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強度、工作環境的舒適度和危險性，以及工作的穩定性和長期發展前景等方面存在的區別，也都意味著可能需要對“體力勞動者”在收入方面給予一定的“補償”。
外賣小哥3年掙了102萬元！年輕人入行裝修月入4萬元！電工師傅月收入高達10萬元！……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這類關於帶有宣傳性的報道越來越多。
有人還在網上發起了投票，“月入輕鬆過萬的藍領，與月薪只有3、4千元的小白領，誰是真正的‘社會新底層’？”當然，投票結果不言而喻。
確實，“體力勞動者越來越貴了”，是很多人都有的感受。
在許多發達國家，普通辦公室職員的工資收入往往不如藍領工人，而且藍領工人本身也是“中產”階層的主要組成部分。中國現在似乎也在朝著這個“藍領中產化”的方向發展。
但是，這裡也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矛盾：如果中國的“藍領”和“小白領”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非常大了，那麼“小白領”們為什麼沒有做出相應的調整呢？畢竟，工作是人們自己選擇的；或者換句話說，工作好不好，人們用自己的選擇作出的“投票”才是真正有意義的。
因此，對於“體力勞動者越來越貴了”這種現象，還需要進一步分析。
要比較的是時薪
“體力勞動者越來越貴了”這種表述是不清晰的。
很多鼓吹“體力勞動者越來越貴了”的人，既不講體力勞動者的技能和經驗、他們的工作的性質和工作環境，也不講他們的工作時間。
不妨先從最簡單的工作時間說起。假設有兩個人條件完全一樣，一個人每天工作16個小時，另一個人每天工作8小時，前者工資收入比後者高出一倍，難道不應該嗎？事實上，考慮到工作時間與工作收入之間通常存在的非線性關係，即便前者的收入比後者高出兩倍、三倍甚至更多，也沒有太多可以指責的地方。
體力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平均來說肯定比“小白領”要多很多。因此如果要進行對比，一個相對來說更加恰當的基準是比較兩者在單位時間內可以賺得的收入，即時薪。
平心而論，如果按時薪來計算，一個月收入8000元的體力勞動者，未必能比一個月薪4000元的辦公室底層小白領高出多少。想一想在製造業工廠流水線上工作的工人的情況，這一點就很清楚了。
除了工作時間之外，對“體力勞動者”和“小白領”的收入的這種簡單化的直接比較，還忽視了許多其他因素。
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是，簡單地將擁有專業技能和經驗的體力勞動者的收入，與沒有多少經驗和專業技能的剛入職的底層白領相比。
高收入的體力勞動者，往往是在特定領域（例如裝修行業）具有專業技能和經驗的從業者，通過了長時間的技能培訓和實踐考驗。
這些擁有專業技能和經驗的體力勞動者當然可以獲得相對較高的收入。一方面，市場對他們的需求更大，僱主需要付出更高的薪酬來吸引他們。另一方面，他們的工作性質意味著他們往往需要承擔某些責任和風險，比如說完成高難度的設計任務、進行現場施工指揮，或者完成高精度的操作，等等，需要給予更有力的激勵。
此外，在工作強度、工作環境的舒適度和危險性，以及工作的穩定性和長期發展前景等方面存在的區別，也都意味著可能需要對“體力勞動者”在收入方面給予一定的“補償”。
因此，在許多人津津樂道的“體力勞動者越來越貴”的收入中，包括了太多其他因素帶來的溢價。純粹意義上的體力勞動是不是真的變貴了？其實可能並沒有那麼明顯。
純粹意義上的體力勞動是不是真的變貴了、變貴了多少，不能只憑主觀印象，可能需要更多的統計資料不過，從分析的角度來看，在相對意義上，“體力勞動者越來越貴”應該是一個趨勢。這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個角度、分兩個層面來看。
體力勞動 ≠ 低技能勞動者，關鍵看供需關係
從根本上說，體力勞動者的收入，取決於體力勞動者的需求和供給。在傳統的靜態分析中，人們往往將體力勞動者等同於低技能勞動者、腦力勞動者等同於高技能勞動者，同時勞動者的技能水平則主要用受教育程度來衡量。
但是，在一個動態的社會中，情況卻不一樣，過於籠統的“體力勞動/腦力勞動-低技能勞動/高技能勞動”的區分不再合適。
對此，可以借用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蒂婭·戈爾丁提出的“教育與技術的賽跑”框架，以美國的汽車等行業的演變為例來說明。
戈爾丁指出，在技術進步和教育之間存在著永無休止的賽跑，經濟增長和收入不平等都是這場賽跑帶來的結果。隨著技術的飛速發展，對技能的需求也會發生變化。如果勞動力能夠快速地進行調整，那麼經濟增長速度就能夠得到提高，同時又不會過分加劇經濟結果的不平等。
相反，如果技術發展所要求的那些技能的供給增長緩慢，如果勞動力的技能組合本身又不能靈活地適應變化，那麼經濟增長就會放緩，收入不平等就會擴大。那些能夠迅速做出調整的人、那些獲得了新技能的人，會得到獎勵，而其他人則會被甩在後面。
汽車生產始於一些大型手工作坊。汽車在剛開始出現時，是由擁有高技能的工匠們先以手工方式打磨好各種零部件，然後裝配成整車的。後來，出現了標準化且可互換的汽車零部件，於是汽車就變成了在工廠的流水線裡用各種零部件組裝起來的了（就像在1913年福特的汽車廠中那樣）。
隨著這種技術進步而來的是對技能需求的轉變：在流水線裡組裝汽車的工作，可以由大量只擁有相對較少的專業汽車工匠技能的操作工來完成，因而對原來的擁有很高的專業技能的工匠的需求大幅減少了。
再過很久之後，另一場技術進步，即自動化汽車裝配線出現了（大體上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於是對低技能的操作工的需求減少了，而對高技能的機械師的需求則增加了。
不難看出，上面描述的汽車生產方法的第一次技術進步降低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需求，而第二次技術進步則增加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需求。
在供給方面，美國汽車行業這兩次技術進步發生的時期，大體上是與“高中運動”和“大學運動”相匹配的。在第一次技術進步後，上過高中、擁有一定知識和技能的人，儘管其技能低於專業工匠，就可以勝任作為一名操作工的工作任務。
第二次技術進步後，企業平均而言僱用了更多的高技能的生產工人（藍領），同時也僱用了更多的非生產工人（白領）。所謂的“藍領中產化”在這個時期也大體上完成了。
在這兩次技術進步中，新技術帶來的需求增長，“獎勵”的是一般性技能，如計算能力、掌握科學知識的多少、閱讀能力和解讀藍圖的能力，等等。這就是說，在這兩個階段，擁有中學或大學畢業文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稱為“不可或缺”的人才了。
大多數製造業都經歷了類似的技術進步過程，但是也有一些行業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手工生產方式。在這些行業，如雕刻業和珠寶業，可能沒有經歷過明顯的對高技能勞動者的需求先下降、然後又回升的變化過程，它們對高技能的工匠的需求一般來說比其他行業要高。
但是，進入21世紀初之後，隨著資訊科技革命的推進，美國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又出現了新的特點。一方面，對擁有很高的分析-綜合技能的勞動者的需求非常大，這些人能夠進行抽象思考，並且對本行業、整體經濟，以及包括資訊科技、奈米技術和生物技術等前沿都有著深入的、非常規的理解。另一方面，對那些能夠提供高質量“面對面”服務的勞動者的需求也大大增加。
全球化的發展，也使得需求情況出現了進一步的變化。任何一種傳統的“高技能”，如果能夠透過外包或離岸外包的形式輸出或獲得，那麼無論多麼複雜，都可能是非常脆弱的（比如說解讀CT片技能），因為只要可以外包，就可能面臨需求增長停滯甚至需求下降的危險。
到這個階段，大學畢業文憑不再是成功之路的通行證了，受教育程度也可能不是衡量技能水平的最適當的指標了。相反，特定專業學科的學位和特定工作領域的培訓和經驗變得越來越重要了，同時人際交往能力也變得非常重要。
另外更加重要的是，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興起，可以用計算機程式替代的許多傳統的“高技能”也處於危險之中。如果說機器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代“藍領”的工作，那麼人工智慧則將在一定意義上更多地取代“白領”的工作。顯然，處理非例行事務的、需要面對面人際交往的工作將不那麼容易受到影響。
因此，隨著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時代的到來，社會對只能由個人親身提供的“體力勞動”的相對需求將會呈上升趨勢。
中國的具體情況當然與美國有所不同，但是上述觀察結論基本上也是適用的。
鮑默爾“成本病”導致“體力勞動者越來越貴”
上面的分析，說到底其實只涉及了第一個層面：高技能體力勞動者有越來越貴的趨勢。本節將簡要說明第二個層面：低技能體力勞動者，也有可能會呈現出“越來越貴”的趨勢。
這可以借用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提出的“成本病”概念來說明。
成本病是一種“增長中的煩惱”。全社會生產率提高了，但是在各個部門之間必然存在不平衡。鮑莫爾將經濟劃分為兩個部門：一個是技術進步快、生產率持續增長的“進步部門”，另一個是技術進步慢，生產率增長停滯的“停滯部門”。
進步部門生產率提高得快是因為可以用機器替代勞動，而停滯部門生產率無法提高是因為無法用機器替代勞動（比如餐廳服務員）。很顯然，那些透過無法規模化、無法用機器替代的體力勞動提供的行業或服務，也屬此列——可以規模化經營的農業不屬此列。
主要依賴體力勞動投入的行業的僱主，也必須使工資水平與製造業保持同步增長（不然無法吸引勞動者進入）。於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工資的不斷上漲與停滯的生產率結合到一起，將導致服務的生產成本相對於製造業上升，這種成本逐漸傳遞到價格上面，會使服務的價格相對於製造業產品價格上升，即體力勞動越來越貴。
以許多人經常提到的收入很高的“裝修師傅”來舉例。他們從事的裝修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無法大規模地以機器替代勞動的、生產率提高緩慢的行業。由於勞動成本的上升無法用生產率的提高來抵消，所以自然會透過“越來越貴”的體力勞動表現出來。
體力勞動者可能還不夠貴
現在可以回到本文一開始提出的問題了，如果中國的“藍領”和“小白領”之間的收入差距真的已經是非常大了，那麼那些“小白領”為什麼沒有做出相應的調整呢？
這個問題涉及了勞動供給調整的黏性。曾幾何時，在中國，勞動供給是一個比勞動需求更“快”的變數，一有需求，馬上就會完全填上，有時甚至顯得勞動供給是無限似的。
現在則不一樣了。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釋出的《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2022）》顯示，我國藍領勞動者群體規模超過了4億，近年來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一直超過1.5，即每150個崗位只有100位求職者，高階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超過了2。
供給的調整為什麼這麼慢？一個原因是很多年輕人上了大學，好幾年不會進入就業市場；而且大學畢業後也容易受困於沉沒成本，不願意改行從事體力勞動。更何況，要學會一門體力勞動技能，也往往需要幾年的時間。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說，這種現象本身也許意味著，就其真實水平而不是網路上流傳的那幾個特例而言，（高技能）體力勞動可能還不夠貴，不然不會吸引不到足夠多的進入者。何以如此，背後的制度和文化原因，也許更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