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轉向“國家資本主義”

美國正在悄然轉向國家資本主義，政府正以安全之名深度干預經濟與產業佈局。下面是西方媒體的分析，發上來供大家參考借鑑，立場不同，請注意甄別。

美國在轉向“國家資本主義”

特朗普在第二次就任總統後，美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從稀土礦山到造船廠，從鋼鐵企業到晶片產業，美國正重拾一種曾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的策略——在不直接宣佈國有化的前提下，由政府主導關鍵產業的發展。這種做法打破了傳統共和黨的自由市場理念，成為特朗普政府塑造“國家安全型經濟”的核心工具。

當然，國家資本主義的回潮並非特朗普或美國獨有。面對新興產業、供應鏈重組和地緣政治緊張帶來的變局，世界各大經濟體都在重新摸索市場與國家之間的平衡。拜登政府就曾在其任內施行類似的工業政策。歐盟也有意為之，只是27個成員國在要保護什麼、扶持什麼的問題上爭執不休，再加上財政限制，導致執行力不足。

但特朗普對國家資本主義的激進轉向，格外引人注目。一方面，他所代表的共和黨長期以來以捍衛自由市場為標誌，另一方面，他本人則早在第一任期就已透露出更廣義的“經濟安全”觀念。這種理念為政府幹預提供了正當性，催生了以國家安全為名的鋼鐵等產品關稅。而在他再次執政後，這種干預更是全面升級，從鋼鋁擴充套件至銅、汽車、木材甚至醫藥。

西方學者直言：“在‘國家安全’這頂大帽子下，幾乎任何行業的干預都能被正當化。這也成為共和黨政府擴大幹預的通行證。”

推動特朗普重拾“工業政策”的原因，與其他國家相似——世界正在發生劇烈變化。新冠疫情暴露了供應鏈的脆弱性，促使各國加速“製造迴流”，生產基本醫療物資。特朗普政府早期就動用《國防生產法》（DPA）應對疫情，該法案源自朝鮮戰爭時期，賦予政府強制生產的權力。若今年國會續期，這將成為特朗普政府定向投入的重要工具之一。

目前，特朗普已授權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支援本土礦業專案，並暗示將進一步動用DPA資源投向其青睞的行業。此外，他還發布行政命令，要求全面審查美國工業與製造基礎。在風電、電動車與F-35戰鬥機等高科技產業日益依賴關鍵礦產的背景下，“自主供應”變得至關重要。但幾十年來，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稀土等關鍵礦產主要依賴亞洲，這使西方在“去風險化”戰略上屢屢受挫。

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高階政策研究員托比亞斯·格爾克坦言：“既然去風險戰略已在關鍵礦產上失敗，政府就必須更直接地出手干預，雖然這是一條充滿風險的路徑。”

特朗普政府對稀土產業的直接干預，是其國家資本主義戰略的一個關鍵拐點。最近，五角大樓與MP Materials公司達成了一項數十億美元的協議，計劃讓國防部成為該公司最大股東。MP Materials是美國唯一仍在運營的稀土礦企，在五角大樓的支援下，該公司將建設一家稀土磁體工廠，預計2028年投產。國防部不僅承諾購買其產出，還將設定價格底線，以幫助企業抵禦國外透過操控市場價格施加的壓力。

MP Materials發言人馬特·斯洛斯徹直言：“我們擔心對手利用自身的供應控制權和最大消費市場地位操縱價格，打壓競爭性投資。”

類似邏輯也出現在特朗普政府主導的“政府造船”計劃中。今年初發布的行政命令明確提出要恢復美國的造船與修船能力。對特朗普而言，這是關乎“戰爭準備”的問題，尤其在太平洋潛在衝突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當前，美國的造船能力僅是中國的二百分之一，並且造船業成本高、產量低，連基礎設施都難以為繼。如同稀土行業，市場失靈為政府介入提供了空間，而這可能只是開始。

正如法國前總理克列孟梭所說：“戰爭太重要，不能僅交給將軍。” 歐洲外交學者格爾克評論道：“同樣，經濟太重要，也不能完全交由銀行家來主導。西方在20世紀60年代贏得的經濟優勢，並非自由市場的奇蹟，而是源於當時系統性的工業政策。”

問題在於，如何執行這類政策。在二戰期間，為了對抗德國潛艇威脅，美國政府大規模出資新建船廠，並保證回購所有建成的自由輪。而造船任務，則交由企業家凱瑟爾來完成。這種“國家定方向、私人搞建設”的模式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參考。

拜登政府實際上也推行過類似政策。《通脹削減法案》被稱為綠色能源超級引擎，透過財政補貼吸引電動車、風能、太陽能等產業迴流美國。《晶片與科技法案》則把半導體制造重新帶回美國，並初見成效。正如羅斯福研究所的託德·塔克所說：“這其實是全球資本主義在當前階段的發展方向。”

然而，特朗普的此類做法政策框架並不完整。例如，在一家美國鋼鐵企業被盟友國家資本雄厚企業收購時，特朗普政府的回應是設立“黃金股”機制。所謂“黃金股”源於歐洲國家戰後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為保留政府幹預權而設立的特別股權。這種股權可賦予總統（及其繼任者）對企業投資方向、人事安排等重大事項的決策權。

儘管“黃金股”便宜，卻可能損害美國吸引外國投資的信譽。在是否推進綠色鋼鐵和微型鋼廠這類行業專業問題上，交由風格多變的總統拍板，風險顯而易見。塔克指出：“特朗普正試圖在財政緊張時期，用最低成本換取最大控制權——黃金股其實是‘緊縮時代的工業政策’。”

未來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類似舉措，不再依賴拜登時代的稅收減免，而是轉向國有企業、國家開發銀行等“曾被視為邊緣手段”的工具，如今卻成為主舞臺。

稀土領域的投資只是一個開始。MP Materials已經開始填補美國在供應鏈上的關鍵空缺，例如製造用於風電、戰機等裝置的永久磁體。但這條路仍然漫長。前能源部關鍵礦產副主任阿什利·福布斯警告說：“MP公司開始產出磁體前，這些措施不會真正改變我們與中國的貿易博弈格局。” 她還指出，永久磁體本身存在智慧財產權和製造技術上的高度門檻，而美國國內並未形成完整產業鏈。

全球範圍內，這場關於“國家與市場誰主導未來”的博弈仍在繼續。亞洲靠國有企業打造出“世界工廠”，其國家資本主義令美歐談判代表頭疼不已。而歐洲，作為最早實踐國家干預的地區，如今仍在努力重拾工業政策話語權。羅斯福研究所的託德·塔克認為，美國其實只是在努力追趕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