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卓卓張
來源：卓見Seedifferently（ID：scribble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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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創新體系崩潰了。
這可不是我危言聳聽，而是Deepseek出現後，美國主流媒體都在討論的話題。
《華爾街日報》認為，美國對中國實行的技術管控是完全失效的。因為即便是在封殺了中國的晶片產業和人工算力的情況下，中國仍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製造出Deepseek這樣的「殺器」。
《紐約時報》認為Deepseek的橫空出世映襯出美國的創新體系出現了結構性的困境，具體表現在政府對AI的基礎教育投入不足，AI人才匱乏。
根據芝加哥研究中國的智庫Macro Polo的調研：自2018年以來，中國大學增加了2300個人工智慧專業，截至到2022年，全球近一半的頂尖人工智慧研究院，來自中國本科院校，而美國僅佔18%。矽谷現有25萬華人科學家，而在加州的AI企業中，約40.6%的創始人是華人。
Telegram的創始人在社交媒體發出警告，美國在AI人才軍備競賽中已經全面落後，如果不改變教育體系，「就有可能把科技領導權拱手讓給中國。」
據說，Deepseek春節剛上線時，全美使用最多的地區不是科技企業雲集的矽谷，而是首都華盛頓，可見，Deepseek已經不再是一個科技話題了，而演變成一個政治問題，美國的政客們都在為此恐慌。
為什麼美國人如此害怕失去「創新領先」地位？
因為「創新」是美國在二戰後崛起的根本動力，開放公平的環境讓創新人才源源不斷的湧現，而鼓勵追求個人財富的價值觀，也讓人才更有動力創辦企業。
在目睹了美國在二戰後的崛起之後，人類第一次意識到「創新」等於經濟增長——要知道，從古希臘時期到英國工業時代，近2500年的歷史，全球經濟GDP增長只有0.25%，而美國二戰後（從1948年—2023年）的GDP增長均值是多少呢？
是3.0%，這一切都是拜「創新」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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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週讀了一本書叫《創新的真相》，作者是三個科學家，分別來自美國和德國，他們曾在科研機構工作過，其中一位還是連續創業者，他們歷經了美國創新演變的多個階段，被視為「美國創新的知情人」。這本書寫於2017年，那時，他們就提出：美國的創新體系已經失效，主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風險投資（VC）的短視。
VC行業越繁榮，創新越不容易出現。這個結論聽上去是不是有點不符合常識？按說錢越多，越容易辦事啊。但實際上，VC機構追求的是3-5年的回報，但創新專案往往10-20年才有起色。另外，因為網際網路行業的快速崛起，VC特別在乎「高增長」，但真正的創新在起步階段可能是根本沒有增長的。
作者毫不留情的指出，正是因為VC的繁榮，讓「創新」變成了徹頭徹尾的金融遊戲：一個idea + 幾張ppt就可以輕鬆拿下百萬美元的投資。類似國內前幾年的網際網路+，這兩年的AI+也充斥著大量濫竽充數的專案，這類專案很多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催生出大量的金融泡沫，讓整個市場變得浮躁。
第二，大學與市場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
大學是科學發展的重要陣地，但技術要投入市場才有成果。而在技術和市場之間，有3-10年的鴻溝，這3-10年的技術成長期，有很多不確定性，需要專業人才長期不懈的堅持和大量金錢的投入來試錯。但目前這個過程，很少有人來推動。
書中講到了斯坦福大學的一個例子，斯坦福大學誕生出過三個重量級企業：思科、惠普和谷歌。但只有谷歌的創辦是基於兩位創始人博士期間的研究課題而誕生的創業專案，另外兩家公司則是「斯坦福校友」畢業後創辦的公司。
再比如，麻省理工學院的很多專利都因為缺乏資金而沒有機會投入市場，這樣的情況在中國想必也存在。因為從技術到市場這3-10年的過渡期，大企業和VC都不願意投入。
第三，近20年，美國企業在削減研究開支。
書中提到，二戰後，美國的很多大企業因為壟斷了某個行業，獲得大量利潤，所以有資金自建研發實驗室，這些實驗室大多和大學合作，共同推動技術，再把技術投入市場，又形成壟斷，獲得的利潤再投入研發，整個過程是一個良性迴圈。
但隨著全球競爭的加劇，先是日本，後是中國，讓美國企業的利潤變得沒有那麼高了。所以很多美國企業開始削減研發，降本增效，為了保持利潤增長，公司的CEO也從懂技術的人變成了更懂經營的人。很少再有公司願意為創新等上10年了，華爾街第一個說不行。
不過這個情況在今年有所改善，美國的四大科技巨頭微軟、亞馬遜、谷歌、Meta宣佈要投入3200億美元用於AI的基礎建設，這一數字比2024年增長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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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講創新的書，《創新的真相》更關注創新與國家宏觀大局的關係，即一項技術如何推動國家的經濟增長。
書裡很推崇貝爾實驗室一個案例，跟全球知名企業英特爾公司有關。
貝爾實驗室發現了應變矽技術，然後AT&T公司和IBM公司研究機構的科學家們相互交流，很快，政府也得知了這個訊息，並開始資助大學裡的相關基礎學科，相關基礎專案的進步又推動了行業的發展。
貝爾實驗室後來發展出了快捷半導體公司，仙童又孕育出了英特爾。從貝爾實驗室，到英特爾，前後有13年時間，如果算上技術在實驗室的5年醞釀期，大概近20年的創新曆程，才最終誕生出一傢俱有全球影響力的公司。
這麼漫長又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又有幾個人能支援呢？
而如何搭建一個有效的創新體系呢？作者認為要形成「科學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有五個角色：創新者（創業者）、投資人，企業、大學和政府機構。
創新者不是科學家，也不是發明家，而是有能力把技術應用到市場的人，最重要的是有落地能力。
投資人是真正有能力分辨出什麼是真正「創新」的人。這樣的投資人首先要懂技術，其次要有耐心，要幫助創新者走進市場。但作者遺憾地指出，在他們三個人30年的職業生涯裡，符合這樣能力的投資人在美國不足5%，「糾正投資理念，比發現創新者更難。」
作者認為，企業天然是短視的，讓企業承擔10年的創新研發成本是不合理的，但是企業可以變成一個投資者，併購或者投資創新企業。相比VC，企業的優勢是有創新需要的「真實業務」。但其中最大的問題不是業務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越大的公司越希望創新者適應自己的企業文化，而沒有意識到原本的企業文化正是因為僵化，才需要創新者的「攪局」，這也是很多創新專案被企業吸納後反而失敗的根源。
最後說到政府，作者認為，創新絕對應該施行「舉國體制」。
第一，只有政府有更多的預算能投入到長週期的基礎研究；第二，前面說了，從高校到投入市場，有3-10年的技術鴻溝，這3-10年基本不可能賺到錢，這個鴻溝又被作者起名叫「死亡之谷」，只有政府有責任擔負「死亡之谷」。書裡以美國國防部為例，美國國防部曾購買過很多不成熟的技術，幫助高科技企業存活下來。
馬斯克的SpaceX公司曾獲得過NASA的商業軌道運輸服務合同，中國的新能源車最初也來自於政府集採和補貼。
作者同時提醒政府的參與要適可而止，在幫助技術進入市場後，得適時退出，讓創新者、企業和投資人收穫最大的果實，不要與民爭利。因為從長遠看，創新更需要一個自由公平的環境，最終才能推動就業，刺激消費，帶動GDP的增長。
這本書統計了美國聯邦近40年投入到基礎學科帶來的創新回報，ROI高達66%。但最近十年，美國研發的投入佔比持續降低，從1964年GDP的1.86%降至2023年的0.7%。
這大概也是美國近兩年創新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二戰結束後，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範內瓦·布什曾經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這份報告奠定了美國的國家科技政策：不遺餘力投入基礎學科，在此之前，美國政府最大的預算投入是在農業，很多高校連基礎學科都沒有設定。
這份報告被視為美國創新的源點，也設計了美國式創新的路徑：先有科學技術，再有偉大企業，而偉大的企業又構成一個國家的國運。
如何複製出更多梁文鋒，如何出現更多像Deepseek一樣的公司，看似是個人的橫空出世，實則是舉國體制的託舉。
不過，梁文鋒也曾說過，創新首先要儘可能減少干預和管理，「往往是自己產生的，不是刻意安排的，更不是教出來的。」
《創新的真相》也認為，即便有錢、有人、有政策，創新也不會自動生成，「到底以什麼樣的方式和機制推動創新，至今仍是全球的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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