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格上基金研究
一．關稅時間線
回顧中美互加關稅的時間線，4月2日，美國宣佈對全球實施“對等關稅”，對中國商品加徵34%稅率，總稅率達54%。4月4日，中國宣佈自4月10日起對美所有商品加徵34%關稅，明確保稅、減免稅政策不適用於加徵部分。4月8日，美國威脅若中國不取消反制措施，將對華額外加徵50%關稅，將中國商品稅率提高至104%。美方試圖透過極限施壓迫使中國讓步，但誤判中方反制決心。4月9日，針對美國提高稅率至104%，中國同步將關稅反制力度升級至84%，新增12家美企至出口管制名單，另外，對稀土、光伏級多晶矽實施出口限制，暫停6家美企輸華資質。4月10日，美國政府宣佈對中國輸美商品徵收“對等關稅”的稅率由84%進一步提高至125%，累計關稅達到145%。4月11日，中國宣佈自4月12日起，對美“對等關稅”稅率進一步提升至125%，鑑於當前美國輸華商品已無市場接受可能性，美方後續繼續加稅中方將不予理會。
4月9日下午，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宣佈對大部分國家暫緩90天實施“對等關稅”，在這90天裡保留10%的所謂基準關稅。雖然具體名單未公開，但明確排除中國。主要針對未對美國加徵關稅或採取反制措施的國家。其目的在於利用暫緩期施壓，要求他國在貿易、匯率等問題上讓步。
二．各國反應
在本次美國對全球宣佈加徵關稅後，各國的反應呈現出分化態勢。
第一類國家選擇了妥協退讓的策略，以越南和印度為代表。這些國家迅速調整姿態，主動表達降低對美關稅或擴大美國商品進口的意願，試圖透過對話磋商減輕關稅負擔。越南明確表示願意將美國商品的進口關稅降至零，以期換取美國相應削減或取消對越關稅，並懇請美方將關稅生效日期延後至少45天，為雙方談判創造空間。這種策略選擇，實則是基於這些國家對美出口依存度較高的現實考量，體現了其在貿易博弈中主動示弱、以退為進的應對策略。
而中國、歐盟、加拿大是三個做出實際反抗動作的國家。其中除中國升級關稅的舉措之外，歐盟宣佈分兩部分對美國鋼鐵和鋁產品加徵關稅，分別於4月15日和5月15日啟動。加拿大宣佈對美國汽車對等徵收25%關稅，4月9日生效。
三．近期我國的利好政策
1.“240小時免籤”+“即買即退“政策
4月8日，國家稅務總局釋出《關於推廣境外旅客購物離境退稅“即買即退”服務措施的公告》，宣佈對離境退稅“即買即退”措施從多地試點推廣至全國。具體而言，符合條件的54國人員可在華停留240小時，且境外旅客購物時即可獲得9%-13%的退稅款，相當於商品“立減”。
此項措施直接刺激消費，加大了我國市場規模的擴張。免籤政策吸引更多境外遊客，增加進一步拉動酒店、餐飲、交通等消費。而“即買即退“政策中，退稅款可直接用於後續的二次消費，形成“消費—退稅—再消費”的迴圈鏈條。另外，此項措施也加大了外匯的流入，有助於增強我國國際收支韌性。
2.各方“組合拳”
面對關稅衝擊，密集的政策組合迅速推出，既有監管機構的規則調整，又有國家隊真金白銀的直接行動，更有市場參與主體的自發行為。
首先是政策組合拳，多部門協同發力。中央匯金、中國國新、中國誠通組成“國家隊梯隊”，國新投資啟動股票回購專項再貸款，增持央企及科技股；中央匯金明確加大ETF增持力度，強化“平準基金”作用；中國誠通宣佈投入1000億元再貸款資金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其次是監管政策鬆綁。金融監管總局上調險資權益類投資比例5%，釋放長期資金空間；國資委要求央企加大回購增持力度，強化市值管理，打造“優質投資標的”；央行承諾為中央匯金提供充足再貸款支援，保障市場流動性。
地方及央企也響應。上海等地方國資平臺表態支援市場；招商局集團旗下7家上市公司提前啟動回購計劃，涉及招商蛇口、招商港口等；22家A股央企盤後釋出增持或回購公告，金額最高達216.5億元。
跨部門、跨層級的聯動響應，既展現了監管指導下的中長期資金對市場短期非理性波動的主動調節能力，也彰顯了我國資本市場應對外部挑戰的成熟度提升，標誌著政策託底與市場機制的協同發力進入新階段。透過及時有效的市場調解，引導社保、保險等中長期資金有序入市，推動穩定機制從“短期託底”向“長期塑市”升級，為A股市場抵禦外部擾動提供了充足的緩衝空間。
四.更高的關稅結果趨同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關稅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存在顯著的臨界效應，當稅率超過企業承受能力時，外貿商退出市場將導致更高稅率的邊際效果趨同。
在較低的關稅區間，製造商可以透過供應鏈調整，漲價，以及利潤壓縮來維持運營。如我國企業可透過將產能轉移至東南亞（如越南、墨西哥）規避部分關稅。議價能力較高的企業可以將關稅成本部分轉嫁給消費者，議價能力低的企業可以透過自行吸收部分成本，透過最佳化供應鏈或壓縮利潤率來維持運營。
在高關稅區間，成本轉嫁空間消失。商品完稅成本激增，終端售價需突破市場承受閾值，導致需求流失。中國商品完稅價格翻倍，美國進口商或轉向本土供應商，加速雙方產業鏈脫鉤。總體而言，關稅加徵超過閾值後，對外貿商利潤的壓榨效應呈非線性遞減。無論是104%還是125%的超額關稅均超過了企業承受的範圍，繼續提稅只是政治上的博弈，對於經濟學領域並無實質效果。
五．謀定而後動，防守型擴張
面對大國間的戰略角力，應激式對抗絕非明智之選，我國素來秉持深謀遠慮的外交傳統。在關稅問題上，我國選擇了同等反制，既堅守底線，又避免局勢失控。回溯南海、臺海等主權議題，以及WTO貿易規則博弈，我國始終保持著戰略定力，並未採取極端措施。透過精心佈局，將手中的牌一張張的打出，逐步化解危機。以2018年貿易戰為例，正是這場外部壓力倒逼我國出口市場多元化突圍，加速產業鏈向高附加值領域攀升，最終鍛造出今日的經濟韌性。
六． 後續展望
合則兩利，鬥則俱傷。4月11日外交部發言人林劍表示，“中方已多次闡述在關稅問題上的嚴正立場，關稅戰、貿易戰沒有贏家，中方不願打，但也不怕打。如果美方真的想透過對話談判解決問題，就應該停止極限施壓，胡作非為，中國從來不吃這一套。任何對話都必須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如果美方執意打關稅戰、貿易戰，中方必將奉陪到底。”
聚焦關稅博弈，未來或將呈現“有限妥協+長期博弈”特徵。2018年貿易戰後，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結構升級（如機電產品、新能源汽車），依賴度降低。此次反制措施更精準，如稀土出口管制、農產品替代等，形成談判籌碼。雙方可能達成類似2019年第一階段協議的有限共識，如中國擴大農產品進口、美國豁免部分關鍵商品高關稅，但結構性矛盾（如科技封鎖）需長期博弈。總體而言，中美最終仍可能迴歸談判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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