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卷首語｜鄭永年：為什麼我們是中國經濟的樂觀主義者？

作者：鄭永年

來源：大灣區評論

文章已獲授權

第01錄編者按

2024年是極不平凡、充滿挑戰的一年。全球經濟仍在面臨復甦挑戰，地緣政治風險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內外部困難與壓力，超出了許多人的預期。

本文以宏闊的視角審視當下面臨的發展挑戰，指出中國經濟仍有巨大發展空間和潛力，要充分發掘這些機遇。作者表示，科技創新是下一輪增長的關鍵，應當重視企業這一創新主體，鼓勵創新的同時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避免過度監管幹預。同時，建議給地方政府“鬆綁”，繼續調動其推動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文章還指出，中美競爭的本質是制度競爭，要看誰能以更高效、包容的方式促進生產力發展。美方改革舉措值得我們警惕和分析，並以此為鑑，堅定不移推進改革，破除利益藩籬，加快構建適應新發展階段需要的體制機制。

在2025新年伊始，讓我們在紛繁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保持戰略定力，以“咬定青山不放鬆”的韌勁，繼續開拓進取，攜手迎接充滿希望的嶄新未來！

01 直面挑戰根源

每到新年交替，都會進行總結和展望。在總結2024年中國經濟形勢和展望2025年中國經濟發展時，列舉出很多問題和挑戰。的確，面對百年之未有大變局，世界範圍內沒有一個經濟體是沒有問題的，其中更不乏面臨嚴峻挑戰的，中國也如此。

但是，列出問題和挑戰不是為了使人悲觀，而是為了直面它們，找到解決問題和應對挑戰的有效方法。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問題不可避免，但方法總比問題多。實際上，經驗地看，較之世界上大多數經濟體，中國的經濟局面處於較好的位置。儘管存在著問題和挑戰，但只要我們能夠直面困難，找到問題的根源，就可以克服和超越問題，在最大程度上實現經濟增長和發展目標。

首要的問題是，部分人們的“悲觀”情緒從何而來？這裡既有國際層面的，也有國內層面的，既有客觀的因素，也有主觀的認知因素。

“悲觀”既來自國際環境的鉅變，也來自內部經濟增長面臨的一些困難。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時間裡，我們擁有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國內的現代化和國際層面的全球化兩股力量相向而行，互相配合和強化，這促成了中國的經濟騰飛。我們用了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用了15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路。但現在不同了：在外部，美國等一些西方主要國家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崛起；在內部，我們自己的經濟面臨原有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落地難等問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過度內卷等挑戰。面對複雜的政經形勢和眾多的風險，對一些人來說，未來似乎非常“悲觀”。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在卡達首都多哈以全體協商一致的方式，審議並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來源：新華社）

02 保持“樂觀”的理由

我們這裡想討論的剛好相反。信心很重要，對中國經濟必須樂觀，且具有充分的理由樂觀。信心不足者往往掩蓋問題，悲觀者往往不敢正視問題，而樂觀者直面問題。正是因為我們意識到這些問題和風險，認知到問題可以得到解決，風險可以防禦，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樂觀。

就外在的地緣政治來說，我們要相信，美國的復興既有利於美國本身，也有利於世界穩定。我們要理解美國。美國曾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但它現在面臨太多的問題。特朗普提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目標。實際上，這一目標和我們所追求的“中國夢”，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類似的。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如果美國再次復興，中國也再次復興，那麼這個世界就會走向太平；如果美國衰落，中國也不好，那麼這個世界肯定會一團糟。今天，人們感到不確定的是特朗普的“美國復興”計劃對我們所產生的負面衝擊。儘管特朗普的“復興計劃”肯定會對我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但這些影響都是可以對沖、抵消和可控的。

在更高的層面，儘管中美競爭不可避免，但中國和美國兩個大國之間不存在誰打敗誰的問題。歷史地看，大國都是自己打敗自己，從來沒有一個大國被另外一個大國所打敗。蘇聯就是自己搞垮自己的，如果蘇聯當時不犯連續的顛覆性錯誤，那麼很難被美國拖垮。

即使面對逆全球化，我們也不用那麼悲觀。我們最近提出三個“不要低估”的觀點：一是不要低估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期間對世界貿易體系的破壞能力與破壞程度；二是不要低估全球資本再全球化的能力，資本有逐利屬性，特朗普無法阻止美國資本走出去，也封殺不了中國資本走出去；三是更不要低估中國的開放政策尤其是單邊開放政策在重塑世界貿易體系過程中的能力。

而針對內部面臨的一些問題和挑戰，我們更不用像一些人那樣如此悲觀，相反，人們完全可以樂觀。

樂觀不是盲目，而是基於客觀的要素：一是中國現有的經濟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二是我們有巨大的未來發展潛力。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現有的空間還是未來的潛力都可以透過匯入有效的經濟政策來實現。

03 現有經濟的增長空間

我們先討論現有經濟的增長空間。

陸地經濟

中國是一個大陸經濟體。無論是內迴圈還是外迴圈，大陸經濟體依然具有增長空間。這些年來，我們提出了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目標併為之努力。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無疑可以推進經濟要素的內迴圈。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交通技術條件的改進雖然已經讓中國大陸經濟的活力釋放出來了，但迄今並沒有見頂。西部和西南部依然具有很大的比較優勢，包括勞動力成本低、土地資源豐富、地上地下的自然資源稟賦充足，但這些優勢還遠遠沒有發掘出來。同時，東部沿海地區也具有自身的比較優勢，包括資本、技術、人才、開放和管理經驗等方面。沿海地區傳統產業的發展雖然已經處於飽和狀態，但這些產業在中西部還有大量發展空間。如果能夠把西部和西南部的生產要素和東部的生產要素雙向流動起來，那麼雙方各自的比較優勢都可以透過融合而發揮出來，從而獲得新的增長空間。近年來，中央已經提出了“戰略腹地建設”的政策概念，大力增加對中西部的投入，要將西部打造成為新的開放前線。這無疑是個大的契機。應當強調的是，這些潛力的實現需要跨區域的體制和機制改革。

同樣，陸地外迴圈的空間也正在擴大。早年的中歐班列開通了重慶到歐洲的陸路交通，已經顯示出其經濟效益。中老鐵路開通運營已經對寮國經濟產生積極影響。泰國計劃把自己和中老鐵路連線起來，這一目標一旦實現，那麼中國和東南亞的陸上運輸就會大為改善。中吉烏鐵路即將開工建設，這條鐵路連線中國與歐洲，但不經過俄羅斯，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應當意識到，這些交通要道上的大多數國家依然是發展中國家，有些甚至是低度發展國家，中國和這些經濟體的交通連線不僅有利於自身的發展，更有利於助力這些經濟體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世界範圍內，中國掌握著中端以下技術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這些技術是欠發達國家尤其是低度發展國家所需要的。所有這些交通設施的改善必然深化我國的“一帶一路”專案，實現我國和這些國家的共同發展。也就是說，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鐵路聯接至歐洲，中國的大陸經濟體在外迴圈領域仍然有很大成長空間。

“上海號”中歐班列從上海首發，駛向德國漢堡（來源：新華社）

海洋經濟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開始發展海洋經濟，但是海洋經濟的潛力現在還遠遠沒有釋放出來。今天，沿海各省都在致力於發展海洋經濟，但主要集中在海洋牧場、養魚養蝦這些傳統產業。不過，海洋經濟遠不止這些。我們最近在提倡發展私家船。以地中海文明國家，以及美國、英國、日本和新加坡等海洋國家為例，沿海地區的很多中產以上的家庭不僅是“一家一車”，還有“一家一船”。包括我們的香港都有很多私家船。然而，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私家船的規模可能還不如明朝鄭和下西洋時期。鄭和下西洋代表的是強大的官方船隊，但浙江、福建的海商也同樣有龐大的民間船隊。今天，中國造船技術世界第一，造船產能也是世界第一，如果政策許可發展，那麼必然是一個巨大的產業。更為重要的是，發展私家船產業，讓老百姓擁有自己的船，不僅海洋經濟的潛力可以大幅釋放，而且更有利於培養人民的海洋精神，促成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海洋大國。

空中經濟

空中經濟也有發展潛力。我們現在可以造大飛機了，大飛機生產在推動一個新的製造業的發展。同時，低空經濟更帶來新增經濟空間，今天長三角、珠三角都在努力發展低空經濟。

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的數字經濟

圍繞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的數字經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雖然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內涵外延還在不斷發生變化，還在被重新定義，但其基於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之上這一共識已經形成。進入網際網路時代以來，在國際範圍內，中美兩國佔據著世界新產業舞臺。無論是網際網路還是人工智慧領域，中美兩國佔據領頭羊地位，其他國家很難趕上。近代以來，歐洲曾經是技術創新的代名詞，但近幾十年來歐洲的監管規則太多，限制了技術創新和發展。到現在為止，歐洲的人工智慧技術還沒有發展起來，但就把注意力放在人工智慧的倫理和道德等方面了。如果過分拘泥於倫理道德，那麼企業什麼都做不了。德國提出了工業4.0的概念，但實際上工業4.0是在美國發生的，原因就在於歐洲的規則太多了。馬克龍呼籲放鬆監管，但至今收效甚微。在東亞，儘管日本和韓國也在努力，但這兩個經濟體錯過了網際網路時代開啟的機會之窗。在人工智慧領域，儘管兩個經濟體擁有先進的晶片技術，但經驗地看，並沒有發展出類似美國和中國那樣的人工智慧產業。無論從技術還是資料端來看，其它國家要追趕上美國和中國需要花很大的努力。

也就是說，就如今經濟局面而言，無論是中國的大陸經濟還是海洋經濟，無論是空中經濟還是數字經濟，中國都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挖掘。因此，我們有理由樂觀。

滾裝貨船“勞拉”輪駛入海口秀英港，這是海南自貿區政策實施以來的首艘汽車外貿船（來源：新華社）

但促成我們樂觀的更大原因在於作為未來經濟增長點的科技創新。在這方面，我們必須直面自己所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即如何透過放鬆監管促成科創成果落地而轉化成為新質生產力，從而在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基礎上成為發達經濟體。

04 如何創造新的經濟活動？

科創是核心

如何創造和增加新的經濟活動？一是傳統產業的技術升級，二是科創。這兩個是互相關聯的問題，傳統產業的升級要透過技術進步來實現。例如，過去我們提倡“網際網路+”，今天提倡“人工智慧+”，這些都意味著新技術賦能傳統產業。因此，創造和增加新的經濟活動的核心是科創。

這些年我們在研究“中等技術陷阱”問題。我們發現，中國的技術發展路徑和已經成為發達經濟體的亞洲國家包括日本和韓國類似，前面二、三十年主要是對西方技術的應用，之後透過技術積累，從應用轉向原創。今天，我們在很多領域的技術已經轉向了原創，但是生產關係和部分屬於上層建築的體制機制還停留在過去的水平，導致過度的監管。監管過度自然導致新經濟活動落地難，增量經濟減少，繼而導致發展不足。換句話說，儘管今天我們正在創造大量的新質生產力，但由於缺乏體制機制改革，這些新質生產力最終流向了那些容許它們落地的經濟體，尤其是美國。

有機構統計，矽谷2/3以上的獨角獸企業是由美國一代或者二代移民創立的，其中包括來自中國的移民。美國技術並不是由美國人創造的，而是由全球最聰明的群體在美國製造的。馬斯克不是美國人，黃仁勳也是移民。我們在浙江調研時得知，很大程度上，現在中美的晶片競爭不是發生在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而是發生在中國人和身居美國的浙江人之間。臺積電的張忠謀是浙江人，黃仁勳是浙江人，美國還有幾個晶片大佬也都是浙江人。儘管這種說法有些誇張，但誇張中也有些道理。我們相信，我們的基因肯定沒有問題，我們的文化也沒有問題，我們的問題在於體制機制層面。

我們透過科技創新來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觀點和世界銀行透過投資科技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具有高度一致性。不過，我們團隊發現，“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個現象，或者一個結果，關鍵在於科技進步。任何一個經濟體，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經濟體，如果不能實現可持續的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和新技術的開發，那麼很難從中等收入躍升為高收入經濟體。

2024年8月1日，世界銀行釋出《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在內的逾百個發展中國家未來幾十年成為高收入國家的努力面臨嚴重障礙，同時提出了幫助這些國家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全方位路線圖。基於過去半個世紀的觀察，世界銀行發現，自1990年以來，僅有34箇中等收入經濟體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其中超過三分之一要麼得益於加入歐盟，要麼得益於新發現的石油資源。2023年底，108個國家被列入中等收入組別，其年度人均GDP在1,136美元到13,845美元之間。這些國家共有60億人口，佔全球人口的75%，其中三分之二是極端貧困人口；其在全球的GDP佔比超過40%，碳排放佔比超過60%。與以前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相比，這些國家面臨著遠為艱鉅的挑戰：人口迅速老齡化，發達經濟體保護主義抬頭，以及還需顧及加快能源轉型的需求。

報告提出了發展中國家進入高收入行列的 “3i戰略”，即投資(investment)、引進(infusion)和創新(innovation)。根據各自所處的發展階段，發展中國家需要採取有序的、逐步複雜化的政策組合。低收入國家可以只專注於旨在增加投資的政策，即“1i”階段(investment)。但一旦達到中等偏低收入水平，國家就需要換擋，將政策組合擴大到“2i”階段，即投資和引進(investment + infusion)，這包括採用國外技術並將其推廣到整個經濟活動中。達到中等偏高收入水平後，國家應再次換擋到最終的“3i”階段，即投資、引進和創新(investment + infusion + innovation)。在創新階段，發展中國家不再只是借用全球前沿技術，而是要推動前沿技術的發展。事實上，二戰以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亞洲經濟體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這些經濟體在經濟起飛之後，幾乎每隔十年就發生一次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

世界銀行的描述也十分契合中國過去的發展路徑。今天，中國人均國民所得收入已經達到13,000美元左右，離高收入群體僅一步之遙。正因如此，這些年人們不再討論“中等收入陷阱”了，因為人們相信沒有任何事情能夠阻止中國跨入高收入經濟行列。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這裡我們強調科創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要把自己提升為高收入經濟體，更重要的是要實現可持續的增長和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05 “松規”刻不容緩

對“中等技術陷阱”的研究回答了“未來經濟增長來自何處？”的問題，即發展新質生產力是關鍵。而在今天中國的環境裡，要發展新質生產力，“松規”已經變得刻不容緩。

202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座談會上問，中國的獨角獸企業新增數為什麼下降？帶著這個問題，我們在長三角、珠三角進行了調研。我們有兩個發現。一方面，正如很多政策研究者所指出的，外資（尤其是美資）來得少了，獨角獸企業就少了。因為中國風投體系尚未成熟，過去企業依賴於美資扮演風投角色，騰訊、大疆等便受益於此。近年來，受地緣政治劇變等因素的影響，美資減少，直接影響獨角獸企業的數量。另一方面，我們發現中國正在孵化大量的獨角獸企業，但因為監管不當或者過度而難以落地。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國的技術發展軌跡大體上和亞洲的日本和韓國等經濟體類似，早期以應用（西方技術）為主，經過數十年的應用之後，開始轉向原創。這個時候，原創技術轉化成為具體的經濟活動是關鍵，這需要對新技術的落地放鬆監管。也就是說，生產力方面已經發生了變化，但生產關係方面還沒有跟上。

HICOOL 2024全球創業者峰會舉辦地外景（來源：新華社）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寬鬆的金融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希望以此來觸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不過，問題在於，為什麼宏觀層面的這些政策沒有在微觀層面發揮顯著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初，為了解決“三角債”等問題和推動經濟發展，中央也採取了寬鬆的金融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些宏觀政策很快就傳遞到實體經濟中去。這是因為當時傳統經濟空間巨大，各級政府透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開發、現存技術的轉化，加上一系列的體制機制改革，使這些宏觀政策很快轉化成為具體的經濟活動，有效觸動了經濟增長。但是，今天的情況很不相同了。人們所說的傳統的“三駕馬車”已經拉不動增長了。

怎麼辦？答案並不複雜。在存量經濟活動已經飽和的情況下，要促成宏觀經濟政策轉化成為微觀層面的紅利時需要釋放更多的新的經濟活動。因此，我們認為，除了寬鬆的金融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兩支箭之外，還要加一支箭，即“松規”。對企業來說，“松規”意味著放鬆監管；對地方政府來說，“松規”意味著鬆綁。企業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主要抓手，如果不能賦權於這兩者，就會很難把中央宏觀經濟政策轉化成為具體的經濟紅利。

對技術應用的監管需要適度放鬆

先來討論技術面。我們這裡以生物醫藥、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為例。

就生物醫藥來說，我們經歷了從仿製藥到創新藥的轉變。然而，創新藥落地難。企業反饋有兩個主要因素。一是審批時間過長，甚至提交審批後杳無音訊。二是即使藥物成功上市，但因為要和醫保體系掛鉤，藥品價格也難以達到預期水平。面臨這種情況，企業只能選擇“出海”，即把創新藥賣給外國廠家。前段時間，就有兩支生物醫藥產品被美國企業以幾億美元價格買走，這些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可能高達上百億甚至千億美元，而產品在美國落地後，我們可能又要高價買回來。這類面臨上市審批慢且落地回報低困境的藥物還有很多。

就網際網路領域來說，最近國產3A遊戲《黑神話：悟空》在全球走紅。然而，實際上珠三角和長三角有大量遊戲因為監管原因無法落地。監管部門側重鼓勵宣傳中國文化的遊戲，從文化出口角度來看無可厚非。然而，許多遊戲因文化或者意識形態因素而無法落地，只能轉向印尼、日本、美國等海外市場。應強調的是，遊戲對青少年的影響非常深遠，確實需要監管，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但同時也要意識到，遊戲不只是一種娛樂方式，它還是通往另外一種技術的路徑，例如英偉達是做遊戲顯示卡起家的。我們認為，未來遊戲產生的資料資訊對人工智慧的下一步發展非常重要。現在至少就美國人工智慧發展水平來說，人工智慧基本已經吸收了人類知識的總和，下一步只是再做分類最佳化提升。人工智慧的發展需要新產生的資訊。未來的資訊從哪裡來？我們認為，很大一部分將來自遊戲，以及和人工智慧互動產生的資訊，如AlphaGo下棋產生的資訊。如果我們不能實現監管和發展之間的平衡，我們在資訊產生領域就會落後於美國，甚至其它國家。

人工智慧領域更是如此。無論是斯坦福大學還是清華大學或其他機構的評估都表明，中國的人工智慧技術從基礎研究和論文來看已經趕上美國甚至在有些領域甚至超過了美國，然而本土化的實際應用仍然很少。儘管很多人都在討論中美之間在人工智慧領域的競爭，但實際上有意義的競爭僅發生在美國公司之間，並不在中美公司之間。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在這一領域的過度監管。中國不少人工智慧專家由於技術無法在國內落地，去了美國。

美國開放人工智慧研究中心（OpenAI）釋出GPT-4o的直播影片截圖（來源：新華社）

對地方政府要“鬆綁

要取得科創的進步，不僅要對企業“松規”，更需要對地方政府“鬆綁”。今天，對地方政府來說，主要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從“捆綁”式發展轉向“鬆綁”式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與企業構成兩個經濟主體。在宏觀層面，所有中央政府出臺的政策都要透過企業和地方轉化成為具體的經濟活動。在微觀層面，地方政府的作為基本上決定了地方經濟局面。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需要改變過去很多年盛行的“捆綁”式發展模式。就反腐和廉政制度建設來說，“捆綁”就是把地方官員的權力置於籠子之中，這完全是必要的制度建設。如果“吏治”出現了大問題，即使經濟發展了，也會變得沒有什麼意義。因此，十八大以來進行的大規模的反腐敗和在此基礎之上的制度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儘管“吏治”是一個永恆的事業，但“吏治”也要配合社會經濟的發展。經驗地看，現在有些“籠子”已經變得過小，把地方政府捆得緊緊的，他們就很難作為。有些“籠子”有效阻止了地方官員的腐敗，但因為“籠子”過小，做好事情也變得困難起來。具體來說，今天的地方政府面臨至少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過度頻繁的監管。監管包括紀檢、監察、審計和各種形式的巡視。多種形式的監管沒有整合和統籌，地方政府需要花大量的時間來配合。一旦被檢查或者巡視，很多事情就要停下來。此外，現在告密風盛行，不僅官員之間因為平常的一些矛盾而互相揭短，社會層面針對官員更是民粹情緒高漲，誣告不斷。一旦被“告”，就會被調查，影響工作。即使事後發現沒有問題，但工作已經被影響。應當指出的是，現在已經沒有了過去一直有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優良傳統，一旦犯了錯誤，甚至是不大的錯誤，官員也沒有再進步的可能性。

二是過度細緻的考核。對幹部的考核是推動和改善幹部有所作為的有效手段。但現在考核指標過細，在一些領域，指標的級數越來越多，指標也越來越細化。指標體系越來越細，表面上看似乎很科學，但其實不然。過細的指標有效束縛了幹部的作為，壞事情當然幹不了，但好事情也同樣幹不了。尤其是考核已經貫穿於行政的全過程，不僅結果要考核，而且過程同樣要考核。

三是官員消費問題。前些年為了確立“親”“清”的政商關係，禁止地方官員和企業的互動。現在為了推動經濟，稍微放鬆了一些這方面的規定。但有關部門並沒有放鬆。同樣，一旦類似的消費活動上了社交媒體，多半會造成輿情，對有關幹部產生負面影響。因此，這方面還需要制度化的規定。

四是減薪。鑑於財政困難，一些地方施行減薪的辦法以緩解財政壓力。這本來是應當提倡的，但一段時間下來，減薪成為了“政治上的正確”碼，甚至道德的高地。一些不需要減薪的地方也開始減薪，並且減薪的幅度不小。這影響了地方官員的情緒，對不少的年輕官員甚至造成生活上的壓力。

所有這些都促成了一些幹部選擇不作為，甚至“躺平”。儘管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要幹部有所作為，但這並沒有體現在很多地方幹部的行為層面。這也是中央的宏觀政策難以落地的一個重要因素。

06 以內部改革來

應對中美改革競爭

無論是對企業的“松規”還是對地方政府的“鬆綁”，體制機制改革已刻不容緩。實際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60個領域300多項改革舉措，都是圍繞著體制機制的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APEC會議上也特別提到300多項改革舉措，再次表明我們改革的決心。

因此，體制機制的改革具有了兩方面的動力：一方面，正如這裡所討論的，我們有內部增長和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們的改革也有來自外部的壓力。

如果說中美競爭不可避免，那麼競爭的核心在於制度。不過，制度競爭並非拜登政府所界定的所謂的“美國民主”與“中國專制”之間的競爭，而是看哪一種制度更具有效率，更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隨著特朗普的迴歸，美國已同時著手計劃進行兩場改革：一是特朗普在進行的一場針對他所謂的“深層國家”的大規模的改革，目標就是要消除既得利益對實現其“讓美國再偉大”目標的阻礙；二是企業家馬斯克主導的政府效率部提出的改革，即去監管和減少政府幹預。

馬斯克的改革意在大規模精簡機構和減少政府規模，一旦成功，哪怕是一半的成功，都會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外部壓力。拜登政府時期美聯儲的加息使得大量國際資本流向了美國，美國放鬆監管又將吸引大量新興技術前往美國落地。實際上，圍繞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包括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領域，美國是監管最少的國家。在人工智慧領域，聯邦層面只有幾個沒有實際法律約束力的總統行政命令。現在，馬斯克的改革要取消本來就已經微弱的監管，進一步去監管化。

如果中國、印度和歐洲或者其他經濟體還維持過度監管，那麼在中國、印度和歐洲或者其他國家因為過度監管而無法落地的產業和技術很可能會再次流向美國。美國本就不缺資本和人才，一旦去監管化，勢必對其它國家的技術產生巨大的虹吸效應。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時已經提出“再工業化”的目標，但並沒有成功。這次特朗普迴歸，可能會在一些有限的領域如能源開採領域，重啟工業化。但要讓傳統產業“再工業化”，可能性已經很小，因為轉移出去的技術和產能很難再轉回來。需要強調的是，如果美國放鬆監管，就很可能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佔據主導地位，甚至壟斷地位，從而促成美國的再工業化和美國的“再次偉大”。