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特朗普與馬斯克的矛盾全面激化。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計劃取消電動汽車稅收抵免，這一政策直接衝擊特斯拉的核心利益。隨著特朗普揚言“驅逐馬斯克”，而馬斯克則威脅成立新政黨“美國黨”進行反擊，這場政商大戰看似是個人恩怨，實則揭示了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的深層矛盾：技術帶來的財富增長，究竟誰在受益？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19世紀，麥考密克收割機雖然提高了農業效率，卻成為資本家壓榨工人的工具；今天，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技術雖顛覆行業，卻未能轉化為廣泛的就業機會，反而因政策變動加劇市場動盪。這兩個案例跨越世紀，卻共同證明了一個事實：技術從來不是“中立”的，其經濟價值取決於背後的社會規則。
本文作者指出，技術進步不必然帶來經濟發展，也可能帶來經濟效益更廣泛的分配不均。無論是冷戰時期美國政府砸錢搞計算機，還是生物醫藥研發大半靠公共資金，雖然財政的錢花出去了，好處卻沒有惠及大眾。例如，蘋果公司靠著政府支援的網際網路、GPS等技術賺翻了，卻沒有在美國轉化出大量的就業機會，產業轉移導致美國只留下低薪的零售崗位。此外，大公司都是跨境避稅高手，主要依靠股票市值斂財，高管則透過給自己發高薪變現，最終由納稅人承擔創新風險。
當前，發展中國家正面臨技術引進的 “適配性陷阱”。發達國家的技術體系以高技能勞工為基礎，而發展中國家引入的自動化技術因與本土勞動力素質脫節，反而削弱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在當前的國際經貿格局下，技術要切實且可持續地推動經濟發展，就不能只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而是要與勞動和就業結合，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
事實上，技術進步的經濟價值取決於 “社會過程” 的建構——即技術投資是否與就業創造、福利分配、制度適配形成協同。對中國而言，破解技術決定論迷思的關鍵，在於將社會福利目標嵌入技術創新體系，而中國的發展和改革歷程也正在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重要參考。
技術進步一定推動經濟發展嗎？
19世紀中葉，賽勒斯·麥考密克（Cyrus McCormick）發明的機械收割機大幅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帶來了美國農業生產變革。機械收割機的發明，不僅解決了美國人口擴張帶來的糧食緊缺，而且加速了北方美利堅合眾國工業革命的程序。賽勒斯·麥考密克去世後，小賽勒斯·麥考密克繼承了機械收割機制造廠。之後，原本促進經濟發展、解決就業的收割機制造，變成了壓榨工人血汗的流水線。
小賽勒斯·麥考密克先是在工廠大幅盈利的1883年大幅降低工人薪酬，隨後為了應對罷工帶來的生產停滯，購置了氣動成型機來替代手工製造收割機零件的技術工人。儘管氣動成型機無法和技術工人一樣，高質量地生產零配件，但是工廠可以僱用沒有製造技術的一般性勞工來協助氣動成型機運轉。小賽勒斯·麥考密克還積極參與政治運動，支援削弱勞工權益保護。在1886年5月的秣市慘案中，芝加哥警署向爭取8小時工作制的遊行隊伍開火，而小賽勒斯·麥考密克正是芝加哥警署背後的財囊。保護勞工權益的五一國際勞動節也在這一背景下逐步確立。
技術從來都不是中性的。技術處在社會過程之中，受原有的經濟生產模式、勞工與就業、制度環境等因素影響；而且，在技術的產生、引入、運用過程中，會產生經濟上的分配後果。賽勒斯·麥考密克的機械收割機能取得成功，離不開美國血腥的西進運動中不斷擴張的農場，以及西部地廣人稀且地勢平坦的自然條件。小賽勒斯·麥考密克之所以能用氣動成型機取代技術工人，是因為美國的種族和移民制度確保了總是有大量接受更低薪酬的勞工湧入經濟生產；小賽勒斯·麥考密克也透過與芝加哥政界聯動，從法律層面削弱勞工權益保護、榨取剩餘價值。氣動成型機的使用，使得機械收割機得以大規模生產，卻也加劇了對勞工的壓榨、加速了資本家的資本積累。
本文在經濟發展的語境下，分析技術的社會過程，祛魅技術中性論和技術樂觀主義。所謂技術的社會過程，是指產生和運用技術的過程，尤其是這一過程中不同行為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的行為和互動，以及由此帶來的分配後果。以機械收割機和氣動成型機為例，其社會過程是19世紀下半葉血腥的西進運動、殘酷的種族和移民制度，賽勒斯·麥考密克與多個機械收割機發明人之間的競爭與博弈，小賽勒斯·麥考密克與芝加哥政界的勾連，以及這一過程帶來的農業生產變革、資本剝削和貧富差距。下文從國內經濟和國際經貿兩個方面，分析這兩種語境下技術的社會過程。
▍國內經濟語境下的技術與發展
20世紀初期，美國經濟學家託斯丹·凡勃倫提出技術決定論，認為技術決定著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的變化，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技術決定論的一個核心觀點是，技術具有自主性；因此，只有最大程度地弱化政府對技術的干預，給予技術自由的空間，才能獲得技術進步。圍繞技術決定論這一觀點的爭論持續至今。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對技術決定論以及認為技術具有自主性的觀點提出質疑。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經濟學教授邁克爾·皮奧雷認為技術決定論是一種自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沿著經濟發展的歷史倒推技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必然得出技術進步推動經濟發展的結論；而且，技術決定論忽視了技術創新這樣一個在未知領域探索的過程的複雜性。換言之，技術進步是否必然帶來經濟發展是存疑的。
皮奧雷進一步提出，技術並不具有自主性，並非由市場自主推動的；技術進步往往是由政府主導的。以美國為例，一半以上的研究和發展基金都是政府基金，政府支援的技術發展領域與方向，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更多企業和個人的關注；當所有人都認為特定領域與方向是技術前進的方向時，大家也就共同參與到了自證預言的過程中。在皮奧雷看來，既然技術創新是由政府主導的，那麼技術本身就應當被視為社會政策的一部分，將推動社會福利納入技術投資這一社會政策中，這樣才能實現經濟發展。
圍繞技術與經濟發展的經濟學討論，凸顯了國內經濟語境下技術與發展議題的兩個核心問題：技術進步如何發生；技術進步是否必然帶來經濟發展。迴歸到國內經濟語境下技術產生與發展的社會過程中，可以對這兩個問題做出回答。
越來越多的實踐證明，技術並非是自主發展的，公共財政支援是技術得以進步的絕對助力。以美國為例，在冷戰期間，美國國防高階研究計劃局（DARPA）透過制定計算機和網路領域的技術議題併為其提供資金支援，推動了美國計算機行業的發展，為美國在計算機和網路領域的主導地位打下了基礎。在醫藥和科技生物領域，政府的財政支援也是技術進步的主導力量，因為醫藥和科技生物公司會將更多的精力和財力放在市場營銷和擴大公司市場份額上。
甚至當我們僅關注私人科技公司的技術研發時，也會發現這些科技公司在早期發展階段受到了美國政府的財政支援——美國政府為了促進科技創新設立的小型企業創新研究專案（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和美國商務部的先進技術計劃（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累計在科技公司發展的前期階段提供了四分之一左右的資金。可以說，對於技術進步所需的資金支援，公共財政往往更為可靠。
即使所謂的風險投資基金，也更傾向於投資增長潛力高、技術相對簡單、資本密集度低的專案；而且，當風險投資加劇金融市場泡沫時，往往是由公共財政兜底救市。美國公共財政則對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中最具風險的技術創新予以支援，並帶來了諸多開拓性的技術成果。
既然技術進步由公共財政主導，那麼技術進步是否帶來經濟發展這一問題，則關乎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效益的分配。以蘋果公司為例，它的成功與公共財政在網際網路、全球定位系統、觸控式螢幕、通訊技術方面的投資和技術推動密不可分，美國還透過政府行為保護蘋果的技術專利、拓展全球市場、提供稅務優惠；但是，蘋果公司的經濟收益卻沒有在美國轉化為大量的就業機會。這是因為，隨著生產的全球化，蘋果公司在美國的保駕護航下，在全球範圍內尋求更低成本的生產地，使得就業機會往往在其他國家落地，僅給美國留下一些相對收入較低的零售業工作，美國也就無法透過稅收的形式有效地獲取技術投資帶來的經濟價值。
而且，大公司往往能夠透過跨境稅務的技術操作，最大限度地合法避稅。此外，技術創新帶來的收益往往到了大公司高管的腰包裡。公司高管收入的增加，以及股市和股東投資獲益，都不是因為他們承擔了一開始技術創新的風險。可以說，公共財政承擔了投資技術創新的風險，技術創新卻沒有透過創造就業的形式，以社會福利和納稅的方式回饋公共財政，反而為少數高管和資本所有者服務。
技術的進步固然能夠影響經濟發展，但當公共財政支援下的技術進步不能帶來經濟效益和社會福利的提升時，技術未必能促進經濟發展。技術進步是否帶來經濟發展這一問題的核心，是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效益的分配。在國內經濟發展的語境下，有必要將技術如何產生與發展，或者說是誰的投資促成技術進步，以及技術進步給經濟生產中包括就業、經濟福利、稅收等多個環節的影響，這樣一個綜合的社會過程，納入技術與發展議題的討論中。皮奧雷的結論是值得借鑑的——當公共財政支援和主導技術發展時，就應當將社會福利和經濟效益納入技術投資的考量中。
▍國際經貿語境下的技術與發展
202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在觀察國際經貿語境下的技術問題時，指出同一技術對於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有著不同的影響，發展中國家不能像發達國家一樣獲益。在阿西莫格魯看來，技術一般在發達國家產生，發展中國家則需要從發達國家引入技術；因為技術是在發達國家的國內環境中產生的，自然與發達國家內部的各種要素息息相關；其中，勞工和教育尤為重要，因為發達國家的技術發展往往是以擁有高技能的勞工為背景的。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雖然從發達國家引入了技術，但是因為其國內絕大多數的勞工與這些技術應用並不匹配，引進技術帶來的生產率提升並不顯著。
阿西莫格魯強調，在當下的技術應用中，發展中國家引入的技術與國內勞工水平之間的匹配度問題，並不能透過密集勞動力來補償。的確，小賽勒斯·麥考密克能夠透過使用廉價勞工協助氣動成型機生產機械收割機零配件、從而替代技術工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一個多世紀了。在當下，新的技術更青睞技能和資本充足的富裕經濟體，發展中國家雖然能引進和發達國家一樣的生產技術，卻無法提高其經濟生產效率，也就不能在國際經貿中獲益。
阿西莫格魯從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內在差異（尤其是勞工差異）的角度展開的上述討論，挖掘了在國際經貿語境下討論技術與發展議題的核心：技術要切實且可持續地推動經濟發展的話，不能只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而是要與勞動和就業結合，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阿西莫格魯的這一討論也突出了兩個重要問題：發展中國家如何從發達國家引入技術？從發達國家引入技術，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有何影響？
全球價值鏈使得發展中國家從發達國家引入技術成為可能。發展中國家及其企業能夠透過加入全球價值鏈，進入國際市場。在此基礎上，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只需要承擔價值鏈中的一小部分分工，生產特定的產品，不需要發展與之相關的其他產業，也不需要經歷產業逐步升級的過程。發展中國家企業生產所需的材料和軟硬體技術，也都可以透過國際貿易獲得。對於發達國家企業而言，只需要將某一個具體且狹窄的生產階段的技術介紹到發展中國家，就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可以說，全球價值鏈是領頭公司向全球擴散技術的渠道。但是，在全球價值鏈中擴散的技術往往是生產技術，而非關係到發達國家科技主導權的高精尖技術。可能影響產業格局和經濟模式的高精尖技術，自然不會輕易且免費地引入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經由全球價值鏈，從發達國家引入生產技術後，對經濟發展會產生什麼影響呢？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一般從兩個角度論證全球價值鏈對發展中國家的積極作用。第一個理論認為，國際經貿在給發展中國家企業帶來技術的同時，也能透過外企與本國企業競爭，促進本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從而降低生產成本，並推動經濟發展。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丹尼·羅德里克在分析了支援這一觀點的一系列理論後提出，並沒有切實的證據為技術效率提升與自由貿易政策之間的正相關性提供支撐。換言之，沒有理由相信自由貿易能自然而然地帶來技術表現的提升。
第二個理論則認為，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來看，製造業是國內經濟發展的有效渠道；同時，製造業對勞工要求低、具有可轉移性，全球價值鏈在利用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密集的特點，降低製造業人工成本的同時，可以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然而，這一理論與當下的技術引進和經濟發展現狀不符。一方面，在過去四十餘年，技術本身朝著節省勞動力的方向發展，近年來包括自動化、機器人、3D列印在內的技術，更是在生產過程中極大地降低了對重複勞動和體力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新的技術對勞工知識水平和技能的要求更高，而且這一要求無法透過密集的勞工輸入來替換。
這兩點可以統稱為涉及勞工問題的技術偏見。基於這一偏見，發展中國家近年來引入的技術，往往無法發揮本國勞動力供應充足的優勢，也就無法創造就業。不僅如此，從發達國家引入技術還可能削弱發展中國家在傳統非熟練勞動力產業的比較優勢。這進而導致在發展中國家內部，少數具有知識和技術水平優勢的企業和個體得以在全球經貿市場中獲益，佔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工卻無法透過就業擺脫經濟困境。長此以往，發展中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也會加劇。
可見，發展中國家從發達國家引入技術，並不必然促進本國經濟發展。技術的勞工偏見，以及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社會和制度環境、教育水平、產業格局，都會影響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
阿西莫格魯透過梳理20世紀至今的技術發展史，明確指出過去四十餘年，技術都朝著節省勞動力的方向發展；而在1947年至1987年間，製造業使用勞工的數量卻一直在增加。也就是說，在過去四十餘年，當大量發展中國家接入全球化程序，從發達國家引入最新的技術時，引入的大都是無法有效利用其國內充足的勞動力從事密集勞動生產的技術。這也就使得發展中國家錯過了發達國家自身經歷過的，透過製造業吸收大量勞動力、實現國民收入提升和總體經濟增長的過程。而且，當所有的國家都不可避免地處在全球價值鏈之中時，經濟落後國家的國內市場無法與國際競爭隔離，無法透過國家政策促進特定產業的發展，反倒影響了國內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自主發展。從發達國家引入技術，並未給發展中國家帶來預期的經濟效果。
▍結語
一般認為，技術進步能產生積極的經濟效果。的確，技術進步能降低應用該項技術的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從而使消費者獲益。智慧手機是一個絕佳的例子——無須鋪路、鋪設電話線、開設銀行網點等基礎設施投資，智慧手機提供了方便且便宜的長距離通訊，並透過包括手機銀行等在內的應用便利了居住在偏遠地區的人群。
這一技術進步不僅使消費者獲益，而且透過便利通訊、擴大銀行服務的覆蓋範圍，對經濟生產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在印度喀拉拉邦，手機通訊使得漁民能夠比較不同海鮮市場的價格差並套利，普遍收入增長了8個百分點。在肯亞，全面普及的手機銀行服務M-Pesa幫助貧困婦女從自給性農業生產轉向了非農業務，顯著提升了最底層的收入水平。在拉丁美洲，數字科技在大規模農場作業轉型中扮演著重要作用：大資料、全球定位系統、無人機和高速通訊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優化了灌溉、農藥和化肥的使用，並推動了農業生產向非傳統作物多樣化發展，還實現了更好的質量控制和更高效的供應鏈管理。
全球價值鏈這一全球技術擴散渠道，也是技術進步的結果：通訊和資訊科技的進步使得發達國家的大型企業能夠將生產鏈劃分為特定任務，然後分散到全球各地，利用各地價格更低的生產要素，降低生產成本。
技術進步能提升經濟效益，卻並不意味著技術進步必然促進經濟發展。透過聚焦技術的社會過程，可以發現在技術產生、發展和應用的過程中，無不涉及成本分攤和收益分配的問題。在國內經濟發展語境下，公共財政往往扮演著決定具體技術領域、主導技術發展的角色，而且承擔了相應的投資風險；而當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收益不能轉化為公共福利時，技術進步往往使少數人獲益。在國際經貿語境下，儘管發展中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引入現成的技術，但是當下的技術應用往往是在資本密集產業而非勞動力密集產業，也就無法為發展中國家巨大的低收入人口創造就業機會，提升貧困人口的經濟水平。
圍繞技術的社會過程的討論，對於國際發展戰略和理論有所啟示。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經濟局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我國在現有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面臨著進一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同時引領國際經濟發展的重要使命。回顧過去，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經驗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面向未來，只有結合各國國內要素稟賦和國際發展制度空間，關注技術的社會過程，才能充分發揮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編輯/高子豪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3期，原題為《技術進步一定推動經濟發展嗎？》。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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