妝、服裝都不做的話，臺上太難看了。”
我立刻感受到一種深深的傷害，然後就把這種傷害傳遞給了領導，讓他感受被鄙視的感覺。
領導原本是覺得，他知道便宜沒好貨，所以對話劇質量都不抱期望，當我小打小鬧算了。但聽到了那些轉述的“鄙視”，他轉頭丟給我兩句話，第一句是：“行吧，有一筆從其他專案追回來的經費，給你用。”
第二句是：“但我年底要驗收你的話劇。”
從現在開始，這個關於小軒的話劇，就開始走上正軌了。而我也被徹底架上了火堆：話劇只能好，不許差。
我的計劃裡，這個話劇想要做得真正好，必須有兩種結局。
上半場，我們講述了一個初中男生受到校園欺凌，卻求助無門，老師漠視“一個巴掌拍不響”，家長只會勸他“不要惹事”，最後無奈之下男生用刀反殺欺凌者，被警察抓走的故事。
這是最貼近小軒真實案件情況的版本。
下半場，我們設計了一個“時光重來”的情節，讓時間穿越到小軒持刀行兇之前——
在這個版本里，小軒母親得知兒子被欺負之後，哪怕還身在外地出差，再忙都會第一時間打電話給班主任，要求學校出面保護孩子，懲罰欺凌者，否則將採取報警等法律手段。
老師也不再是敷衍的態度，認真處理，後半段全是老師與霸凌者母親鬥智鬥勇的情節。
霸凌者母親是一個囂張跋扈的母親，仗著兒子年紀小，不會被判刑坐牢百般抵賴，但她不知道，兒子雖然不會坐牢，但是根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她的兒子會被強制送入專門學校進行矯治教育。
這才是事情本該有的樣子！
被關起來矯正的，不該是被欺凌到無法忍受的孩子，反而是那些肆無忌憚的人才對！
我想透過話劇後半段告訴霸凌者的家長：未成年不是犯罪的“護身符”，過度寵溺的孩子，是有地方關的。我還想告訴老師和其它家長：遇到未成年霸凌者，老師和家長再不站出來，他們就有可能掏出刀子來。
話劇裡涉及到小軒及其父母的隱私資訊，我們都做了隱去，在各個學校巡演了五場，
一般來說，德育主任會優先讓比較調皮的班級來接受“教育”。我也要求家長最好能和孩子一起來的。
出乎意料，因為是話劇，所以來的家長最少都有幾十人，有一場沒座位了，其它學校的老師都來站著看。
過去從來沒有那麼多的大人，來聽未成年保護的課。
要說最受人喜愛的演員，當屬飾演霸凌者母親的小童同學，她每次出場都會能引發一片片笑聲，不只一個人跟我誇她“演得太像了”。
第三場演出的900名觀眾中，至少有一半是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相比成人和高中生欣賞演員的幽默，小學生們就很較真。小童飾演的霸凌者母親在臺上的奇葩發言，頻頻被臺下的小學生們大聲懟回去。
霸凌者母親：打人？這不就是開個玩笑嘛，何必這樣斤斤計較？
臺下的小學生：都把人家打成這樣了，這還叫開玩笑？有病吧！
霸凌者母親：我兒子才13歲，對呀，明天才過14歲生日呢，法律也不好拿他怎樣的吧？（傲嬌樣）
臺下的小學生：切！這是什麼媽媽呀！太壞了！神經病！神經病！神經病！
小學生們的座位都在前排，義憤填膺的議論聲被臺上的小童聽到了。我看到小童在臺上明顯有點發愣，被懟得演技都不敢放開了，差點跑下了臺。
另一邊，熟悉的朋友向我確認：“那些演員全部都是高中學生？演霸凌者的那個也是？演母親的也是？”
“那你得查查是不是本色出演，可能平時也這樣欺負人。”
剛開始對巡演劇團的到來，不冷不熱的學生處主任，看過演出後感慨太接地氣了，提出自己學校也要組建話劇團參加巡演。所以，今年我們將有兩支演出團隊輪流巡演。
以前我去學校講法治課，結束之後，經常有學生攔住我，求教要怎麼應對同學的欺負。
現在，話劇結束之後，來問問題的變成了家長，他們都在問：“怎樣才能避免我家孩子在學校被欺負”。
我告訴他們：“讓孩子知道有你在身後無條件地保護他，你就是他的底氣。”
話劇順利巡演過後，我的直屬領導曾經問我：“（職位）有沒有想法更進一步？”
我回答：“沒有這個想法。”
這種回答，等於在仕途上是自斷絕路，沒有哪個人會提拔自己都不積極向上的下屬。
我直屬領導很好奇，一個不追求升職的下屬又這麼賣力地幹活，圖啥？後來我都已經對他十分信任了，口無遮攔地抱怨，我覺得升職價效比不高，我要在職位這件事上“躺平”，因為很累，也沒有意思。
但是，躺平並不是不做事。
以前我覺得自己幹不了什麼，一個小小的最最普通的檢察官而已，能起多大作用？頂多就是辦好自己手裡的案子。至於傳播社會價值，改變不良現象，那不是專家和精英們的事情嗎？
後來我發現，涉及未成年人犯罪這一塊真的太小眾，就算專家在某些方面，也不一定比我們知道得更多。我們就是最大的基層。因為辦案，我們知道哪些人群急需幫助，哪些人群需要懲戒教育。
那就幹吧，無論是寫作，還是辦話劇，是不需要計較得失的，因為那是該乾的，也很有意思。
其實這句話我在很多人的口中聽過不同的版本。
傑克導演之前跟我說，打算做一個關於話劇的文創小人偶，讓更多人看到周邊，關注到校園欺凌。
看我不吭聲，傑克導演笑著連忙解釋：哦哦，我知道你們沒有經費，這個是我自費想做的，因為我覺得可以做一些好玩的事情。我真的不好意思去回應他，因為沒錢。
雖然我總是開著經費有限的玩笑，但我真的不能因為對方善良，就讓其無止境付出。
我好奇地問傑克，你為什麼總想做一些青少年公益專案？因為是你的謀生手段嗎？
傑克笑笑說對，雖然是公益專案，但是有些政府機構是會贊助的。
我說：“不對啊，之前做話劇的時候，你說即使經費不夠，虧本你也想做下去的啊。”
傑克有點不好意思地撓撓頭說，因為那件事他覺得有意思。
我刨根問底，為什麼做哪個專案都說“有意思”，難道“沒意思”的專案就不做嗎？
傑克很認真地說：“那當然。我以前也做過電臺策劃，還給富人的孩子教過戲劇英語，收入還不錯，但是一天天重複機械的工作，感覺整個人狀態越來越差。”
他說，現在做的專案，能幫助到急需幫助的人，都能看到切切實實的效果，就感覺“很有意思”。
我懂他的意思了，跟我一樣，我們都是那種靦腆的，不愛扯大旗的人。我們願意守在校園，等一朵朵“小花”慢慢地開——我們打心底認為這樣的事兒有“意義”。
但別人問起，我們總會害羞，只能大大咧咧開玩笑說：“哎呀，就是有意思而已嘛。”
如今，小軒已經從專門學校回家，順利踏上了初中生旅程，他的父母也從這件慘案中認識到自己的忽視，才導致孩子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裡，獨自面對殘忍的校園欺凌。
他們向我承諾以後必定會保護好孩子。
遺憾的是，就在寫下這個故事的半個月前，我又見到了另一個“小軒”。
這次的“小軒”名叫小達，他是一個15歲的初三學生，因為和女同學多說了幾句話，被女同學的男朋友——一個染著黃頭髮的16歲輟學少年堵在校門口。
小達僥倖逃脫後，黃毛並沒有打算放過他，在微信上用難聽的話語辱罵他，叫囂著“不出來單挑，下週一就去學校門口刀了你”。
我看到小達在微信上已經竭盡剋制，無奈黃毛自持畢業前就是學校的“校霸” ，壓根不接受小達隱晦的求和。小達像小軒一樣也告訴了父母，可惜他倆的父母也是同一款。
小達的母親教導小達：“別理他，免得更加激怒了他，我們週一去告訴老師。”
小達心裡覺得找老師也沒用，因為老師也管不了學校外面的混混，於是他買了一把水果刀防身。
小達不想再在學校門口被堵，丟不起這個臉，沒有等到週一就主動約黃毛出來，想看看能不能給黃毛道歉了結這事。結果說好“單挑”的黃毛，還帶著六個兄弟，見面就推搡辱罵。小達衝動了，掏出刀就刺。
黃毛被刺得肝破裂被鑑定為重傷，小達因構成故意傷害罪，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我作為此案的檢察官，做了一個超出其他人意料的決定——
我拒絕了公安機關提交逮捕小達的意見，而是對小達取保候審，讓他回去學校準備今年6月的中考。
然後，我打電話給黃毛的父親，給他複述了黃毛和小達的微信聊天記錄。
我告訴黃毛的父親，你看小達已經明確表示不想打架，你兒子非要逼小達出來單挑，還說不出來週一就去學校門口“刀”他，你兒子的行為屬於校園欺凌。
幸運的是，黃毛的父親非常通情達理，他對兒子的錯誤並不避諱，他說小達父母已經賠償了八萬八千元醫藥費和誤工費，他考慮到小達才15歲，不想他小小年紀就去坐牢，希望我們檢察機關不要起訴小達。
黃毛的父親還主動提起，小達家賠償的錢聽說都是借來的，他也沒有獅子大開口去多要賠償，家裡醫藥費就花了幾萬，還有照顧黃毛的誤工費等等。黃毛肝臟損傷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另外，公安機關也會對黃毛尋釁滋事的行為，進行行政處罰。
我能看出來黃毛的父親的確算是講道理的家屬。我主動提出委派社工去跟蹤幫助黃毛，黃毛的某些想法和做法需要糾正，當然這些服務是免費的。黃毛父親欣然接受。
小達的案件處理告一段落，但我在小達和他爸媽身上，又看到了“小軒和媽媽”。
我問小達父母一個問題：你已經知道黃毛威脅要用刀殺你兒子，而且之前已經在校門口堵過你兒子一次了，你為什麼沒有第一時間站出來保護他？
小達的父母與小軒的父母回答類似，以為對方就是說一下狠話，沒想到會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其實，小達、小軒的父母以及某些老師都一樣，他們沒有對孩子的痛苦感同身受，不知道多少孩子的抑鬱症與校園欺凌有直接關係。直到孩子上不了學了，在精神科掛號了，他們才會開始恐懼。
和小達的父母告別之前，我對他們發出邀請，一定來看一看這場給大人準備的話劇。
我希望悲劇只在舞臺上出現，不在生活裡重演。
這個願望很天真，可能永遠不會實現，但我知道我該做什麼事，能做什麼事。
直到今天我依然在籌備下一場演出。
其實這場話劇，郭辭沙所做的，遠遠不只是舞臺上的努力。
除了演出，她還說服了一眾檢察官，與她一起在舞臺上跟孩子與家長分享，說說關於校園欺凌的問題。但要說服年輕同事，是不容易的，她甚至要做一次“演講”。
演講的主題是，檢察官的社會價值。說人話，就是我們檢察官到底幹啥事兒。
年輕的檢察官都以為她會講犧牲、奉獻那一套。
她直接問：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和歸屬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你們判斷一下自己實現了哪一級需求？底下議論紛紛。
她說，檢察官這個職業，權力很大的，大到可以直接實現最高的需求，也就是自我實現的需求。
檢察官的權力在於辦理案件，郭辭沙這樣形容：“你辦理的不是一個案件，而是別人的人生”，更進一步“甚至你可能改變一個人的人生，又或者，改變一群人的人生”。
這群人可以是孩子。
她說了一個被援助的女孩，曾經因為父親的性侵陷入陰影，還要被母親抱怨。但是她為其申請了司法救助金，現在女孩已經讀完書，走上工作崗位，有了保護自己的能力。這是一個被改變了人生的孩子。
這樣的孩子的故事，她可以講很多很多。
那一天，在場的檢察官都答應了她的邀請，與她一起前往話劇的舞臺，去嘗試改變一些東西。
我們倆曾經聊過，保護未成年這事兒，挺殘酷，就跟戰場一樣，不能只讓孩子獨自面對。理所應當，家長和校園也應該參與其中。而檢察官呢？在這場戰爭裡扮演什麼角色？
我還沒問過郭辭沙這個問題，但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一支矯健有力的輕騎兵。
在小軒這樣的孩子陷入至暗時刻，是她撕開了一道包圍的口子，扭轉戰局，帶來我們這些援軍。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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