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30位關稅戰親歷者:做最好的準備,做最壞的打算

一份自救指南。

任倩、施嘉翔
編輯陳之琰
封面來源豆瓣
對弈12天,牌桌兩端僅剩中美。
此次關稅戰美國的意圖很明顯,透過關稅差異進行全球供應鏈洗牌,並將中國排除在關鍵鏈條之外,在帶動本國製造業迴流的同時,形成一次全球的“選邊站”博弈。
然而,跨國企業供應鏈遷移並不是一次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選擇。其實質是一套複雜執行的系統工程。對於當下的美國市場,政策壓制並不能在短期內直接推匯出製造業迴流的結果。
“沒有國家能瞬間替代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位置。”一位長期關注出海的投資人對“暗湧Waves”說。
事情走向也很快證明了這一點。截至4月14日發稿,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於美東時間11日晚釋出了關於互惠關稅豁免的更新指南,宣佈消費電子、伺服器、半導體器件等20項商品關稅豁免。這次豁免的只是一小部分商品,主要針對蘋果供應鏈和英偉達的AI伺服器等。
然而,這並不是安全的訊號。對於剛開始走向全球的中國企業而言,挑戰只是剛剛開始。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認為,關稅戰背後更大的衝擊其實是全球貨幣體系、政治秩序與地緣格局的全面崩解。“這遠比關稅重要得多,一生僅見。”
系統崩盤下,中國出海企業至少將面臨以下難題——
是要放棄美國市場?還是赴美建廠尋求確定性?
東南亞、拉美、歐洲市場,何處才是不同產業合適的棲身之所?
從曾經的出口外貿到今天的跨境電商,中國賣家們未來在國際貿易中將扮演怎樣新的角色?還是一整個出局?
以及,更為根本地,今天再造跨國企業獲取全球化紅利是否還有可能?
過去一週,“暗湧Waves”訪談了三十餘位身處關稅戰前線的人。他們有的是跨境電商鏈條中的從業者,有的供職於汽車、新能源等製造業一線,有的曾在過去七八年all in出海投資,還有深耕關稅政策研究和實戰的教授與律師。他們均在各自領域從業超過10年、常居美國,經歷過至少一個週期變換。
儘管每個人對不同問題都有著各自的樂觀與悲觀,但他們至少有一個共識:很長一段時間內,關稅戰乃至整個中美博弈都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終點。大國間的博弈會在碎片化、階段性和特定領域的妥協中慢慢演化。
因此,既然中國企業走向全球的征途不會因外部環境的震盪而停歇,那建立起新型全球化語境下的底線思維至少是目前最應該也最可行的事。局勢可能會變好,但請時刻做好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
求解跨境電商
漲價還是硬扛?
對於有強品牌溢價與市場定價權的企業,答案是漲價。
最先行動的是安克創新,其產品已經率先在亞馬遜提價五分之一。一位和安克創新有過接觸的人士稱,目前來看,其在美國市場的比例沒有降低。泡泡瑪特雖然沒有即刻漲價,但稱“未來不排除這種可能”。
一位跨境領域從業者認為,如大疆等有明顯產業鏈優勢的企業,即使成本上漲,短期內也難有競爭對手來搶市場份額。
“關稅是短期過路費,產品才是長期通行證。”安克創新如是回應關稅政策的影響。嘉御資本創始合夥人兼董事長衛哲認為,如果中國以外,產品和供應鏈沒有對手,那就要對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有信心。
而代工廠則必須硬扛一段時間。
“暗湧Waves”瞭解到,目前以美國市場為主要銷售目標的ODM企業大都處於僵持和觀望階段,暫停發貨,預計幾個月內不接單。衛哲說,不僅他們的被投企業不接,同行也不接,進口商也不下單。
衛哲認為,未來兩到三個月內,中美之間一定會有一個解決方案,因為7-8月ODM企業必須確定美國聖誕節訂單。若彼時局勢仍陷泥潭,“美國將會迎來一個空空蕩蕩的聖誕節”。
電商“小包”將成為歷史?
所謂“小包”,背景是美國市場一條名為“最低限值”豁免關稅政策,即凡透過直郵交付給個人買家的包裹,只要價值低於800美元就可以免稅進入美國。此項“小額豁免”政策也是Shein、Temu等跨境電商平臺得以在美國市場蓬勃發展的基礎之一。
根據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的資料,在2024財年,透過“小額豁免”進入美國的小額包裹數量總計近14億件,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
然而,特朗普在美東時間4月2日宣佈最新關稅計劃的同時,也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徹底取消“小額豁免”。從美國東部時間5月2日凌晨00:01(北京時間5月2日中午12:01)開始,美國終止對從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進口的小額包裹的免稅待遇。白宮又在4月8日宣佈,將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小額包裹關稅,從貨值的30%增至90%。
因此,依附TikTok、Temu、Shein等平臺開展跨境小包、沒有備貨海外倉的中小賣家受此關稅影響巨大。
“跨境的小商品不是中國企業出海的半壁江山,可能是四分之三江山。”一位跨境電商的從業者說,就算關稅出現迴旋空間,“也只是量的區別,沒有質的區別”。
一家上市公司的跨境電商部門運營總監也對「暗湧Waves」直言,在保證原售價的情況下,“按採購價格百分之百報稅,是不可能賣的。”
衛哲認為,小額豁免的取消和與之密切相關的商業模式在美受阻幾乎板上釘釘。“小額豁免條款本身只是美國一個特殊的國內法。且它只針對中國的某些平臺或品牌商,得不到全世界的支援。”因此電商小包業務要轉型。
不過,也有受訪者提到,目前超九成運送至美國的商品是透過“灰清”的方式入關。所謂灰清,即出口商將貨物交由專門的清關公司處理,用極低的成本過關。上述從業者認為,關稅政策的變化主要影響的是清關效率。
至於關稅到底會否直接消除小包生意?“風浪越大魚越貴,總有牛人能灰清過去。”
海外倉會否成為跨境賣家的標配?
必然,但有風險。
其最明顯的優勢是在平臺面前成本可控。東南亞跨境從業者Branden對「暗湧Waves」舉例,年初至今,越南的Shopee和Lazada的綜合佣金已經上漲了11%,相較於幾年前倍級增長,泰國在4月份針對跨境資質的賣家會上漲4%的平臺佣金——在關稅政策以前,各國對跨境小包已經在額外收增值稅7-10%,“但如果在海外倉有備貨,本土發貨就影響不大”。
一位曾經的Temu商家說,Temu已經明顯偏向半托管模式(即配置海外倉),“搜尋頁第一頁靠前的基本是半托,帶Local標籤的流量會好”。
一家頭部海外倉企業的員工告訴我們,從去年到今年關稅政策生效之前,他們的海外倉已經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一直在拒絕客戶”。但他也坦言,關稅政策雖然會在短期時間內讓存量的商家更多置辦海外倉,不過長期來看,可能更少的人願意去做跨境電商,大盤會變小。
還有一個隱藏難題是,哪怕轉變為本地電商,在面向SKU眾多、更迭極快的品類(比如服飾),短期內也很難判斷在美國庫存的配置。這帶來的商業風險仍是挑戰。
供應鏈要走出中國嗎?
這是一定的。
今天的全球供應鏈早已不是線性結構,而是高度交織的系統工程,完全繞開中國並不現實,但可以部分轉移。供應鏈遷往東南亞和墨西哥是我們得到最普遍的回答。
嘉御資本投資人任廣在關稅政策生效前就建議,第一,不能一開始就全部切換為自己生產,而是循序漸進,先以部分自己生產加部分外部協助,尋找平衡點;第二透過佈局東南亞等海外工廠,全鏈路考慮自有工廠的生產成本。衛哲提及,嘉御投資的絕大部分企業,從幾年前開始調整,目前都有20~30%的供應鏈佈局在東南亞。
在中美貿易環境較差的情況下,較為可行的做法是,前期將中國原材料或者半成品運到國外去組裝和包裝,後期則在本地生產一些原材料或者外協。
跨境電商從業者Michael則認為,如果是紡織品、服裝這類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東南亞國家出口美國的關稅政策優勢和低成本優勢,會逐漸替代中國製造;如果以美國市場為主的中國工廠未來的美國訂單是越來越難拿的,所以如果是品牌出海的這部分企業,供應鏈選擇落地在東南亞或者墨西哥,非洲都是必要的。原因很簡單:東南亞優勢是成本低廉,墨西哥則是與美國市場接近與優惠。
然而,海外建廠對於企業的人工、物流、交貨品質、現金流都有不小的挑戰。Michael告訴「暗湧Waves」,一般來說,抱團遷移會是更為普遍和可行的方式,即產業鏈的上下游一起遷移。但這勢必會造成國內工人的崗位大幅減少,原工廠周邊服務性的業務也可能因為產能外溢造成業務損失。
《溢位》一書中曾提及關於東莞高埗鎮的裕元製鞋廠產能逐漸向越南轉移的例子:裕元製鞋廠是臺資企業,高峰期在大陸合計僱傭了20多萬人,僅高埗鎮就有約10萬人。2008年開始,其產能逐漸向外轉移,高埗工廠僅剩下約8000人。但轉移去越南的只是製鞋業中最終粘接成鞋的工序,而不是全流程轉移。
“加強產業鏈上游核心供應商的合作,遷移不出去的那部分供應鏈都是比較核心的,理論上他們的業務受影響程度會小一些,甚至因為製造業外溢帶來更大的業務可能性。”Michael說。
東南亞VS墨西哥,如何二選一?
東南亞>墨西哥。
支援墨西哥的受訪者認為,作為關稅戰中唯二沒有被再次加碼的國家之一,足以佐證美墨加協定的穩定性。但衛哲稱自己只建議企業去東南亞。
“因為很多企業沒有理解原產地證明。”在美國可預見地持續嚴查原產地的情況下,遷往墨西哥並不安全。
方達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卜睿告訴「暗湧Waves」,所謂原產地證明,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獲得當地C.O.(即Certificate of Origin),第二部分是滿足進入美國時CBP申報針對原產地的要求,後者取決於相關第三國是否和美國簽署貿易互惠條例以及是否屬於普惠制原產地規則的適用國。
簡而言之,就是為了杜絕用轉口貿易或簡單的零部件拼接來避稅。
卜睿說,根據美墨加協定,若產品在生產加工的過程中使用了非原產於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材料(例如:從中國進口的原材料),則不再屬於完全獲得產品,該產品是否能夠獲得原產地資格,需要判斷是否發生了實質性改變,如果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需要判斷區域價值含量標準是否達到最低標準(交易價值法不低於60%/成本法不低於50%)
敏實集團全球物流中心總經理餘珂判斷,墨西哥政府後續一定會再對中國加徵關稅。因為美國認定大量中國原產產品透過墨西哥和加拿大轉口進入美國,墨西哥政府為了向美國“表明忠心”,也會更嚴格規範和杜絕中國商品進入墨西哥搖身一變墨西哥原產進入美國。
他的觀察是,墨西哥政府正透過削減關稅優惠、提高進口免交增值稅門檻等方式大力促進本地化供應鏈的發展。“這一點類似中國從以加工貿易為主轉變為發展本地產業鏈。”
這也要求中國出海企業應該提早佈局,對墨西哥的供應鏈轉型本地化。“我們會要求當地按照實際原產地來申報以及出具原產地證,不得造假。”
Temu和Shein們怎麼辦?
幾乎只有“本地化”一條路。
受“小額豁免”取消影響,TikTok Shop近日向美區賣家釋出通知,將自5月2日起執行新規:對入境商品徵收30%從價稅,並分階段加收單件25美元(6月1日前)或50美元(6月1日後)的特定關稅,同時要求承運人繳納國際保證金。而Temu和Shein目前尚公佈應對舉措。
卜睿預測,受波及的平臺型巨頭將全面國際化,在當地開展業務,區分國內和國外供應鏈。
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一位跨境電商的人士稱,Temu和Shein都在多個國家推動更深入的本地化,加速招攬本地商家。比如,Shein在土耳其、巴西等地佈局產能。“畢竟在目前的情況下,除中國外都能視為關稅窪地。”Temu則計劃在4-6月開放6個“本本站點”和9個“半托站點”(本本和半托都面向擁有本土發貨能力的賣家,前者針對海外本地主體公司,後者針對中國主體公司)。
就在關稅政策沸沸揚揚的這幾天,Temu與DHL集團簽署了備忘錄。備忘錄稱,DHL集團將運用其專業物流能力支援Temu在歐洲的本地化運營,特別是其“本地對本地”商業模式(local-to-local)。這一模式使本土企業能夠在Temu平臺上直接向本地消費者銷售,並完成本地履約。Temu預計,其歐洲總銷售額的80%將來自這一模式。
除了美國,跨境電商還值得去哪兒?
歐洲是第一選擇。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薛熠認為,如果美國市場受到影響,歐盟最有潛力成為匹配中國的市場。2024年,歐盟27國GDP達19.4萬億美元,人均GDP超4萬美元,消費結構以高階製造(德國汽車、瑞士鐘錶)、文化創意(法國奢侈品、義大利時尚)、綠色科技(丹麥風電、瑞典環保技術)為主,與中國“製造業升級+消費升級”需求高度契合。
有跨境電商人士告訴「暗湧Waves」,在美國,亞馬遜幾乎是貼身Temu在打。亞馬遜執行一套比價系統,如果平臺商品高於其它平臺,商家就會被處罰,且因為有規模效應,亞馬遜FBA(物流服務)比第三方價格還低。但在歐洲,亞馬遜就沒有類似的地位,比如FBA的費用要6-7英鎊,較第三方要貴出3-4英鎊。
事實上,Temu也的確在向歐洲挺進。一位跨境電商部門運營總監說,他在前幾天剛接到Temu招商人員的電話,對方稱接下來“將發力歐洲市場”。
也有受訪者的答案是日本。他分析,日本的人口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平均收入略低於美國。但貧富差距遠低於美國,“打零工的人也有錢”,購買力不俗,同時日本經濟正在好轉,有明顯走出通縮的趨勢。

更關鍵的是製造業
就非要美國市場嗎?
很遺憾,是的。
在訪談中,我們得到了多數人肯定的回答。方達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薛峰對我們表示,關稅加徵對傢俱和玩具、紡織品、汽車零部件、化工產品、鋼鐵和鋁製品等行業均有較大沖擊。這些依賴低端供應鏈的企業對美國市場依賴性強,替代市場開拓相對較為困難。
具體到光伏、儲能、鋰電等新能源產業,美國市場也是兵家必爭之地。
對於傳統能源發達的美國市場來說,新能源是全新產業。拓展一個產業的“新興市場”,意味著足夠高的天花板。加上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多年發展,使在美拓展會對中國供應鏈產生極高的依賴度。比如,目前美國鋰電池對中國依賴度超過70%,特別是儲能系統和低成本電動車需要的磷酸鐵鋰電池,則完全依賴中國供應。
“美國儲能和EV絕大多數用的還是中國OEM。”擁有14年在美國商會與聯邦政府工作經驗、現任Big Plan大棋諮詢公司合夥人方方告訴我們,“由於AI演算法、資料中心、挖礦、石油電氣化等發展,美國對能源的需求在未來幾年內會翻倍。”
當下,美國使用新能源尚處於起步階段,谷歌、蘋果、Meta都在建立自己的資料中心,“但電能是一個統一痛點”。方方認為,中國新能源製造業幾近飽和,出海美國也是最大的出路之一。
英脈睿智創始人楊朝暉近些年在為新能源產業提供美國業務落地服務。他告訴“暗湧Waves”,“誇張點,即便加徵200%的關稅,美國市場的產業潛力、規模、補貼政策以及營收預期都是有競爭力的。”
楊朝暉說,在鋰電行業,其實談論最多的不是關稅,而是美國對新能源行業的補貼、扶持,以及美國新能源產業從基礎設施、到政策、到人才、到技術,如何進一步深化的問題。他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本質是“以戰促談”,但中國新能源產業已具備“反圍剿”能力。
“短期透過談判爭取過渡期,為產業鏈調整贏得時間。而長期則利用美國“既要脫鉤又需中國產能”的矛盾(如美國2030年需新增500GWh電池產能,60%依賴中國技術),鎖定中國產品的不可替代性。”
若以終局思維推導,最終,中國新能源產業需以技術迭代+全球產能網路+標準主導權構建“護城河”,如此一來,就有希望將關稅壓力轉化為產業升級動力,實現從“中國製造”到“全球智造”的跨越。
赴美建廠能解決所有問題嗎?
首要的問題是,建成投產沒那麼簡單。
2023年2月,寧德時代和福特的35億美元電池廠合作,本已進入選址階段。福特出錢、寧德出技術,眼看就要在密歇根州豎起“麒麟電池”的招牌,卻被拜登政府一紙“安全審查”攔腰截斷。雖然兩家在今年2月重啟合作,工廠計劃在2026年投產。但前方還會出現什麼風波誰都無法預料。
光伏龍頭天合光能在美工廠於2023年9月宣佈建設,預計投資2億美元,提供1500個工作崗位。而就在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大選勝出當晚,天合光能就將剛在美國投產的5GW元件產能賣給了美國一家上市公司。
根據《財經》雜誌報道,天合光能的該筆交易應早就談妥,核心問題是中國公司運營美國工廠時遭遇巨大挑戰。而這種挑戰,絕不是一家公司的問題。
2023年,中國頭部光伏企業紛紛赴美建廠。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圍堵中國光伏的貿易壁壘不斷加碼,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拜登政府給光伏等新能源領域提供各種補貼,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美國製造的成本劣勢。但政策變動的不確定性始終如影隨形。
建廠難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政策風險只是赴美建廠難的表層原因,更系統性的問題是美國社會並不具備建立製造業工廠的現實基礎。
首先美國製造業平均小時工資是新興市場的6-8倍,且極度缺乏產業工人人群。其次,相較於人工成本問題,產業鏈叢集問題更為棘手。美國製造業已經外流幾十年,本土產業鏈已嚴重碎片化。半導體材料、電子元件等關鍵零部件,主要都依賴亞洲供應。
即便如特朗普所願實現製造業迴流,這些工廠們也會像一座座孤島,無法形成完整鏈條。方達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肖春暉認為,美國國內的熟練工人、生產成本、政治環境、環保要求等都不足以支撐製造業在短期內全部迴流美國。
以臺積電的經歷為例,其南京工廠貢獻全球28nm產能的15%,之前拜登政府要求其切斷與中國業務以換取補貼。且因工會壓力,臺積電還被迫承諾優先僱用本地工人,卻面臨技術工人荒,陷入兩難。
“低端製造比拼的是原材料和勞工成本,中高階製造則是供應鏈整合、複雜設計,以及成千上萬工程師與熟練技工的系統協作能力。”北美汽車市場資深行業專家趙培培認為,今天的美國尤其是大多數內陸州,這些能力的儲備非常有限。反而是中國,依然是全球少數幾個具備這一完整能力體系的國家。
這勢必會帶來中國企業赴美建廠的最大風險——缺乏對於美國當地人力和供應鏈基礎的充分認知。只是簡單的遷移並不能完全複製國內的組織和運營能力。
目前,中國在美國的製造企業,總體的經營上還普遍都處於虧損或者不盈利的狀態。評估要不要去美國建廠,附加值高低是關鍵。
際連集團副總裁高嘉賡告訴我們,美國目前面臨人才(尤其是工程師、技工等)短缺、人工成本太高,一般非高利潤行業承受不了。“來美國自己建廠或者選擇合資模式的,基本都是附加值高,且產品在美國的競爭力強,甚至沒有太多競爭對手的公司。”
已經去美國建廠或把建廠提上議事日程的企業有一個共同點:有確定且穩定的客戶訂單,在地緣經濟因素的影響下,核心的大客戶被美國政府要求進一步提高原產率。這些大客戶會按照供應鏈環節上的重要性梯度,優先邀請在國外的核心供應商來美建廠。
在趙培培看來,製造業競爭拼“系統組織力”——能不能同時調動工程、質量、合規、客戶交付等多個模組,並在地理上跨區協作。“未來很可能看到越來越多的合資合作模式,比如客戶與供應商合資運營、或中美兩家同業公司聯合。”
取道墨西哥建廠可行嗎?
是目前的最優解。
美墨加協議完全排除在對等關稅之外,2023年對美國的出口約佔墨西哥GDP的26.4%,這其中大概75%-85%是透過美墨加協議以零關稅出口到美國。
截至目前,已有愛麗家居、均勝電子、立訊精密等一系列有出口到美國業務的中國公司對外表態稱,供應美國的產品已經全部轉移到美國或墨西哥當地生產,因此不受關稅政策影響。
一位主要業務為幫助中資企業在墨西哥落地建設的總經理的體感是,從特朗普參選到今年年初,市場信心隨風搖擺,但來墨西哥的客戶都有“很強的意願”。
他對「暗湧Waves」舉例說,一家家電企業旗下的汽車部件公司的製造基地就在4月10日開工,這也是這家企業在海外佈局的第一家工廠,“從接洽到簽訂合同還不到半個月”。而他最近接到最多的需求是擴廠、或是原來租賃廠房,現在要買地自建廠房。
比起數倍、數十倍成本完全到美國建設,在墨西哥“曲線救國”仍然算得上製造業應對複雜中美局勢的最優解之一。
甚至,有些企業家要求要完全(至少表面上)成為墨西哥公司。前述總經理提到一個“壘防火牆到極端的案例”——有一家中國企業,但要求掛新加坡國旗。“名義上的總經理”是美國人。
外貿和國際採購出身、蒙特雷最大土地和房產開發商Terra Regia中國區經理劉唐華,一直關注近岸和友岸供應鏈。他特別提到,中國出海企業在海外建廠選址除了考慮成本、基礎設施、政治穩定性、貿易協定、勞動力技能以及與出口市場的地理接近性等因素,還要加一個指標——目標市場的勢力範圍。
“東南亞是中國勢力範圍重點輻射地區和供應鏈就近轉移目的地,而拉丁美洲則是美國的勢力範圍和供應鏈近岸友岸配置目的地。”
對於想要打入、發展美國市場的公司而言,取道拉丁美洲仍是優先順序最高的策略。其合理考慮順序為:美國-墨西哥-哥倫比亞/巴西。
“那些高毛利的、自動化程度高的適合搞智慧工廠(黑燈工廠)、沒有投資限制的企業可以一步到位去美國。否則就是墨西哥和巴西,但由於地理位置和貿易協議加持,美國投資者重點還是首選墨西哥。”劉唐華說,“相對勞動力密集行業對勞動力成本敏感的則可以去哥倫比亞等國。”
“做自己”和“本土化”衝突嗎?
答案是否定的。
作為兩個維度上的選擇,前者是股權與戰略主張層面的獨立性,後者是執行與運營層面的本地適應性。
一家中國公司完全可以在保持主要股東結構不變的前提下,做到用本地團隊服務本地客戶、合規本地化、組織機制本地適配。這在汽車、能源、醫療等行業已經有成熟先例。
比如浙江嵊州的一家公司捷昌智慧,是世界頭部電動推杆生產商,其美國工廠已運營數年,其產品專供美國本土。深圳新宙邦正在美國俄亥俄州開始建廠,該公司是全球前列的電池電解液生產廠商,俄亥俄工廠也是應客戶要求完成本土化原材料供應才落地,同時當地政府也給到了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
真正的問題在於:企業是否願意且能夠在戰略層面清晰判斷“哪些部分可以共享,哪些必須拆分”。比如,美國《公司企業透明》法案就對10%+持股人的護照結構有明確要求,這種政策紅線是“做自己”要考慮的邊界,但並不妨礙企業去做“更聰明的本土化”。
方方告訴“暗湧Waves”,對於新能源生產商來說,只要能在美國建廠的,美國客戶絕對不缺。但鑑於地緣政治和能源行業的敏感,最重要的是前期做好戰略規劃,最好找到美國的投資人和渠道戰略伙伴,儘快本地化供應鏈。
“不然在未來建廠過程中(當地政府和社群阻力)和銷售(政府對使用來中國製造的產品及零部件的限制)方面都有可能踩雷,導致長期投資的風險。”方方說。

再問全球化
全球化依然是個真命題嗎?
依然是,但正在重構。
多數受訪物件認為,全球化的語境以後將不再是某一、某些單一市場的擴張,而是更區域化的價值鏈重組。
中美固然是兩個最重要的大市場,但真正具備機會的,是那些能與中國形成互補結構的市場。比如,中東“資金+基建”,東南亞“勞動力+產業梯度”,拉美“資源+本地消費力”等。這些地方的城市化程序和基礎設施投資,將是中國企業可以深度參與和全球化發力的方向。
從宏觀資料看,2024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約為5000億美元,佔GDP的比重已經下降到2.9%左右。這意味著中國對美國的依賴正在結構性減弱,這輪關稅政策不會像上一輪那樣形成系統性衝擊。
影響依然存在,只是更深層次。對於目標全球的中國企業,真正的挑戰,不在於直接損失了多少訂單,而在於企業是否能借這個機會倒逼自己組織升級、重構海外風險。
出海硬仗最先準備什麼?
理解“本地”+底線思維+充足彈藥。
在趙培培看來,出海企業最典型的問題有三類:一是對“本地化”的理解不夠清晰,很多企業以為僱傭當地人就是本地化,實際上它還包括客戶介面、合規體系、組織授權等全流程能力;二是風險管理機制薄弱,面對海外的不確定性,仍然習慣用國內節奏和認知做判斷;三是組織策略與業務策略錯配,比如在市場拓展上很激進,但在人才儲備、法務合規上跟不上,導致前期投入容易踩坑。
這些問題的底層,其實是缺乏“系統性出海”的意識,把海外市場當成出口延伸,而不是全新的經營場景。“越早建立一整套邏輯——包含財務模型、責任邊界、風控儲備和人才鏈路,越能形成真正的抗壓能力。”
具體到短期階段的實操上,日初資本出海投資負責人阮飛的建議是,用未來6個月的時間逐步漲價,直到關稅的70%由美國承擔、30%自己扛著,然後觀察市場份額變化。
“先扛住前三個月”,阮飛認為,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承接中國佔全世界30%的工業生產能力。
衛哲的建議則是,首先保持兩年以上現金儲備;其次要有心理準備,短期看兩到三個月內,甚至更快,中美貿易關係會有解決方案,“但回不到從前了”。
趙培培建議企業設立“風險金賬戶”——比如100元的商品,定價時加上20%的風險溢價,賣到120元,這20元單獨留存(accrue),專門用於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匯率、稅務、合規、地緣等不確定性成本。“很多中國商品在海外原本就有價格競爭力,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加這層‘風險保費’,而歐美企業普遍加了。長期看這不是優勢,是隱患。”
還會有人投出海嗎?
這場關稅風波考驗的不止是全球化企業,更是擊中了過去三年來一級市場最為活躍的投資主線之一——出海。
2022年之後,幾乎所有美元VC都將出海當成最重要的方向之一,甚至有新基金專為出海而生。但如今投資人的站位、被投專案的型別能力以及投資階段,直接決定了大家的體感差異。
“暗湧Waves”訪談發現,主要市場收入在美國、純中國供應鏈且沒有足夠實力漲價的、尤其是早期企業背後的投資人略顯悲觀與後撤情緒;已提前佈局海外產能、產品有技術和品牌溢價權,且手握多細分賽道尤其是輕資產專案的投資人更為樂觀。
比如今年一家在融資上堪稱激烈的AI硬體公司正在面臨背後投資人的搖擺不定,起因就是公司原本講的故事就是歐美市場,“不是融不到,但確實是暫停。”
全球化投資人的分野也在急劇發生。
一位專注出海的投資人對“暗湧Waves”說,還是看出海,因為供給過剩的事情總得解決,而這次“黑天鵝”正好也是一個觀察團隊全方位能力的機會。但他也坦言,“目前暫停了相關的融資,出手次數下降的機率也是不小的。”
阮飛認為,全球化投資這件事情不僅不會消失,還會因為倒逼估值體系進一步重構,反而吸引更多“看懂”的投資人入局。“出海不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底層是生意邏輯。真正能賺錢、能扛過這次危機的企業投資價值只會更加凸顯。”
嘉御資本自2017年開始系統化投資跨境,衛哲認為“全球化是比消費還要永恆的賽道。”但只有10億人民幣或1億美金銷售額以上的公司才能進入他們掃射範圍內,“因為只有達到這個體量,我們談供應鏈外遷、談跨地區佈局才有意義。”衛哲說。
恐慌,只是暫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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